國人怕官員，官員怕洋人

國人怕官員，官員怕洋人

新疆竹子　　

自從大清王朝經歷了落日的輝煌之后，洋人的堅船利炮就徹底粉碎了國人的妄自尊大，加之幾千年封建統治　和儒家　君君臣臣思想枷鎖，讓我們的國人至今仍然背負著沉重的思想鐐銬。晚清的腐敗無能，不但大量的對洋人割地賠款，而且洋人在中國的土地成為特等貴族，在租界地的門口，可以豎著“華人與狗不得進入”、對華人極盡侮辱的牌子，老百姓無力反抗，清政府不敢反抗。洋人在中華大地上違法犯罪，只要報出洋人國籍和名號，中國官員便不敢擅自處理，要首先保護起來，等后上級發落。也許這已經形成一種意識、形成一種文化、形成一種基因滲透到國人的思想觀念里，時至今日，就是我們的ＧＤＰ世界第二，成為全球最大的債權國，這種洋奴思想色彩仍然濃郁。　　

我們先來看看國人怕官員，中國自古就有民不和官斗的古訓。因為斗的結果必然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結局。到今天，國人怕官員、怕官府、怕官衙還是怕得要死。只要沾上官的邊，官的代表一方，就可以理直氣壯，肆無忌憚；民的代表一方總是畏畏縮縮、躲躲閃閃，忍氣吞聲，甚至被逼自殺身亡。城管執法像貓抓老鼠，這些年城管野蠻執法，傷人甚至打死人商販、小販的事件屢屢見諸網絡；強拆逼死人命的事件屢見不鮮；公安刑訊逼供，誣良為娼見怪不怪；因為老爸的公安副局長，兒子駕車撞死人，不但不道歉，還理直氣壯的喊出“我爸是李剛”，把中國官僚特權演繹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中國的最基層，村官是一個不能進入正規官員序列、不拿國家財政工資的“官員”，但是他和官員沾了邊，村民就對村官畢恭畢敬，村官就可以仗勢欺人，看誰不順眼就可以利用各種借口收拾你，就可以大肆貪污村集體財產甚至直接侵吞村民的利益。村民就得處處巴結村官。就連村官以下的村管水員、管電員等，雖然和國家官員序列筆桿子打不著，但是間接沾了一點點官氣，也可以神氣十足，高人一等，村民們也得對他們另眼相看，唯唯諾諾。你想告狀嗎，官官相護讓你比登天還難。各級官員都給上訪下達了考核指標，誰那里出了上訪的人，誰負責。怎么樣負責哪？那就是看死釘牢，不讓上訪的人出戶出村出城，萬一沒有看好跑掉了，那就派出各路人員圍追堵截，就是你跑到了北京，也要把你抓回來，名曰給你辦學習班，實際上就是監禁起來，直到你和家人“思想通”了，寫出“檢討”作出保證，才能回家。也有些死心眼、認死理的人，感覺自己受到天大委屈，相信政府能給自己一個說法，幾十年鍥而不舍，家破人亡的上訪，但是很多人到死也沒有結果，只能含冤帶恨離開人世。據說，現在北京的“上訪村”有幾十萬人，他們都不再回家，當然也早就沒有了家，成為城市流民。要知道，中國有將近14億人，中央能管到村民、市民這一級嗎？國家有多少大事需要國家領導日理萬機的操勞，基層的事情還得基層官員來處理。因此，老百姓只要你不想豁出命來折騰，只要你想安安穩穩的過日子，就自然而然的學會民不和官斗，就自然而然的學會忍氣吞聲，忍辱負重，就自然而然的學會“知足者常樂，能忍者自安”的阿Ｑ處事哲學。　　

我們再來看看官員怕洋人。自大清王朝晚期開始，中國的官員就患上了“恐洋癥”，租界里實行法外治權，你就是殺了人，只要往租界里一躲，就算進入了保險箱，再厲害的中國官員也不敢越雷池一步，進入租界抓人。一百多年過去，到今天官員的“恐洋癥”也不見好轉。被日本人屠城40多天，婦女從7歲到80歲被畜生一樣的日本兵奸淫殺戮，老人孩子都成為日本兵競賽殺人的對象，屠殺30多萬南京市民，說血流成河，尸橫遍野毫不過分，現在南京已知的萬人坑就有十幾處。但是南京官員第一個主動和日本的名古屋結成友好城市，南京官員在訪日時，名古屋市長直接否認存在南京大屠殺，要求在南京開研討會研究這一早就通過國際法庭成為定論的問題，南京官員卻以圓滑的腔調，說一統空話套話，不敢面對日本人對中國人民的侮辱和欺凌。日本一個旅游者在武漢丟了一輛自行車，武漢全市警察緊急出動，雷厲風行，立竿見影，24小時之內就破案為日本小伙子找到，當面道歉奉還。在中國，老百姓丟自行車的事情何止千千萬萬，哪一家沒有丟過一輛兩輛？我本人就丟過新舊5輛自行車，一輛也沒有被警察找回來過。這樣的事情在中國老百姓身上稀松平常，沒有誰會搭理你，換到一個外國人頭上，那就變成了警察的頭等大事，全市總動員。一個外國人到中國探險旅游，如果身體不適或者出現一點以外，那肯定會驚動各級官員和警察，不惜動用直升機等各種搜尋救援措施，醫院等相關部門也會進入“一級戰備”。各大新聞媒體跟進直播報道。這些事情如果換在一個中國人身上，老百姓可能連知道這些情況的機會都沒有，傷了自認倒霉，死了活該。這樣的事例舉不勝舉。　　

什么時候我們的國人才能不害怕官員？什么時候我們的官員才能不害怕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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