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資委隸屬于全國人大的合情合理合法性

  國資委隸屬于全國人大的合情合理合法性　　

聽嬋釋禪　　

     現在很多人都在強調“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無法進行下去”這樣的說法。盡管各路人馬都是這樣認為的，但所思所想的“政改內容”卻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黨的“十八大”馬上就要來臨了，并且也必然要對“政治體制的有關改革內容”進行相應的設計。其他方面在此暫不討論，僅就“國資委應該隸屬于全國人大的合情合理合法性”問題進行一下探討，僅供參考。　　

一、國有企業是實現社會主義本質特征：“共同富裕”的最基本的經濟運行載體形式　　

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就是：共同富裕。用學術術語進行表達就是：社會財富由全體社會成員共享。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基礎性的經濟運行載體形式就是：公有制。“公有制”包括國有獨資和控股經濟運行體，集體獨資和股份合作經濟運行體等所有制的組織形式、管理方式和“分配方式組合形態”。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最具有組織能力和管理能力，能夠進行公平正義、平等民主、公正合理分配社會財富，進行社會化、規模化、高科技化、利國安全化、利民福利化、節能環保化，以及通過財政、股市、銀行和企業自身等籌集大錢、不計較企業得失，完全服眾國家和人民的整體最根本利益，全心全意辦理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等大事的就是：國有大中型企業。　　

“國有企業”對于一個叫“社會主義”的國家來說，不僅是國家的中流砥柱、國之重器和基石，而且也代表著其是否可以叫“社會主義”這個名稱的合法性；不僅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有力抓手和主導力量，而且更是由全體人民共同投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實現社會主義本質特征---“共同富裕”的最主要的經濟載體形式。　　

“國有企業”具體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分配方式：就是通過以“按勞分配和按公權力分配”的“分配方式組合形態”主導和統領絕大多數社會或本國有企業的財富分配來獲得“共同富裕”的具體化實現。也即是這樣一種“具體的實現方式”。　　

國有企業實現“共同富裕”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一是通過實現關系國計民生的有如“糧食及主要農副產品，水電路油氣暖公交通信”等的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相對低廉價格”造福全體人民。否則坐一趟公交車50元錢，不僅民眾的生活成本要大大上升，而且大多數人也就別上班了。這就是國企給予全體人民，并且所有民眾都從中受益的最大社會公共福利了。而這也是國有企業通過加強內部管理，降低成本，讓利、薄利、甚至象電力那樣嚴重虧損，以“按公權力分配”方式對全體社會成員進行社會財富分配的最基本的表現形式和實現方式。有人用國企利潤下降來攻擊國企，簡直是糊涂透頂。利潤來至哪里，只要一漲價還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嗎？要是“電價”等國企行業象私有制的房地產企業那樣為所欲為地也一度電漲個一角二角的，看看國企電力企業有利潤沒？而且這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方面，任何國家的國有企業化，都是理所當然和天經地義的。 　　

二是國有企業是保障國家稅收穩定增長的最基礎性的定海神針。2011年國企上交稅收已達1.7萬億元人民幣。再加上國企有關行業適當的“利潤上交”，從而奠立了全體人民醫療、養老、教育、住房、國防、國家管理，以及各種公共基礎設施等“社會保障體系”的國家財政免費、補助資金和公益公共服務，以及國家的日常管理和國家安全活動的資金需求。 　　

三是國企對其全體職工認真執行國家工資制度和“五險一金”等福利保障制度，為整個社會樹立了追求標桿和榜樣。也就是說，全社會都應該向國企的相對較高的工資、穩定的職業和“五險一金”福利保障制度等看齊，才能實現“共同富裕”，而不是通過拉低國企的工資和福利水平地向低水平的私有制小商小販看齊。當一個社會的“絕對多數企業”都是這種“以按勞分配和按公權力分配”主導和統領絕大多數社會或本企業財富的“分配方式組合形態”的時候，這個社會想不是“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都難。當然，國企的優越性還有許多，這里就不細說了。當然，現在的國企，經過反復折騰，畢竟已不是三十年前的國企了，也已“資本主義化”的很可以了。其弊端和管理漏洞也是很多的，但以上所說的“主流優越性”仍然是沒有絲毫改變，這也是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前提。　　

同時，在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執政黨、人大、國務院、司法”等國家機關從上至下系統的這個“大政府”，以及企業、家庭等行使各自公權力的組織體，這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其的“執政、經管、家政”等的根本服務人民的宗旨和職業公共道德。　　

二、國有企業屬于全體人民，監督管理國有資產和運營經營國有企業的“國資委”，隸屬于全國人大，不僅合情合理合法，而且也是順理成章和天經地義的　　

“權力的分立”，不是民主的必然表現形式，但卻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民主參政權”的必不可少的水到渠成的重要載體形式。其就象社會化大生產、大分配、大交換、大消費的即分工合作，相互關聯，又相互監督制約一樣。“國家”最高公權力的“橫向”分權分立，也是社會化大生產、大分配、大交換、大消費活動的日益紛繁復雜，需要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的“大政府”在執政黨的統一領導下進行分工合作并互相監督制約地進行管理國家的客觀要求。隨著“市場經濟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的日益復雜，整個社會演化、演變、演生出了太多的生產關系、分配關系、交換關系和消費關系等需要理清、理順、規范、決策、行政、執行和監督制約等的職責功能，“大政府”職責職能社會化的專業化分工合作和監督制約，也即政府行使“組織管理、規劃計劃、調節調控、監督約束”等的職能，也就成為了一種社會化發展的必然產物。　　

國家公權力的“縱向、橫向”分配過程，就是人們常說的“政治體制改革”，或是叫“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國家公權力，不只是由“大政府”獨占，企業、家庭、黨派群團、行業組織等各層級組織體也占有相當份額的“中低端”國家公權力。 只是國家機關或是叫“大政府”分配到的國家公權力，更關系國家的和諧穩定和發展的大局和宏觀領域罷了。而這種國家內部的“大政府、企業、家庭、黨派團體等所有組織體的對國家公權力的“縱向、橫向”分配過程，也即負責管理國家事務的所有國家公權力的“縱向、橫向”分配，就是人們常說的“政改”。　　

在各個國家內部，國家層面對“最高公權力”進行分立分權，并分工合作、互相監督約束的不同管理國家的機關，在世界各國那里，雖然“叫法、名稱”會有所不同，但其管理國家的“基本功能、職能、職責和權力權限”等則是大同小異的。國家公權力在各個國家機關之間的“橫向”分配，其相同的地方：一是“議會或是叫人大”負責國家立法、議政、監督等國家行政事務； 二是“小政府或叫國務院”負責非程序性等的國家行政事務； 三是“司法”負責程序性的國家執法監督等行政事務； 四是“眾議院或叫政協”負責國家所有的法律法規和公共事務等的議政、監督等行政事務； 五是“軍警”負責國家內外安全等行政事務。 六是世界各國也都是在“執政黨”的主導和統領下，把其“根本執政宗旨和思想理念”等貫徹到所有的各個國家機關和社會里的行政過程。　　

世界各國政體的差別：一是有的“總統或主席”等的權力大些；有的“總理或國務卿”等的權力大些。有的“議會”權力大些；有的司法權力也不小等。同時，也有“國家公權力”職能職責和權限在各個國家機關之間分配的相對均衡合理的狀況。二是有的國家因凝聚力較差或是法律法規不健全、執法不嚴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挺費勁等原因，“執政黨”對“政體”的融入程度更緊密一些；有的國家的執政黨則對“政體”的融入程度相對松散一些。 這只是各國根據各自的國情，并根據社會化分工合作，法制和道德建設程度等對國家“總公權力”的一種“橫向”不同配置所形成的“具體差異”而已。中國是屬于“執政黨”融入融合“政體”相對緊密的那一種。　　

在中國，國家的有如“中共中央、人大、國務院、司法、軍隊、政協”等部門就是各負其責任，各司其職能，各行使其權力的即進行了社會化分工合作、相互關聯的各司其職責職能，又相互監督制約的決策、執行、參政、議政、監督、安全、保衛等的政治民主管理體制，并已經是“權力分立并分工負責”的“政治管理組織架構形式”。可以這樣說，做為一種管理國家的“政治運行體”，現在中國與美歐等國家的“政治運行體”架構，除了“執政黨”的選擇方式和融入融合程度上有所不同外，在其他的權力分立、各國家機關的功能、作用、職能、職責和權限等方面，本質上是沒有多少太大差別的。　　

   對于中國而言，雖然需要政改的問題很多，但目前“政治體制”中存在的比較突出的問題之一就是：國家最高公權力的“橫向”分配“缺乏相對均衡的合理性和職能職責權限定位不清”，從而導致國家機關之間“缺乏相互監督和制約性”。比如：除了執政黨的“中共中央”主要是通過融合融入到各個國家機關之中“擔任要職”等進行執政外，其他的國家機關則是“國務院”一權獨大，而“全國人大”等國家機關則權力相對較小。至少是導致了“國務院和全國人大”這兩個極為重要的國家機關之間的權力分配不是很均衡合理。也就是說，所謂的政改，至少是要將“國務院和全國人大”這兩個國家機關的“公權力”進行一下適當合理均衡協調地重新分配一下，以達成兩者之間最高公權力的即合理分工，又互相合作，以及互相監督制約的政治管理體制合理調整之政改目的。　　

      就“國務院”一權獨大的問題，其過大的公權力如何向其他國家機關合情合理地進行重新調整分配的問題咱暫且不論，但就把目前由國務院管屬的“國資委”的職能職責權力轉移分配給由“全國人大”管屬，則是有著極大的合情合理合法性的。其理由：　　

一是國有企業屬于全國人民，“國資委”隸屬于“全國人大”具有其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國有企業，屬于最初由全民財政積累并投資，并由國有企業自身積累發展壯大，以及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通過“財政、銀行和股市”等籌資渠道這種由全體人民積累、儲蓄和投資進行的“投資、借貸和公眾投入”等發展起來的，其國有企業的全部財富屬于全體中國人民。因此，由“全國人大”來“監督管理”國有資產并促進其保值增值做強做大，并通過“董事會制和經理制”等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委托經營運營管理國有企業，則是順理成章和天經地義的，并且也是完全符合憲法規定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并要求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和主體地位”的“合法性”要求的。　　

二是國資委監督管理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通過對國有企業運營經營促進其做大做強的“運動員”職能，與政府無論是對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公有制企業，還是對私有制內外資企業均要“一視同仁”地進行宏觀指導管理和監督約束等的“裁判員”職能，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職能職責和權限范疇。目前，國務院這種即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雙重身份，不僅會讓國內外那些包藏禍心的主流精蠅以此為把柄進行攻擊政府和國有企業，而且從政府的職能職責和權限定位上，也確實有其不夠合情合理的方面。　　

從包括國務院在內的所有國家機關的轉變職能角度看，前三十多年的政府職能轉變，主要是因為我國已由“短缺的市場經濟”逐步過渡到“相對過剩的市場經濟”，并在這種經濟和社會體制的轉變過程中，為了不斷適應這種變化而對“政府”管理“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自身”的政治管理體制進行了相應調整。也即通過對政府管理“商品生產”的部門進行了裁并式的精減機構，并相應增加和強化了指導管理和監督約束“商品交換”、“商品消費”和“財富分配”等的政府部門。比如：國資委、工商總局、稅務總局、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電監會、審計署、環保部、質檢總局、知識產權局、旅游局、預防腐敗局、改革委、社會保障部、計生委等的政府部門，都是改革開放以后，為了適應經濟社會管理體制的變化，而對“政府”政治管理體制的職能幾權限等進行重新定位并做出相應調整而新增設的政府指導管理和監督約束部門。而“國資委”就是通過對政府各個“指導管理和監督約束”國有企業的部委裁并之后，將其“監督管理和運營經營”國有企業的職能職責和權限合并到一塊，統一交由國資委負總責的。當然，目前的“國資委”還不是一個健全的對整個國家的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負全責的國資委，其還不能對國家的銀行、股市等證券資本市場等的“國有金融企業”進行統一監督管理和運營經營。因此，還需要進行“合并并分工負責式”的政治管理體制改革。　　

從國務院“負責非程序性等的國家行政事務”這一基本功能、職能、職責和權限定位上來看，與“國資委”對國有資產進行保值增值監督管理和對國有企業進行運營經營管理活動是井水不犯河水，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也即 “國務院”不能即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但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國有企業都是必然要客觀存在這個基本事實來看，而且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規模還必須要龐大且占主導和主體地位這種“憲法所規定”的基本要求來看，那就是“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總是要有一個國家機關來負責監督管理和運營經營的。在美國，由于自來水行業屬于國家戰略產業，是由美國國防部負責監督管理和運營經營的。這顯然是根據國家的戰略安全需要，進行的國家最高公權力的職能職責和權限的合理分配的。 很顯然，一個國家的公權力在各個國家機關之間如何進行分配，是沒有一定之規的，主要是看其職能職責和權限是否具有其合情合理性和效率和效果的好壞，以及國家戰略安全之客觀需要等因素決定的。　　

而“國資委”對國有資產的監督管理和國有企業的運營經營等職能職責和權限，已不是“國務院負責的非程序性等的國家行政事務”了，而是對于屬于“國家的企業”進行的具體經營管理和監督約束活動了。國務院有權對國有企業進行象對待私有制內外資企業那樣的日常宏觀經濟政策調控和監督約束等的“非程序性”的行政管理活動，也即行使國務院日常的“裁判員”的職責職能和權限。但對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的具體監督管理和運營經營活動，就與“國務院”的職能職責和權限無關了，也即“國資委”對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的監督管理和運營經營活動是“運動員”干的活。比如：房地產行業的私有化程度最高，但現在還有一點國有房地產控股企業，國務院對房地產行業的宏觀調控政策，是對所有不同所有制房地產企業的，并且也只能是一視同仁的，不能說這宏觀調控只針對國有房地產企業，而不是針對私有內外資房地產企業的吧。但國有房地產企業怎么發展，是通過公平競爭發展壯大，還是因其競爭力太差地被淘汰，你“國務院”就無權干涉了。然而前兩年，“國務院”面對包藏禍心的主流精蠅各種無理取鬧的指責，并因這“雙重身份”的“兩難和尷尬”，就只能靠“打自己的孩子”的方式，通過行政命令讓一部分國有房地產企業退出了房地產行業，顯然就超出了其“裁判員”不能在市場競爭中“一視同仁”的職責職能和權限范疇。而如果“國資委”隸于于“全國人大”，這國有經濟是發展壯大，還是萎縮退出，不僅要看國有企業的競爭能力，而且更要由代表全體中國人民意見的“全國人大”進行討論并做出決定了。　　

很顯然，“國資委”隸屬于國務院，就必然要出現“國務院”即要負責對國有資產的監督管理和對國有企業的運營經營，又要對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所有企業進行宏觀經濟調控和監督約束等的“雙重職能和職責”的尷尬局面。也即是國務院始終擺脫不了這種即要當“裁判員”，又要當“運動員”的職責職能和權限定位不清不楚的尷尬局面。　　

而“國資委”隸屬于“全國人大”，國務院就完全擺脫了這種職責職能和權限定位不清不楚的尷尬局面了。也即國務院就只干你對所有的公有制企業和私有制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地進行宏觀經濟指導調控和監督約束等的活，至于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是發展壯大，還是萎縮退出等，就與國務院的職能職責和權限無關了，而是由“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民進行討論并決定了，并且通過“董事會制和經理制”委托對國有企業的運營和經營，而且對國有大型企業的“董事長和總經理”這種比選擇部長更重要的運營經營權力的委托，也順理成章地要由“中共中央與全國人大”共同協商決定了。而這就是“國資委”隸屬于“全國人大”的一個根本意義上的合情合理性。　　

三是全國人大的職能職責和權限定位中，除了有“立法、議政“等職能職責和權限外，還具有“監督”的職能職責和權限。而“國資委”的重要職能職責和權限正好就是“監督”管理國有資產和運營經營國有企業。兩者的職能職責和權限有很大的相互吻合的“同一性”。這顯然是“國資委”隸屬于“全國人大”的又一個職能職責和權限定位方面上的合情合理性。　　

總之，“十八大”面臨需要政改的任務非常繁重，但通過轉變職能和職責權限的重新定位，理順國家的政治管理體制的各種關系，則是必須要做的一項重要工作。而其中理順“國資委”目前所屬的這種“職能職責和權限”不清不楚，并缺乏合情合理合法性的“隸屬關系”，則應該是納入“十八大”重要議事日程的重要政改內容。　　

　2012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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