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毛主席對生產關系的重建

試論毛主席對生產關系的重建　　

《矛盾論》集古今中外矛盾學說之大成，創造性地構建了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的理論體系。根據內部矛盾引起發展的學說，事物的矛盾運動對于對立統一的雙方來講其“決定性”是互相轉化的：　　

“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　　

“然而這種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在矛盾發展的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主要方面屬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屬于乙方；到了另一發展階段或另一發展過程時，就互易其位置，這是依靠事物發展中矛盾雙方斗爭的力量的增減程度來決定的。”　　

“ 一切矛盾著的東西，互相聯系著，不但在一定條件之下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之下互相轉化，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義。”　　

這個互相轉化的根本內涵，顯現了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在矛盾運動中互相決定著的情形。也正是從這個哲學高度，毛主席重建了生產關系-生產力-上層建筑的實踐-理論范式。具體說，在對資本主義歷史觀察后，毛主席認為在矛盾發展的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存在著：　　

a 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生產力依先后的順序構建的關系：“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生產力的大發展是在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改變以后。　　

b 這樣，社會內部的矛盾運動，即上層建筑-生產關系-生產力必然存在互動的關系：“拿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來說，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簡單的協作就創造了一種生產力。手工工場就是這樣一種簡單協作，在這種協作的基礎上，就產生了資本主義發展第一階段的生產關系。手工工場是非機器生產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了一種改進技術的需要，為采用機器開辟了道路。在英國，是資產階級革命(十七世紀)以后，才進行工業革命(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之后，資本主義工業才大大發展起來。” (同上)這里描述了三點。1）從個體（分散）向協作、聯合、社會化是生產關系變革的趨勢；2）這種趨勢必然會產生“人的生產力”，即由科技的人生產的生產力；3）由于上層建筑與生產關系同樣遭遇適應與矛盾的關系，上層建筑就介入了生產關系-生產力的運動，形成共同體內相互構成的互動關系，誰也沒有始終的“決定”的權力。　　

C深一步說，解決所有制問題是大大發展生產力的前提：“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同上)。所有制對生產力是直接的或“開辟”或“桎梏”的關系，變革所有制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　　

這三個層次的重建與馬克思恩格斯生產關系-生產力的理論共同建構了系統的理論體系。現在，本文在毛主席的重建基礎上，運用《矛盾論》的事物的矛盾法則考察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生產關系-生產力的理論。　　

一、社會發展內部的根本矛盾運動　　

（一）經濟基礎（生產方式）與上層建筑的制約關系。一切社會變遷 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　　

恩格斯這樣描述了人類歷史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關系：　　

“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由法律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點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歸根到底都是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的”（ 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9-1878.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巻p２９-３２人民出版社出版）。　　

“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 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三編　社會主義）》[1876.9-1878.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巻p  ２９２  人民出版社出版）。　　

  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從第一批人出現時”就同時存在著。但階級社會是由于少數人在財產分配中化公為私強制多占造成經濟關系中人與人的不平等而產生的，在這種情形下經濟關系中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的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就成為社會經濟結構的決定力量和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而精神生產則成了經濟關系的反映。具體說，生產方式所包含的生產關系中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性質所規定的經濟基礎的質決定著上層建筑的性質和社會制度的安排。例如，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屬于資本占有的特殊性質，在這個“歷史時期由法律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 哲學的和其他的觀點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的所謂自由、平等、博愛、人權、正義、財產權等等觀念則是資本的特殊性質的集中陳述。約翰-羅爾斯《正義論》十分真實地印證了這一點。　　

他指出：“正義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或更準確地說，是社會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決定由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之劃分的方式。所謂主要制度，我的理解是政治結構和主要的經濟和社會的安排。這樣，對于思想和良心的自由的法律保護、競爭市場、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一夫一妻制家庭就是主要社會制度的實例。”　　

可見，資產階級的全部精神生產都來源于對既有經濟關系的捍衛。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費爾巴哈》指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1845-1846年]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p52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5月第一版）。　　

在這里，必須深刻明確的是生產資料占有性質決定著社會制度的性質和國家的法律訴求。換句話說，根據歷史的事實，實現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以此推動社會發展首先應變更生產資料的占有性質以形成新的經濟基礎，在這個“現實基礎”上建立上層建筑。另外，先建立上層建筑的國家更必須在第一時間變更生產資料的占有性質，以完成經濟基礎的性質對上層建筑的質的規定性使其獲得“現實基礎”。　　

對生產資料不同占有性質產生的不同的分配性質，馬克思作了這樣的描述：　　

“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就在于：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的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產生消費資料的現在這樣的分配。如果物質的生產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末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哥達綱領批判 》[1875年4-5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9卷p23-29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5月第一版）。　　

顯然，馬克思在這里提出了“制約”關系的另一個問題，即依賴生產方式的分配會產生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資本占有生產資料的分配會使這種矛盾不可避免地走向對抗，決定著生產力起來反抗這種所有制的生產關系，從而使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由于經濟關系發生變化，確切些說，是由于生產方式發生變化而產生的兩個階級，”（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886年初]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p246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5月第一版）。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在分配上的反抗是這樣進行的：　　

 “……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則相反，它存在還不到三百年，而且只 是從大工業出現以來，即一百年以來，才占據統治地位，而在這個短短的時期內它已經造成了分配上的對立—— 一方面，資本積聚于少數人手中，另一方面，一無所有的群眾集中在大城市，—— 因 此它必然要趨于滅亡。” 　　

“ 每一種社會的分配和物質生存條件的聯系，如此深刻地存在 于事物的本性之中，以致它經常反映在人民的本能上。當一種生產方式處在自身發展的上升階段的時候，甚至在和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里吃了虧的那些人也會熱烈歡迎這種生產方式。大工業興起時期的英國工人就是如此。不僅如此，當這種生產方式對于社會還是正常的時候，滿意于這種分配的情緒，總的來說，也會占支配的地位；那時即使發出了抗議，也只是從統治階級自身中發出來（圣西門、傅立葉、歐文），而在被剝削的群眾中恰恰得不到任何響應。只有當這種生產方式已經走完自身的沒落階段的頗大一段行程時，當它有一半已經腐朽了的時候，當它的存在條件大部分已經消失而它的后繼者已經在敲門的時候—— 只有在這個時候，這種愈來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認為是非正義的，只有在這個時候，人們才開始從已經過時的事實出發訴諸所謂永恒正義。……經濟科學的任務在于：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這一生產方式快要瓦解的標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　　

“……這一批判證明：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日益成為生產本身所無法忍受的桎梏；這些形式所必然產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無法忍受的階級狀況，造成了人數愈來愈少但是愈來愈富的資本家和人數愈來愈多而總的說來處境愈來愈惡劣的一無所有的雇傭工人之間的日益尖銳的對立；最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駕馭的、大量的生產力，正在等待著為了有計劃地合作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去占有，以便保證而且是以不斷增長的規模來保證全體社會成員都有生存和自由發展其才能的手段。”（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二編　政治經濟學》[1876.9-1878.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巻p１６２-１６３-１６４人民出版社出版）　　

“這是因為：現代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生產力和由它創立的財富分配制度， 已經和這種生產方式本身發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達到了這種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個現代社會滅亡，就必須使生產方式和 分配方式發生一個會消除一切階級差別的變革。現代社會主義必獲勝利的信心，正是基于這個以或多或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抗拒 的必然性印入被剝削的無產者的頭腦中的、可以感觸到的物質事 實，而不是基于某一個蟄居書齋的學者的關于正義和非正義的觀念。”(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二編　政治經濟學）》[1876.9-1878.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巻p１７２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資本特殊性質占有生產資料的分配必然產生“日益無法忍受的階級狀況”的對財產兩極分化的尖銳對立，這種貧富兩極分化情形恰好說明這種分配所依賴的生產方式——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的生產關系對于生產力來說已經沒落、腐朽，存在的條件已經消失，必然要滅亡。所以，一種“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即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的分配方式不僅是生產關系適應新生產力的核心內容，還必然貫穿于在新生產方式基礎上的政治制度的設計中。　　

 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還產生著其他對抗性的矛盾運動。例如，一方面生產勞動的日益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的對抗性矛盾，另一方面以此相關聯的廣大的勞動者與所有權、經營權的分離狀態使人異化僅僅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工具或絕對貧困或相對貧困。這些矛盾運動在經濟領域誘發周期性危機，反映到上層建筑則同樣決定著階級對抗引發的社會和國家的危機。　　

本為認為，上述對“制約”關系的三個“決定著”的描述，合理地解釋了馬克思主義“人們自己創造著自己的歷史”（恩格斯）的“決定因素”的涵義，這是在“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恩格斯）講的。從生產資料占有本性（生產方式本質）出發描述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是“決定因素”的根據。恩格斯在后來致致約*布洛赫（1890年9月）、致弗*梅林（1893年7月）、致符*博爾吉烏斯（1894年1月）等信中反復地堅定地強調著這一點。關于“決定因素”，他使用了“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經濟的前提和條件”、“經濟的原因”、“生產生活資料和彼此交換產品（在有分工的條件下）的方式”等屬于經濟范疇的用語。但是，他也否定“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的提法，從“反作用”講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在歷史進程的斗爭形式方面的決定性（見《恩格斯致約*布洛赫（1890年9月）》）。其實，考察理論-實踐情形，在這里是有缺陷的。《矛盾論》關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互相轉化的規律說明，在事物發展內部矛盾運動中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也可以發生決定性作用。西方社會革命和東方社會革命（以中國為代表）的特殊矛盾運動開辟出不同類型的兩種社會革命道路。西方社會革命走的是文化革命（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經濟關系-國家政權的路線，東方社會革命走的是文化革命-國家政權-經濟關系的路線。馬克思恩格斯從西方社會革命過程的“經濟關系”切入說明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歷史事實關系。但是，東方革命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發生的，加之，中國革命路線的特殊矛盾運動，“勞動的生產力”就會對生產資料占有性質提出適應自己的訴求。這樣社會革命以奪取政權為第一目標并成功的國家（如中國），在建立政權之后，可以根據上層建筑所代表的生產力的意志決定生產資料的占有性質。　　

（二）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關系 　　

在描述“適應”關系之前，先考察在馬克思恩格斯語境中生產關系和生產力這兩個概念。　　

“例如，私有制不是一種簡單的關系，也絕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總和（不是指從屬的、已趨沒落的，而正是指現存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既然所有這些資產階級生產關系都是階級關系，（這是亞當 ·斯密或李嘉圖的每一個學生都應 當知道的，）那末，這些關系當然只有在各階級本身和他們的相互 關系發生變化以后才能發生變化或根本消滅；而階級間的關系的  變化就是歷史的變化，是整個社會活動的產物，總之，是一定‘歷史運動’的產物。著作家可以獻身于這個歷史運動，成為它的表現 者，但是，不言而喻，他不能創造運動。” （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p191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系。他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才會有生產。”　　

“生產者相互發生的這些社會關系，他們借以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共同生產的條件，當然依照生產關系的性質而有所不同。……”　　

“總之，各個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為所謂社會關系，構成為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為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　　

“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　　

“資本不僅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不僅包括物質產品，并且還包括交換價值。資本所包括的一切產品都是商品。所以，資本不僅是若干物質產品的總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或若干交換價值或若干社會定量的總和。”（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p362-363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5月第一版）　　

顯然，生產關系具備下述內涵：　　

1、生產關系是生產的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也就沒有生產的矛盾運動，更直接說，也就沒有生產力運動的依據。　　

2、生產關系是一種“歷史運動”。在階級社會中是一種階級關系和所有制關系。如，資產階級生產關系都是階級關系，表現為被資本占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關系。這種歷史運動開始與終結都是生產關系-生產力矛盾運動的結果。　　

 3、生產關系也是事物矛盾運動的“根據”。生產資料的占有性質決定著生產力的性質，正因如此，生產力對自身的解放首先要求對生產資料占有性質的革命，而這種革命的訴求主要來源于生產力自身的發展和覺醒。　　

對生產關系-生產力的“適應”關系，不應當是傳統的解釋為被動和反作用的。同時，對生產力也不應當是機械的庸俗的理解。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是多層次多結構的，它包涵著廣泛的意義，是人類物質的和精神的力量的結合。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這個能力時使用了一系列詞語并為其規定：　　

1、“勞動生產力”：　　

（１）“勞動的自然條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礦山的豐富程度 等等；” 　　

（２）“勞動的社會力量的日益改進，這種改進是由以下各種因素引起的，即大規模的生產，資本的集中，勞動的聯合，分工，機 器，生產方法的改良，化學及其他自然因素的應用，靠利用交通和運輸工具而達到的時間和空間的縮短，以及其他各種發明，科學就是靠這些發明來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并且勞動的社會性質或協作性質也是由于這些發明而得以發展起來。”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巻p175-176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5月第一版）　　

2、“自己的生產力”：　　

（1）“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一種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動的產物。”　　

（2）“……生產力是人們的實踐能力的結果，……”　　

（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　1846年12月28日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p320-321）　　

3、人的生產力　　

 “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在科學（應包括科學技術和科學管理倪）的幫助 下對自然力的統治。”　　

（卡  ·馬 克 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1853.7.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p252人民出版社出版）　　

4、“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　　

“……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產、占有和交換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相適應。……而隨著社會對生產力的占有，這種社會性就將 為生產者完全自覺地運用，并且從造成混亂和周期性崩潰的原因 變為生產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桿。”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三編　社會主義）》[1876.9-1878.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巻p ３０４-３０５人民出版社出版）　　

5、強大的生產力　　

“社會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 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  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影響，那末，要使它們愈來愈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這就完全  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三編　社會主義）》[1876.9-1878.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巻p ３０４-３０５人民出版社出版）　　

 6、“共同活動方式”　　

（1）“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　　

（2）“共同活動產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擴大了的生產力”　　

（ 馬克思和恩格斯《費爾巴哈》[1845-1846年]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p34、39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5月第一版）　　

從上述不完全的例舉中本文可以從多角度描述生產力的結構。例如，　　

1、“人的生產力”的概念，從“人”的角度描述作為物質與精神結合的人是生產力直接的訴求者和創造者，人的認識能力與實踐能力決定著生產力的結果。　　

2、“勞動的社會力量”的概念描述了生產力的多層次的內容：（1）大規模的生產，資本的集中，勞動的聯合；（2）分工，機 器，生產方法的改良；（3）化學及其他自然因素的應用；（4）交通和運輸工具；（5）各種發明；（6）勞動的社會性質或協作性質。　　

3、“強大的生產力”的概念描述了生產力（社會力量）與人的意志的關系：（1）認識、理解生產力的活動、方向和影響；（2）使生產力 愈來愈服從人類的意志并利用它來達到人類的目的；（3）解決生產力為誰生產、生產什么、怎樣生產的問題。　　

4、以變更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性質為前提，把生產力從人私有制的力量中解放出來，成為勞動的社會力量。　　

5、由于生產方式決定著人們的物質聯系，所以，生產關系中的社會經濟結構同樣是生產力。　　

生產力是一種結構性力量，一種矛盾運動，一種實現的欲望，所有這些構成了生產力的總和。　　

綜合上述考察，生產關系-生產力的關系應當基于（1）在生產關系的總和中也存在著支配生產力的“現實事實”。一方面生產資料占有性質決定著生產力的性質與所有權（與生產資料是結合還是分離）以及為誰生產、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一方面經濟結構決定著生產力運動的形式和內容。只是在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等限制的角度生產關系才被生產力決定著。生產關系中最核心的內容是生產資料的占有性質，它規定著生產關系總和的屬性。（2）生產關系必然要答應生產力對財富分配制度平等和不斷增長的要求。所以，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關系應當具有下面的內容：　　

總的要求是生產關系不要成為桎梏而要成為推動者，并與現實的社會形態（歷史階段）一致。　　

1、生產關系本身的變革不是等待生產力發展到一個水平上才開始的，它是一種漸進過程，相反，對生產力訴求來說它有個預先期；　　

2、生產關系的變革要滿足生產力占有者發展生產力的欲望，為新生產力的發展準備前提條件。一種新生產力在舊的生產關系結構中是發展不起來的。這樣新生產力的代表就會提前解構舊的生產關系，而且首先是占有生產資料的舊的性質。這個過程是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對小農經濟的消滅中得到了證明的歷史事實；　　

3、生產關系的變革要滿足生產力占有者發展生產力的目的，并根據這個目的實現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屬性；　　

4、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僅僅決定社會經濟結構中的一些方面而不是所有方面，生產關系也對生產力具有決定作用，特別是生產資料的占有制和消費資料的分配制對生產力的強大和擴張等具有決定性因素。　　

5、生產關系不僅僅是適應既得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適應新生產力的代表者對現實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需求，即，將要擴大和強大的生產力。這樣，對相對穩定的所有制來說可以預設“超越”的時空，采取多層次多級數占有制的方式。　　

既然人是生產力的主體、承擔者、創造者，那么，人的發展水平就從一個方面決定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社會形態取決于對生產力的占有性質。當資本占有生產力后這個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制度等就會按照資本的意志設計安排；當社會占有生產力后這個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制度等就會按照社會的意志設計安排；當馬克思將空想社會主義變為科學社會主義后又經蘇聯和新中國的陳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一樣成了人們選擇的現實，同樣可以開辟大工業實現的道路。社會主義的敲門并不需要現成的“產品的極大豐富”，關鍵的是“勞動的生產力”對自己占有生產生產資料的爭取，對自己的解放，在艱苦的創業中實現工業化，生產豐富的產品，公正地分配。　　

（三）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的矛盾運動　　

馬克思劃分出社會形態的六個歷史發展階段，即：1、原始社會，2、奴隸社會，3、封建社會，4、資本主義社會，5、社會主義社會，6、共產主義社會。但他并沒有教條地說，社會歷史就必須按部就班，而只是強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內部的矛盾運動。既然社會形態的每個階段都是生產關系的總和與生產力的總和的矛盾運動的結果，更進一步說是其中的人類的認識能力、實踐能力和解放人類的能力所達到的水平的結果。另外，大工業的出現絕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而是生產力內部發展動力的必然（資本主義只是為她的發展提供了暴力、野蠻的“叢林法則”的原始積累道路）。大工業的本質不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化，而是資本的集中、科學技術、規模生產、企業組織、協作勞動和機器的廣泛運用等，為實現人類的解放提供著豐富的物質需求。所以，大工業在接受資本主義的同時，更為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提供著現實基礎和必要性，這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歷史根據。第三，社會發展到那個歷史階段是生產關系的總和與生產力的總和的矛盾運動的結果。大工業不是生產力的總和，只是這個總和中的一個。那么當世界出現了先進“樣板”的時候，就給后發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選擇的機會。所以，在這里歷史發展的內在矛盾運動并不要求依次經歷這些階段，在“世界性”面前，一個國家和民族完全可能在農業社會的水平上學習和引進先進國家所達到的認識能力、實踐能力和人類解放能力的成果，選擇由自己內部矛盾規定的道路實現跨越式發展。　　

從上述考察中，可以得出這樣的基本結論：毛主席根據事物矛盾法則互相轉化的學說，從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再考察出發重建生產關系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創新。他在《矛盾論》中指出：　　

“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  有人覺得有些矛盾并不是這樣。例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力是主要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并不互相轉化。這是機械唯物論的見解，不是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  　　

“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　　

顯然，毛主席重建生產關系的理論既貢獻出“三個層次”的結構關系，又厘清了生產關系的兩個“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即，生產關系的性質不僅決定著上層建筑的性質，也決定著生產力的屬性與產權界定，這樣也就決定著生產力的主觀能動性。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就解決了財產權的公有屬性，使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而成為真正的主人參與管理并具有分配權，從而激勵出持續地生產積極性，創造強大的新的社會生產力。正因如此，新中國建立后，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完成三大改造，創建人民公社，發展科技事業，在物質生產力水平極低的情形下，通過變革生產關系組合“勞動的社會力量”，從而形成擴張的能動的生產力在30年中“多、快、好、省”地走完資本主義兩百來年所走的工業化道路，使中國完成從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型，建立起工業化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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