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金融危機深化、美歐日深陷債務危機泥潭，而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手忙腳亂、疲于應付，陷入了“看不到盡頭”的困境，以１８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代表的西方思想理論界近年來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反思和批判的熱度不斷升高,乃至西方主流社會也不得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認真進行反思，這集中表現在最近舉行的第42屆達沃斯論壇上。其反思和批判還是頗為嚴肅和深刻的，例如，美國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計劃負責人約翰·費弗撰文稱，“金融危機和‘占領’運動從不同的層面上改變了政治光譜，在資本主義面臨信任危機的情況下，人們在等待一位現代馬克思，期望他可以拿出對現有經濟正統觀念的尖銳批評意見和變革計劃”。而我國思想理論界的“精英”們卻表現出一種“事不關已”、冷眼旁觀的態度，頗為令人不解。筆者以為，在我國早已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國際分工和經濟全球化潮流，已經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密切相關的今天,我們對西方資本主義危機不能不當作“自己的事”而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討論，這不僅關系到現在和未來如何正確判斷和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國際環境問題、外部條件問題，更重要的是關系到如何通過中西對比，認清當代資本主義“重癥病人”的病根所在，反思我們以往從西方發達國家學來、引進的東西之利弊，認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征和優勢所在，認清改革開放應該引進什么、抵制什么，從而進一步明確改革開放的方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清醒、堅定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前進。
特別是以來，我國在“不論姓‘社’姓‘資’”、“全方位開放”、“與國際全面接軌”的思想指導下，不僅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國際分工和經濟全球化進程，充分利用國外境外的市場、資金、能源、資源、技術等，與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利害相關、休戚與共，而且全方位學習、引進“西方發達國家一切先進的東西”，包括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理念、制度設計、管理模式、運行方式等，從而深刻影響了中國經濟、文化和社會的變革和轉型。
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是當代西方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壟斷的發展，以主張“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全球化”為核心觀點的新自由主義開始從理論、學術轉變為國家政治的體現和意識形態的思潮，成為美英等國在世界上推行全球一體化（美式資本主義化）的主要理論武器，其標志性事件是1990年出臺的 “華盛頓共識”。其時，正值中國決策層剛剛確立了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改革取向，迫切需要學習、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理論和方法，于是派出一批又一批學者和官員到西方考察、交流、取經，同時派出大批學生赴美日歐留學，同時頻頻聘請一些國際著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學者來華講學，在我國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里和經濟學報刊和教科書中，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為主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被日益邊緣化。從西方學習歸來的學者、官員、留學生等也帶回了讓他們折服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他們成為經濟體制改革決策層的成員或主要智囊后，掌控著中國經濟改革的話語權，深刻影響著改革的內容、方法和后果。
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積極影響主要有：一、中國決策層審時度勢,借鑒新自由主義關于“市場主導”的理論精華,指出“計劃”與“市場”同為經濟手段,提出“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的著名論斷。以此為理論基礎,設計、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發展了國民經濟,增強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取得了經濟改革的豐碩成果。二、借鑒新自由主義關于順應市場要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理論，推進了對國有集體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形成了以國有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并存，共同發展的經濟格局，充分調動了各方面積極性，使中國經濟充滿生氣和活力，促進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并促進了城鄉勞動力比較充分的就業。三、借鑒新自由主義的貨幣理論，在不同時期實行不同的貨幣政策,特別是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結合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證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四、借鑒“放松政府管制”的新自由主義合理理念,20多年來,中國政府進行了四次旨在轉變政府職能的大規模機構改革,精簡了政府機構,提高了行政效率,重塑了政府形象;同時,提出了建立“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的政府建設目標,放開了對非關國計民生經濟領域的政府管制，進入了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時代。
新自由主義的消極影響主要是：一、國有資產流失嚴重。全面體現新自由主義思想的“華盛頓共識”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在新自由主義私有化觀點影響下,全國各地一度掀起了以“民營化”、“股份化”、“國退民進”為取向的國有集體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浪潮,不少地方不僅把國有、集體企業統統改掉，而且在基層醫療機構、教育機構等公共事業領域也推行“民營化”、住房“私有化”等“徹底改革”。據資料統計,2002年2月至2003年3月,在未經科學嚴謹的論證和試點國有企業的出售方案之前,一些地方政府盲目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導致數萬億元國有資產損失和全國國有資產大幅貶值并以超常速度流失。二、過度依賴發達國家市場。新自由主義著力強調要推行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一體化，即全球資本主義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金融、技術的優勢，主張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主要發揮勞動力優勢，用勞動密集型產品換取發達國家高科技產品，使我國長期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低端，導致中國30年來出口導向型經濟過度發展，過分依賴發達國家市場，低成本盲目擴張。其消極后果是壓抑了內需的擴大、自主創新的動力的增強，并深受國際周期性震蕩的影響而劇烈波動。第三、貧富差距日益拉大。新自由主義主張市場自由化,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主張效率就是一切。而市場常常是非常殘酷的,它有利于最強勢者,卻加重最弱者的貧窮,因為,市場推動消費和創造財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財富,導致窮者愈窮,富者越富。據《中國經濟周刊》2012年01期報道，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參事、東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長任玉嶺2011年12月24日在“第十一屆中國經濟論壇”上所作的演講中披露：現階段我國低收入者和富人的收入差距在20倍以上，上世紀80年代，日本只有1：4.3，美國只有1：7.1，我們的收入差距太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上世紀80年代是1：1.8，90年代1：2.5，現在是1：3.3，我國城鄉差距現居世界前三名；地區收入差距，2002年的數據是1：13，美國50個州地區差距是1：2，英國是1：1.68。三個差距拉大不僅直接遏制社會消費，致使內需難以啟動,嚴重制約著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而且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和諧,嚴重影響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信仰。
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政治的影響也有積極和消極的影響兩個方面。新自由主義極度地倡導個人權利,認為個人權利應凌駕于集體權利之上,而中國自古以來注重集體權利,有些時候甚至導致個人合法權利的被忽視或踐踏。個人權利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人權、私有財產權。我國黨和政府吸取了其中關于重視個人權利的合理成分，在改善人權狀況和維護合法個人財產權上不斷取得進展，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并且于2004年3月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將“人權”概念首次引入憲法,明確提出“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私有財產”，此外還制定和頒布了保護個人財產權的《物權法》。這是積極的方面。但是，新自由主義本質上是反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和民主集中制的，它標榜捍衛個人的自由權利，打出“民主”、“自由”的旗幟，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是“通往奴役之路”。新自由主義者高舉自由、“民主”的大旗，在全球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宣稱只有“程序民主”才是至高無上的，并在全球范圍推廣這種“程序民主”，完全不顧其他國家的具體國情和現實需要，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執政下是沒有人民民主可言的，只有實行多黨制或兩黨制，輪流執政，才可以制衡因權力高度集中而產生的各種弊病，才是民主的。這種思潮曾導致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在其影響下，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度也在我國泛濫，并釀成了1989年的政治風波。此后，雖然這種思潮在中國已日漸式微，但在一部分人特別是“海歸”、年輕知識分子中仍有市場，對此不能掉以輕心。
新自由主義思潮對我國思想文化和社會和諧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是“理性經濟人假設”，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個人的自由權利、個人的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無上的，鼓吹極端個人主義、利己主義、享樂主義，認為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是違反人的本性的、不合理的事情。他們甚至公開反對公平，提出“當公平取代了自由的時候，人們所有的自由權利都將處于危險之中”。新自由主義思潮往往打著“普世價值”的幌子，因此更具有欺騙性，所以，我們的一些專家學者鼓吹，一些主流媒體宣揚，導致了我國社會思想文化混亂和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多元化”的局面出現，使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的指導地位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導地位難以充分體現。這是我國社會矛盾凸顯、腐敗現象叢生的深層的原因。
綜上所述，西方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和社會的消極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不良后果也是嚴重的。在西方思想理論界和主流社會都在批判、拋棄新自由主義的今天，如果我們不通過聯系中國實際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新自由主義進行深入批判，就不能認清和肅清其消極影響，就不能真正明白今后的路我們應該怎么走。
我們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危機、新自由主義的研究和批判，應當對比中西在金融危機沖擊下的迥異表現來進行，這樣可以更深刻地認清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性、劣根性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中國在世界金融危機、西方債務危機巨大沖擊下，仍保持了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和政治、社會安定，可說是鶴立雞群、一枝獨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國堅決抵制住了新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一是黨和政府堅持執政為民，從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用“看得見的手”加強對市場的異常、不良苗頭和趨勢的調控，一旦遇到險情隨即能夠集中全國的力量來化解；二是堅持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堅持國家對金融、資源、能源、交通、通訊、支柱產業等關系到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的牢牢掌控，在應對外來沖擊時充分發揮中流砥柱作用。這兩條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突出表現，是我們的立國之本、發展之本，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之、削弱之。
當前，正值紀念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談話發表20周年之際，國內又發出了“深化改革”的強音。誠然，改革開放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社會主義制度、道路的自我完善，必須不斷推進深化。但是，深化改革必須先弄清楚“為誰改、改什么、怎樣改”。如果我們為了迎合美歐日把持的“世界銀行”之類的組織的“建議”，為了達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定的“市場經濟國家”標準，而繼續按已被西方主流社會否定的新自由主義主張實行“國退民進”、“減少國家干預”等，動搖甚至放棄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國家強有力調控等，那就是被騙入邪路了！鄧小平同志早就深刻批判了新自由主義思潮，指出“自由化是一種什么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沖擊。”“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81-182、138頁）今天，我們深入研究“資本主義危機”，就是對當代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再認識，就是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引進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東西的利害得失進行全面、深刻反思，凡是實踐證明有利于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就大膽保留、繼續利用，凡是實踐證明有害于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就堅決拋棄、消除影響，絕不“一條道走到黑”。
現在我們講“深化改革開放”，更加必須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前提下謀劃、推進，必須堅決排除已經進入死胡同的西方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的影響。當前，我們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當務之急是：第一，全力扭轉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貧富分化的趨勢，進一步落實科學發展觀、高揚“縮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這面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旗幟，并進一步將其確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最高標準、最高原則。第二，徹底清除“改革開放=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全球化”理念的影響，堅持“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原則，繼續加強和完善國家對市場的調控、監管，進一步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保障“公平”的優越性和和市場經濟配置資源、提高“效率”的優勢結合起來，在科學發展觀引領下加快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經濟結構的調整和自主創新，而決不迎合、屈從任何國際組織、任何外國企圖損害我國利益、中國人民利益的意見、要求、“建議”。第三，根本改變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下出現的社會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多元化”亂象，真正凸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導地位，在此前提下促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純潔中國的思想文化陣地、培育年輕人健康成長的社會環境。第四，堅決抵制“私有化”、“民營化”、“國退民進”的主張，堅持和完善以國有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一方面要通過制度創新、科技創新進一步增強國有經濟的核心競爭力、盈利能力和對國民經濟命脈的控制力，并不斷增加對國家財政的貢獻率，一方面要大力鼓勵、扶持、促進民營經濟、外資經濟的健康發展，以增加稅收、促進就業、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方面需求。第五，徹底清除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影響，堅持和完善我國的現行政治體制，按照“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建設法治國家統一起來”的方針，穩健、有序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消除官僚主義和腐敗溫床、切實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只有牢牢把握好上述五條，深化改革開放才能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才能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道路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得到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長此以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很可能成為“當代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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