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效用是指勞動的社會有用性，即勞動的使用價值。之所以提出這個問
題，一是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需要。目前世界市場上大部分物質產品的生產速度都
超過消費速度，生產過剩的廣泛存在，固然有社會分配不公的原因，但是也與生
產技術的迅速發(fā)展有關。典型如電子行業(yè)，往往舊產品還未滿足市場需求，新產
品又推出上市。科技創(chuàng)新是世界潮流，而科技創(chuàng)新也是提升勞動效用的具體表
現(xiàn)。對此我們只能盡快改變經濟運行方式去適應它，而不是拒絕它。
二是由公有制的本質特征所決定。社會基本生產資料全民所有，決定了管理
層要從宏觀層次引導經濟，從宏觀去提升經濟的生存能力。而經濟在宏觀層面上
直接表現(xiàn)為人與物的對應關系，經濟增長或衰退都是由勞動時間的財富轉化率所
決定。這個勞動時間的財富轉化率也就是勞動效用。即勞動效用愈高，經濟才能
愈強大，愈昌盛。
社會平均勞動效用一般表現(xiàn)為單位時間內社會總勞動量與不變價格計算的社
會總產值之比，當然也可以用其它一些宏觀指標綜合表示，例如社會總投資回報
率、生產性流動資金產出率等等。用社會平均勞動效用衡量與指導社會經濟的發(fā)
展，最關鍵的是改變了社會財富的增長方式。
目前各國的財政稅收最終都是來自于企業(yè)利潤。而企業(yè)的利潤核算方式已經
不能適應社會生產的發(fā)展。總體上說有三個不適應：一是漏掉社會一大塊財富。
社會協(xié)作往往是在區(qū)域、行業(yè)、部門之間進行，這部分協(xié)作所產生的財富不一定
是在企業(yè)反映，而很有可能是直接反映在居民生活上，反映在行政費用的效率提
高上等等。例如對勞動者的義務教育。全民醫(yī)療、環(huán)保類的科研等等，其價值是
在宏觀層次上顯現(xiàn)。企業(yè)利潤核算僅僅是針對內部的價值循環(huán)作計較，自然顧及
不到人的普遍生活條件等等問題。至于企業(yè)利潤可以有一部分用作公共財政支
出，這一部分的投入一方面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沒有與被投入方形成宏觀層次
上的財富互動，屬于有去無回的企業(yè)收益負擔。也難怪有人會說“要公正就沒有
效率，要效率就沒有公正”。
二是利潤形成的機制落伍。企業(yè)自己計算勞動耗費，是以勞動成果全部對社
會有效為前提的。社會效用動蕩多變，對企業(yè)的勞動實現(xiàn)而言是“驚險的一
躍”。但是對現(xiàn)代生產而言，這恐怕是已經變成“致命的一躍”。因為當代的市
場競爭已經突出表現(xiàn)為科技創(chuàng)新的競爭。無論企業(yè)自身的勞動耗費是多少，社會
殘酷現(xiàn)實是新效用的勞動耗費決定舊效用的勞動耗費。例如激光照排的勞動耗費
決定鉛字排版的勞動耗費；平板電視機的勞動耗費決定顯像管電視機的勞動耗費
等等。所以在效用稱王的時代，僅憑企業(yè)內部核算形成的利潤日益陳舊，不能反
映企業(yè)的生存危機。
三是資本核算方式的不可持續(xù)。企業(yè)利潤要受市場供求的制約，而市場供求
要受市場消費能力的制約，而市場消費能力因為企業(yè)要爭取贏利，而處于被盡可
能壓縮的狀態(tài)。這就好比一個人為了爭取順暢呼吸，其做法卻是更加用力的勒緊
脖子。如此不出現(xiàn)生產過剩、消費疲軟反而是怪事。整個社會經濟都為資本機制
服務時，整個社會的經濟都會陷入發(fā)展困境。馬克思對此有深入分析，這里不再
重復。
社會平均勞動效用是一個社會綜合效率的指標，實際是社會全因素優(yōu)化的體
現(xiàn)，是社會協(xié)作中的總體效率，或平均效率。由于社會生產是一個互有關聯(lián)的效
用體系，所以無論哪一環(huán)節(jié)出現(xiàn)技術創(chuàng)新或協(xié)作，這一效率指標都能反映出來。
也就是說企業(yè)資本核算所漏掉的社會財富在這一指標中能得到體現(xiàn)。
勞動平均效率指標將財富的增長放在了效用增長而不是利潤增長上，這就將
社會價值循環(huán)系統(tǒng)建立在人類生產的本質定義上：即人們依靠自己的勞動能力和
勞動量，在自己的勞動效果基礎上持續(xù)擴大再生產。勞動效果才是擴大再生產的
關鍵。這是一個因為效率全民化而排除了局部權益關系，只展現(xiàn)人與自然關系的
社會價值自我循環(huán)增殖機制。任何一個國家內生的經濟自主增長機制，都必須建
立在人與自然對應的關系基礎上方才穩(wěn)定可靠。專注利潤的增長，實際專注的是
勞動的成本身份，還不是勞動的財富轉化率。美國所倚重的“虛擬經濟”，不是
社會所需要的效率需求，不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勞動對應，而是借助各種經濟活動
作金融衍生，實體利潤轉向泡沫利潤。這種機制自然不是立國之本。
無數(shù)的局部勞動在為利潤分割而爭奪，但是無論這些局部勞動是以何種方式
實現(xiàn)價值補償，決定這些勞動循環(huán)形態(tài)的是基本的依存關系，即人與物的對應關
系。形象的說，這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表現(xiàn)。社會平均勞動效用（全民效
率）只不過是將這種決定力量、決定方式直觀完整的表達出來。
依托社會平均勞動效用指標，沖破了資本給我們規(guī)定的利益得失和是非概
念，建立了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相對應的利益得失和是非概念。因為勞動效用指
標一頭連著勞動耗費，另一頭連著勞動成果，允許將高效率勞動按照平均效率折
算為價值，再回饋給全民利益。全民利益進一步支持全民效率的展開，由此形成
宏觀價值循環(huán)圈。生產利益與消費利益聯(lián)為一體，二者共同為勞動時間的財富轉
化率服務。所以消費利益與生產利益，是一個利益增殖鏈的兩個環(huán)節(jié)，而不是一
方是成本另一方是贏利的關系。對別人“假冒偽劣”，就是對自己“假冒偽
劣”。這種社會生產的效率與文明程度是私有制生產無法比擬的。
以勞動力成本概念為例。資本機制以局部利益為價值循環(huán)圈，由于對勞動者
的工資開支脫離了局部利益的價值循環(huán)圈，當然屬于價值補償?shù)某杀九c費用。而
在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的對應關系中，社會對勞動者的工資支出，會在生活開支
中還給社會。例如醫(yī)療、教育、吃、穿、住、行等等行業(yè)，都是依靠勞動者收入
得以支撐。勞動者的價值收入沒有脫離社會范圍的價值增殖軌道，所以并不是只
出不進的成本，而是由生產環(huán)節(jié)轉入消費環(huán)節(jié)。
如此一來，由資本機制所決定的勞動力成本概念，就需要在公有制條件下
的、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相對應的價值循環(huán)機制中得到糾正：人們的生活消費水
平只不過是生產水平的反映（指示器）。人們基本生活消費得到保障，也意味著
社會勞動的基本效用得到實現(xiàn)。效用增長無極限，人們生活水平的增長也就無極
限。生活貧困與生產貧困相輔相成。
當人們的消費能力超過生產能力，貨幣貶值，價值泡沫形成，利潤虛化，最
終導致需求不足的經濟危機，這是資本體制的特征；當人們的消費能力低于生產
能力，貨幣升值，資金短缺，形成供給不足的危機。形象的說是產品匱乏。這是
單一計劃體制的特征。如果消費結構不合理，例如財富分配“兩極分化”，則會
出現(xiàn)“滯漲”局面。即消費者手中普遍沒有購買能力，導致生產能力人為過剩；
但是又不能增發(fā)貨幣，因為增發(fā)貨幣進一步推動“兩極分化”。人們手中的貨幣
增長，遠遠抵不上少數(shù)人手中的貨幣增長。結果消費產業(yè)畸形（奢侈品產業(yè)繁
榮，而主要物質生產衰敗），這就是增發(fā)貨幣引起通貨膨脹；不增發(fā)貨幣，企業(yè)
生產出現(xiàn)停滯的癥結所在。
以勞動效用優(yōu)劣引導社會資源分配，迫使人們盡力去尋找社會效用體系的最
短板和基本點，以求最少的勞動消耗產生較好的社會效益。這就在人們日常尋求
的企業(yè)效率之外，開辟了新的求財之路：以社會效率致富。由于勞動消耗與勞動
效用的增長非線性相關，同時又由于勞動效用回饋社會的節(jié)點屬于效用體系的短
板，而并非是勞動消耗最多的地方。勞動消耗因此與勞動報酬相對脫節(jié)，但同時
勞動消耗又在共同進步中得到補償。這是“按勞分配”向“按需分配”轉化的開
始。
只要勞動時間的財富轉化率提高，通貨膨脹就得到緩解。而消費利益與生產
利益同步增長，使得生產過剩、消費不足的問題也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當社會將財富增長放在效用增長（科技增長或知識增長）基礎上時，知識經
濟就開始成型。人只有在經濟生活中掙脫成本的角色，才能真正站立起來，血汗
剝削才能成為歷史。中國依托公有制，依托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有資格率
先成為知識經濟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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