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私有化之“化”
這幾天，人們對改革改什么、怎么改、誰來改有海量的言論。其中最集中的當然是政改和私有化。
政改和私有化都涉及到憲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問題，這可不是憑“祖宗不足法”的勇氣能夠解決問題的，因為憲政比我們共產黨人祖宗牌位的份量還要重。可以說，“改革”遇到的，是不怎么容易逾越的“關口”了。
還是那句話，公民個體不具備“論憲”的充分自由，不談政改，只談談私有化。小文也不去糾纏其中的大道理，只談私有化之“化”。
細心觀察，贊成中國私有化的人，大約有四個部分組成，其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其二，在第一波國企改革中獲得甜頭的人，包括很多的紅頂富豪、官員和看門專家；其三，真心希望沒有壟斷、公平競爭的實體企業主；其四，痛恨現有國企腐敗成風、內部分配不公的平民，其中也包括眼下的下崗職工。有意思的是，后兩種人、特別是第四類人如何會站到這個旗幟之下，值得深思。
化，在化學中有化分、化合的不同，共同點是使物質不再具有原有的特性。這是一種質的變化。私有經濟在改革之前，是一種很小的量，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量的規模逐漸增加，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國企改革時期，出現過一次量的急劇膨脹，但并不對“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制度構成質的“飛躍”。從量變到質變，需要一個“臨界點”，這個點就是“化”變。
化，有不同的催化手段。舉例說，前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政府為了加快私有化進程，采取了“全民所有”的辦法私有化。據評估，俄羅斯的國有財產總值的1/3約為1.5萬億盧布，當時俄國剛好1.5億人口，于是，每個俄羅斯人領到一張1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可以憑證自由購股。那些盼望私有化的人皆大歡喜，因為當時盧布很值錢。可是，到1992年10月私有化正式啟動時，1萬盧布只夠買一雙高檔皮鞋。俄國也因這個措施使大批國有企業落入特權階層和暴發戶手中，他們最關心的不是企業的長遠發展，而是盡快轉手盈利，職工既領不到股息，又無權參與決策，生產經營無人過問，企業效益每況愈下。1992年12月，蓋達爾政府解散。
此時，中國國企改革已經發軔，最初是改國有國營為國家所有、承包經營，國營企業開始被稱為國有企業。筆者以參與者的身份，在大黨校聽某專家講課，有一段話講得很明白，“前蘇聯改革的教訓在于冒進，所以，我們的改革要循序漸進，這叫‘大船慢轉彎’，就不會翻船。”此后的國企改革、改制過程，確實是在一種溫水狀態下用文火煮的。無論是國家還是企業，并沒有向職工發過哪怕是買一雙高級皮鞋的1萬盧布股份，而大批的國有資產就進入了一些“老板兒”和官員的腰包。要說沒有派股份，那是胡說。實行“民營”時，很多企業并不是在社會上拍賣的，而是在企業內部直接“改制”。考慮到原企業經理“沒錢購股”，于是，“技術股”、“管理股”、“貢獻股”直接造就了股東，有了這幾個“股”，企業就“一化了之”。當然，職工是得不到“貢獻股”的，一些貢獻股大多派給了地方政府對企業“化”有“貢獻”的官員。
當時多數企業都“特困”，這是“抓大放小”的客觀依據。為什么原來紅紅火火的企業都特困了呢？向上就要追溯到承包經營了，承包人斂財的短期行為刮穿了企業家底。我們不去說它。
總之，第一波國企改革，苦了幾千萬職工，損失了建國以后“鐵人”們為共和國拼下來的血汗家底兒，制造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既得利益集團”。
國有企業剩下一百多個“大塊頭”，其中隨便一個放到上世紀，決沒有哪個人啃得動。現在不同了，既得利益集團的發展遠遠超過國民經濟的速度，這在資料上是查得到的，現在要化掉這些大塊頭如探囊取物。也因此才急于要“化”。
這就是私有化。化了之后，會是一種什么局面呢？市場競爭就公平了？職工就幸福了？國家就發展了？利益集團就消滅了？改革成功了？現有的國企，確實像一個很臟的孩子，似乎臟得要不得，但他是共和國生養的。我們的改革，是拿出辦法來給他經常洗洗澡呢，還是把他“化”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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