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問”中國

問題的提出：　　

子曰“四十而不惑”。雖早已年過四旬，但近年卻甚感非常之“惑”，倒不是自卑于本人的智慧，而是為眾多精英的“智商低下”而惑，從而不知為何生出年輕時一直討厭的“說教”沖動來。過去本人一直奉行“不關心政治”，只“埋頭拉車”，而不“抬頭看路”。然而現實最終還是要教育你一把，難道不是么？現在就連尋常百姓都知道有人天天從我們的口袋里“巧取豪奪”，你再不關心沒準明天就要被趕出家門到大街上“裸奔”了，因此又使人不得不“說道說道”。但說實話沒有水平還真不好說，否則為何專家精英們爭論了幾十年都沒有哪個能說得大家心服口服呢？前幾天網上聽說北大某學者言：“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但愿不白說”，甚感有趣。但笑聲過后，最終還是要言歸正傳。因此這些天悶在家中努力研究了一番，總結出目前最要緊的三個問題來。

七年前，中國曾有過一次“郎顧之爭”，香港經濟學教授郎咸平指責上市公司老板顧雛軍低價收購國有資產而引發官司，表面上看似純屬個人之間的恩怨，兩個人打官司似乎與那些位高權重的大人物毫無關系，但他們卻顯得比當事者還積極，大有“皇帝不急太監急”的味道。最后的結果雖然左派表面上“勝利”了，國有資產“賤賣”也被叫停，但“道理”并沒有講清楚。過后在一次紀念“郎顧之爭”五周年的座談會上，政法大學教授楊帆先生用“二奶論”對此做了個很有啟發的比喻：顧雛軍或許只是出于“普世價值”認為天經地義的“自私”，但國內眾多大牌經濟學家的“力挺”就不是簡單的自私問題了，而是廉價收購國有資產要不要“合法化”的問題。這就好比某男私下“包二奶”，女主人為顧全大局，假裝看不見，雙方倒也相安無事，但后來男人要將二奶“扶正”，這對女主人來說，已經不是讓不讓“包”的問題，而是自己會不會被掃地出門的問題！楊先生的“二奶論”道出了問題的核心：問題并不是要不要搞“市場經濟”，而是要不要“姓資”，要不要“西化”的問題！

楊先生的觀點犀利，但正如上面所說，最終還是歸結到如何正本清源，以及今后怎么辦的問題。前兩天提筆整理思路，中間休息時翻看過去發表的博客，無意發現一年前寫的《我們生活在騙子嘲笑強盜的年代》，甚感切題。近年來，推崇“市場邏輯”的思潮異常的洶涌，而本人的研究發現，所謂“市場的邏輯”與當年魯迅的狂人日記所描寫的十分相像，舊中國的“仁義道德”，在魯迅看來實為“吃人”，而本人卻發覺“市場邏輯”的“公平性”背后，也隱藏著一個詞：“騙人”！與魯迅筆下的“吃人”恰有異曲同工之妙。從“吃人”到“騙人”充分表現出世界越來越“文明進步”了，由過去的“虐殺”進化到了“安樂死”！此文網上發表后除人民網某不太知名的論壇推薦以外，并未得到社會的關注。而經過一年來的思考，又有了新的研究心得，發現這個問題的重要意義比一年前更大了，因而特發此文，順帶紀念拙作發表一周年。

為什么要“三問”中國？　　

當今社會思想混亂，就在于道理始終沒有人能“講明白”。長期以來，“姓社”好還是“姓資”好一直是一筆“糊涂賬”，官方的解釋“含糊不清”，有些人似乎找到了質疑其“合法性”的依據，從而非官方渠道的解釋反倒顯得“振振有詞”。俗話說理不直就氣不壯，道理講不明白，自然就要矮人三分。而在本人看來，事情原本是很清楚的，但為什么總是“講不明白”呢？這就是“三問”中國的緣由所在。

恰逢最近媒體紀念“南巡”十周年，聽口氣似乎又到了“改革的關鍵階段”，但可惜的是，與官方關系最為接近的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稱：哪怕有“缺陷”也一定要改革。此文一出又招致質疑，看來權威媒體的“含糊不清”依然如故。主張改革的人往往喜歡指責過去的“極左思潮”，稱其罪過之一是爭論中的“意識形態”，但正如古詩所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他們不知道“意識形態”也存在自己的潛意識中，只是察覺不到而已。“有缺陷的改革”不就是帶有“意識形態”的詞語么？它是一個褒義詞，如果用貶義詞描述那就是“失敗的改革”。是“缺陷”還是“失敗”取決于缺陷的“程度”，程度低才可謂之“缺陷”，程度高其實就是“失敗”。中國長期以來關于改革的爭論，都沒有真正觸及問題的根本所在，不去深入研究，也就無法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從而也無從知曉“缺陷”的程度，因此只能用“意識形態”來判斷是非。如果沒有能力分析“缺陷”的程度，而硬要改革，那不是莽撞么？可見，首先思維方式就不對。當然還不僅僅是思維方式問題，基本理論和概念都存在問題，甚至嚴重到了“顛倒黑白”的程度。

本人上大學是上個世紀80年代，記得普通物理學的主講是一位副教授和一位講師，二人年齡相仿，但同學們普遍反映副教授不如講師講得明白，而據私下打聽，副教授的學術水平確實不錯，但就是“講不明白”，同學開玩笑說怪不得他只能做“副教授”。回顧自己的思想演變經歷，二十年前只是質疑，十年前是“心里明白但講不明白”，直到現在才覺得武功到了大俠的水平，可以獨創江湖了，其實“心里”早就明白了，但直到今天才感覺能“講明白”，說明想成為大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要想“講明白”就必須徹底厘清思路，本人以為，必須正面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首先要回答的是基本理念或理論問題。“主流社會”一直認為中國不遵守“市場的邏輯”，進而質疑其“合法性”，從而對顛覆現有體制的主張自然就會覺得順理成章。比如前兩天“吳市場”力主加快“市場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似乎贏得了不少“好評”。這些名詞拿來說說沒問題，問題在于是不是經得起推敲？否則還是逃不出“意識形態”的影子。“市場”、“法制”、“民主”可以有N多種解釋，而“默認”的解釋就是所謂“普世價值”的定義。于是就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普世價值”的定義是不是具有“合法性”？打比方說，現在的體制是“正房”，而“市場邏輯”是“二奶”，“正房”的確有不少毛病，但“二奶”毛病其實也不少，而現在的問題在于，有人為了把“二奶”扶正，故意夸大“正房”的不是，刻意不提“二奶”的毛病，制造“正房”的罪證，而將“二奶”扶正。因此就必須在理論上回答：“二奶”應該扶正嗎？如果“二奶”也沒有“合法性”，正本清源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其次還必須回答方法論的問題。既便“二奶”應該扶正（盡管本人不這么認為），但問題是能不能扶正呢？這還存在一個“方法問題”。有些東西雖然有道理，但不一定有“可行性”。前面提到的理論只解決“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方法論要解決的是“可以不可以”的問題。“可以”和“應該”是不能混淆的，有些事情“可以”做，但并不一定“應該”；而有些事情“應該”做，但并不一定“可以”。比如警察不在的時候就“可以”拿別人的東西，但顯然這是“不應該”的；而如果警察在場，不僅仍然“不應該”，而且還會變成“不可以”。假設出于“無奈”我們不得不做些“違規”的事情，但是不是能做成呢？這就存在一個“可行性”的問題，你想違規但未必能辦到。外國的“二奶”可以扶正，但中國的“二奶”就未必可以扶正，例如人家的主婦有學歷、有工作，被掃地出門仍然能活得很好，而自己家的主婦是家庭婦女，一旦被掃地出門就很難生存。但話說回來，盡管“二奶”不應該扶正，但“正房”也可以學一學人家“二奶”的優點嘛，比如化化妝之類的，這同樣是一個“方法”問題。而整天在吵架的人，往往是要么不懂“道理”，要么不知道“方法”。懂得了“道理”還不夠，還應該知道方法。這也是為什么本人推崇“理工思維”的道理，“理”就是理論，就是道理，而“工”就是工程，也就是方法。只有二者結合才是“濟世安邦”之道。

最后要糾一糾“思維方式”的病根兒所在。這么多“磚家精英”之所以總是“講不明白”道理，病根在于思維方式。本人為社會上占主導地位的思維方式特地發明了一個詞：“文科思維”。“文科思維”的特點是在評價事物時喜歡使用“文學化”的語言，用感性或感情來看待事物，因而只能看到表面現象而看不到本質。與之相對的思維方式本人稱之為“理工思維”，它是用客觀的方式分析問題，要求具有數量分析的理工科功底。“文科思維”由于缺乏數量分析的能力，因而說不清“缺陷”到底是嚴重還是不嚴重，所以只能用“意識形態”來判斷。這種思維方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許多“精英”的頭腦中，有些人自認為很“客觀”，還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尤其是一些“人文科學”功底比較深厚的人，更容易持這種思維方式。這些人能對經典名著的片段倒背如流，頗得社會好評，因而容易“飄飄然”，從而更加強了自己“正確”的錯覺。由于這些“精英”的社會影響力比較大，一旦他們介入公共事務，對社會危害也更大。要擺脫“文科思維”的危害，必須強調公共政策與政府管理中運用“理工思維”。

綜上所述，也是為紀念拙作《我們生活在騙子嘲笑強盜的年代》發表一周年，特在此三問中國：

一問中國：“二奶”應該扶正嗎？

二問中國：“二奶”可以扶正嗎？

三問中國：“文科思維”還是“理工思維”？

本人下個月將試圖回答這三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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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限于網上發表的篇幅限制，本人對“三問”的回答不得不單獨發帖，敬請關注：blog.sina.com.cn/over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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