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導致了滿清王朝覆滅的改革
二月十二日，是統治中國長達二百六十八年的滿清王朝最終覆滅的日子。一九一二年的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以年幼的宣統皇帝的名義下詔，宣告滿清皇帝退位并指派滿清王朝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民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內刈安，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如果從清帝的退位的過程和退位詔書的內容來看，滿清王朝好像不是被推翻的，而是應全國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禪讓出了國家的最高權力而已。只不過滿清皇帝不是把國家的最高權力禪讓給了某個人，而是還給了全體中國人民，故而才有了繼滿清王朝之后的中華民國。
二0一一年十月十日，海峽兩岸的大陸和臺灣同時隆重地舉行了大型的活動，以紀念推翻了滿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爆發一百周年。
由于歷史總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所以自國民黨開始統治中國以來，便一口咬定是孫中山領導了辛亥革命并推翻了滿清王朝，并以此尊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的國父。然而蔣介石的國民黨在取得全國政權之后極力美化、甚至是神話孫中山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孫中山，而是為了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政權具有道義的合法性。正是由于看穿了蔣介石的真面目，所以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才無論如何也不與蔣介石合作，而是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其實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的道義合法性，應該是源自于國共兩黨共同策動并領導的以“打倒列強除軍閥”為目標的北伐戰爭；孫中山的偉大以及他對中華民族所作出的最大貢獻，不是因為他曾經擔任過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而在于他晚年重新闡述了他早年提出的“三民主義”并制定了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以及和中國共產黨的真誠合作。然而由于以孫中山忠實信徒自居的蔣介石在取得北伐戰爭的初步勝利之后，卻用屠殺共產黨人的方式背叛了他所忠于的孫中山生前提出與親自制定的“三大政策”并成為了投靠帝國主義列強的新軍閥，因此不僅蔣介石依靠帝國之列強支持而建立的南京政府喪失了其道義合法性，甚至就連蔣介石本人也喪失了成為國民黨領袖的道義合法性。而為了給自己以及南京政府尋找一些道義合法性并掩飾自己對孫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的無恥背叛，于是蔣介石就只好篡改歪曲歷史，想用拉硬扯地將滿清王朝的覆滅與孫中山聯系起來的辦法，達到既能美化、甚至是神話早年平庸的孫中山，而且還更能掩飾自己背叛直到晚年因為提出了“三大政策”才真正偉大了起來了的孫中山的可恥行為。
回顧歷史，追憶先烈，緬懷偉人的豐功偉績，是為了激勵后來人如何強盛我們這個民族，如何建設我們的國家。總結一個政權失敗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從中吸取教訓。因此回顧歷史，不應該只站在勝利者的立場之上來進行，而必須要從整個民族的立場之上去反思。
辛亥革命是指在我國干支紀元的辛亥年里爆發的武昌起義以及隨后引爆的全國各地的一系列反抗滿清王朝衰朽統治的武裝起義。且不用說孫中山在武昌起義爆發之后的兩個多月，內地的十八省已經有十四省宣告脫離滿清王朝而獨立之后，經同盟會成員的千呼萬喚才從國外趕回來。僅就一個被暴力的革命所推翻的封建王朝在其臨終的時候還不僅能夠從容不迫地以昭告天下的形式決定其身后代之而起的國家政權的體制，而且還能夠指定其后的國家政權的最高領導人的這種現象上不難看出，滿清王朝的被推翻實際上與孫中山的關系并不大，如果按真實的歷史事實來說，根本就與孫中山根本就扯不上任何的關系。盡管孫中山為推翻滿清王朝不僅到處奔走呼號，而且還策動、領導了十次武裝起義。但是由于孫中山的奔走呼號全都是在國外進行的，所以在國內并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特別是孫中山提出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建立民國”的這個政治綱領，更沒有喚起多少漢族人追隨他去前赴后繼。由于滿漢人民在一個國家里已經共同生活了二百多年，民族的融合使民族之間的畛域早已彌合殆盡。因而在滿清王朝被推翻五年之后，純正的漢族人張勛、康有為等還導演了一出宣統復辟。而參與其中的滿清遺老遺少，滿族人沒有幾個，而漢族人倒是不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所以孫中山幻想中的只要他登高喊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應者必會云集的場景才沒有出現。同胞們的冷漠，起義的次次受挫，使意志堅如山的孫中山也不免心灰意冷，于是遠走美國，直到武昌首義爆發兩個多月后的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繞道歐洲回到國內。而正是由于他的遲歸并繞道歐洲，才使他被推舉為了南京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武昌起義之后，全國內地的十八省先后有十四個省宣布脫離滿清王朝而獨立。在宣布獨立之后，十四個省的獨立力量相互聯絡，并先在武漢，后又到南京開會，籌劃成立一個統一的新政府。然而就在滿清王朝尚未被推翻，袁世凱的北洋軍大兵壓境的情況下，江浙派、湘鄂派、立憲派、同盟會、文學社、共進會等各派力量卻為爭奪權力而展開了激烈的角逐。就在這時，同盟會的成員到處風傳說孫中山從美國繞道歐洲正在返回國內的歸途。尤其是孫中山此次回國，不僅帶回了從外國借到的巨款，而且還更有列強的支持。由于各派力量的互不相讓，而更主要的是由于新政府成立后不僅必須要首先解決財政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新政府必須要獲得列強的支持才能生存下。而立憲派、文學社、共進會、湘鄂派盡管是起義的骨干力量，但卻都是一些土包子，不僅與列強拉不上關系，而且更是囊中羞澀。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才勉強同意了同盟會和江浙派的意見，推舉了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
人民群眾的怒火促成了武昌起義的爆發，武昌起義的爆發和滿朝無人能夠駕馭北洋軍的窘境促成了滿清王朝不得不啟用已經被革職的野心家袁世凱。袁世凱一方面借用滿清王朝的名義并以北洋軍的實力壓南方的革命力量妥協，反過來再以南方的革命力量和北洋軍的力量逼滿清王朝退位。就是在這樣一種復雜的情況下，滿清王朝被推翻了。在推翻滿清王朝的各種力量中，最正義的力量，是人民群眾的怒火。而人民群眾的怒火，卻不是由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而相反卻是由滿清王朝體制內的以大買辦盛宣懷為代表的沉船派點燃的。而沉船派之所以能夠點燃人民群眾的怒火，就是因為大買辦盛宣懷以改革的名義在全國強令推行“鐵路干線國有政策”。
八國聯軍占領了北京之后，滿清王朝不僅喪失了統治這個國家的力量，而且更喪失了統治這個國家的道義。為了挽回失敗的命運以繼續維護滿清王朝的穩定，以頑固著稱并曾經殘酷鎮壓了“戊戌變法”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開始了改革。一九0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被八國聯軍的炮火趕出了北京的慈禧太后在西安就匆忙發布了第一道改革的上諭，隨后，滿清王朝的各項改革措施便接踵而至。盡管滿清王朝此時被列強打得不得不全方位地對外開放，但是中華民族卻是越開放越貧弱，因此改革也就成了挽救中華民族的唯一希望。但是由于滿清王朝的內部不僅混入了大量的洋奴買辦和漢奸等帝國主義列強的在華代理人，而且滿清王朝自身的許多官員更是一些沒有一點國家民族觀念而只有自己私利的腐敗分子。可偏偏就是這樣一些人，卻掌握了滿清王朝的改革主導權，所以滿清王朝所推出的改革，也就是在他們的手里，才變成了純粹是逼中國老百姓去“跳墻”胡改亂革。因此，滿清王朝本是為了挽救自己的命運才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不僅沒有能夠挽救滿清王朝覆滅的命運，反而還成了加速滿清王朝覆滅的催命符。
滿清王朝在甲午戰爭戰敗之后，被迫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和以往與帝國主義列強簽訂的那些不平等條約不同，《馬關條約》中規定了日本人可以到滿清王朝來開礦辦廠修筑鐵路。而根據滿清王朝以往與帝國主義列強簽訂的那些不平等條約中的片面最惠國待遇的規定，所有與滿清王朝簽訂有不平等條約的帝國主義列強的金融資本也可以援此條例進入滿清王朝。因此，《馬關條約》的簽訂，等于是打開了外國金融資本進入滿清王朝的大門。金融資本所帶來的剝削與壓榨，要遠遠地重于商品的剝削和壓榨。隨著帝國主義列強的金融資本的大量涌入，不僅更加深了中國人民的痛苦，而且也更動搖了滿清王朝的統治。為了既能維護自己的統治而又不開罪帝國主義列強，滿清王朝想到了一個利用民間資本對抗外國資本的辦法。一九0三年十二月，滿清王朝頒布了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鐵路簡明章程》。《章程》規定：各省無論士紳官商，只要是經過滿清王朝的批準，便可以自行籌資修筑鐵路。一九0四年的年初，經四川總督錫良奏請滿清王朝批準，有民間資本組成的川漢鐵路公司在成都成立，準備修筑一條全長約三千公里的自成都經重慶、宜昌到達漢口的鐵路。
“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為了能將天塹變成通途，四川人民采用了以“田畝加賦”和抽收“租股”為主的全體參與的集股方式，籌集了八百萬兩白銀的資金，準備自己修筑川漢鐵路。一九0九年十二月十日，在主持修筑了中國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的詹天佑的主持下，川漢鐵路正式開始動工修筑。
鐵路不僅關系到日常的民生，而且更關系到國家的軍事安全，是實實在在的國家命脈。鐵路出色的運送能力，平時促進生產及改善民生，戰時調兵及輸送物資，都有著其他運輸方式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僅對真正收歸國有的鐵路實行半軍事化管理，而且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還組建了編制龐大的鐵道兵部隊。就連被稱為是不抵抗將軍的張學良，為了收回中東鐵路，都不惜以羸弱之力去挑戰強大的蘇聯。當年，滿清王朝在依靠國家的力量擋不住外國資本入侵的情況下，由民間資本來抵御外國資本的剝削與壓榨，也能算得上是一種雖然無奈但也不乏明智之舉，對促進生產的發展及增強國力以抵御列強的經濟、軍事侵略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四川人民在地方政府的主導下，人人參與，家家入股集資組建川漢鐵路公司的做法，雖然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但起碼也能算得上是集體所有制，這種做法對改善民生，維護穩定更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由于懼怕外國列強，特別是由滿清王朝內部的那些掌握重要權力的洋奴買辦的有意出賣，滿清王朝在推出民間可自行籌資修筑鐵路的變法之后的第八年，又推出了強行將鐵路的修筑權從民間收回以賣給外國人的改革。
就在川漢鐵路尚在修筑的過程中，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宣統三年四月)，當時明是滿清王朝的郵傳部大臣、而實則曾經是李鴻章的財務總管兼各帝國主義列強在滿清王朝內部代理人、也就是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扣押下了滿清王朝調兵勤王命令并牽線搭橋策動了“東南互保”的大買辦盛宣懷，不顧朝野上下有識之士的激烈反對，又強令推出了“鐵路干線國有政策”，強行將川漢、粵漢鐵路的修筑權收歸為國有的經濟體制改革。其實，盛宣懷推出的“鐵路干線國有政策”的這項經濟體制改革措施，不過就是以國有的名義為幌子，而實際上是要將鐵路的修筑權出賣給外國人。在當時的情況下，滿清王朝囊中羞澀，根本就沒有修筑一寸鐵路的財力，而國內更沒有有能力修筑鐵路的民間獨家資本。因此，按照盛宣懷強令推行的“鐵路干線國有政策”，滿清王朝要么放棄修筑鐵路，要么就只能把修筑鐵路的權力交給外國資本。果不其然，就在盛宣懷宣布將川漢和粵漢鐵路的修筑權收歸國有之后不久，便與美、英、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了總額為六百萬英鎊的吸住鐵路的借款合同，公開出賣了川漢、粵漢鐵路的修筑權。
在強令推行“鐵路干線國有政策”的這項經濟改革措施的過程中，大買辦盛宣懷不僅不顧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而且更是不顧那些集資修筑鐵路的老百姓的眼前利益。特別是四川全省七千萬的老百姓幾乎人人參與，家家集資入股，廣泛參與了川漢鐵路公司的創辦，并共計籌集了八百萬兩白銀的鐵路修筑款。在鐵路已經修筑了一年多，投入的大量資金而無法得到回報的情況下，大買辦盛宣懷強令推行 “鐵路干線國有政策”的這種做法，純粹是在逼四川全省的老百姓集體去“跳墻”。因此當滿清王朝出賣鐵路修筑權給外國人的消息一傳出，立刻激起了粵、湘、川、鄂等省人民的強烈憤慨。盛宣懷五月九日宣布“鐵路干線國有”，湖南長沙人民五月十四日就舉行萬人集會進行反抗，接著又開始了長沙至株洲路段的萬余名鐵路工人集會示威。特別是四川人民，為了籌集修筑川漢鐵路的資金，幾乎是人人參與、家家入股，所以反抗得尤為激烈，掀起了成為導致滿清王朝最終覆亡導火索的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六月十七日，成都各團體兩千余人在鐵路公司開會，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立憲派人士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提出了“破約保路”的宗旨，發布《保路同志會宣言書》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四處張貼，宣傳保路。并派會員分路講演，推舉代表赴京請愿。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行動，受到四川各地的聞風響應，隨后，四川女子保路同志會、重慶保路同志協會和各州、縣、鄉、鎮、街以及其他團體的保路同志分會相繼成立，會員迅速發展到數十萬。八月五日，四川各地的代表在成都召開了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八月二十四日，群眾性的罷市罷課風潮先是在成都發端，然后迅速席卷了全川各地。九月一日，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通告全川不納糧稅。隨即抗糧抗捐的斗爭在全省蓬勃興起，各地紛紛搗毀了經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九月五日，在鐵路公司特別股東大會上，又出現了《川人自保商榷書》的傳單，號召川人共圖自保，隱含革命獨立之意。川督趙爾豐奉滿清王朝的嚴令。于九月七日誘捕了保路同志會和股東會的首要人物蒲殿俊、羅綸、顏楷、張瀾、鄧孝可等人并封閉了鐵路公司和同志會。成都數萬群眾相率奔赴總督衙門請愿，要求釋放被捕人員。趙爾豐下令清兵當場槍殺請愿群眾三十余人，制造“成都血案”。當天，保路同志會成員用木片制成“水電報”，投入錦江，傳警各地。成都附近十余州縣以農民為主體組成了同志軍，在哥老會首領秦載賡、龍鳴劍、侯寶齋、張捷先、張達三等人的率領下，開始了四面武裝圍攻省城成都，在城郊紅牌樓、犀浦等地與清軍激戰。在同志軍圍攻省城成都的同時，駐防邛州的清軍將領周鴻勛率所部巡防軍在邛州反正，與南路同志軍占據了新津。羅子舟率雅州、滎涇等地的同志軍扼守大相嶺，阻擊清軍。各州縣同志軍一呼百應，把守關隘，截阻文報，攻占縣城。大竹的李紹伊、犍為胡潭等會黨首領揭竿而起，西昌地區的藏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眾舉義。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奮戰，反清斗爭勢如燎原，造成了四川獨立的有利形勢。九月二十五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王天杰領導榮縣獨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時期第一個縣級革命政權。同志軍起義使滿清王朝十分震恐，遂于九月十日將趙爾豐免職，命川漢、粵漢鐵路督辦端方署理四川總督，并率湖北新軍入川進行鎮壓。端方在接到滿清政府的命令之后，急率湖北新軍第八鎮第十六協三十一標及三十二標經宜昌入川。十一月二十七日，入川的湖北新軍在行進到資州時發生了嘩變，端方及其弟端綿被嘩變的新軍軍官劉怡鳳所殺。
湖南和四川等地的人民掀起的保路運動并演化成了反抗滿清王朝的武裝起義，不僅給了滿清王朝以沉重有力的打擊，而且同時也使滿清王朝暴露出了自己的外強中干和腐朽無能。而滿清王朝的外強中干和腐朽無能，更加激發起了全國各地人民對腐朽沒落的滿清王朝掀起了更大規模的反抗并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反抗滿清王朝的衰朽統治的勇氣。就是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之下，湖北的兩個以推翻滿清王朝為宗旨的文學社和共進會這兩個革命團體的領導人蔣翊武和孫武等人遂決定在武漢也發動反清起義。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文學社和共進會兩個團體在武漢召開了聯席會議，眾人一致推舉文學社的領導人蔣翊武為總指揮，共進會的領導人孫武為參謀長，并決定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六日這個在漢族底層群眾中廣為流傳的“八月十五殺韃子”的中秋節的當天，以潛伏在湖北新軍中的兩個革命團體的成員為主要力量，發動反清武裝起義。
盡管文學社和共進會這兩個反清團體的名聲沒有孫中山和黃興等人領導的同盟會的名聲大，但是文學社和共進會這兩個團體、特別是文學社的反清工作卻做得非常扎實有效。為了瓦解滿清王朝的統治力量并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文學社的社長蔣翊武發明了“抬營主義”。“抬營主義”就是潛伏到湖北新軍中發展成員并建立組織，瓦解并策反滿清王朝煞費苦心編練成的新軍。到武昌起義爆發時，文學社就是通過這種“抬營主義”已經不僅在湖北新軍中建立了自己的精干的組織機構并直接發展了兩千多名成員，而且還能夠有效地影響其他四千多人，這部分人占整個湖北新軍總人數的三分之一還強。而也就是這部分暗中成為了推翻滿清王朝的革命團體成員的湖北新軍士兵，構成了武昌起義的主要力量。
老百姓被盛宣懷強令推行的“鐵路干線國有政策”這樣的經濟體制改革逼迫得不得不“跳墻”，滿清王朝也因此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于是“鐵路干線國有政策”這樣的經濟體制改革，也就成了壓垮滿清王朝的最后一根沉重的稻草。然而盡管朝野內外皆曰盛宣懷可殺，可盛宣懷卻跑到了日本并受到日本政府很好的保護。南京中華民族臨時政府建立之后，孫中山對盛宣懷的家產進行了有效地保護，因而盛宣懷所有的由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組成的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遂保留了下來。后來當孫中山的國民黨出現財政困難的時候，盛宣懷還贈給了孫中山一筆巨款。歷史的經驗證明了，混入了體制內的那些洋奴買辦等帝國主義在華的代理人必然是沉船派，沉船派必然要沉掉中華民族這艘船，沉掉了中華民族這艘船，沉船派的財產也就必然能夠保住。
為發展經濟和推進憲政與民主而進行的改革不能說不是個好東西，但是一個國家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其主導權千萬不能落入到沉船派和野心家的手里，否則，這樣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就一定會變成壞東西從而給整個民族帶來災難。滿清王朝末年推行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由于主導權落入到了盛宣懷這樣的沉船派和袁世凱這樣的野心家的手里，所以才僅沒有能夠挽救垂死的命運，反而還加速了自己的覆滅。“鐵路干線國有政策”這樣的經濟體制改革，不僅改革出了盛宣懷這樣的沉船派，而且更是由于沉船派的沉船行為才激起了各地人民的保路運動并引爆了武昌起義；推進民主進程中的“預備立憲”這樣的政治體制改革，培養出了一個能量以及在推翻滿清王朝的過程中所發揮出的作用要遠遠地大于革命黨的立憲黨；司法獨立和程序正義這樣的司法體制改革，不僅留下了預謀刺殺攝政王的汪精衛這個革命骨干，而且也給后世的中華民族留下了一個空前級別的頭號大漢奸；而軍事體制改革，則更是改革出了野心家袁世凱和新軍這樣一支直接埋葬了自己的力量。
滿清王朝雖然覆滅了，可中華民族卻不僅沒有就此而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凌與奴役，反而又從此陷入了軍閥混戰的更為苦難的深淵。但幸運的，是當時帝國主義列強爭霸的世界格局給中華民族留下了一定的重新站起來的空間；幸運的，是中華民族找到了社會主義的道路；幸運的，是中國誕生了共產黨。然而最幸運的，還是“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