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中的內政問題

（本文系筆者某次講座的內容，時間是2011年12月20日。由本人研究生寧彧根據錄音進行整理，再由筆者進行審閱和訂正。對寧彧同學的細致工作，在此特致以誠摯的謝意）

今天為什么要講這個題目呢？我從碩士研究生開始學習和研究國際關系，但學了這么多年，坦白地講，我有一種越來越挫敗的感覺。為什么呢？因為我越研究越到后面我才發現，對中國來講，最大的問題絕對不是外交的問題，而是內政的問題。很多的同學來聽這個講座，可能是抱著對外交一個濃厚的興趣，對外交很關注。但在這里我首先要跟大家做一個交待，我認為當前中國，最大的問題絕對不是外交的問題。作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講，雖然我們外交的環境確實非常的復雜，挑戰非常的嚴重。但是，最嚴重的問題實際上還是在我們的內部。而且，包括我們外交當中很多的問題，它們之所以遲遲解決不了，遲遲推進不了，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要從內政的維度去挖掘、去思考。所以，我要講的第一個部分實際上就是從中國外交的幾個問題入手，來去反思我們這個外交與內政之間的一個聯系。

一．中國外交面臨的幾個問題

1．購買巨量美國國債，卻沒有發言權

我要同大家分享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美國國債。大家都知道我們購買了非常多的美國國債。到底有多少呢，我這里有一個表，2011年9月份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數額是11483億，比較年初略有下降，年初是11547。總的來講，這個數額是非常龐大的。以9月份數據為例，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占到了總份額的24.64%。也就是說，外國購買的美國國債當中有1/4是中國買的。

按照一般的邏輯來講，這就應該意味著中國在對美關系或者說中美博弈中有一個非常重大的籌碼。大家學過近代史的都知道，自晚清以來，中國經歷了可以稱之為一個喪權辱國的歷史，其中有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中國的晚清政府，總是向外國的銀行團去借款，去借款搞建設，去借款來鎮壓內部的起義，甚至通過借款去賠給外國的軍費。那么，要借這個的款子，有一些很嚴格的條件，要付出一些主權受限制的條件。所以，在一般的國際常理當中，如果你成為一個國家的債主，那么也意味著你應該有相應的發言權，對國際事務甚至對別國內部事務有相當的發言權。

前面是我們自己的老祖宗的例子。那么前面不遠的例子，就是大家可能還知道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新的金融危機發生在西方，是從美國的房產次貸危機開始的。但90年代的金融危機發生在東南亞、東北亞國家。當時這些國家發生危機以后，世界銀行，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就是IMF，發揮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什么重要的作用呢？就是給這些國家提供貸款。因為這些國家被危機搞得民窮財盡了，根本無力應付各方面的一些問題。IMF來提供貸款，但是他的這個貸款是有條件的。比如說，韓國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貸款的話，就必須施行節約型的財政政策，你就不能亂發貨幣，財政赤字就必須保持在一定的規模，甚至你這個國家GDP的增長速度也必須保持在一定的幅度，包括你的貿易也要保持在一定的幅度。為什么呢？IMF認為這是結構調整的需要。它就像一個醫生，你必須在這些方面努力才能夠藥到病除。站在發展中國家的角度來講，這就是發達國家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干預他們經濟主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

所以，無論是從歷史，還是從東南亞的一些經驗來看，一個國家付出巨額的資金去購買其他國家國債的時候，或者說給他相應貸款的時候，是能夠得到發言權的，得到相應的影響權的。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當前我們對美國的政策，特別是對它的經濟政策來講，我們有多少影響權？我們有多大的影響權？可以說沒有。不但是對經濟方面沒有，對政治方面更加沒有。大家知道，前段時間，奧巴馬批準了向臺灣出售武器。那么中國有什么有利的反制措施呢？沒有。包括購買的美國國債，也沒有成為一個有利的反制手段。相反，美國還經常對中國的經濟來指手畫腳。一個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大家關注國際時事的都會看到，包括奧巴馬以及美國各級官員都經常會提到，中國的人民幣怎么還不升值啊？因為美國要促進他的出口，他認為中國的幣值是被人為的低估了，造成了現在中國大量向美國出口。他認為這是不公平的，要求人民幣升值，這是他經常提出來的一個要求。還有在對華技術出口方面，我們中國經常去反問：要改變中美之間貿易的不平衡——美國對中國的逆差，有一個很好的辦法，就是你美國允許我們去買你的高科技產品，包括高科技武器。但是美國不答應，而且把它當作限制中國經濟的一種手段。還有一些例子，就是美國限制中國在美國投資的一些例子，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

這些現象應該讓我們反思，為什么我們買了那么多美國國債，對美國的經濟為什么就沒有影響力，反而是美國對我們說三道四？難道是我們領導人不愿意使用這種影響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我這個問題先不說，先把問題提出來。

2．為什么管不了金正日

那么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為什么管不了金正日？

大家知道，現在我們能夠管了，為什么？因為金正日死了。大家知道，在昨天，不是昨天死的，是17號死的，昨天才公布。這也是獨裁政治特有的現象。19號才公布說他17號死亡，實際死亡時間還不知道是不是17號。我們知道，秦始皇死了很久以后還被塞在車里面，對不對？放些臭魚來掩蓋他的氣味，然后秘不發喪。所以，這就是有些國家的一些特點。

不管怎樣，金正日死了。但不可回避的是，我們回顧一二十年的中朝關系，特別是回顧朝核危機的時候，大家可能都會有個印象，就是我們管不了朝鮮，我們管不了金正日。很明顯，朝核問題對中國是不利的因素，朝鮮發展核武器對中國來講是不利的因素。為什么說它不利？這里列舉了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個，坦白地講，朝鮮這個核武器，到底以誰為針對目標，實際上是一個不太確定的事情。為什么呢？核武器打擊敵人，單純靠核武器這個彈頭不行，還得有運載工具，對不對？第一枚原子彈丟到廣島、長崎，是美國的飛機飛過去丟的。但是，現在沒人敢這么做了。而且，敵方也不允許你這么做，你還沒到那個上空就把你打下來了。所以，現在都是通過導彈運載。那么朝鮮，先不管它本身核武器的技術是不是成熟，但他要把它打到美國的話，至少有兩個難關。其一，核武器，哪怕是成熟后，也要實現小型化。其二，必須要能打到美國的彈道導彈才行。現在朝鮮在實驗，但技術還很不成熟，還差得很遠。所以，朝鮮的核武器對美國來講并沒有實際上的威脅。但是我們都知道，朝鮮跟中國很近，而且，中朝關系在某些方面，也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友好。甚至包括金正日，也曾經向美國人暗示，他的核武器是針對西方的，而不是針對東方的。這個西方，是個地理上的位置，大家可以看看，朝鮮和中國的這個地理位置，我們就處在朝鮮的西邊。所以說，這是打擊對象的不確定性，朝鮮擁核對中國有危害。

那么，第二個危害是什么呢？就是朝鮮的核武器成為美國賴在東北亞不走的重要理由。美國人對朝鮮的核武器其實是又愛又恨，恨的是還是不愿意朝鮮搞核武器，萬一把導彈搞出來怎么辦！特別是，朝鮮還在試圖擴散核技術。朝鮮不是沒錢嘛，那么他就想盡辦法，把一切他能夠用來換錢的東西出口。核技術這是個非常重要并且很多國家都喜歡的一個東西。所以，美國還擔心，恐怖分子拿到核武器了怎么辦？所以，美國在一個方面不愿意朝鮮擁有核武器。但是，另外一個方面，為什么說他又愛呢？因為朝核危機給了美國一個很好的理由，就是我可以把軍隊，在這個后冷戰時期，繼續在朝鮮半島，繼續在東北亞部署下去。我們知道，美國自冷戰結束以后，實際上這兩個地方的駐軍，在朝鮮半島包括在日本的駐軍，可以說，面臨著一定程度的合法性的喪失。因為，原來一個最重大的敵人——蘇聯，已經解體了。而且，也不能明白的說，軍事部署是針對中國的。那么這個時候，朝核危機就成為他最有力的一個借口。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如去梳理朝核危機后就會發現，每到關鍵的時刻，其實是不愿邁出來一步。哪一步呢？金正日之前早就說了，要我的停止核開發可以，一個條件，朝鮮和美國，我們兩個國家關系正常化，我們締結一個終戰條約。我們知道，朝鮮半島自朝鮮戰爭結束以來，從法律上講它仍屬于戰爭狀態，為什么？因為，相關各方只締結一個停戰協定。我們大家看國際關系史都知道，打了一場大戰之后，一般都要開一個和會，訂一個和平條約。但是，朝鮮半島沒有。所以，從法律上來講，他處于一個戰爭的狀態。金正日就說，我們把這個和約締結了，我可以棄核。但是，美國他就不愿意。為什么不愿意？因為把這個和約締結了，他在朝鮮半島的駐軍就徹底沒有存在的理由了。這是美國他遲遲不愿意解決朝核危機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大家都還知道，在朝核危機有所緩和的時候，就是原來金大中當韓國總統的時候，推行過陽光政策，那個時候，半島是比較緩和。一旦軍事緩和，韓國的這個民族主義就興起了，特別是針對美國的民族主義。因為他們意識到不太需要美國駐軍的保護了，很多人就反對美國的駐軍。所以，美國人是反對陽光政策的，在某種程度上是歡迎朝核問題的。那么。對中國來講，就不是好事情。就在大國博弈當中，我們都知道，美國在東北亞的駐軍有7—8萬之間，這么大（規模）的駐軍應付朝鮮是綽綽有余的，完全有余力去管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么，這些其他的事情，可能就跟中國相關。所以，美國在東北亞的駐軍對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制約，而正是朝核問題為美國駐軍提供了一個方便。對中國，這是一種說不出的痛。

第三個方面，朝核問題影響中國的國內發展，特別是東北的發展。我后面有一個地圖，大家看我國東北，它跟東南沿海不太一樣，它的出海口應該說很少，只有遼東半島通向渤海。北邊的琿春實際上離日本海不遠，中國邊境離日本海最近的地方只有十幾海里，可以遙遙相望。但是，我們在這里沒有出海口。之所以沒有出海口，就是朝鮮半島堵在這里了。當然，我們不能在地圖上把朝鮮半島砍掉。但如果說，這個地方是一個和平的、富裕的地方的話，它就不會成為中國東北經濟發展的一個障礙。我們知道，中國現在的經濟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與國外的經濟交流占了很大的比重，這個時候對外的通道就變得特別的重要。那么，在這個時候，朝鮮不但是在地理位置上堵在了東北的大門，而且由于朝核危機，它現在就是一個火藥桶。大家可想而知，門口堵著一個火藥桶，這個生意怎么做？這個商品怎么出去？稍微有風吹草動的話，對我們的市場和經濟發展都非常有影響。所以，這是對中國東北一個至關重要的事情。當然，東北相對東南沿海比較落后有很多原因。但是，我相信，這些方面，地理位置上的原因，朝核危機的影響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所以，在2009年的時候，我們國務院做了一個規劃，就是中國圖們江區域合作開發規劃的綱要。我們稱之為長吉圖開發。就是長春，吉林，一直到圖們江流域。沿圖們江流域，通過朝鮮的羅津港，通過日本海，直接通向日本、通向韓國，來拓展這么一條經濟發展的地帶。那么，這其中的關鍵在哪里？就在朝鮮的這個港口，羅津港。這是我們長吉圖開發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咽喉，如果沒有這個港口的話，外資進不來，這個商品出不去，然后，計劃也就實現不了。那么，這個羅津港如何使用，使用得怎么樣，就跟朝鮮本身，包括朝核危機本身密切相關。

所以說，朝核危機引發這種地區的緊張，最不利的就是中國。中國的態度也很明確，我們反對朝鮮擁核。所以，在2005年，朝鮮搞第一次核試驗的時候，我們當時的譴責是非常嚴厲的。別看昨天金正日死的時候，我們中國發唁電說非常沉痛，還有金正日同志永垂不朽。而在2005年的時候，我國領導人對金正日就沒有這個態度了。當時中國外交部用了一個詞語來譴責朝鮮，叫做悍然，就是悍然進行核試驗。我們知道，中國是非常講究措辭的，我們以前用悍然主要是用來形容美國的，形容帝國主義、形容霸權主義。所以說，當時的中國立場是非常堅決的，就是反對朝鮮擁核。但是，事實情況如何呢？我們知道，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以來，朝鮮在擁核的道路上是越走越遠，他已經搞了兩次核試驗。如果朝鮮核危機一直這么僵持下去的話，現在很多人都在分析，包括我也贊同，說不定第三次核試驗就相隔不遠了。因為朝鮮不愿老這么僵持下去，僵持下去對他自己沒好處。所以，他就時不時弄一個小動作，甚至來一個大爆炸，對不對！已經爆了兩個了，如果再僵持下去，很可能就會爆第三個。當然，現在朝鮮領導人變動了，這個情況可能有變化。對此，中國當然非常不樂意，但我們為什么阻止不了他？很多同學也注意到了，實際上中國是朝鮮一個重要的盟邦和支持者。可以說，沒有中國的支持，朝鮮可能早就崩潰了。朝鮮現在的經濟可以說是非常的落后，因為他長期的封閉。這么小的國家，總共也就2000來萬人口，說要搞主體思想。主體思想道理上沒錯，但事實上做不到。比如，他說經濟上要自立。但現在是一個國際分工的時代，一個這么小的國家，你要完全自立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更何況，朝鮮大部分都是山區，可耕地只有百分之十幾，要養活他的人口都很難，更不可能完全自立。但是，由于意識形態的需要，鞏固政權的需要，朝鮮又不愿意開放，不愿意參與到國際分工，所以，自從70年代以后，朝鮮經濟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在70年代以前，是朝鮮搞得比韓國好，那個時候甚至比中國還好。所以，原來我們中國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還有人跑到朝鮮去要吃的。但現在就反過來了。所以，朝鮮現在非常窮，能源和基本的生活用品的供應都沒有保障。這些都靠哪里？靠中國的支持。我國到底支持了朝鮮多少？不知道，沒有公開過數字，但可想而知是非常巨大的。既然有這么大的影響力，為何我們又不能要求朝鮮：你的核武器就別搞了？為什么我們做不到這一點？這是第二個問題，提出來供大家思考。

3．孔子學院：花錢也買不了人心

第三個問題就是孔子學院。對孔子學院，在大家的腦海里，可能更多的是一個這樣的印象：這是我國實力發展，特別是軟實力在崛起的一個產物。在某種程度上講確實如此。包括我們湘潭大學，也在與西班牙的萊昂大學合作建立孔子學院。孔子學院到底是什么東西呢？我們教育部下面有個國家漢辦，他就是孔子學院總部。每年由國家撥款，跟國外的大學合辦孔子學院。國家漢辦出一定的經費、教材，包括派遣志愿者，當然這個志愿者主要是通過各個國內的各個合作高校來出。所以，包括國家層面、從地方高校層面都來辦孔子學院。從數量上來講，孔子學院的發展有很大的成果。第一所孔子學院是2004年在韓國開始辦起來的。我這里有個數據，到2010年年底也就是11月30號的時候，全球的孔子學院（孔子課堂不算），有322所。其中，美國最多，有69家孔子學院。應該說，這個數字是非常快的。中國的投入，我這里列了一個數據，2009年達到了28億元。當然，大家可能說，28億元好像對中國經濟不是一個太大的數字。但是，從增長數字來講，2005年才5000萬，2009年就28個億，以后還可能會繼續增加。關鍵是，我們這些錢花進去，得到相應的效益沒有？我曾經和一些學生做過一些研究，就是孔子學院在美國的影響。我們把美國的媒體對孔子學院相關的報道進行一個梳理，從中發現美國民眾、美國輿論對孔子學院的態度。我們發現，美國媒體對孔子學院的評價是總體下降的。大家看圖，這個上面綠色的部分是表示消極的態度。這個消極怎么評估？我們就從他報道用詞。詞語有貶義、褒義、中性之分，對不對？就從這個詞的比例來衡量每一個報道的傾向。那么，我們發現，從2005年開始，因為美國第一所孔子學院是05年開始，從2005年一直到去年，對孔子學院的積極評價總體是下降的，消極評價是上升的。大家注意，美國的孔子學院是我們中國投入最多的，前面講過有69所。中國一直想著力去對美國營造和宣傳我國的軟實力。但是，根據我個人的研究分析，認為這個影響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甚至可以說，從開始到現在，這種負面效果還在增加。

為什么會這樣？當然，美國媒體有一些積極的態度。我們仔細的分析一下這些積極態度和消極態度的原因。我們對文本內容進行了一些分析后發現，在對孔子學院抱有積極態度的美國當地輿論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中了其中帶來的商業和經濟合作機會。為什么是這樣？因為，他們知道中國人很看重這個（孔子學院）。我國在海外搞孔子學院的時候，比如說湘大在辦一個孔子學院的時候，我們學校是要去人的，然后當地的政府，比如湖南省政府，甚至包括我們國家駐當地的使領館，一定是要去人去祝賀的。然后，包括我們領導人到國外訪問的時候，也一定要到當地的孔子學院去看一看。美國人知道你特別看重這個，就借此來增進跟中國的經濟商業上的聯系。我們分析，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第二，當然他們也認識到，這也是促進理解，不同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的重要渠道。當然，還有一部分人覺得，現在學漢語也挺流行的。所以，最重要的是還是看重商業機會。大家有沒有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功利的態度？

對于消極的原因，我們分析了也很多，為什么這些人對孔子學院態度消極？第一，他們認為這是共產主義的，認為我們孔子學院是一個共產主義的東西。第二，認為這是一個宣傳手段，或者是一個宣傳的工具。大家可能會發現，其實美國人對我們確實有誤解。我相信，我們國家到西班牙辦孔子學院的時候，絕對沒有想到要宣傳共產主義。但是，在美國的這個政治情緒、政治氛圍里面，他對來自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的文化上的一個東西，他抱有根深蒂固的懷疑，甚至是敵意。舉個例子來講，有的民眾他為什么會懷疑孔子學院？他看了從中國來的志愿者當中有共產黨員。我相信，大數中國人入黨，以及黨員身份對我們來講，已經沒有意識形態上的成分。但美國人認為，是共產黨員就會宣傳共產主義，這是他們的一個認識。美國的政黨和中國的政黨不一樣，不管是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他們的組織形式遠遠沒有我們要求的這么嚴格，沒有這么正規，但對黨的忠誠度非常的高。所以，他們也會想當然的認為，我們的政黨也是這樣的。所以，他對志愿者中共產黨員教師抱著一種非常懷疑態度。所以說，他們的這些認識里面確實有些不理解，有誤解，但這個誤解在美國社會根深蒂固，不是一時一地的現象。大家想想，美國歷史上有麥卡錫主義，為什么？就是源于美國人根深蒂固的反共的思想。還有，美國人懷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美之間教育制度、教育體制的差異。大家都知道，我們中國基本上都是公辦大學，當然也有民辦大學。但美國的教育更多的是私立大學。美國人是不喜歡政府來控制教育的，但我們的孔子學院滲入到美國教育體系當中去了。比如，我們到哈佛、斯坦福去辦的時候，我們是同他的學校合作，對方也要出一部分錢，資助一部分錢。美國人對于這種對他們教育制度的一種滲透，有著根深蒂固的一種懷疑和敵視。

從這些方面可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孔子學院花了那么大的精力，但是，至少是在美國，我們投入最多的這一塊，也是最關注的這一塊，我們沒有產生相應的積極效應。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二．內政因素制約了中國外交

我上面列了幾個方面的例子，一個孔子學院的例子，一個朝鮮的例子，還有就是一個我們購買美國國債的例子。這就是我們在外交當中出現的情況，我們經濟外交、政治安全外交、文化外交方面出現的一些情況，就是我們投入了很多，但是沒有取得相應的回報。為什么會這樣？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認為，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內政因素制約了中國外交。這就是我要向大家講的第二個部分：內政因素制約了中國外交。為什么這么說呢？我這里分為幾個部分：第一，是決策層的戰略素質問題；第二，是畸形的經濟結構；第三，是民族人權問題；第四，是政治改革的滯后；第五，是我們穩定第一的執政思維，共五個方面。這五個方面可能沒有概括到全部，只是我認為我們內政因素當中幾個最重要的對我們外交的制約因素，拿出來分大家做一個共同的探討。

1．決策層的戰略素質問題

第一個我覺得必須要指出的是，比如說在前面提到的朝核問題當中，我們最高決策層的戰略素質確實還有待加強。我記得昨天金正日死了以后，我們本地有個媒體，叫《長株潭報》，他的編輯發給我一個采訪提綱。他問我，朝鮮還有沒有值得我們中國學習的地方？我說其他地方都沒有，唯一有一點值得我們學習的就是金正日的戰略素質比較好。為什么說他戰略素質比較好？我們可以看到，從90年代以來，作為這么一個又小又窮又弱的一個國家，其外交表現可圈可點。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歡金正日，我也不喜歡，還有人不喜歡朝鮮。但是，你不得不承認，在這20年的朝核危機當中，這個小國在外交當中有著出色地表現。他在利用各個國家之間、大國之間這個錯綜復雜利益矛盾方面，在自己的一些戰略執行的效率、效果方面，包括戰略實際情況的把握方面，應該說是非常精準的。這其中離不開金正日過人的戰略素質。他的這種戰略素質，我把它概括為三個方面：

第一個是看得準。什么是看得準呢？就是能夠抓住主要矛盾。我們知道一個問題的解決，往往取決于對主要矛盾的把握。那么，金正日就看得很準。我們之前提到美國，金正日就知道美國不想跟他締結和約，所以，他跟美國說得很好：我可以放棄核武器，我也支持朝鮮半島的無核化，但是你跟我來簽訂和約，你跟我關系正常化。這個要求多么的合情合理，對不對？這個朝戰結束都這么多年了，50多年了，現在來實現關系正常化難道不合理，非常的合情合理。但是，金正日知道美國不愿意這么做，他就拿這個將美國人的軍。這是看得準，把這個朝美之間的矛盾看得準。另外，包括在中朝之間，他也看得準，他抓住了中國領導層的一個什么心態呢？就是：中國政府不愿意朝鮮垮臺，不愿意我政權垮臺。所以，在這個時候，即使你停止石油供應，我還是不改變政策，你最終中國還是會恢復石油供應的。為什么？因為我垮臺了，你的日子也不好過。但朝鮮不怕，赤腳的不怕穿鞋子，首先服軟的還是中國。所以，他（金正日）在這種戰略博弈當中，第一個特點就是眼光很準，看得非常準，看到了主要矛盾。

第二個，根據我的概括就是下手狠。什么叫做下手狠？大家別看朝鮮雖然是一個小國，但朝核危機在很大程度上，特別是第二次朝核危機可以說是他自己主動挑起來的。第一次朝核危機是指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通過衛星一看，朝鮮在搞核武器，所以要核查，鬧起了朝核危機。那么，第二次朝核危機是怎么出現的呢？是在上一屆美國總統小布什剛剛上臺的時候出現的。在朝核問題上，小布什總統就跟克林頓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在克林頓執政的后期，對朝政策是比較友好的。所以，當時朝核問題也沉默了好幾年，沒有成為國際政治當中的一個重要矛盾。但是，小布什一上臺，就提出一個概念，叫做“邪惡軸心”。是哪三個國家？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北朝鮮，還有就是伊朗。小布什提“邪惡軸心”不是鬧著玩的。他說，這是美國的主要敵人，我要一個一個來收拾。所以，我們就看到，雖然“9·11”事件發生了，小布什打“9·11”這張牌打了阿富汗后，但刀鋒一轉就朝向了伊拉克。所以，小布什政府對阿富汗戰爭實際上是三心二意的。后來奧巴馬也批評他說沒有真正反恐，這個批評確實有道理。為什么？小布什念念不忘的還是伊拉克，2001年發動的阿富汗戰爭還沒打完，2003年就開始實施伊拉克戰爭。然而，伊拉克只是“邪惡軸心”的一部分，還有北朝鮮。這個伊拉克戰爭表明，小布什是說話算話的，先從伊拉克開刀。在這種國際環境之下，朝鮮感到了一種危機，所以，在2002年的時候，當時美國總統特使，助理國務卿凱利在訪問平壤的時候，朝鮮就主動對他說，我現在在搞一個鈾濃縮計劃。朝鮮自己還說，我有權開發核武器以及比核武器更厲害的武器，他是主動曝出來的。美國當時還沒反應過來，后來一回去，再將這個消息披露以后，第二次朝核危機就出現了。所以，朝鮮當時意識到，在不利的處境之下干脆先發制人。他知道在美國想打伊拉克但還沒打的時候，不可能一下子對三個國家同時下手，所以先發制人。同時，他也知道，中國站在后面，美國就是捏軟柿子也不會捏到朝鮮身上來，美國首先要打的是伊拉克。在這個時機主動把這個問題爆出來，其實對朝鮮有利。這是第二個，下手狠。

第三，轉變快。我們知道，國際關系形式瞬息萬變，立場也需要適度地變化，不然就適應不了新的形勢的需要。朝鮮就表現出很好的戰略心理素質，比如在六方會談的態度問題上，首先是朝鮮自己宣布不搞六方會談的，甚至說狠話決不重回六方會談。但現在他又愿意重回六方會談，包括金正日死之前，在中國的時候，在俄羅斯的時候，還多次說過他愿意重回六方會談。為什么愿意重回？原來為什么愿意退出？歸根到底的原因都是對朝鮮是不是有利。原來之所以要退出，因為他想搞核試爆了，他覺得經過幾輪談判，該拿到的援助都拿到了，該拿到的糧食也都拿到了，六方會談沒用了，我就去搞核試爆。搞了核試爆以后，美國人說要制裁，小布什政府后期還搞了一個戰略核擴散的一個倡議，實際上就是派軍隊阻遏朝鮮一切有可能向外擴散核武器、向外擴散軍備的一個措施。所以，朝鮮感到非常喘不過氣來，經濟上也受到波及。這個時候，他需要通過六方會談來緩解形勢，來獲得一定的援助。所以，他就提出可以重返六方會談，立場轉變很快。作為一個戰略家來講，這是必須具備的一個素質。坦白地講，在這些方面，我們領導人跟金正日同志相比還是有所欠缺的。當然，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比如有制度的、民族主義的原因。在南海問題上，我們領導人絕對不會輕易地轉變立場，要或者不要，打或是不打，有國內輿論的牽制。但金正日確實可以天馬行空，反正朝鮮人民都聽他的，他說怎么樣做就怎么樣做，而中國有制度上的約束。但中朝兩領導人在個人戰略素質上確實有一定程度的差距。金正日從小就站在他父親后面，研磨政經大事，所以他的經驗是非常豐富的。這也是很多人之所以擔心金正恩掌握不了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他缺少金正日那種歷練的階段。金正日60年代大學畢業，70年代開始走上政壇，一直到90年代正式掌握大權，這其中20多年一直在歷練，而且在很大程度實際掌握了政權。那么，金正恩到底有沒有這樣的歷練？沒有。所以，現在很多人都擔心他能不能掌控。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先不提了。我們中國領導人主要是工程師出身，技術思維主導，當然技術思維很重要，但是也要有超越技術思維之外的戰略思維，而這正是中國領導人所缺失的。

2．畸形的經濟結構

第二個內政因素，就是我們自己的一個畸形的經濟結構。為什么這么說是畸形的經濟結構？就拿美國國債這個例子來講，我們買了一萬多億美國國債，我們也曾經跟美國領導人說過，要確保投資的安全，確保相應的收益。當然，這只是說說而已，我們從來就沒有有效的手段去要求美國做出一種特定的承諾，我們做不到這一點。為什么？歸根到底，還是我們對于美國的依賴。我們先不說政治上的，就看經濟上的依賴。第一，在市場上。后面有一些數據，2011年我國出口額度總共是15779.3億美元，其中向美出口2383億美元，份額相當的大。關鍵的是，我們對美國貿易順差是最大的。我們出口2300多億美元，僅進口1000億多一點，每年我們能從與美國的貿易中賺到1000多億美元的順差，這個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關鍵的要素。還有一點，美國在整個國際經濟結構體系當中，有著毋庸置疑的權力。比如，前面提到的IMF。美國在IMF當中占據了17%左右的投票權，可以否決一切重要事項，我們中國目前要迫切增加在IMF的投票權，這就離不開美國的同意。所以，我們對美國有高度的依賴，依賴美國的經濟霸權，依賴美國的市場，依賴美國的資本。這就反映了一個我們經濟結構上的問題，對外部的過分依賴，對外部貿易的過分依賴，目前依存度應該是超過了60%，這是非常高的一個數字。我們知道，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第一個是消費，第二是投資，第三個就是出口。這三者之間應該有個比較恰當的平衡關系，美國是消費太多，我們是消費太少，都不太正常。

除了嚴重依賴出口外，我們的經濟還嚴重依賴政府的投資，這也是一種畸形的經濟結構。我個人認為，我們實際上離市場經濟還是有很大的差距。現在中國在對外交往過程中，比如去歐盟，去其他國家，我們在交涉當中有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要求，就是要對方承認我們的市場經濟地位。我們知道，中國已經宣布建設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這些國家是不承認的。坦白地講，要我來判斷的話，我認為中國也不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有幾個要素，第一個基本的方面，市場經濟的生產要素要通過市場來配置，至少是主要通過市場來配置。那么，我們現在遠遠沒有做到。就拿我們這個4萬億來講，我們知道，在2008年的時候，當時國內的形勢非常的緊張，所以我們出臺了一個投資計劃，就是4萬億的投資計劃。這個計劃可以說，完全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的。而且，它投向的部門基本上也是國有企業。所以，我們發現，在這個龐大的資源配置里面，起主要作用的還是政府，還不是市場。這是第一個方面，我就從市場要素配置來講，不是市場經濟。第二個是市場經濟還需要公平。市場經濟是不同經濟主體進行平等競爭的經濟模式。但是，大家在學校還沒有深切感受，以后進了社會就會深切的感受：國企跟民企之間的差距。這倒不是說收入上的差距，而是在市場經濟當中的地位上的差距。在銀行貸款的投放上，我們銀行不愿以貸款給中小企業。為什么？因為它覺得這些企業靠不住，而大企業有那么多資產在那里。然后是我們很多實際的政策，政府部門更多地向大企業傾斜，比如說像中石油、中石化已經壟斷了石油的供應。一般來講，國有企業應該占據的是那種非競爭性行業，但是我們現在很多競爭性行業都由國有企業所掌握。還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就是山西煤礦的整頓、整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大概是在去年還是前年，溫州人在山西購買了很多煤窯，后來政府說要整合，實際上就是由國有煤礦來收購民營煤礦。民營企業不放都不行，當然要給錢，但給的遠不是市場價。對民營企業來講，這實際上是對他們權益的一種侵犯。所以，我們沒有一個正當的競爭環境，壟斷太厲害。市場經濟還有一個特征就是法制經濟。市場經濟一個非常重要的表現就是，有了糾紛，能夠要求法院秉公處理相關經濟的糾紛。但是，我們目前做不到，特別嚴重的就是地方保護主義，很多法院裁決執行不了。

所以，從整體上來講，我覺得我們經濟不是市場經濟。從發展的比重來講，對投資、貿易有過大的依賴。而且，正好是這種對外貿的依賴，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什么惡性循環呢？就是我們越來越依賴外貿的時候，創造了越來越多順差的時候，我們就創造了越來越多的外匯儲備。這么多外匯儲備大家看起來可能會很方便，但我們領導人有時候看了也會很頭痛。我們知道，外匯儲備實際上就是我們在國外把商品賣出去了，由于在國際上多使用美元標價，收回來的是美元。但是，美元不能在國內用，就得賣給銀行，這些節存下來的錢就體現為整個國家的外匯儲備。這些外匯儲備一多的話，對中國來講，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頭痛的問題，為什么呢？它是一筆資產，資產有一個保值增值的問題。這么大的一筆資產如果沒有一個可靠的保值增值渠道，甚至貶值的話，就會很令人心疼，很令人焦急。中國政府就面臨著這樣一個困境，一萬多億美元怎么辦？有的人說，是不是可以拿到國內給每人分得幾千美元？這個是做不到的。特別是現在中國人口這么多，又不可能直接發美元，你要去消費只能花人民幣。把這么多美元轉化為人民幣投入到市場的話，大家想會造成多么嚴重的通貨膨脹。所以，大家不要以為，外匯儲備可以隨便拿回來用。實際上是拿不回來的，但是你又得必須使它保值增值，怎么辦？現在除了購買美國國債以外，還真想不出其他好的辦法。有人說買歐元啊！現在歐債危機，歐元更加靠不住。買日元吧！日元做了弱勢貨幣好多年。買資產吧，你買什么什么就會漲價，別人把你當冤大頭來宰。所以發現，這么多國債，除了買美國國債，還真的沒什么東西可以買，至少是相對保險。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畸形的經濟結構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如果我們的經濟結構沒有這么大的對外貿的依賴，如果我們經濟增長率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來著我們內部的消費，那么，我們就沒有這么多的問題。

3．民主、人權成為中國的道德軟肋

第三個方面的一個問題就是民主人權成為中國的道德軟肋。我們知道，中國外交當中有一個非常大的難題，就是美國還有其他的一些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到中國訪問的時候，有一道例行功課是必須要做的，就是批評中國的民主人權，不批評回國內就沒法交代。為什么呢？一個方面就是西方的意識形態在起作用，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我們自身確確實實也有一些問題擺在那里讓人去批評。當然，我們也有反制措施。美國國務院每年出臺中國的人權報告，各國的人權報告批評中國，我們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每年也搞一個美國人權報告批評美國。但是，客觀地看，我們批判美國沒有美國批判我們那么有效。為什么？這里面涉及一些權利的保障問題，我們確實還有很多方面做得不到位。比如我這里列舉的幾個方面，如政治權利，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問題。前段時間搞了基層人大選舉，在座的有去投過票嗎？（一些同學說：沒有！）投過票請舉手。（幾個人舉了手看見無人響應又放下）沒關系，你很自豪地行使了民主權利。還有嗎？非常人，對不對？坦白地講，我也沒投過，我從來不知道我這個選區的候選人是誰？在什么時候投票？我一概不知道。今年有一些新情況，有那么一些獨立候選人。我這里列了一個，是北京外國語大學的一個老師，作為獨立候選人來競選。因為當地選區的選舉官員不提名，還阻止他獲得選民的提名，他就以這種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出現，去游說大家（向大家展未這個候選人展未競選T恤的照片）。像他這樣的例子在今年出現得很多，但最終無一例外的全部落選，而且這個落選的過程還不能用公平兩個字來衡量。這就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保障問題。

大家注意，在政治權利里面，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至關重要的權利，為什么？這是保障利益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杠桿。比如，你現在遇到什么問題，打個電話給政府官員，第一個可能是你沒有他的電話號碼，第二個即使有電話號碼，打過去也是秘書接了。即使他本人接了，也很可能不會處理你的訴求。如果官員們都能積極處理老百姓的訴求，就不會有那么多的人上訪了，更不會一定要鬧到北京去上訪了！官員們為什么不處理你的訴求？這個其實很正常，因為他不是你選出來的，他沒必要對你負責。那么，在美國就不一樣，在美國有這么一個奇怪的現象。大家知道美國有國會議員。美國人對整個美國的國會的運作評價是很低的，但是對他所在這個選區的國會議員的評價謝謝是非常高的。為什么？因為國會議員一旦接到他選民的投訴，他非常高興。為什么非常高興？他就覺得我又可以解決一個問題，至少他可以替選民把這個問題反映出來，他就可以作為政績去宣揚，為下一次當選加分。所以，這不是美國議員有多么的高尚，而是這種制度使然，他需要去爭取選票。所以說，選舉與被選舉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它是落實老百姓利益的重要杠桿。但是，我們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現在沒有得到落實。

那么，還有就是平等的問題，比如城鄉的分割，自由遷徙的缺失。當然，現在城鄉分割問題在淡化，但是并沒有完全地解決。原來的分割在法律上是一種明目張膽的歧視，比如在選舉問題上，原來我們憲法就規定，8個農民投的票才相當于一個城里人投的票，后來又改到4個，現在是平等的，法律上做到了平等。但我們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不平等，就是城鄉間資源投入的不平等。比如在城市里面拿的社保相對較高，雖然現在有些農村也開始搞了這種保障，但是標準非常的低。我的老家是長沙望城區，原來叫做望城縣，在農村地區，60歲以上的老年人每個月可以拿50塊錢。50塊錢是個什么概念呢？大家現在還沒有當家，不知道柴米貴，50塊錢買不了一桶油。所以這就是資源投入的不平等，還包括公共建設，如在城市內能夠享受道路交通等各方面的公共建設，這是在農村沒辦法享受到的。

第三就是這種言論、出版、學術自由方面的問題，還包括結社自由，這里我就不多說了。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刑訊和生命權的保障問題。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為什么？它是使人生活在一個沒有恐懼時代的一個最重要的保障。前段時間發生了一個事件，到現在也還沒有結束，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就是“烏坎事件”。具體來說，就是在廣東沿海的一個小村莊，叫烏坎村，屬于汕尾市下面的一個縣級市——陸豐市境內。這也是當地的一個、實際上在中國也很常見的一個土地買賣過程當中的糾紛。就是村級的土地被村干部賣出去了，但是村民沒有得到相應的權利保障，所以就去交涉、去行走，后來警察抓了幾個人，這其中有一個人叫做薛錦波，后來死亡了。警察說他是心臟病突發，但是，村民包括他的家屬看到他的遺體后，認為是被拷打、刑訊致死的。最終，事態鬧得非常緊張，這些村民集合起來，把這些村干部全部趕跑，形成了事實上的獨立狀態，到現在問題還沒有解決。警察在外圍包圍，而內部可以說完全處于一種自治的狀態。這其中問題的關鍵，根源是土地買賣方面的問題，其中重要的一個導火索就是生命權的保障，對刑訊濫用的問題。

總體來說，我們在民主人權方面，哪怕用現在通用的標準來比，我們確實有比較大的缺失。當然，這種缺失有一些觀念上的原因，就是我們中國強調經濟社會權利，而西方更多地強調公民政治權利。但是，不管怎樣，這兩個權利都是我們世界人權憲章，包括1948年通過《聯合國人權宣言》和后來通過的兩個人權公約（一個經濟社會公約，一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所共同承認的。無論是經濟社會權利，還是政治權利都是人權的組成部分。當前，我們至少在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方面做得還不太夠，所以就成為我們在對外交往當中，特別是在與西方打交道的過程當中，特別大的一個軟肋。那么，西方就更多地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來批判、制約我們。這是中國很大的一個問題，中國在現實中用了很多的外交資源在海外去制止這種批評，去反擊這種批評。比如，現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中也有一個中國人，叫做劉xiaobo，他得了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那么，我們中國由此斷絕了跟挪威的經濟往來。為什么？中國政府反對頒獎給劉，這個獎是在挪威頒發的，而且挪威還邀請了很多人來參加。我們中國人就為了這個問題跟挪威斷絕了經濟往來。除此之外，還有在很多類似的人權問題，中國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去做，這對中國外交來講是個很大資源的制約和浪費。

4．政治改革滯后妨礙外交施展

第四個方面，政治改革的滯后妨礙了外交的施展。這個實際上是跟剛才講的是有聯系的。民主程度的發展，跟政治改革進程是有相關聯的。為什么說政治改革滯后妨礙了外交的發展？前面提到了金正日的例子。金正日的成功，源于他抓住了中國領導人心理上的一個弱點，就是怕朝鮮崩潰。那么，中國為什么怕朝鮮崩潰？就是我們擔心失去朝鮮這個社會主義伙伴。那么，我們為什么擔心失去朝鮮這個社會主義伙伴？這里有兩個方面原因。一部分原因就是朝鮮在某種程度上能夠作為中國的戰略緩沖空間。對中國來說，美國軍隊駐扎在朝鮮半島南段和駐扎在鴨綠江江邊上意義是不同的。從國家利益角度來講，這個考慮是對的。另一個就是我們擔心社會主義在朝鮮的崩潰。這是出于我們意識形態的考慮，因為國外社會主義國家的喪失對國內社會主義合法性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沖擊。所以，我們不愿意朝鮮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而崩潰，當然也不愿意失去這個戰略緩沖區。這實際上就是說，我們的政治改革如果能邁出相應步伐的話，至少說我們對社會主義因素的擔心就會不存在，我們可能就僅僅擔心作為一個國家的朝鮮的崩潰，而不會擔心作為社會主義在朝鮮的崩潰。大家注意，這兩者是有區別的，甚至是有矛盾的，因為現在金家把朝鮮搞得很脆弱，一不小心就會崩潰。如果我們堅持對朝鮮負責而不是對金正日負責，我們就不會被金正日牽著鼻子走，至少我們的外交空間可能就會得到更大的拓展。

還有就是孔子學院的例子。美國人為什么擔心我們的孔子學院，其中剛才講有誤解的原因，但從他那個角度來講，也有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為什么呢？我們知道，就是孔子學院不是非政府組織，它確實是教育部下面舉辦的一個向外面推廣中國的語言和文化的政府機構。美國人對本國政府干預教育都很擔心，更何況是來自于外國政府對教育的干預？更何況這個政府又是美國特別不感冒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從這個角度來講，政治因素可以說制約中國，特別是與西方打交道非常沉重的包袱。政治改革滯后之所以會造成這種情況，我這里還要提一點背景性的因素，就是在中西關系當中，意識形態斗爭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大家知道，中國外交當中有一個我們非常強調的原則，就是不以意識形態劃線。反過來，西方從來就沒有不以意識形態劃線。相反，西方現在一直在以意識形態劃線，對他們情有可原。這是因為，站在西方這個角度來講，現在打意識形態的牌對他們有利。我們在60、70年代，社會主義的國際影響是比較好的，也喜歡打意識形態牌。當時有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獨立以后都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包括剛剛死去不久的卡扎菲，他是1969年政變上臺的，他的國號里面也有一個社會主義，他也搞了一個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在當時有那個優勢，我們還提出要搞世界革命，把紅寶書發到第三世界國家去。但我們現在沒有優勢了，所以我們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了。可是，美國人有優勢，他們仍然要以意識形態劃線。所以，意識形態實際上本身就是國際斗爭當中一個很自然的組成部分。國際上不但有力量的斗爭，還包括觀念的斗爭、制度的斗爭。這種情況下，中國就占據一個比較劣勢的位置。

從國內的角度來講，政治體制改革也是個很關鍵的問題，包括前面講的經濟結構的畸形，市場經濟的不夠完善，都與政治改革滯后有很大的關系。舉個簡單的例子，現在民營企業為什么得不到政策上保障？歸根到底，還是他還沒有發言權，無論是在最高決策層也好，還是在各級政府當中也好，他都沒有發言權。所以，我們現在講官商勾結，實際上在這個里面，商人到底真正起了一個多大的作用，還是一個有很大疑問號的事情。在最高的決策權里面，包括中央委員會，商人其實是沒有權力的。前段時間有個新聞事件，大家可能知道，傳說我們湖南最大的民營企業家，三一重工的老總梁穩根可能會成為中央委員會的候補委員。為什么會成為一個新聞？就是商人能夠被提高到中央委員會這個中國最高決策機構，這是一個非常例外的情況。雖然國有企業老總中也有很多在中央委員會里面，但他是一個官員，而不是真正做企業。所以，歸根到底來講，跟老百姓比、跟小商小販比、跟我們普通老師比，商人是一個強勢集團。但是，跟最高決策層比，跟共產黨的干部來比，他還是一個弱勢階級。政治體制實際上就是否分配利益的工具，你在這個體制里面有多少發言權，這個體制就會反過來給你多少利益。所以，要使我們經濟結構更加地平衡，真正要使民營企業能夠發展壯大，真正要使前面所說的人權得到更大的保障，就是必須要把各個階層，包括商人、工人、農民的利益能夠在這個體制當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就需要推進政治改革的推進。所以，對政治改革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不要太意識形態地去看。有人認為，好像政治改革就是改掉社會主義的東西。其實，我們完全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它，政治體制改革無非是利益分配關系的再調整。比如說，現在農民沒有農會，工人沒有真正的工會，實際上把這種相應的體制建立起來，把相應的渠道建立起來，使他們的這種利益能夠有一個發生的空間，有一個維護的渠道和工具，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

5．穩定第一促成保守外交

第五個方面，就是我們內部執政思維方面的問題延伸對外交的影響。我們知道，我們黨有一個說法就是穩定壓倒一切。那么，我覺得這不僅是國內的思維，其實這種思維也滲透在國際層面，具體體現就是我們外交風格比較保守，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說法，叫做國際維穩。所謂國際維穩，就是包括朝鮮、利比亞在內的很多國家，我們不希望他們倒掉。有一個牌就多米諾骨牌，一倒就不得了。在利比亞，我們其實是不太希望卡扎菲的利比亞倒掉的，但最終還是倒掉了。敘利亞我們也不希望他倒掉，至少在目前為止還沒倒掉。這是為什么？這就是剛前面講過的，我們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國家來維系自己在國際體系當中的地位，這是本質上的保守。

第二個就是我們風格上的保守。我們外交風格上比較典型的如南海問題。你說我們讓步嗎，我們也沒讓步，我們一直堅持，從來沒有說哪塊地方我們不要了，我們領導人從來沒這么說過。但是，我們強硬嗎？確實也沒有強硬，沒有說要武力來解決。我們在南海問題上，就整體的政策風格來講，我這里用幾個詞總結一下，不能爭、不能棄、只能拖，這就是一個比較保守的風格。鄧小平說了，他相信下一代領導人更加有智慧，看樣子我們現在領導人也相信下一代領導人更有智慧（大家笑）。但是，這個問題一直還在這里。那么，是不是只能這樣呢？其實是不是這樣的。哪怕是從國際戰略、國際博弈的角度來講，我個人認為，實際上我們還是可以去爭一下的。包括在南海這么復雜的問題上，其實我們還是有很大的可為的空間。我曾提到過一個措施，比如制止單方面開采石油，這個就是中國可以用來打擊越南、打擊菲律賓一個很好的手段。為什么這么講？南海現在有很多石油，但是中國并沒有實質性的開發，而開發最多的國家就是越南。現在包括石油在內的海洋產值，占了越南GDP的1/3。從國計民生來講，已經成為越南非常重要的部分。他的這種單方面開采石油的行為，中國是有理由狠狠地敲越南一下的。為什么？因為2002年的時候，中國跟東盟峰會有個行為宣言叫做《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那么，其中里面就規定有關各方不得從事使地區局勢復雜化的行動，這種使地區局勢復雜化的行動沒有明確說包括不能開采石油，但是，中國可以這么去解釋。而且，開發石油確實使這個地區局勢復雜化了。但是，我們中國沒有使用這個工具。為什么會這樣？我覺得還是我們風格上的保守，我們領導人特別擔心，如果這個地方我們強硬了，引發事態的升級，然后會使事態變得不可預測，我們領導人不愿意這樣。如果去爭，確實會變得不可預測，國際關系從某種程度上就是去解決、應對這些不確定性，國際戰略也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但是，我們現在的執政風格是不愿意冒風險，在國內如此，在國際也是如此。

這里就涉及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為什么不愿意去冒風險，為什么一定要穩定第一？我這里面涉及一對概念，亨廷頓曾經提出的一對概念，就是政績合法性與程序合法性。大家知道，政府的生存必須要有合法性，就是我們老百姓真正認可，他才能真正統治下去，真正的靠槍桿子來維持的統治是不可能持久的。這個合法性是怎么來的？亨廷頓說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政績合法性，就是說這個領導人他能夠向老百姓這么說，我當領導就能做到很好，讓你們生活水平改善，讓經濟發展，能夠給你們帶來很多的福利，使你們生活得幸福。這是政績合法性。那么，還有一個就是程序合法性。就是說，我盡管做得不好，但是對不起，我是你們選出來的，不管怎么樣，我先干完四年再說。這兩者合法性的來源導致的后果是不一樣的。當然，不是說強調程序合法性就不重視政績，他也重視征政績。比如說美國總統，是美國選民選出來的，但是他為了連任，他會想辦法要把他的政績做到位，包括大家看到的臺灣的選舉，領導人搞辯論，馬英九總是在強調他的政績，申請了世大運，然后又做了什么實事。蔡英文則老是批評馬“363”的承諾跳票，就是經濟增長的承諾沒有兌現，所以，臺灣也重視政績。但是，對作為一個通過民主程序選舉出來的領導人來講，他至少在他幾年的任期內他有合法性，你不能夠把他推翻，除非你通過罷免程序來做，他至少可以穩穩當當的做完這幾年。政績合法性則往往適用于沒有這種民主程序的國家，這些領導人他沒有固定的任期的限制，他沒法或不愿意通過程序合法性來取得政權，就只能通過政績。這就是中國為什么強調一定要經濟保八的原因，就是每年的經濟增長一定要達到8%。這其中當然有很多原因，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需要這么多增長才能提供必需的就業，歸根到底還是政績考慮。如果沒有這個政績的依賴的話，政府在民眾當中的合法性就會喪失，至少就會削弱。

所以，程序合法性的缺失、對政績合法性過度依賴，是使我們執政風格趨向保守的一個原因。政府在取得這些政績的過程中，總是過度地擔心，如果我做錯了的話，如果我失去這些政績我會怎么辦？在外交問題上就會擔心，如果做得好就罷了，如果挑起了爭端應付不好怎么辦？例如對越南，如果你再開采石油我就動用武力，戰爭可能就會打起來。當然，中國打越南沒問題，但如果美國干涉進來，戰爭進程就變得不可預料。如果失敗了怎么辦？領導人承擔不起這種風險，因為他的合法性都來自于他的政績。在民主國家，領導人程序合法性的支撐，則愿意冒這風險。由于過度依賴政績合法性，所以我們強調穩定壓倒一切，推行比較保守外交，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