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最初是由改革開放的“設計師”提出來的
近幾年，有一個詞被人越來越多地提起，特別是在重慶人近年的宣傳和實踐中，它被使用的頻率非常高，這個詞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據說最初是由改革開放的“設計師”提出來的，現在，有人將它上升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
首先在此聲明，對重慶以及其它地方提倡的“共同富裕”，我是非常支持的；但是，我也同時很明確地在此申明我的觀點：“共同富裕”在經濟領域里完全是一個偽概念。很明顯，我在這里將自己放到了一個自相矛盾的境地。下面，讓我來嘗試著從這個矛盾中解脫出來。
為什么說“共同富裕”是個偽概念？因為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共同富裕”，將來也永遠不會出現。其原因非常簡單：“富裕”是個相對概念，是比較的結果。五年前我曾寫過一篇短文《“后富”和“待富”，都是真實的謊言》，下面的幾段是那篇文章原封不動的引用：
“富裕，有兩層涵義：相對的和絕對的。
相對的富，是人與人比出來的。假如你有一輛汽車，我只有一輛自行車，你可以說比我富；但你的那輛是‘富康’，而他的那輛卻是‘寶馬’，他又比你富。很明顯，相對的富裕只能是‘部分’，不可能是‘共同’。人人都有一輛一模一樣的‘寶馬’，誰又比誰‘富’了？
絕對的富裕，是需求與供給比出來的。假如全體社會成員每人每天有一磅牛奶就夠了，可社會卻給每人供應了十磅，這就是絕對富裕。人類曾經有過這種時候嗎？沒有。將來會有嗎？不會。不是說，共產主義社會物質極大豐富，那還不是‘共同富裕’嗎？不是。‘極大豐富’對需求而言是指足夠用了，而不是浪費。我們都沒有見過共產主義，但我相信，共產主義不會是一個將牛奶倒進大海的社會，不是一個人人都富得‘不知咋吃咋玩好了’的窮奢極欲的社會。相反，共產主義應該是一個真正量出為入、有計劃協調發展的社會，一個既能滿足每個成員的需要而又最講節約的社會。如果共產主義不是‘按需分配’，而是人人都在瘋狂地消費，那么，這個社會到來的一天，大概也就是人類毀滅的一天了。
如果連共產主義都不是‘共同富裕’的社會，我們怎么可以說社會主義是個‘共同富裕’的社會呢？如果我們用相對富裕來形容這個‘富’，那么，又是誰相對誰呢？內部成員互相比較？那‘共同富裕’和‘平均主義’有什么區別？和世界其它國家的人比？是比最窮的那部分，還是比最富的那部分？如果是后者，那不等于說，一個國家（如中國）的全體成員個個都比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最富的人還要富，這個國家才是社會主義？如果他們最富的人的財富已經遠遠超過了他們個人消費的需要了，那么，我們這個人人都比他們還富的‘社會主義’社會豈不成了毀滅人類的禍害了？如果比不過他們，我們不還是相對‘貧窮’嗎？ ”
我們有必要在這個字眼上鉆“牛角尖”嗎？非常有必要；理清這個邏輯上的混亂重要嗎？非常重要。在“共同富裕”這個提法面前，已經“富”起來的人，可能會因為恐懼自己的財富被瓜分而拼命阻礙它的實施或想法逃離中國。自覺還沒有富起來的人則可能會出現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抱有不切合實際的平均主義思想，而一旦發現自己的要求不可能達到，就會有上當受騙的感覺轉而仇恨社會；另一種是一開始就覺得這個提法是個“大忽悠”，完全對此沒有興趣。無論是上面的哪種情況，其結果都會使倡導者的思想與社會成員的實踐完全脫節。因此，不講清“共同富裕”的真正內在含義，不僅這個追求本身會成為世人貽笑大方的笑柄，而且會造成社會輿論的混亂，甚至成為社會生產發展的阻力和社會動亂的誘因。
既然“共同富裕”是個偽概念，我為什么要支持它？這個說法的合理之處在哪里？我以為，“共同富裕”的正確性不在經濟而在政治。人類社會的生產和消費屬于經濟領域的活動，而介于兩者之間的分配則屬于政治領域的活動；前者是與天地奮斗，后者是與人奮斗。社會的一切矛盾和沖突，大到民族之間的戰爭，小到群體的內部爭斗，說到底，都是圍繞著分配這個核心。因此，分配是一切政治中最核心的政治。人類為什么要不斷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說到底，是為了每個個體的幸福生活。那么，物質財富增多一定會帶來幸福嗎？我以為不能。事實上，今天的中國，無論是非常富有的一小群人，還是廣大為基本生活奔波勞累的普通人，普遍都覺得不幸福。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幸福感反而下降，為什么？我們可以從生活、安全、道德、理想和文化各個方面去探討，但只要我們稍稍深入地研究一下，就不難發現，這一切的根子還是出在社會產品分配的極不合理上。換句話說，嚴重的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痛苦既影響著窮人，也影響著富人；它的影響也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心態的健康，而且是政治的穩定乃至民族的存亡。因此，此時重慶和其它一些地方開始強調的“共同富裕”所要解決的，早已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現在，已經很少有人談什么“民主社會主義”的陳詞濫調了，但又有人扯出了所謂“新民主主義”。我不知道扯這種淡的人知道不知道新民主主義和舊民主主義的區別？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工農階級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而舊民主主義社會則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資本主義社會。今天的中國是這兩個階級中的哪一個領導的？哪一個都不是。在這樣的一個社會里，重慶可以獨善其身嗎？根本不可能；它能做到的，最多不過是盡可能地為普通的勞動者多爭取點權益。
重慶有許多具體的做法，但如果我們將其概括起來，就不難發現，它們無非是“共同富裕”的拆字分解。其中的“富裕”指的是生產力的發展，而“共同”指的則是生產關系的調整，主要是指分配的相對合理調整。重慶的“民生”依靠的主要是增量而不是存量。他們沒有“打土豪、分田地”，而主要是通過政府稅收的傾斜投放而改善民生，因此，在“共同”的過程中，并沒有明顯地影響“富裕”。起碼到目前為止，政府的“民生“工程對經濟的發展是沒有負面影響的；不僅沒有負面影響，而且有較大的推動作用。我們在這里僅僅解剖一下“政府廉租房”，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推動作用在哪里。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理，資本分為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兩部分，其中的可變資本就是勞動力的價值。必要勞動創造勞動力價值，剩余勞動創造剩余價值；而所謂勞動力價值就是工人的工資，剩余價值就是利潤。在一個生產周期中，工資所占比例越低，資本的利潤就越高。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工資的水平是由什么決定的？是由工人養家糊口的基本開銷所決定的，達不到這個開銷水平就沒人來干活。那么，在今天的中國，勞動者（以農民工為例）最大的生活開銷是什么？是住房。有了政府的廉租房，一對農民工小兩口就可能寧愿接受重慶地區每月兩千元的工資，而不愿意接受廣州地區每月三千余的工資。而產品的價格又和產地無關。這樣的生產環境自然會吸引更多的企業來發展，從而推動重慶經濟的發展。這就是薄熙來說的”民生也是生產力“的道理所在吧？
很顯然，這樣的“模式”和社會主義沒有什么關系，但和工人流血還討不來欠薪的“模式”相比，哪個更好一些呢？不論你是工人還是企業主，如果讓你在在這兩種“模式”中選一個，你更愿意選哪一個？我相信，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們應該跳出狹隘的“經濟”視野，將“共同富裕”當成一個形象性的政治概念，將重慶的做法，理解為中國社會近三十年如脫韁野馬一樣瘋狂失衡發展的“負反饋”調整。重慶沒有模式，它的做法其實是對三十多年中國模式的一點完善和補充。這不是我的結論，而是重慶人自己的結論。中國有許多關心民族前途的知識分子，他們對中國發展的許多見解都是很有見地的，但不知為什么，他們中的一些人很積極地將當年王明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分解開來，一撥搶一半裝在自己的腦子里。他們要么主張“拒敵于國門之外”，要么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要么將重慶的做法拔高為“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要么將其貶斥為“極左路線的復辟”；要么讓重慶進退維谷，要么讓重慶左右為難。
我本人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的旗幟上只有一句話：各盡所能、按勞分配，而達到按勞分配的必要條件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我對中國和整個世界走向社會主義并最終走向共產主義充滿了信心。但是，在此之前，我們除了一點一點地宣傳這個理想，一點一點推動這個過程，是不是就應該對其它在眼前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措施一概嗤之以鼻呢？有個老電影叫《南征北戰》，里面有一句臺詞：“我也想今天晚上就打沖鋒，明天一早就把蔣介石幾百萬軍隊全部消滅，可是不行啊……”。重慶干的不是社會主義，甚至算不上新民主主義，但確有許多利國利民的舉措，對他們好的做法，我們不應該熱情支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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