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問題的關鍵是落實政策

解決問題的關鍵是落實政策　　

——簡析企業軍轉干部群訪之動因　　

文章摘要：軍隊轉業干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是國家干部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生力軍。安置好軍隊轉業干部既是黨的一貫政策，又一項關系到社會穩定、軍隊建設大局的政治問題，同時還是一項讓所有人充分享有改革開放成果的民心工程。天津市委、市政府在中央的支持下，在現有政策的框架內，完全有能力和義務解決好在計劃經濟時期安置的軍隊轉業干部及所遺留的問題。天津市的軍轉安置工作同樣可以走到全國的最前列。　　

全國在企業的軍隊轉業干部要求落實政策、維護政治生活待遇等權益的上訪活動，從1992年個別地方、少數人上訪算起，至今已持續近20年。上訪規模也從個別地方、少數人發展到全國各個省市，成百上千的軍轉干部聯合上訪甚至是上萬名軍轉干部聯名上訪，有些地方還出現了幾千名軍轉干部圍聚省、市黨委、政府機關。在天津市也曾發生過幾起數百軍轉干部集體上訪的群體事件。　　

軍轉干部的群體上訪，引起了中央領導及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為此也相繼出臺了一系列解決軍轉干部實際問題的政策和文件,同時還拿出了相應的資金。中央和地方的這些舉措，在企業中的軍轉干部卻并不領情，認為此舉是“號錯了脈，下錯了藥”。解困不但沒有平息上訪，反而從某種程度說讓上訪還變得更加強烈和頻繁了。今年　6月20日　，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的162，183名身在企業的軍轉干部聯名狀告人社部，自此又拉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軍轉干部上訪序幕。軍轉干部的上訪，已是中國上訪大軍中獨特的一道風景線了，且與反貪腐、拆遷并列為國內信訪的三大熱點問題。　　

　2006年5月12日　，數百多名身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到天津警備區群訪，這是天津市有史以來發生的第一起軍轉干部有規模的群訪事件，給天津市各級領導敲響了警鐘。我們認為那次群訪事件的出現也應是天津市按照黨中央精神給身在企業的軍轉干部落實政策的最佳時機。可惜錯失了良機，當時有關領導和部門對此事的處理比較單一，沒有考慮到問題的實質和深層，只是采取了“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辦法在對付，認為這是一起由少數人挑起的社會不穩定之個別和孤立的事件，在對幾名牽頭的軍轉干部采取了一定的管教措施，對個別軍轉干部及部分區縣的軍轉干部進行了少許的“安撫”后就不了了之了。如此簡單之處置問題，難免不會對天津市身在企業的軍轉干部隊伍的穩定埋下無窮的隱患，2011年的　11月8日　，終于又爆發了天津市數百名身在企業的軍轉干部來到市委門前群體訴求之事件。　　

身在企業中的軍轉干部為什么要如此執著的上訪？如果不把這些問題弄清楚，就會很容易把將軍轉干部上訪這一現象引入歧路，就會給軍轉干部以及社會造成不必要的傷害和危害。　　

一、軍轉干部上訪之目的　　

如果把持續了十幾年軍轉干部上訪的訴求歸納結成一句話，那就是要求恢復“一個身份，兩個待遇”（即：一個國家干部身份，政治待遇和經濟待遇）。　　

我們知道，身份指人的出身和社會地位，而“干部身份”卻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象征，這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在目前的行政管理體制下，正常在職人員常見兩種身份，即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通過勞動部門辦理招工就業手續的是工人身份，而通過人事組織部門辦理吸收錄入手續的就是干部身份。　　

身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本來具有“國家干部”之身份，只是在這近二十多年的國企改革中，有人把他們的身份淡化或遺忘了，甚至于篡改了。勞動部【1993】78號文件將這些身在企業中的軍轉干部稱之為“企業員工”，人事部《人發【2002】82號》又將這些人員稱之為“企業軍轉干部”。身份作為意識形態，是中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要部分和重要的道德行為規范準則，它對中國人的作用是持續的，這種持續作用在他們心理層面的深處也凝成一種情結。　　

　2006年5月15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頒發的《軍隊轉業干部安置暫行辦法》對軍隊轉業干部的定義“是指退出現役作轉業安置的軍官和文職干部”。同時還明確指出：“軍隊轉業干部是黨和國家干部隊伍的組成部分。”軍轉干部退出現役后由國家實行計劃分配安置，由各級黨委和政府將其安排到相應的機關、團體、事業和企業單位中去工作。就是說，無論是海、陸、空軍還是武警、二炮等武裝集團中服役的軍官和文職干部從現役中退出作轉業安置的都叫“軍隊轉業干部”，簡稱為“軍轉干部”。由于都是由國家計劃安置的，都是具有“國家干部”的身份，故不存在機關、事業還是企業軍轉干部之分，更也沒有厚此薄彼之分。即便想從層面上區分，最多也只能稱“身在××中的軍轉干部”。　　

到目前為止，從中央到地方都沒有出臺過任何一部改變軍轉干部稱謂的法規或文件。“企業軍轉干部”這一提法只是某些人和某些部門為了迎合“改革的需要”而自撰出來的一個名詞。給企業中的軍轉干部加上前綴，等于說把他們歸為企業中的一員了，這樣就可以讓他們在國企改革中成為改革的對象，既要承擔改革的風險，又有可能成為改革中的犧牲品。縱觀全國各地的國企改革，“企業軍轉干部”不是被下崗就是被失業，于是“企業軍轉干部”成了弱勢群體的代名詞，成了解困的對象，更成了不穩定的因素。　　

既然中央并沒有剝奪身在企業中的軍轉干部的國家干部身份，那么他們就有權利要求有關部門恢復他們的身份和相應的待遇。　　

二、軍轉干部上訪之原因　　

身在企業的軍轉干部上訪的起因是1993年國務院原勞動部推行企業“全員勞動合同制”改革時，無視《國防法》、《兵役法》、《軍官法》的法律規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軍隊轉業干部的一貫安置政策，把黨和國家計劃安置在企業的近百萬軍轉干部的國家干部身份和待遇都剝奪了。從此使這些軍轉干部無論是從生活上還是政治上都落入了人生的最低谷，無論是橫向比還是縱向看，都已淪為社會之底層。具體的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各階段軍轉安置所帶來的待遇不一性　　

退出現役的軍官在安置政策上，自新中國成立后，歸納起來大致有三種安置政策待遇規定：　　

（1）、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前　入伍退出現役轉業到地方工作的，歸結為“養”起來，一律享受離休待遇，這批軍轉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高于或持平國家機關同等工作人員；　　

（2）、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至二000年底退出現役的軍官，歸結為“保”起來。這類軍轉干部在政府的統一組織下進行分配的，相當一部分分配到了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工作。隨著企業的改組改制，如今分到企業的軍轉干部連基本的生活現在都難以保障；　　

（3）、二十一世紀后退出現役的軍官，歸結為“包”起來。軍轉干部一律不安排到企業工作，政府大幅度提高軍轉干部的退役金讓其自主擇業。僅退役金一項就比“保”起來的軍轉干部多了幾百倍之多。　　

（二）、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之間生活待遇的差距在日趨拉大　　

（1）、分配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的軍轉干部，總體來說政治、生活待遇等合法權益都得到了保障。這些軍轉干部既不承擔因改革帶來的任何風險，也不用對改革付出任何犧牲，相反是盡享改革的成果，享受各種優厚的待遇。特別是退休后，其退休工資、醫療保障等待遇與在職時所差無幾；　　

（2）、分配到企業的軍轉干部，由于軍轉政策的基本不落實或根本不落實，使其政治、生活待遇等合法的權益受到了嚴重損害。具體體現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軍轉干部淪為企業的一般員工；其二、職務的安排大打折扣。這給轉業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帶來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如調資、住房、醫療等。大多數企業的軍轉干部到退休時都未能分到住房；其三、工資待遇不落實。轉業干部剛分配到企業后，企業的調資是按實際任職等級及職稱高低來確定，軍轉干部一般都無職稱且不安排職務，難免會受到影響。　　

三、軍轉干部上訪之要求　　

國有企業在改革前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產物，那些身在企業中的軍轉干部是黨和政府委派到這些企業去從事相關管理工作的。他們的身份是國家干部，不同于企業中其他的干部之身份，這種派遣屬于組織和政府之行為。改革是在黨和政府領導下進行的“第二次革命”，同樣也是組織和政府行為。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對立統一關系，不能偏廢。當然我們不能因身在企業中且有“國家干部”之身份而不去參加企業的改革，更不能以此去阻撓或去否定國有企業的改革。如果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中將“改革”置于法律、政策之上，草率地將企業中的軍轉干部由“國家干部”變為“企業員工”，同樣也是一種錯誤的行為。　　

同樣是軍轉干部，同樣都擁有國家干部之身份，同樣是受黨和政府的派遣。可身在企業中的軍轉干部與身在機關、團體和事業單位的軍轉干部相比，不僅不能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反而還要去承擔改革的風險和痛苦。這難道不讓那些身在企業中的軍轉干部從心理承受力的平衡上上發生傾斜嗎？身企業中的軍轉干部認為造成這種尷尬局面的原因不是因為有了國有企業的改革，而是有關部門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對中央的軍轉政策理解和落實程度不到位而造成的。要想解決好這個問題，首先就得落實軍轉政策，而落實軍轉政策的首要條件又是恢復“國家干部”身份。　　

軍轉干部訴求的內容具體有以下點：　　

（1）恢復國家干部身份，享受相應的待遇　　

同是軍隊轉業干部，分到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的還是國家干部，享受著公務員待遇，盡享受著改革的成果，而分配到企業的軍轉干部，不明不白地變為了企業員工，既喪失了國家干部的身份和相應的待遇，還要承擔改革帶來的風險和痛苦。因此說必須要恢復其國家干部的身份并賠償因此而造成的損失；　　

（2）落實職務安排和待遇　　

對在職的軍轉干部，要按政策落實職務，享受相應待遇；對下崗的軍轉干部，要重新安排工作，享受相應待遇；對內退的軍轉干部，應參照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內退政策辦理內退手續，享受相應待遇；對買斷工齡的軍轉干部，按政策辦理內退或退休手續，享受相應待遇。由于職務安排和相應待遇不落實而遭受損失的，應給予補償；　　

（3）落實退休政策和待遇　　

按政策規定提高養老金待遇。對已按工人退休、辦理了《職工退休證》的軍轉干部，要按國家干部重新辦理退休手續，改換《干部退休證》，并由人事部門管理，享受相應的待遇。　　

（4）落實醫療、住房等待遇　　

軍隊干部退出現役轉業到地方，是由國家批準的，這是國家行為，政府對軍轉干部不能一退了之；分配到企業，也不能一分了之。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有責任、有義務對其進行妥善的安置，要對身企業的軍轉干部后半生的生活和生存負責。　　

四、軍轉干部之特殊性　　

軍隊本身就是一個特殊群體，這是由它在國家中的特殊地位決定的，她是國家機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軍隊就沒有新中國，沒有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軍隊轉業干部幾乎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員，這是任何一個特殊群體都不所具備的特征；　　

軍隊的特殊性還在于它的特別奉獻。當兵就要準備打仗，打仗就要準備犧牲。軍轉干部在生與死的面前是經受了黨和人民的考驗的；　　

“當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的時候，只要有了軍隊，就有了希望”這已經在多次的抗震、抗洪救災中得到了印證；　　

軍人舍小家為國家，剛成年就到了部隊，青年時代沒有花前月下、漫步林蔭小道的浪漫；婚后離多聚少，過著牛郎織女般的生活；不能撫養子女，不能孝敬父母。當兵幾十年，很少能與親人在一起過個春節。這也是任何一個特殊群體都不能與軍轉干部這個群體相提并論的。　　

對于軍人為國家作出的貢獻和付出的犧牲，黨和政府沒有忘記。為了保證軍轉干部的待遇，黨和政府制訂了多部法規，對每一批轉業干部，中央領導都要作指示，國家都要制訂政策，作周密安排。這是任何行業、任何階層的特殊群體都不能享受的特殊待遇。黨和政府想是通過這些努力，讓轉業干部到了地方后就能上班，就有房子住，子女就有學上。　　

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黨根據我國發展的現狀、國際國內發展形勢所作出的一項重大抉擇。盡管軍轉干部的安置大多是在計劃經濟時期的政府行為，但政府并沒有因此而放棄保障轉業干部待遇的責任。只是有些地方對中央政策理解不夠、落實不力，對軍轉干部采取排斥和冷遇。 　　

五、軍轉干部上訪之危害性　　

企業軍轉干部是依靠政策，按照憲法、黨章和信訪條例等賦予的權利在依法上訪。沒有任何政治企圖，不危害社會，也不妨礙他人。如果漠視軍轉干部的上訪，不積極做好說服教育和幫助解決問題的工作，對軍轉干部的上訪采取簡單粗暴、推三阻四或激化矛盾等手法來處理的話，就會使事態逐漸擴大和升級，就會產生極具嚴重的危害性：　　

（1）、軍轉干部在部隊是指揮員，具有一定的組織管理指揮能力，也具著堅強的意志力，問題不解決是不會停止上訪的。隨著時間的拖長，如果讓一些退役的志愿兵、士官、退伍兵以及其他困難群體也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這對社會的穩定會帶來極其嚴重的消極影響；　　

（2）、軍轉干部幾乎是清一色中共黨員，如果他們認為共產黨連自己黨員的合法權益都不能保障，那還能相信共產黨嗎？其結果就是對黨的綱領失去信心，對黨的信念產生動搖。這會嚴重影響到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形象和威信，同時還會對國防建設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3）、國內外敵對勢力也企圖利用上訪軍轉干部中的一些激進人員來達到轉變問題性質之目的，如果將此人民內部矛盾化為敵我矛盾，由于軍轉干部都是在部隊從事軍事、政治等工作的特殊人員。真出現對抗，其危害性就會更大，這絕非是危言聳聽。　　

六、如何對待軍轉干部上訪　　

軍轉干部的上訪已經十九年，從個體到群體的演變已經不能再讓各級黨委和政府漠視不管和任其發展了。但我們首先要看到兩個事實：　　

（一）、中央對軍轉安置工作的政策從未發生過改變　　

首先，黨和國家領導人對軍隊轉業干部安置政策和軍轉干部的態度是一貫的也是明確的。江澤民同志說過：“軍轉安置工作關系到整個政局的穩定、經濟的繁榮，是事關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一件大事；軍隊干部是黨和國家干部的重要組成部分，做好軍轉安置工作是各級黨委、政府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軍隊轉業干部為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應當受到全社會的尊重和優待；軍轉安置辦法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逐步進行改革，但不管怎么改，對軍隊轉業干部還是要‘包’下來的。”　　

胡錦濤總書記也曾說：“三代領導集體對軍隊轉業干部的政策沒有變。”“具體怎么‘包’，從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上保證軍隊轉業干部在社會生活享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榮譽，受到社會普遍尊重；就是軍官退出現役后，由國家保證其有穩定的收入、住房、醫療保險等。”“我們現行的軍隊轉業干部安置制度和辦法，基本上是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長期以來這些制度和辦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些重要原則和指導思想，今天乃至今后仍然是管用的，需要繼續堅持。”　　

其次，建國以來，軍隊每年都有一批干部退出現役，為了安置好轉業干部，中央每年都要出臺相應的安置政策。中發[1998]7號文件明確規定： “對分配到企業的軍隊轉業干部，要切實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該文件還特別指出：“軍隊干部是黨和國家干部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的寶貴財富。”“退役軍官的待遇，是個人對國家特殊貢獻的回報，是受法律保護的。除非個人原因（違法亂紀受處置），其它任何改變退役軍官待遇的做法都是不允許的。”　　

再則，　2001年12月28日　，國家發布實施了《軍隊轉業干部安置暫行辦法》，從此，軍隊轉業干部安置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的軌道。使軍轉干部安置工作有了法律的保障，減少了地方在安置工作中的隨意性，徹底消除了轉業干部的后顧之憂。　　

從《辦法》發布實施前的安置政策來看，雖然政策文件年年有，好象一年一個令，但其基本的原則和條文都是一樣或大同小異的，政策精神是一貫的、連續的，具有很強的歷史繼承性。　　

（二）、國家對軍轉干部的承諾　　

按照中央政策的原則和精神，地方政府相應地制訂了具體的實施辦法，并強調軍轉干部接收單位要認真地貫徹落實。軍隊轉業干部安置政策，既是黨的意志的體現，也是黨和國家對軍轉干部的鄭重承諾，更是對軍隊轉業干部合法權益的政策保障。　　

我們應該看到中央的軍轉政策在很多地區沒有得到落實或沒有完全落實這一個不爭的事實。有人說這是 “改革造成的”。這種觀點本身就是一種推卸責任的說法，改革是改掉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和做法，到目前為止，中央和各級地方黨委政府還從來沒有出臺過任何一項以改革來否定軍轉政策的文件、法規，更沒有說在企業改革中可以不執行軍轉政策。　　

要解決好軍轉干部上訪問題，必須要遵循三點原則：　　

（一）、不能以改革來否定軍轉干部政策　　

軍官退役保障與市場改革盡管分屬不同、規矩各異，但兩者都是通過人的途徑來發揮作用的。退役軍官雖然人在企業，但不是普通的職工，他們是企業在計劃經濟時期，作為國家載體接收的特殊保障對象。企業制度的改革，改的是企業的性質，不是退役軍官的屬性。不加區別地把退役軍官，當作普通職工“切割”下崗是不合適的；　　

軍官退役保障，是為了建設一支強有力的軍隊，給經濟建設保駕護航；改革是用市場的辦法搞活經濟，增強國力。兩者都是為了國家的利益，都是社會發展不可缺少的環節，是相互依存的關系。所以，不能用改革來否定保障，也不能用保障來排斥改革。解決兩者之間的矛盾，只能用統籌而不能用否定的辦法。把退役軍官處置下崗、失業，用改革來否定保障，這種一邊倒的做法也是不科學的。　　

（二）、用已有政策的落實來解決當前問題　　

全面落實中央領導同志關于“抓好已有政策的落實以解決當前問題，加快完善法制以解決長遠問題”的指示精神，統一思想，細化政策，將中央的解困政策和措施逐一落實到位。解決軍轉干部上訪問題就是要不折不扣地落實政策。　　

人發[2002]82號文指出：“對關閉、破產以及改制企業的軍轉干部，要作為再就業工作的重點，優先幫助他們就業。擬實施破產的企業，在進入破產清算的法律程序前，可由企業主管單位將他們調整到生產經營正常運轉的企業和其他單位工作。”　　

中辦發[2003]29號文也著重強調各級政府和組織“要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建立健全責任制，加強組織領導，把各項工作落到實處。” “要千方百計籌措資金，盡快補發拖欠企業軍轉干部工資等各項費用”。 “以省或當地職工平均工資和基本養老金水平確定補助水平，達不到平均水平的，補貼到平均水平”。　　

（三）、在穩定政策的基礎上盡快出臺軍轉干部解困長效機制的政策和措施　　

企業軍轉干部是國有企業改革、改制進程中形成的特殊困難群體。解困是黨中央、國務院的“重大決策”，也是各級黨委、政府的重要職責。中宣發〔2007〕9號文件指出：“要認真落實國家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尤其是國家最近出臺的有關政策。要按照中央精神，準確把握政策實質，緊密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切實可行的工作方案和落實措施。”結合本地的實際，系統的研究制定企業軍轉干部解困長效機制的政策措施。各級黨委和政府要以“要認真落實國家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尤其是國家最近出臺的有關政策”為制定政策依據，以加大解困力度、用全用足解困政策，繼續貫徹落實中央的軍轉政策。　　

七、天津市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現狀　　

從天津市軍轉辦獲悉，天津市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2000年前由組織安排在企業工作的軍轉干部大約有一萬余名，除去壟斷行業及已去世，真正屬于弱勢群體的在兩到三千人之間。　　

就解困而言，天津市是在全國最早出臺政策的，應當說是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只可惜隨著全國各地解困力度的加大，而天津還停留在初期的解困階段。就是說現在天津對企業的軍轉干部解困的幅度及力度都已經屬于最差的了。特別是在2006年數百名軍轉干部到天津警備區集體上訪后，天津市各區縣的解困更呈現出一種“五花八門”的怪現象，有的區縣給每名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每月補貼三百元（或一年三千六的補貼），有的卻是一分也沒有。全市統一的解困政策也就是在每年調資時給企業退休的軍轉干部多增加五十元的分傾斜。沒達到退休年齡的軍轉干部命運就更慘了，既無人問也沒人管，沒有工資收入也沒有工作崗位。　　

天津在企業工作（含下崗失業）退休的軍轉干部困難的具體表現有以下四點：　　

1、穩定的收入偏低　　

退休的情況：絕大部分軍轉干部從企業退休（包括提前退休）后其養老金偏低，抗美援朝的軍轉干部其養老金大都只是在2500元左右，即便是團職（處級）軍轉干部的退休工資大都在2000元上下，少數區縣在近年來每年還給所屬退休的軍轉干部3600元過節補助，而市內六區及四個郊區則一分沒有；　　

在職的軍轉干部情況：大都在單位遇到排擠與打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待遇都無法得到保障，處在一種在職不在崗的境況，盡管每月有行業在崗職工（或區縣企業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保障，但也只在2200元左右；　　

失業和下崗的軍轉干部情況：有的軍轉干部失業十幾年來一分錢收入也發，即便到有關部門去反映情況，也是相互推脫和扯皮不予解決。有的也只有一個最低的生活保障，好一點的能在公益性崗位上有一份社會最低工資；　　

2、基本的生活無保障　　

絕大多數軍轉干部轉業到地方后沒有分過住房或按其職務級別所分住房面積不夠，同時也沒享受到貨幣分房之政策。有些企業對軍轉干部的住房公積金少繳或不繳，軍轉干部因工資偏低買不起房。到現在有的軍轉干部一家三口仍然還擠在一間只有十多平米的公產房度日，更還有的軍轉干部至今在租房住。　　

軍轉干部年輕時在部隊戰斗、訓練以及為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中付出了鮮血和汗水，大都已積勞成疾。回到地方了，由于工資偏低，醫療個人報銷比例過高，致使有些身患重病的軍轉干部因經濟擔負過重而不得不中止治療，甚至于過早的離開了人世；　　

3、政治的權益得不到體現　　

絕大多數的軍轉干部正常的組織生活沒地方去參加。有的單位只管扣黨費而不關心軍轉干部的政治生活權力，尤其是那些失業下崗的軍轉干部連黨費都沒地方交，軍轉干部的黨員權益和義務得不到根本的保障和體現；　　

4、歷史的地位得不到尊重　　

盡管有些區縣及少數單位在“八一”和春節等重大節日期間能夠對所屬的軍轉干部進行慰問，但絕大多數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是無人問也無人管的，更不用說送去慰問品及慰問金。　　

八、解決問題的建議　　

過去我們總是采取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的辦法，上訪一次解決一點，小動小辦，大動大辦，不動不辦。這種擠牙膏式不講政策的工作方法，是造成軍轉干部屢屢上訪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要想解決好軍轉干部的問題，不論采取何種方式，但必須是政策一定要到位。　　

天津市作為直轄市，有著雄厚的經濟基礎，也有著堅強有力的市委領導班子，再就是困難的軍轉干部并不多，這些都是解決好軍轉干部問題的便利。胡錦濤總書記2008年初到天津考察工作時要求天津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方面走在全國前列，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中央對天津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同時也給天津市努力的方向指明了道路。　　

全國各地對軍轉干部問題的解決都有了不少好的經驗和做法，天津有些區縣和行業也處理得很好。這都值得我們借鑒。只要天津市委、市政府真心去解決在企業工作（含下崗失業）、退休的軍轉干部上訪的問題，完全是有能力，也應該有所創新和發展的。天津市在改革開放、落實科學發展觀，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國的前列，落實軍轉政策，天津市理應也要走在全國的前列。　　

如何處理好這熱點問題呢？其實也并不難的。首先以人發[2002]82號和中辦發[2003]29號文作為處理軍轉干部個案的指導性文件，廢除和修改與黨中央文件不一致的文件及土政策（如：津黨發（2003）27號文），按照“以省或當地職工平均工資和基本養老金水平確定補助水平，達不到平均水平的，補貼到平均水平”之精神補發拖欠企業軍轉干部工資養老金等各項費用。然后再研究出一套適合天津實際情況的解決新思路，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和杜絕軍轉干部上訪之問題： 　　

（一）、設一個專門的機構來管理退役軍人。將安置到政府機關、事業單位以外的退役軍官及檔案進行統一管理，使其與原企業完全脫離關系；　　

（二）、參照《公務員條例》對企業軍轉干部進行政策性傾斜，對在職、下崗失業的軍轉干部，工齡滿35年以上的企業軍轉干部，經本人提出申請，報請上級批準，可以退休。退休后的待遇比照公務員或事業單位的同等人員標準執行；根據個人意愿，50歲以下的軍轉干部，根據其工作能力和政治表現，經考核合格后可以錄用到能發揮軍轉干部作用的崗位上去。50歲以上的安排內退或從事公益性工作。對有其他要求的軍轉干部，可參照自主擇業的安置模式進行安排，比照自主擇業的退役軍官標準進行差額退補；　　

（三）、對已按工人退休、辦理了《職工退休證》的軍轉干部，改辦《干部退休證》，參照公務員標準提高養老金及醫療、住房等待遇，并適當地給予經濟補償。　　

（四）、每年組織企業的軍轉干部進行一次身體檢查和安排一次旅游。八一和春節前下發通知，要求各單位對其所屬的企業軍轉干部進行入戶走訪慰問，在惠民工程中把軍轉干部考慮進去，讓他們感受到黨的溫暖和政府的關懷。　　

以上四點是我們一點膚淺的想法，其實這些做法在全國已經有不少省市開始或接近開始實施了。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提出和所謂“一個身份，兩個待遇”說白了，最后的具體體現還是落在經濟待遇上，畢竟這些人都已經退出了歷史的政治舞臺，在要尊嚴的時候，更多是希望能夠安度晚年。　　

天津市的經濟實力在全國是排前列的，天津市也是社會最穩定的城市之一，我們相信，只要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軍轉干部反映的問題，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中，堅持以人為本，堅定不移的貫徹執行中央政策和精神，促進社會和諧，從根本上解決軍轉干部的政治經濟待遇問題，天津市的軍轉安置工作同樣也能走在全國的前列。　　

　 【后記】本文是應天津市某區維穩辦領導之要求而寫，有些觀點和看法不是很全面，歡迎全國各地在企業工作（含下崗失業）、退休的軍轉干部提出好的修改建議。希望本文能夠對那些從事企業軍轉干部維穩工作的領導有個好的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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