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必須分清姓資姓社

民主必須分清姓資姓社

拉開序幕

思想理念上，若分不清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區別，這個民主便是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民主或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實踐中，若劃不清資產階級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之間的原則界限，則根本不可能出現勞動奴隸解放、全民自由平等為特征的社會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民主。至于在“民主集中制”口號下實行的“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則既不可能出現資本主義民主，更不可能出現社會主義民主。

2010年第10期《炎黃春秋》發表了該社社委會主任杜導正先生的大作——“民主不應有姓資姓社之分”。其意思是說，社會主義民主同資本主義民主是一樣的。如果說杜文的“民主”僅限于政治領域，那就是說他所謂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有著共同的政治制度；如果說他所謂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有著共同的經濟制度，那么，杜文的“社會主義”經濟里，與資本主義經濟一樣的沒有民主，或者說只有資產者才是民，民主僅限于有產者當家作主。說穿了，這便是民主社會主義者的經典邏輯，也就是走“議會道路”、搞“和平過渡”的目的歸宿。為了今天或今后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中興，對這個事關社會科學的基本理論和社會制度的大問題，必須弄個涇渭分明。

序幕拉開之后，下面談談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根本區別。

一、“民主不應有姓資姓社之分”

背后的動機和動機的動因

根據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其改革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制度自身的完善與發展”。即在國營企業中變革生產關系“保證勞動者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也就是把高度集權、設官治民的國有經濟改革成平等的勞動者共同掌權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這本是不容篡改的思想宗旨和社會主義本質規定。不料，改革起步，事態有變。“總設計師”下達了不稱“最高指示”的最高指示：“不爭論”、“不管姓資姓社”、“資本主義有市場社會主義也有市場”。正是這種忽悠邏輯的改革戰略，請來了物本經濟學做戰術指導，把資本雇傭勞動創造利潤為本，勞動力是商品，勞動者在經濟體里是沒有權能的生產工具，這一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掩蓋起來，打一只“社會主義”左燈，是為了向資本主義右轉的目的做幌子。如此，沿著一天天看似未變、實則一年年步步右轉的改革軌跡，經過三十年歷程，不僅資產階級陣容比1949年前更為強大，標準的資本主義市場業已形成，并加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WTO，而且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黨章已經修改。包括雇工、繳稅較多的百萬富翁在內的“各階層先進分子”可以加入共產黨；在“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改革原則下，共產黨員可以雇工剝削。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正是在這種客觀現實條件下，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民主不應有姓資姓社之分”的資產階級改革理念，應運而生。

         說“民主不應有姓資姓社之分”，其目的是在思想上攪混水，不分黑白，不辨是非，把資本主義上層民主格式化、標準化，唯此為準，唯此為是，并以此來詆毀和抵制社會主義民主。從而把改革的歷史車輪撥到資本主義路軌上。

         一言蔽之，“民主不應有姓資姓社之分”的矛頭所指，不是封建專制的上層建筑，而是當歷史即將離開集權體制之際，首先在思想理念上為資本主義民主鳴鑼開道，同時竭盡全力封殺、抹滅《共產黨宣言》的思想準則和第一國際、巴黎公社運動留下的革命傳統，以便乘三十年物本經濟學導演的改革慣勢，進而使政治改革尾隨其后，實行資本主義的、也是第二國際的上層民主，以便保證勞動人民在經濟領域繼續做資本的奴隸，在政治領域繼續做政黨政治、政治國家的奴隸。

                         二、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在歷史發展進程中，資本主義社會是介于封建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中性形態，相對于前者來說，它是新生的、革命的、褒義的形態；相對于后者來說，它就是腐朽的、保守的、貶義的形態。立足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高度，用辯證的觀點來審視，對資本主義文明，有些應該批判的繼承，有些需要拓展和提升，有些則必須徹底否定。破資本主義之舊，立社會主義之新。

但不幸的是，從第二國際后期到第三國際以來，工人運動內部的思想理念和社會實踐，發生了一右、一左兩種極端。其中社會黨國際把資本主義根本制度全部繼承下來，在“和平過渡”問題上，只講策略性的“和平”，卻把向社會主義“過渡”這個根本目的拋到了九霄云外；而共產黨國際則不顧巴黎公社是以社員直接民主為前提，才否定了資產階級三權分立的民主形式，卻在黨國官本位思想體系指導下，懷著自欺欺人的革命激情，自始至終堅持以封建性的集中化權力為思想行動之綱，從歷史的背后著眼，把資本主義民主視若洪水猛獸，加以全盤否定。誰提民主，誰就是資產階級，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予以懲處和取締。如此一百多年的右傾、左倒，兩種變質走形的“社會主義”相互指責和攻擊，實質上則淪落為資本主義與封建大一統兩極對立。在人們的心目中，只弄得一片茫然，是非難辨：有些人竟然把標準的資本主義認定為社會主義；有些人只追求實惠，不要“主義”；更有些人把社會主義當成暴虐和貧困的同義詞，拒之千里。

故而，為求工人解放事業的中興，首先必須在思想理念上撥亂反正，分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根本區別，然后才有可能識別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確有本質的不同。

一）、資本主義社會

資產階級向封建貴族發動了產業革命和民主革命，建立了幾千年階級社會中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它在對自然界的征服方面，正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評價那樣：“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在此之后，又一個一百多年過去的今天，資產階級又把工業經濟發展到知識經濟，從蒸汽機時代推進到信息時代，大大美化了自然生態；在社會生態領域，通過美國的《獨立宣言》，法國的《人權宣言》和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等思想行為規范，保證了人民享有憲法規定的各種民主和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今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再也找不到像我們中國這樣延續幾千年傳統的和變相的“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三綱五常，自上而下地封官治民，封建特權、特供，人分高低貴賤、等級嚴森的身份制和官尊民卑、富貴貧賤腐朽的意識形態。更找不到黨禁、報禁、輿論一律、信息壟斷、書報檢查、文字獄、網上警察、封鎖電波和“截訪公司”等等專制惡跡。尤其是作為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沒有哪一個國家曾經禁止工人階級自由地組建工會，領導工人游行、罷工，維護自身利益。這些天賦于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恰恰是“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主人翁”望塵莫及的事。

    尤其是第二國際執政的國家里，實行了“累積稅制”、二次分配政策、從搖籃到墳墓的終身保險、多子女補貼、公費醫療、免費教育、失業救濟、對低收入家庭的補助和優待等等惠民措施，化解了不少社會矛盾。從而把階級社會的文明秩序推到了歷史的頂點。應該說：民主社會主義者在美化資本主義方面，功不可磨。

但是，所有這一切都不足以說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論斷已經“過時”。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性和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對象的本質依然如故，絲毫未變。其最根本的特征是：（1）、資本雇傭奴役勞動的經濟制度沒變；（2）、政黨政治、精英治理的政治國家制度沒變。在這種階級社會、政治國家統治下，經濟體內的決策、管理，依舊是資本的職能；社會公共事務的決策、管理，依舊是官的職能。無產、無權的雇傭工人，（不論是藍領或白領）依舊是任人賞罰予奪的仆役、沒有權能的生產工具。表面上看來，議員、總統、州長、市長都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但這里存在著一個公開的秘密：所有當選者的候選人資格，都是由他們各自的政黨提名，并在當選后向自己的政黨負責，而且他們的根本職能都是維護資本奴役勞動的生產關系和政客統治人民的政治關系。

          說白了，人民用選票選出來的議員和長官所組成的現代國家，他們所立的法、行的政，都是致力于保障經濟里的雇傭勞動者無權支配自己親手創造的產品，僅僅是別人的生產工具和供人享樂的仆役，沒有做人的權能。即雇傭工人在資本家的經濟莊園里沒有天賦的人權。這是一切資產階級的辯護士用任何辯詞都無法否定的事實。

          作為一無產、二無權的雇傭工人和勞動本位主義者，思想理念上必須明確：民主社會主義者致力的工人運動，是僅僅改善生存的自然條件。必須承認，這種使日子過得舒服一點的低標準，乃是一切動物本能的需求。在故有的生產關系和政治關系之下，衣食住行得到惠顧性地改善，遠非工人解放運動的目的。餓肚子是奴隸，吃飽了肚子依然是奴隸。無產階級革命是針對勞動者無權支配自己親手創造的產品那種生產關系而言。然這種生產關系正是受國家暴力機器的強力維護才得以存在的。所以工人階級為了不再做別人的生產工具，不再做物化了的生物人，而要成為具有天賦權能的社會人和享有政治權利的經濟人，即從無權的奴隸變成掌權的主人。務必徹底消滅資本雇傭勞動的生產關系和官主宰民的政治關系。這是現代奴隸解放事業之所需。

若立足唯物史觀來看，掌權的資產者和無權的勞動者之間對抗性的階級關系和國家暴力統治所構成的根本性社會矛盾，乃是資本主義致死的絕癥。必然為無階級、非國家、人人自由平等的社會主義所取代。

          二）、社會主義社會

社會是人的社會，社會主義是以人為主義的社會，比起以國家社稷為本的封建專制主義和以資本剝削勞動榨取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來，它是個美好而誘人的詞。故而招來了各種社會勢力為欺世而盜名，借盜名來欺世，爭著在自己的大門前掛上一個“社會主義”招牌做幌子。連希特勒這么個魔鬼，也披上一件“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外衣，搞了一個與墨索里尼法西斯國家主義結盟的“國家社會主義”，犯下了滔天大罪，這是誰也不會把它當做社會主義來看待的。只有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曾經批判過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封建的社會主義”，在經過第二、第三兩個“工人國際”表演之后，卻是值得求解放的人們深思、銘記和警鑒的。

          這里所要談的是針對民主有沒有姓資、姓社之分問題上的那個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是與《共產黨宣言》直接相連的、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那個社會主義，或者說是繼第一工人國際、巴黎公社運動以勞動人民解放為特征的那個社會主義社會。尤其必須特別說明的是，這是歷史迄今為止尚未在任何國家出現過，（巴黎公社運動被敵人鎮壓下去了，未能全面實施，南斯拉夫剛剛起步）僅僅停留在理論上、有待后人去實踐的一種社會主義思想理念。

既然是第一國際、巴黎公社后裔的社會主義，便直接涉及到第二國際或社會黨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和第三國際或共產黨國際的集權專制社會主義。為了撥開思想迷霧，劃清是非界限，不得不首先在思想理念上把這一右、一左兩種社會主義的異化物的本質特征加以展示，以便在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上同它們劃清原則性界限。

1、關于民主社會主義

第二國際后期，走議會路線，在資本主義機體中搞“和平過渡”，即工黨、社會黨的領袖們參與競選議員、總統、州長、市長，勝選后取得了執政黨地位，如前所述推行了一些惠民政策，為社會下層的勞動人民改善物質生活條件做出了可貴的貢獻，于是宣布為社會主義。對此，有人稱為民主社會主義，有人稱為福利社會主義。

作為劃分社會制度的標準，不是與生產力直接相連的物質生活條件的優劣，關鍵是與生產關系、政治關系直接相連的經濟政治制度。         

然而，在民主社會主義學者口中把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美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里，甚至有名的北歐幾個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里，他們都沒變革資本奴役勞動的經濟制度，也不改變政黨政治、精英治理、官管民的政治國家制度。

這就說明了他們搞了一百多年的議會斗爭，僅僅停留在上層人物的競選、當官、執政上。而沒有把精力注視在社會經濟、政治根本制度的變革上。因此，以現行的經濟、政治制度作標準來劃分，當今所有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擺脫資本主義范疇。宣傳口號中所謂的“社會主義”，僅僅停留在工人階級政黨的上層人物走進了官方。而對于礦井、車間、農田里的工人階級來說，則依舊是資本的奴隸和國家的奴隸，競選“勝利”之后，對千百萬勞工來說，運動的目的卻是空的。

          歷史的結論是：在工人解放事業中，當條件允許時，采用和平方式，走議會道路取得政權，與條件不允許采用和平方式時，被迫不得不采用武裝奪取政權一樣，什么方式取得政權都可以，都沒錯，無須苛求。問題的關鍵是，掌握了政權之后，本應干的事沒干，不應干的事卻干得很起勁。

針對民主社會主義者來說，值得檢討和糾正的錯誤是，搞了一百多年的“和平過渡”，卻只講“和平”方式，而忘卻了、丟掉了向社會主義“過渡”這個工人解放運動的目的。因之導致歷史的渡舟依舊停留在資本主義碼頭上，勞資關系、官民關系依然如故。這就驗證了伯恩施坦的“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確切地說，民主社會主義乃是社會主義同名異質的“同位素”，或社會主義右的——資本主義異化物。

          立足國際工人解放事業的高度，不應站在民主社會主義者的對立面，敵意地指責和批判，而應立足其中，休戚與共，接受教訓，改正錯誤。

作為歷史的鏡鑒，第二國際各政黨，在掌握政權之前，就應該立足工人階級和勞動本位的思想高度，努力爭取變革生產關系和政治關系，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如何“過渡”呢?

          就理論意義而言，社會形態的變革，不是少數先進人物的意志所能為，只有當先進的思想理念成為千百萬人民群眾共同的追求時，才能成為推動歷史前進巨大的物質力量。

就社會實踐來說，走議會道路，搞“和平過渡”，靠的是競選取勝。但是，第二國際百多年的腳印告訴我們，向社會主義“過渡”成功與失敗，并不取決于工人階級政黨是否執政。關鍵在于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理念是否形成法律制度加以貫徹實施。

既然制定和推行什么性質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制度，是掌握在制定法律制度的議會和推行制度的政府機關手里，而議會和政府都是經由人民手中的選票產生的。那么，這種資本主義思想行為規范，客觀上已經為工人階級政黨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良好機遇。

眾所周知，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里，雇傭勞動者總比資產者多，被管的民總比管民的官多，普通群眾總比精英、政客多。而選舉議員和長官的選票，是按一人一張平等分發的，這就決定了絕大多數選票掌握在中下層勞動群眾手里。相形之下，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是消滅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經濟和官統治民的政治國家。當這種人數比例和選舉規則二者結為一體時，客觀上就注定了以所得選票多寡論輸贏的競選活動中，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工人階級必勝，固守資本主義制度的資產階級必敗。既然如此，那么，工黨、社會黨搞了一百多年的議會斗爭、“和平過渡”,為什么至今仍然停留在資本主義碼頭上呢？

問題的關鍵在于：第二國際各政黨的領袖們不屬于勞動本位思想體系，大腦里沒有社會主義理念，更談不上把它變成億萬勞動群眾共同的追求。

          失敗的教訓告訴我們，今天或者今后，選擇議會斗爭，搞“和平過渡”的人們，在取得政權之前，就必須盡全力培殖自己的理論宣傳設施和輿論陣地，利用現代化的信息工具，廣泛地舉辦各種集會、演講，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資本主義的弊端、社會主義優越性傳輸到家喻戶曉，童叟皆知，使社會主義生活方式成為億萬群眾共同的愿望，以便形成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巨大的社會動力。凡擁護向社會主義過渡并身體力行者，皆成為工人階級政黨黨員，進而由他們報名參選，發表深得廣大群眾擁護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競選綱領。一旦當選議員（代表、立法委員），即向議會提出經濟、政治、文化方面的立法動議；當選為行政首長者，積極推行過渡性法律制度，圓滿落實。當社會出現這種勢態時，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已揚帆起航。

            為此，本文提出如下幾點原則性建議，供當代和后人參考，以便把民主社會主義從資本主義陣營拉向社會主義邊緣，進而把社會黨推行一百多年的資本主義民主，引向社會主義“過渡”：

          1）、首先在思想觀念上，用無產階級以人為本否定資產階級以物為本的基本理念。資產階級的根本理念是：產權天賦，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有產有權，無產無權；作為其對立面的無產階級，根本理念是：每個人從母胎里赤裸裸來到人間，并未隨身帶來任何物質財富和主宰他人的權力。因而，在無產無權的勞動奴隸看來，大自然的一切自然資源、社會財富和處理公共事務的權力以及權力實施所必備的信息，都像陽光和氧氣一樣，屬于每一個人和一切人所共有，不允許任何個人或集團得而私也。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徹底的天賦人權論，并用這一思維邏輯來規范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制度。

          2）、經濟領域的“過渡”措施。既然是“和平過渡”。就不能把資產階級用來剝削雇傭工人的生產資料強制性的沒收，變為勞動人民的公共財產。只能通過人民群眾自下而上選舉的立法機構所制定的法律制度，依法采取向社會主義“過渡”性的變革措施。因此，對私有和股份制經濟，不采取公有化政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允許私人投資，剝削剩余價值取得利潤的生產方式繼續存在。“過渡”的重點是變革經濟里的生產關系，既保證出資者有利可圖，又保證出力（體力和腦力）者雖受剝削而不再是資本的雇傭，不受資產者奴役，從而使勞動者不再是單純的生產工具，而成為享有產品支配權力的企業主人。

          基于這一理論設想，“過渡”性的經濟形態，可命名為“一企兩東制”。即把傳統的生產資料占有者是企業的東家、主人，勞動者是雇傭、仆役，這種一主一仆的經濟制度，改變成資東、力東，兩東共同經管的半私有半公有“過渡”性經濟形態。其實施措施是：（1）、企業組建方式，不再是以往的資產者單方組建企業，在市場上雇傭工人。而是以新的方式，在公開的企業組建平臺上，由出資者、出力者雙方共同商定，組成經濟實體；（2）、企業的組織形式和權力結構是：出資者按一股一份權力，組成資東大會或資東委員會；出力（腦力和體力）者按一人一份權力，組成力東大會或力東委員會。（既出資又出力者，享有雙重身份、雙重權力）兩會對等行使企業主人所有的社會屬性決策、管理和監督大權，制定經營方針、規章制度、產品支配方案和招聘企業經理。總經理向兩會負責，行使自然屬性經營管理。

          3）、政治領域的“過渡”措施。在不消滅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國家制度形式下，修改憲法和有關法律制度，廢除政黨國家，以便向社會主義“過渡”。凡議員（人民代表）和行政首長侯選人，必須按條條快快，自下而上，由選民直接提名，逐級篩選，不得由政黨提名或社會集團協商提名。當選后，直接向選民負責，接受選民質詢、監督和撤換。不得向所屬的政黨負責，不由政黨撤換。從而把各級政府牢牢掌握在人民群眾手里。沒有執政黨，國家政府不再屬于政黨手中的統治工具。

凡議會（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機關的公務活動詳情，除國防和外交機密外，一律向社會公開，接受監督。

        為防止政客滋事，各級議會、政府及軍隊、警察禁止黨派活動。

        為防止金錢干政，嚴懲賄選，并對為此行賄和受賄的雙方，剝奪政治權利。

        2、關于蘇聯式集權制社會主義

        列寧看到了第二國際的右傾修正主義路線與第一國際開創的革命路線分道揚鑣，故而組建了共產國際，與之分庭抗禮。只因矯枉過正，武裝斗爭時期被迫不得不采用的集權手段，超過了用集權消滅集權的轉折式革命戰略所規定的轉折時限——“過渡時期”，固化成目的本身，異化成封建貴族階級的目標模式。到了斯大林時代，在黨國官本位思想體系指導下，民間無產階級解放學說的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官方鞏固國家制度的理論工具。作為共產黨，不僅沒有遵循《共產黨宣言》去“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反而站在歷史的背后，把資本主義民主看成革命的對象，予以全面否定。在“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下，執意建造一個本是資產階級革命對象的、高度集權、封官治民、等級嚴森、自上而下垂直運作黨國專政機器。按照大一統的需要，不僅消滅了資本剝削勞動的私有制，也消滅了不雇工剝削、不產生勞動異化的城鄉個體經濟，以“社會主義公有制”名義，強制推行黨和國家機關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勞動產品和勞動者本身的經濟制度——程度空前的“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名義上是“計劃經濟”，實際上是計劃政治，計劃每個人的思想、話語、工作、學習和衣食住行。全體人民從生到死處處事事必須“服從組織”。無所不能的黨國機關統控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壟斷權力和信息，把每一個有思想的人變成沒有主見的馴服工具，使一切人的自由變成書記一個人的自由。名曰社會主義，其實正是社會主義同名異質的“同位素”，左的——封建專制主義異化物。

一言蔽之，搞了七十多年的社會主義，落得個專政“運動就是一切”，至于國家消亡，人民自治這一革命的“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

正因為如此，所以占蘇聯全民總數十分之一的蘇共黨員，親眼目睹“8、19”未遂政變后的蘇共解散、蘇聯解體，卻一個個無動于衷，袖手旁觀。表面強大、實則脆弱的“社會主義陣營”不戰而自垮。

        不論是第二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還是第三國際的集權社會主義，都不是以人的解放為特征的社會主義。

3、以現代勞動奴隸——產業工人解放、全民自由平等為特征的社會主義社會

        簡單地說，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按照《共產黨宣言》的思想原則，有如下三條基本特征：（1）、“消滅私有制”經濟；（2）、“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3）、在這兩項革命任務完成之后，建立這樣一種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除此之外，作為無階級、非國家、人人自由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一個突出的特征是：經濟單位里沒有一個總攬全權的財主；整體的社會生活中，沒有至高無上的國家君王、主席、總統；社會團體沒有凌駕于全體成員之上的頭子、主持、當家人。有的只是自然屬性行為中履行公仆職能的指揮者。

        （1）、關于“消滅私有制”。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絕對不是“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在黨國官本位思想體系指導下，僅僅消滅私有制的經濟形式，建立國有制，把經濟里的決策、管理，由資本的職能變成命官的職能，將勞動人民依舊置于無權、被管、任人賞罰予奪的奴役位置上。而必須是在無產階級勞動（人）本位思想體系指導下，消滅私有制經濟體（包括國有經濟和股份公司在內）里勞動者做產品奴隸的生產關系。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乃是平等的勞動者共同掌權的自由人聯合體。私有制變公有制，就是徹底變革與生產關系直接相連的社會屬性活動方式和權力結構，把企業主人的社會屬性大權從資產者手里，轉交給全體勞動者共同行使，即決策、管理和監督從資本的職能變成勞動者共同的職能。公有制企業的組織形式是：企業全體員工大會行使最高權力，工人委員會是企業的權力機構。總經理由企業的全體人員選舉或工人委員會招聘，負責自然屬性經營管理，發展生產力。宏觀經濟是各個聯合體的大聯盟，按照共同制定的社會計劃這只“看得見的手”，與協調需求的商品流通這只“看不見的手”共同調節。

        （2）、關于“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針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自詡的黨國官本位主義者，必須指明經典著作中如下幾點原則性論述：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文中指出，巴黎公社“……是國家政權、集中化行政權力的對立物”，“這次革命……是反對國家本身、這個社會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當階級統治這一種形式被破壞后，行政權、國家政府機器就變成了革命所要打擊的、最大的、唯一的對象了”。

        列寧在《馬克思主義論國家》一書中，談到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時寫道：“無產階級專政是‘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顯然這個時期的國家也是從國家到非國家的國渡”。

        這些話清楚地告訴我們，無產階級革命不是把階級敵人手中國家政府機器奪在自己手中，牢牢地掌握下去，像農民起義那樣改朝換代。而是不僅要消滅階級敵人的國家機器，也要打碎自己手中的國家機器。就是在奪取政權之后“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內，也就是當剝削階級的統治“被破壞后”，這時掌握在無產階級自己手中的“行政權、國家政府機器就變成了革命所要打擊的、最大的、唯一的對象了”。一旦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得以實現之時，官管民的國家政府便不復存在了。這時，國家機關管理人民的政治職能，將由對社會服務的公仆職能所取代。

        所謂“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不僅僅“炸毀”看得見的國家政府機器，還要“炸毀”看不見的、與國家制度密切相連的官方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官僚作風、官家威嚴和高官厚祿的分配原則以及流傳民間的靠“天官賜福”的奴隸意識等等。總之要炸毀幾千年來套在人民頭上的鋼鐵般的政治枷鎖和精神枷鎖。

  （3）、關于“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從思維邏輯上看，這句話標明無產階級解放、全民自由平等，是以每一個人都得到了自身的權利、意志、尊嚴、自由為前提，才能保證一切人都是自由的。這恰恰是同共產國際推行的黨魁壟斷集中化的權力，各級黨組織的書記掌權當家做主人，就等于全黨黨員和全國人民就是社會的主人了完全相反的概念。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黨領袖、黨機關、“組織上”代表“一切人的自由”，絕對沒有“每一個人的自由”。

        從思想實質理解，這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進程中，打碎了私有制經濟和政治國家兩條枷鎖之后，所實現的根本目的或收獲的勝利果實。反過來說，即便這兩條枷鎖存在其一，人民就是任人宰割的奴隸。

        不管歷史多么曲折，可以滿懷信心地說，現在不是中世紀，歷史到了信息時代，不會超過500年，那時不會再有這一部分人隸屬于那一部分人，那些人主宰這些人，這些人服從那些人的活動方式、關系結構和意識形態。

存在決定意。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得以實現時，階級文明時代的自私心、占有欲、主宰意識及其脈生的奴性和狗性，將伴隨自由時代降臨而消失。即獸性泯滅，人性升華。

綜上所述，對上面這三種社會主義做質的劃分，可見：第一國際、巴黎公社開創的社會主義運動，即便那時有馬克思主義，普魯東、巴枯寧無政府主義，布朗基共產主義等各個派別，但總體來說，指導革命的都是無產階級勞動(人)本位思想體系。也就是上面第“3”所指的遵循《共產黨宣言》思想宗旨的勞動解放為特征的社會主義；第二國際是在資產階級物本位思想體系指導下，搞的“和平過渡”的民主社會主義；第三國際是在封建性的黨國官本位思想體系指導下，搞的集權專制的社會主義。其中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右的——資本主義異化物；集權專制的社會主義，則是社會主義左的——封建主義異化物。為此，談社會主義民主時，首先在思想概念上，要把這一右、一左兩種變質走形的所謂“社會主義“，排除在社會主義之外。

三、關于民主

民主是集權專制的對立物。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需要民主，關鍵在于哪些人是民，在哪些領域實行民主和在什么經濟、政治條件下實行民主，以及這個“民”怎么“主”法等問題上，大有分歧。

民主是政治概念。資產階級物本經濟學是生產力經濟學，只談物與物的關系，而把經濟里的占有者主宰、統治、奴役勞動者這種活生生的政治關系掩蓋起來，避而不提，諱言和拒絕經濟里的民主，并以此保產、保權、保衛身家生命之源的資本獨裁專制。與此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導思想在于揭示經濟里的政治——占有者治人，勞動者治于人，勞動者做產品的奴隸這種生產關系，并以此宣導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目的全在于實行經濟里的民主。

眾所周知，社會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統一體。政治國家機器是專門用來保護奴役勞動制的，第三國際異化的教訓，充分說明僅僅消滅了私有制經濟而保留政黨手里的政治國家，是絕無民主可言的。

說起來似乎奇怪。兩位身為共產黨的高級干部，學術界具有顯赫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為政治體制改革出謀獻策，先后在《炎黃春秋》雜志上發表高論。遠在杜導正先生提出“民主不應有姓資姓社之分”以前，謝韜先生早在2007年第二期《炎黃春秋》雜志上發表了震驚學壇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兩人的提法雖有差別，但卻異曲同工。都是在歷史的車輪即將離開集權故地之際，力圖把道岔搬到通向資本主義的路軌上，（如前所述，民主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有著共同的政治、經濟制度）以便改革之口離開無產階級革命既定的社會主義歸途。

（一）、資本主義民主

資產階級作為民中的強勢群體，向封建貴族發動了產業革命和民主革命，經濟上廢除了賜爵分封領地制，取得了個人企業自主權，成了當然的主人。政治上變君主為民主，把歷史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資產階級民主相對于封建集權專制來說，是新生的、先進的、褒義的、革命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國歷代先驅為之奮斗的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六四”學潮，甚至民間發起的“零八憲章”，其思想內涵都屬于資產階級民主或資本主義民主范疇之內。

然而用歷史地、辯證地觀點來審視，資產階級的民主觀是以物為本。有產才有權，有權才是民。資產者在自己的經濟莊園里，壟斷了決策、管理和監督全部大權之后，萬事大吉了。什么民主、人權、自由、平等到此為止，完全解決了，無需進一步深究。至于為了創造利潤而在勞動力市場上招雇來的勞工，則如同自家企業里的機器、設備、工具一樣，都是創造利潤的資本。所不同的僅僅在于工人是會說話的工具、活資本。即工人是物，不是人，不是民，沒有民主權利，不列入民主范疇。因此在資產階級的民主概念里，雇傭工人在經濟體里的民主權利問題，也是基本人權問題，既無需思考，更沒人多嘴多舌，而是被有意掩蓋和密封起來的。故而，資本主義民主僅限于政治領域，經濟領域沒有民主。而且政治領域里的民主，既是政黨政治、政治國家制度下的民主，又是政客、精英們專利的代議制間接民主，并且還是社會公仆的行政權與社會主人的立法權放在平等位置上的三權分立，相互制衡。這就看出資本主義民主，是殘缺不全的民主、虛假的民主、少數人的民主，從而是統治階級、剝削階級的民主。尤其更為本質的是，這個政治上的民主共和國的天職，是用來保衛經濟里的資本奴役勞動制，保護勞動者做資本的奴隸。而且勞動人民任人賞罰予奪，既是資本的奴隸，又是國家的奴隸。如此被上層人物看作至善至美、不惜以生命代價去爭取的資本主義民主社會，對于一無產、二無權的勞動人民來說，正是地獄支撐著的天堂。

（二）、社會主義民主

與資本主義民主相比，社會主義民主是打碎了資本奴役勞動和國家統治人民兩大傳統的社會枷鎖之后的民主。在未來的（絕對不是現存的）社會主義制度下，不會再有掌權的財主和執政的黨、管民的官。經濟之內和經濟之上普遍是人民群眾自治自理。這是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的根本區別，具體表現如下：

1、資本主義民主漂浮在上層，勞動者在經濟體內沒有民主。社會主義民主首先是經濟里的民主，與勞動人民利害得失直接相關的經濟體里，實行工人自治，其決策、管理和監督既不再是資本的職能，更不再是官的只能，而是全體勞動者共同的職能。

2、資本主義民主是代議制間接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是全體勞動人民直接民主，雖然整體事務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但不是代議制。其中有四項保障條件：（1）、是除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之外，凡重大問題，提交相應范圍之內的全民公議和公投；（2）、人民代表不同于代替選民議政的議員，也不是選民權利的代替者，而是選民權利、意志的代為表達者；（3）、在全方位開放式信息結構中，每個人民代表的言行和代表大會的活動詳情均公開于選民。一旦某個代表違反了選民共同的意愿，做出了錯誤決定，將被立即撤換。以便保證人民的直接權利和權力；（4）、資本主義民主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社會主義民主是政治領域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加上社會公投，經濟領域是企業全員大會掌握最高權力，工人委員會是企業的權力機構，以便保證廣大人民群眾在政治、經濟全方位社會事務中行使主人翁的決策、管理和監督大權。而作為社會公仆或執行機構的行政和司法機關，只能是向權力機構負責、接受監督，而不能與之平行和制衡。行政首長，僅是執行機構的指揮者，而不是國家元首，不是經濟單位或社會團體的首長。以便與階級社會的皇權、官權、財主的權力等傳統的個人權威相決裂，這乃是巴黎公社開創的社會主義革命原則。

3、資本主義民主實行政黨政治，國家政府是執政黨的政府。社會主義民主是人民掌權做主人，不存在執政黨，工人階級政黨隨國家消亡而消亡。社會主義初期，政黨可以存在，只限于管黨，不得干政。為防止政變作亂，憲法嚴格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和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由相當選區的選民直接提名，逐級篩選產生。不得在由政黨提名或社會協商候選人，從上面篡奪人民的權力。由人民手中的選票當選后，直接向選民負責，不得再向自己的政黨負責。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均不得設立黨團。凡人大、政府、司法、軍警機關、人民團體和經濟單位等等，一概不得建立黨的組織，禁止進行黨派活動。

4、社會主義民主權利屬于每一個人、一切人所有，包括服刑期中的犯人不得剝奪政治權利（這是鑒于民主實施的原則是全體當事人表決，足以保證個別損害社會利益的錯誤動議和行為，不可能形成多數的決定）。

綜上所述，資產階級民主的本質是有階級壓迫和國家統治條件下的民主，其手段和目的都是維護資本奴役勞動的生產關系和國家統治人民的政治關系，即維護階級對立、人間不平的文明秩序。但這種資產階級民主相對于封建貴族集權專制來說，它是進步的、褒義的文明秩序。若相對于無階級、非國家、人人自由平等狀態下的社會主義民主來說，它則是腐朽的、貶義的文明秩序。與此相反，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徹底的民主，全民民主，是民主向自由升華，是人類歷史從文明時期向自由時期的“過渡”形態。拉開歷史的長鏡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民主是文明的頂點，也是文明的終點。而社會主義民主則是文明時期的終點和自由時期的起點。是告別強制性的低級秩序，邁向無階級、非國家狀態下自覺、自由、平等、和諧的高級秩序。未來是獸性泯滅，人性升華的新世界。

這是社會最底層的勞動奴隸畢生的追求，是當今冒險呼吁“回歸‘五四’”的民主斗士們的視野無法企及，更是一切舊世界的殘渣余孽拼命詆毀和抵制的新秩序——他們恨不得像羅馬教廷處理宣傳日心說的布魯諾那樣，不惜把揭示和從事社會主義事業的人們投入火海。但卻像無法否定地球圍繞太陽轉的客觀事實一樣，阻擋不住封建專制到資本主義民主，最終必為社會主義民主所取代。

2010年11月29日

均生寫于“夾層動脈瘤”“病危通知”的病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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