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圣人不是人民的喜劇而是人民的悲劇

轉載：　　

老孔個人關系好，但對待景王鑄無射是兩陣營——回答[符號] 君問　　

文章作者：[王振今]　　

　　一、姓氏。　　

　　周文王十個兒子最小的叫季，武王建周后兩年病故，周公代年幼的成王執政，給季封土叫聃，封職為司空（相當建設部長），因此稱季為聃季，他還給自己長子禽封土叫魯，因是晚輩未稱魯禽，而直稱伯禽。王封的聃，非聃族人是不允稱謂的，老聃就是這一事實的繼承人。因“聃季”是周公代成王封的，又是成王的叔氏，故老子又是王族繼承中的成王族人。老也是王封的姓，子是子學家，今有《二十二子》，都是古代的有名學家，老子是學家的姓位稱謂。老子本名陽子，字來，因此，又有老陽子和老來（萊）子的稱謂。我寫的書《老子全解與中華精神建設》，對這些名謂考查的比較清楚。　　

　　二、周亂原因。　　

　　請你細讀一下我的文章并核對《左傳》和《國語》，不問自
明。　　

　　中國的哲學王——老子　　

西方把自己的哲學王——基督捧上了天，中國卻把自己的哲學王——老子踩進了地！西方人望天可以寄托以靜心，中國人望著地上的“仁義道德”直發懵！兩千多年撣指一揮間，甚至洪秀全、孫中山這樣的思想家，也不得不望著西方的天際辦中國的事情。不能用自己的傳統辦自己的事情，愧對先祖列宗，愧對偉大的中華民族。歷史不能重演！我們要從地下把自己的哲學王挖出來，還老子一個本來面目。那么，就先從中華民主的釋義談起。　　

“民主”是中國乃至世界近代革命史中的一個輝煌的字眼，“爭民主、爭自由”的口號喚發出了幾代人民變革現實的革命意志。然而，幾經腥風血雨、如火如荼的民主革命斗爭的硝煙散去之后，人們才開始認真品評諸如民主、自由、人權等概念的真實含義。人民不要主自己當主可以嗎？人不受約束地在社會自由所為可以嗎？自己做主地自由所為就是人權嗎？回答這些問題，需要作一番歷史和語言工程地考證。　　

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五四運動”時期就對“民主”翻譯問題做出過分析。他在《平民主義》一文中，認為西方的democrac y 應當翻譯為“平民主義”，而翻譯成“民主主義”——“則嫌他治意味過重，所能表示的范圍，倒把本來的內容弄狹了。”在中華民族傳統的理性觀念中，民主做“為民作主”解，俗傳“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尚書。多方》“唯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民主，應包含人民和人主兩個方面的內容：個人是精神作主，黨派是魁首作主，社會是領導作主。西方的新“民主”觀念，就沒有這樣多的思想內容：它們在政治上要求“民自作主”，在行為上要求個人隨心所欲的自由，在目的上要推翻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制度。李大釗接著說：“現在的民主政治，已不含統治意思；因為“統治”是以一人或一部分人為治者，以其余的人為被治者；一主治，一主被治；一主統治，一主服從；這樣的關糸，不是現代平民主義所許的。”追其宗旨：翻譯成“民主主義”或“平民主義”的 d e m o c r a c y 的目的是要推翻社會的上下統治制度。于是，就產生了一個敏感的社會問題：人民果真可以不要人官作主而自行作主嗎？中國和世界所有的革命實踐證明：不行！新的社會制度還得照樣要產生領導與被領導、治與被治的官民上下關糸。與馬克思的上下階級斗爭觀念不同，現代社會主義國家締造者－－列寧肯定：“只有‘下層’不愿照舊而‘上層’也不能照舊時，只有在這種時候，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列寧文選》第二卷第 7 4 9 頁）這就又涉及了中華傳統上義下利的道德規范問題。　　

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傳統的文明古國，在2 5 0 0 年前就走過了夏、商、周的“君主”制，人民推翻周厲王后的“共和”制，和太子晉修義經后景王“公乃王”的公務制。現代科學和中國的古史證明：君主制、共和制和公務制，是人類在原始身族、母系家族、父系鄉族、派系邦族、天下民族社會遞進的三種社會治理模式，持有“身、家、鄉、邦、天下”不同社會層次信仰的人，都可以在這三中模式中進行利益取向。中國有些人用外國帳本定性中國歷史，說中國以前是奴隸制和封建制社會，思想落后、生產力低下，社會領導人都是奴隸主貴族！說這樣話的人，不是不知者就是滅祖者！世界上有“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奴隸主嗎？有現代冶煉和研磨技術都難以復制“越王釗”的落后嗎？有現代理論都難以超越的老子、孫子等理性境界的思想封建嗎？有人均糧食占有量比近代人均糧食占有量還高的生力低下嗎？說不清的歷史問題，不要隨聲附和下結論，容易行成滅祖和誤導后人之嫌。有人根據現存史料，斷定中國的文化主軸是儒、釋、
道，把老子歸為“道家”的創始人、孔子歸為“儒家”的創始人，“釋”是外傳的佛教。說這樣話的人，他們自己就不明白道、儒在中國文化中的真實含義！四五千年以前堯、舜、禹都論過道，難道他們就稱不上“道家“嗎？佛教是東漢初由印度傳入中國的，信奉未經科學證實的超人“佛”；道教是東漢末創立的，信奉未經科學證實的超人“仙”，“道教”還把創教前 7 0 0 年的老子奉為教主。其實，這些“教”與中華傳統文化并沒有直接關糸。“儒教”確實是孔子親手締造的，因為此前“儒”只不過是為商周時代貴族服務的文化人而已。由為貴族服務的政客發展為自成體糸的儒教，應歸功于孔子等人“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而黜《八索》”造成的傳統道德失落。那么，這是怎么回事呢？　　

中國原來的《史記》、《八索》根本不是現在《史記》和《周易》的樣子，現在的《史記》和《周易》是經過孔子等對古史約修、贊黜后的作品。據漢《緯書》介紹：孔子將古傳的3 2 40 篇古《尚書》刪毀為1 2 0 篇，古籍因此喪失了9 6 / 1 0 0以上！據《孔子集語·六藝上》說：“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于商瞿氏，曰：‘子有圣志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嗚呼，天之命也！’嘆訖而后息志、停讀、禮止、史削。5 0 究易，作十翼，明也。”所以，他的后代西漢孔安國才總結他是“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而黜《八索》（可能是單氏的策命）”。不但如此，他還將周朝的“禮、樂、射、馭、書、數”六藝，篡改為他的“禮、樂、詩、書、易、春秋”《六經》。把射、馭、數的理性觀念，葬身于詩情、算卦和戰亂的感情觀念中。他所謂的“中庸”，是讓中國人在是非問題上搞中庸；所謂的“易”，是讓中國人在關楗問題上搞變
易，說到底，是讓中國人失去傳統的理性原則。難怪同代有人罵他是“巧偽人”，是“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的“盜丘”（見《莊子·盜跖》）。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落后很奇怪，不是從皇帝老子開始，而是從一個“鄉校”教師孔子開始（民道革掉了官道的命）！那么，孔子是如何界入社會政介的呢？這得從周景王“鑄無射（用鐘文來‘宣布哲人令德’——老子文）”變法和單穆公軍事政變說起。　　

“公元前 5 5 0 年，《國語·太子晉諫》：“厲（周厲王）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警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未觀夫前哲之令德……，害之道也。”太子晉因操勞過度早逝。周景王繼承他父兄“修《義經》”的遺志，于公元前 5 2 1 年鑄成了宣布哲人令德的“無射”鐘，向世人公告中華《義經》——“公乃王”官道義制的起動！這件事引起了一些邦派魁首的震怒。首先是堅持《周禮》的魯國反對，《左傳·昭公十八年》：“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必有多是說，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不學！”——以意念決斷‘不’偷換觀念判斷‘無’，對周景王和老聃繼承發展的《無學》理論，進行了惡毒地歪曲和攻擊。特別是周室單穆公的結黨營私，公開反對景王的官道變法，《國語》：“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施為全社會），單穆公曰：不可！……，制度不可以出節！”誣蔑老子文“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硬把官道
制度說成是民道制度的問題：“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攻擊周景王金融改革“鑄重幣”和官道改革“鑄無射”是“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緊接著，周景王和劉獻公相繼去世（很可能是暗殺！）。在晉、魯等國的支持下，他施實了軍事政變。政變中他殺了八個王子，把景王立的太子——王子朝和老聃驅逐到楚國避難。他從殺剩的王子中選了一個聽話的丐立為周敬王，又從老子的弟子中挑了一個崇權不知權的孔子以復辟《周禮》。公元前 5 0 5 年單氏等派人適楚暗殺了王子朝以后，中華失治退步的界線就十分明朗了。那么，孔子是如何介入社會政界的呢？這得從孔子“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說起。　　

公元前 5 3 5 年，《左傳·昭公七年》：“秋八月，衛襄公卒……。王使成簡公如衛吊。”又說魯“孟僖子病，不能相禮……。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孔子當年1 7 歲，因孟僖子有病故推薦他去衛國領葬，“從老聃助葬于巷黨”一事當在這一年。這一年孔子的母親顏征在去世，《莊子·盜跖》：“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也是在這一年。因為，孔子在國內是不會“不見母”的，在此以后，又不存在“見母”的問題，而此前孔子又從沒離開過魯國。可以肯定：導至“孔子不見母”的“巷黨”助祭活動，不在魯國。有人說是在京師洛邑，可這一年周室并沒有重要人物去世。唯一可能的，就是周室的康叔之后——　衛國國　君衛襄公去世。1 1 月魯季武子去世，孔子忙完了季武子葬禮又去參加“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的葬禮。現在，還有兩個問題需要弄清楚：一、“王使成簡公”與老子的關系；二、孔子所謂“巷黨”的真實含義。　　

據《左傳》和《史記》記載，周公代政時封周成王的小叔叔季載為司空，封土為聃國，平王時東遷至粱甫（今開封中牟一帶），現開封縣尚存“老丘”遺址，老聃就是這一事實的繼承人，因此君稱老聃。又因為老聃是成王族人的領袖，故，被族人立為成簡公。這樣，《左傳》“王使成簡公如衛吊”和《禮記》“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就是一回事了，這是其一。其二、公元前 53 0 年《左傳·昭公十二年》記：“成（周成王）、景（周景王）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于市及：宮劈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其中“于市及”的監斬官老陽子是老子的本名，老子姓老名陽子，周成王族人。因此，他的管家人揚朱才職稱陽子居、學稱陽生。“李耳”是西漢獨尊文化對成王族老陽子族祖——“聃季”二字的各去一半的貶義倒稱，以示其“絕其道”的決心，沒有先漢依據。老子是成簡公，事出有因。公元前 5 3 5 年1 2 月 2 3 日，1 7 歲的孔丘隨3 7 歲左右的成簡公老陽子到衛國都城帝丘（今濮陽），主持了“巷黨”的衛襄公葬禮。　　

　　說清“巷黨”助祭一事，涉及一樁“日蝕”懸案。《禮記·曾子問》：“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到墓道畫日處），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有尸棺）就道右，止哭以聽便！既明（點亮燈），反，而后行（退行）——曰禮也！”對于這段話的理解眾說紛紜，留下了“孔子不知日食何時結束”的傳說。究其原因，是斷句和辭義的理解問題，關鍵是對“及堩日有食之”六字的理解斷句。堩（音更，墓道），《儀禮·既夕禮》：“唯君命止柩于堩，其余則否。”人們在墓道“堩”中不可能見到真日蝕，只能見到當年四月初一日蝕的繪畫，因此，稱為“堩日”。為了消除日食喪君的影響，老聃帶領孔子實行了君命“既夕禮”，以達到“其余則否”的精神目的。另外，對“巷黨”一辭的理解，也歷無定論，大多按地名解釋。這些“解釋”忽視了《論語·先進》、《莊子·齊物論》提示的文學和言語、名和
言的嚴肅語言規范。“巷黨”屬于文學與名的稱謂，《說文解字》：巷，古文“言在邑中所共，《爾雅》作衖，宮中衖謂之壸（音困·王宮中的巷）”。列子和莊子文中的“壺（壸）丘子”老商就是老子的師長和父親。所謂的巷黨，應當是共邑的黨、共行的黨，應當是共邑共行的王族“壸丘子林”的政黨。衛襄公是王族，當然也是王室巷黨“壸丘子林”的主要成員，孔子說的“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意在一個“從”字，他本人是沒有資格參加的。老子的“巷黨”與“單氏取周”的“朋黨”不可同德而語：“巷黨”是由共求公“公乃王”的主權責任黨，而“朋黨”則是由共求私“朋黨比周以事其君”的屬權在野黨。由共求公的事業是社會的進步改革，由共求私的事業是社會的反動復辟。單穆公政變和孔子“尊周（禮）”就是對中國“厲始革典”以來 3 2 0多年“共和”義治的反動禮治復辟。這段兩千多年前的歷史，一直是“獨尊”文化——儒釋道主軸論信徒的隱匿問題，為此，他們昧良心地刪掉了孔子從1 7 歲到3 4 歲求學老子的史實。為了
自園其說，他們還硬是把《左傳·昭公七年》“助葬”的事拿到昭公二十四年來說。因為，這一年有日食！他們還硬是把“單氏取周”說成是“王子朝之亂”，中國兩千多年退步的歷史，大約就是這樣寫成的吧？　　

　　中國近代的革命領袖　孫中山　先生在《建國方略》中說：“中國由草昧初開之世以至于今，可分為兩個時期，周以前為一進步時期，周以后為一退步時期。”這一時期，相當于春秋繁榮到戰國禍亂的歷史轉折時期。《韓非子·說疑》：“周單荼（單穆公）、燕子（劉狄）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而下亂治，援外以撓內，侵下以謀上。”又說：“單氏取周……人臣之弒君者也。奸臣聞此蹶然舉耳，以為是也。”到現在為止，我們的歷史書仍把“單氏取周”說成是“王子朝之亂”，真可謂是貨真價實的“奸臣以為是”的邏輯！這個“邏輯”的特點，就是顛倒是非、混淆視聽、欺上瞞下：以民道的“仁義”偷換官道的“道義”——為官場營私舞弊制造政治根據；以意向的決斷“不”偷換觀念判斷“無”——為打擊科學觀念為愚民弄權制造思想根據。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這個“退步”現象有增無減，董仲舒用今文概念偷換
古文概念，為進一步扭曲中華文化傳統制造了制度根據。如，在漢字體系中就說不清周字體系中的義與仁、無與不、知與智、御與馭、射與“身矢”、數與術、理與禮、上義與下利、老子“公乃王”與孔子“一貫三王”、老子“天下貴”與孔子“天下歸仁”、古《八索》與新《周易》、古《史記》與新《春秋》……。中華民族自古傳下來的“上義下利地官為民作主”的民主傳統，到這里也就徹底改變了性質。　　

　　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自古就萌發了上義下利的官道義經令德規范：《堯典》“格于上下，克明俊德。”；《舜典》“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大禹謀》“反道敗德——君子（官）在野小人在位。”；《商書》“居上克明，為下克忠。”；《周書》“上下勤恤……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及至周靈王時，產生了規范義經令德的社會需要，太子晉對師曠說“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國語·太子晉諫》表達了這個意向：“厲（周厲王時）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成象，小不成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太子晉諫說明，自公元前 8 4 1 年“共和”《民之憲言》革典的 2 9 2 年以來，官道制度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公元前 5 3 6 年子產在鄭國成功地創造了世界首列“門不
夜關、道不拾遺、士無尺籍（軍令）”的社會制度說明：實行天下（包括自然、精神和社會）的官道義經變法已勢在必行。那么，怎樣才能使天下大從象（有理想）、小從文（有章程），上有權威、下有原則、中有法則呢？這不是靠殘酷戰爭或狡滑政治所能解決的。它需要誠實、全面、正確地總結中國從古到今的治理經驗，需要了解從古到今的科學與工程、知識與技能狀態，需要發掘整理被人為“約修贊黜”和“絕其道”的珍貴歷史經驗。真正的龍的精神和中國邏輯，都有待于這些問題的真正地解決。可以肯定，公元前 5 5 0 年《太子晉諫》明確地總結了中國傳統邏輯綱領，前 3 6 9 年子產實踐了這個綱領，前5 2 1 年周景王的《鑄無射》全面深刻地規范了這個邏輯。“鑄無射”并不是鑄造射箭的鐘，古寫射箭的射字是“身矢”，“身寸”指的是心射——認識和猜度的射的。按《國語》伶州鳩的說法：“鑄無射”是向世界“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的官治器物。這個器物與宗教信仰不同，它是直接對官民行為的射的，是集古傳上義下
利民主道德傳統的大成。太子晉實際已經初步完成了這項工作，兩點可以證明：一、《周書》（被孔子刪除但被別人保存下來的《逸周書》）中說晉國怕太子晉繼位后對“晉候尚力，侵我王略”進行報復，便派叔譽和師曠到京師同太子晉辯論。叔譽“五稱而五窮，逡巡而退”，而師曠又敗此，只好“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二、老子文4 1 章：“故《建言》有之”的《建言》，應是太子晉修義經的《建言》，因為老子文就是周景王修的《義經》、下的《令德》！《建言》和《令德》——“老子文”是周靈王和周景王時代承前啟后的官道改革成果。《文子·道德》：“老子曰：河（黃河，周的發祥地）出圖（公務制意圖），洛（洛邑，周景王變法）出書（太子晉修《義經》、景王賜老子撰《周書》）。”是對“周朝大義”的歷史定位。其它對“河圖洛書”的解釋，均系后儒和宗教
對前史的不知和歪曲。　　

　　唐玄宗改定老子文為《道德經》，依據其2 5 5 0 年前《太子晉諫》的主張，老子文應是周景王對“厲始革典……民之憲言” 3 1 7 年以來、十四個王的社會治理經驗總結。“鑄無射“并不是鑄造射箭的鐘，而是《國語》：“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原來，《鑄無射》是周景王宣布哲人令德的器物，是對社會道德行為規范的射的，是集中華上義下利民主傳統大成的憲章 。《義經》——老子文自始至終貫穿了上述深刻的理性宗旨：一、“道，可道（導），非恒道；名，可名（命），非常名。”是人類文化史上空前絕后的理性絕唱！它說明中國理性早在2 5 0 0 多年以前，就明確區分了規律（道）和邏輯（導）的“自無起有”的理性關系，早就明確了認識（度）與造意（命）的自無起有的靈性關系。這些科學概括，甚至在今天的西方學術界（包括馬克思主義），仍然是一個含混不清的問題。二、“身、家、鄉、邦、天下”是老子文中概括的由身族到母系家族、到父系宗族、到派
系邦族，直到全民天下社會的社會發展史，這個概括已經經過現代科學研究證實，但，至今在西方的理性世界（包括馬克思主義）中還沒有形成明白統一的理性認識。如，馬克思主義就把它分成非主義與主義混稱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三、“知其雄守其雌”的服業應“味無味”、“知其白守其黑”的企業應“為無為”、“知其榮守其辱”的事業應“事無事”——是老子概括的社會整體分工的職業精神（“無”作“為用”地“自無起有”解）。知榮（理想目的）守辱（現實問題）的事業精神實施的是“公乃王”，知白（社會制度）守黑（團邦私利）的企業精神實施的是共乃王，知雄（剛取行為）守雌（柔交行為）實施的是私乃王。老子說這三種精神不能相互取代，是“大制無革”。這些，在西方學術界和理性觀念中簡直就是一個空白……。四、中華民族自古在社會生活中培植起來的上下理性傳統，根深柢固，老子文說：“上德不德，是以有（“為利”的）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為用”的）德。上德無為（“為用”施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為利”原由施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為用”原由施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為利”原由施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關于上述概念：“為利”、“為用”是有和無的定義，見老子文1 1 章；“德”依韓非子“德者內也，得者外也”解，指作人的原則；“道”即是現今說的規律，古文道導通假，在“導”義上是指古稱的“馭”和“齊輯”或現今稱謂的“邏輯”。對于上述原則，老子說：“上下異道，易，治即亂。”在《莊子·天運》中說：“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沒有怨、取、諫、生，下不能通上；沒有恩、與、教、殺，上不能通下。上下通，事業興。因此“君子懼失義，小人懼人利。觀其所懼，禍福移矣。”古人說的君子和小人就是現代人說的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當領導的要重義，否則被領導就不擁護他；當被領導的要重利，否則領導就要愚弄他。每個人、每家人、每族人、每代人在人生的旅途上，都要扮演領導與被領導的雙重角色：對上級、長輩和前人，自己是被領導人，對下級、晚輩和后人自己又是個領導人；對上、長、前人自己是當然的重利者，對下、晚、后人自己是當然的重義者；對上、長、前人負責是為了繼承，對下、晚、后人負責是為了發展。上下道不同、謀不同，上為陽下為陰，是“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的對立統一關系。“以為和”的統一與“一貫三，王也”的統一不能同屬而語，“上、下”是社會治理的本質，“王”則是這個本質的現象，不能反映本質的現象都是假象，孔子不懂這些道理。老子在《文子》中闡述的：“原天命”是為物主義的觀念論，“治心術”是為用主義的意念論，“理好憎”是為慈主義革命論，“適性情”是為儉主義修養論。老子文是中國乃至世界人民爭取實現“為民作主”公務制世界的思想武器。老子論述的“天下貴”主義應包括現今的社會、自然和精神主義的全部內容，其距離都在正確地破譯和理解中。試問，西方民主的理性（包括馬克思主義）能有這樣豐富的內含嗎？孔子的思想體系能說清和解決這些實際問題嗎？沒有豐富內含、不解決實際問題、“莫得安其性命之情”的理性體系，能稱得上基礎和主軸嗎？　　

　　孔子等對中國兩千多年的文化歷史影響很大，一個魯國的“鄉校”教師，何以能越居鄉界而操縱天下的精神取向？如上所述，除得益于孟僖子推薦、老子教導，主要是他在“單氏取周”的動亂中背叛了老子的事業，受到單穆公等人的垂青，否則他哪里有錢“周游列國”、自建莊園哪。莊子文對這些記述的很多：如在《莊子·天運》中孔子和子貢等用“仁義”策反老子背叛景王道義事業，老子說他們“使天下無，失其樸”；在《莊子·大宗師》中孔子承認他的“世俗之禮”與老子的“無為之業”的對立；在《莊子·天道》中要老子把他的《十三經》著述藏入王室被老子拒絕，老子說他是“亂人之性”！；在《莊子·天運》中要用他的《六經》篡改周室《六藝》，老子說“今子之言猶跡也”；在《莊子·天運》中他把理論歸結為“度數（邏輯）”和“陰陽（辯證法）”，老子說“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才是“正之器”，老子說他們的主張是“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圣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孔子的理論行為受到同代正義人們的譴責，楚狂接輿說他美得像“鳳”鳥一樣造成“德之衰”，魯盜跖罵他是“魯國之巧偽人孔丘”是“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的“盜丘”，因此“丘再逐于魯，削跡于衛，伐樹于宋，圍于陳蔡”。真有“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勢。在對待中華上下政治道德上，孔子同單穆公“親下以謀上”一樣，在《莊子·大宗師》中主張“修上而趨下”。一個要對景王政權“謀上”，一個要對景王令德“修上”，真可謂是一丘之貉！不過孔子比單氏還多了一手，《韓非子·外儲》：“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這樣，孔子在左兜里裝上了政治“修上”，右兜里又裝上了俗禮“諂上”，左右開攻地向中華民族上下政治傳統發難。他沒學過數理化，就刪除了《六藝》中的“射、馭、數”而補以“詩、易、春秋”；他不知道治理社會經驗的重要，就妄自“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而黜八索。”據漢《緯書》介紹他把3 2 4 0 篇古《史記》“約”掉了3 1 2 0 篇，使后人對前史望塵莫及，讓后人只會算卦不懂數理化！天理，國法，人情。孔子用“人情”偷換“天理”，是以下犯上。2 5 0 0 多年前，他在“單氏取周”的藥店里，給中國人民開了一付“毀道德以為仁義”的毒方，漢武帝用“獨尊儒術”藥引給中國人民煎服后，使中國兩千多年陷于不能自拔的麻木境地。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中說：“酷吏以法殺人，后儒以理殺人……。人死于法尚有憐之者，死于理，誰復憐之？”中國兩千多年來，死于理者可太多了！禮教、易教、外來的和自創的宗教、東西方民主的錯位等等，豈止“后儒”一家以理殺人？那些否定《無學》不尊重社會上下傳統的人，那些迷惑于孔子說教而不想求解于本質實事的人，那些忙亂于現實應變不想求解民族進步傳統理想的人，那些貪戀于邦私繼續扼殺“周以前為一進步時期”主流精神的人……都是不同程度的以理殺人者！中國人要盡快對“周以后為一退步時期”的“患抑固窶”自悟起來，把造成這一后果的單氏、孔子、漢武帝等等，統統釘在中華民族發展史的恥辱柱上。現代的中國人很幸運，從太平天國到現在的民道革命成果，為繼承“周以前為一進步時期”、回復中華官道民主、民道自由的傳統創造了社會條件。可以說，實現“天下大治”已為期不遠。　　

　　作人的屬性，中國人和外國人一樣，都有相通的思想感情。但，怎樣作人，中國人同外國人就不盡一致，甚至中國各民族間也存在著差距，它取決于本民族的傳統和取向。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在五千年的發展中，民族間通融磨合已經形成了一個特定的共體，形成了偉大的中華民族文化。以象形會意為基礎的民族理性文字，如同古化石一樣心系中華民族的根，它甚至在日本、韓國這樣東方拼音文字的國度中也起著概念定性的作用。尊老攜幼、尊夫攜婦、尊官攜民、尊上攜下的意向，經過孔子等兩千四百多年“親下謀上”、“使民諂上”的指染，至今仍光彩奪目，就是一個明證。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官民體驗了共同的歡喜與憂傷、幸福與磨難，毛澤東去世后又產生了共同改革開放的需要。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正在使中國社會主義事業走向實際生活。短短十幾年的巨變，難道不是鄧小平恢復中華上義下利“為民作主”的古傳統的體現
嗎？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與優秀的中華民族傳統接軌和與先進的國際生活秩序接軌的問題。本文認為，與國際生活接軌要體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中華傳統接軌要體現堯舜禹到太子晉“立義治律”，要體現“湯、武革命”、“民之憲言”、“子產變法”、“景王鑄無射”、孫中山“天下為公”和共產黨“建設新中國”的革命精神。同時，要堅決拋棄共鯀“壅防百川；有虞、有崇”、“桀紂暴虐”、周公“予仁若考”、“單氏取周”、孔子“約修贊黜”、漢武帝“獨尊儒術”和現代的“國有民窮”。這樣的中國精神，能自信不自負，能自然不自殘，能“知大己而小天下”不會知小己而惑天命。　　

　　西方的民主就沒有中華民主的豐富內容和復雜的歷史背景。李大釗接著分析：“民治主義，與 democracy的語源實相符合。按希臘語 demos義與人民(people)相當kratia義與“統治”（rule or government ）相當；demo kratia ，即是 democracy ，義與“民治”相當……。惟至亞里士多德時代，學者用之，詮義尚各不同。到如亞氏分政體為三種：一、君主政治（monachy ），二、貴族政治（aristocracy ），三、民主政治（ polity ）。此三種政體又各有其變體：君主政治的變體，為　暴　君政治（ tranny ）；貴族政治的變體，為寡頭政治（otigaychy ）；民主政治的變體，為暴民政治。democrecy 是亞氏詮釋，democrecy不釋為民主政治，而釋為暴民政治；亞氏表明民主政治，不用 dmocrecy ，而用polity 。包萊表士氏（ polybios ）則又是用democrecy 一語，以當亞氏的 polity 。后來地用日久，終以表示“民治”的意義……。現代的民主政治，已不含統治的意思。”這就是說，被中文譯為“民主”的西方民主democrecy ，最初為暴民主義，后為民治主義，現在則為不含上下統治意思的個人自由民主的政治名詞。把民主混同自由就失去了上下道德約束，世界沒有上下制約行嗎？西方理性告訴人們：行！問題是要加強社會法制建設，這樣，一方為個人的民主自由，一方為社會的法
律干涉，這便形成了西方社會豐富的生活色彩；東方的理性告訴人們：不行！上義下利，天經地義！社會失去了義的制約，利就是一匹放縱無度的野獸，雖然有法律鞭子的訓教，也會造成真正人性的泯滅。因為，法律只能法律后果不能法律原因，經濟只能經濟利益不能經濟道德。西方的“哲學王”不食人間煙火，有上無下，流于想象；中國的哲學王是人間的圣人，上下兼容，導道自然。　　

　　中華優秀的民主傳統，是世界東方民族和各地華人社會的理性根據。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引進了西方式民主，“打倒孔家店”、“爭民主”、“爭自由”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革命熱情。但這個“新民主”實與中華傳統民主相距甚遠，沒有揭示出癥結所在，風馬牛不相及！非但“孔家店”沒打倒，反到召來了一場外國主義在中國的國內戰爭。中國是需要一場恢復中華五千年民主傳統的革命，但，這不是殘酷戰爭或狡滑斗爭手段所能解決的問題，它需要一批優秀的專家學者和社會工程人員坐下來，冷靜細致地對中國歷史問題進行一番清理。靠群眾路線的“親下以謀上”不行，靠領導路線的“親上以謀下”也不行，如鄧小平同志說的，需要“實事求是”！用以文代哲、以情代理、以后代先的手段理解《老子》文，會“無”“不”不分、“恍”“惚”不分、“天”“人”不分、官道民道不分、歷史先后不
分！鄧小平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告訴我們要“摸著石頭過河”。一旦，我們真正意識到中國歷史的癥結所在，就會發現2 52 0 年前周景王和老子已經為我們建設好了一條通往“公乃王”天下主義的金橋，那，就會一往而不可收！領導上下、群眾左右都將反樸歸真，中國龍的精神將真正覺醒。這時的“孔家店”將不打自倒，“道，可導，非恒道；名，可命，非常名。”科學化、工程化的“非恒道”和“非常名”將為我們指點述津。世紀的新時代，正疾呼著中華民主傳統的義經令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