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二六年的十月十二日，魯迅散文《藤野先生》一文 有這樣的一段文字：第二年添教霉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里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喬姆斯基：去年我在北大校門口看到三個警察追著一位60多歲的上訪老婦用警棍暴打。老婦被打得大吐鮮血、大喊救命！當時在場的上千名學生、教授，竟然沒人理睬！看到這場景，我上前阻止，警察指我罵道：洋鬼子，敢管閑事，連你一起打！我后悔了，我竟然來這樣麻木變態的國家做訪問學者。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地區西迪布吉德26歲大學畢業生布瓦吉吉，因為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沿街售賣蔬菜。布瓦吉吉受過大學教育，畢業后沒有工作，靠販賣蔬菜水果維持生計，結果貨物被警察沒收了，失去希望的布瓦吉吉走上了絕路。即使布瓦吉吉被搶救過來，身體和心理的雙重創傷也會讓他生不如死。用這種極端的方式向他的國家和政府抗議的不僅是布瓦吉吉一個人，同樣是20多歲的年輕人納吉，因為“饑餓和失業”選擇觸電自盡，還有因為還不清政府小額貸款而自殺的阿布迪。突尼斯的年輕人，這些本來肩扛國家未來的青年，卻選擇以如此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這與其說是個人的悲劇，不如說是國家的悲劇。
布瓦吉吉的自殺引燃了當地群眾的憤怒，眾多處境像布瓦吉吉一樣的百姓走上街頭要求政府有所作為，并與警方發生了激烈沖突，導致了傷亡。
中國對同胞的施暴者是可咒的，冷眼的看官正在品鑒這樣的盛宴，不但沒有仇恨，還能從這樣的方式中覓出自己開胃的材料，甚至于自己仿佛已經成為了施暴者，虐待他人自然是快活的，從這個快樂延伸開去，我們的“天之驕子”明天將成為這個時代的主宰者，他們的“冷血”正是被這些冠以教授的“雕刻家”的得意之作，所以他們不但不要仇視這樣的棒擊，還當謳歌這“茁壯的年代”。
中原的皇帝被胡人捉去了，給他裝了個尾巴，在燒紅的鐵板上舞蹈，有怎樣的娛樂開懷呢？
北大門前地演繹的，要比胡人的高明，胡人折磨的是異邦，而他們殺戮的是同胞，所以說我們的更高明。
去吧，我的蟲豸們，前方有你自己的掘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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