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是人非，斗轉星移，時光在不停的流淌，時代也在不斷的變換。我們人以及所有的物構成了本時代的特有標志，所有的一切被烙上了深深的時代印記。那么，我們也得弄清楚一個問題，到底是我們人類創造了時代還是我們跟隨著時代的潮流在前進，被時代“牽著鼻子走”了？這也許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可能牽涉到社會學，歷史哲學以及人類學或政治學也涉足其中。每個時代有主流派，當然也有少數派，主流派代表的就是時代的主流，而少數派又分為兩種情況：前時代派與超時代派，前時代派就是對過往潮流的追溯與崇拜，其身上有深深的歷史烙印；超時代派就是下一個甚至下幾個時代特征的表現形式，他們具有超越歷史的眼光與智慧，但是由于時代的物質發展所限，因此他們雖然有超前的感悟，仍不能成為當代之主流。
主流派與少數派之間的關系猶如一條正態分布曲線，二者的完整性才能構成社會與歷史的完整以及進步，現在的主流派就是下一時代的前時代派或者歷史派，以此類推，現在的超時代派就是下一時代或下幾時代的主流派，一個社會及時代的完整性須由主流與少數共同決定，少數派是時代交替平穩過渡的必須與必然，而上一時代與下一時代不能生硬的跳躍，而只能由少數派平穩的過渡與緩沖。那么，多數派與少數派的差別取決于哪些因素了，這些因素又都是怎么形成的了？其實在現代生活中，各派別之間的區別不外乎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態的差異，而上述三方面又取決于我們的價值觀，人生觀以及世界觀（簡稱“三觀”），而我們的文化及教育背景又直接決定了“三觀”。也就是說是我們的教育決定我們的派別，因為，每個人生下來就是一張白紙，而教育的意義就是在紙上繪出各式的圖案，而我們學校的老師和社會中我們所接觸的人與事物以及我們的自主意識共同決定圖案的形狀以及優劣。
那么，就到底是人類創造了時代還是時代先行，人類迎頭趕上，這個問題也許可以轉換為一個更地層級，更小的命題來等量交換，即：到底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我任務是歷史與時勢造就了英雄，而英雄又反作用于歷史與時時勢。比如：如果歷史上沒有東漢末年的宦官專權，歷史上可能只有默默無聞的曹操和劉備，但是，我們人又不只是歷史的“玩物”，我們有自主意識，在一定程度上又決定了歷史前進腳步方向與快慢。
以我國為例，1989后，國家及人民要的是穩定，當然上到國家領導人，下到各部委及地方領導同志的主要特征是“四平八穩”，當然也不乏有個別個性的領導人，但是很少。而隨著改革開放以及與世界政治及經濟的融合，我們的社會充滿了一股充滿個性與活力，也有少許浮躁，著就需要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及各級干部不經個性十足還得有相當的魄力，這就是時代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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