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農民工，還是從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說起。國民黨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但農村的土地仍主要掌握在地主手中，農民只好租地來種。我們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對農民來說，核心就是土地革命，將地主巧取豪奪霸占的土地拿回來，均分給農民來耕種。新中國成立后，將土地收歸集體所有，大家集體勞動。文化大革命后，在已有試點的基礎上，又將土地承包到戶。在九十年代后，農村的土地承包權要三十年不變，那么我們所說的新時代農民工許多并不擁有屬于自己的土地承包權，是農民，但沒有地，到城里來打工，應該符合馬克思對無產階級的定義。而我們一些壟斷性的國企的職工，在改革開放后，有了房產，拿著不菲的工資，進入了社會的富裕階層。在農村，全國大部分地方，人均是一畝多地，種糧食作物，一年下來，收益只有幾百元，可以說根本無法維持生活開銷。大部分青壯年的農民只好到城里務工。
取消了農業稅，我們說工業反哺農業，但我們吃的仍然主要是糧食和蔬菜，最直接的生產者仍是農民。農民工，因為勞動力的廉價，吸引了大量的外資的進入，我國積累的巨額外匯，也多是汗水錢。中國的農民工，撐起了企業用工的半壁江山。我們的工業產品，大量的也要銷往農村，全國的經濟本來就是一盤棋。
因為農村基層政權的普選，才使得農民意識到自己享有選舉權。但因為背井離鄉，外出的農民工一般不能參加農村的選舉，憲法所規定的被選舉權更無從談起。
當一些涉黑渉惡的企業家落馬后，需要剝奪其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資格后才能批捕，不得不使人懷疑我們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平均身價是否遠遠高于當地的平均水平。如果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議員比較富有，應是再正常不過；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去各級政權開會的多是富人，而2億多的農民工在其中卻沒有身影，或份額太少，那么農民工的利益將難以受到重視。
當我們報道中國人到歐美，臺灣旅游的人數持續增加，拉動了當地的旅游經濟時，我們的農民工即沒有金錢，也沒有時間去旅游，哪怕是國內游。當我們辦奧運，辦世博，辦亞運時，建設場館的是他們，但幾個人日后能坐上觀眾席，或重回里面參觀。
中國的發展，部分得益于一些發達國家在本國不受歡迎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我們的農民工也在從事一些有毒有害的工作，他們在感覺身體吃不消時更換了工作或回到了農村，也有的人落下了職業病。我們的政府也要多給予關注，職業病對人的危害可能是隱性的，和長期的。工作的苦和累，還是能承受的，而找不到工作，才更令人痛苦。極少量的農村男性，在城市中強劫，偷盜，充當打手，參與黑社會，少量年輕的打工妹混跡于洗浴，歌舞廳，夜總會等場所，即俗稱的男盜女娼，與生存的艱難，生活的窘迫往往存在關聯。
農耕文明時，七成的人口在從事農業勞動。現在的中國，可能只有四成的人在從事農業，許多的工廠在日夜不停的生產著工業產品，也有大量的人在搞建設，再加上我們的科研力量，自然有了許多的高樓和高鐵。中國的古人就留下了被稱為世界奇跡的兵馬俑和萬里長城，中國現今也擁有世界十大高樓中的六個。
提出這些問題，并非想要質疑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果，只是希望十二五時期要大力發展旅游經濟和文化產業時，多關注一下中國的農民工，關注中國的貧富分化現象。面對美國對中國人權狀況的責難和批評，我們回應說：社會發展階段不同，中國人民現在需要的是生存權。若是文化產業成了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中國的人權仍是只能保障生存權，那么中國將是兩個經濟圈：窮人的生存經濟，富人的文化產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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