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盡快全面落實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政策,消除長期群體上訪,實現社會公平和諧。依法維權，天經地義，合理訴求，必得伸張！
一 、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維權上訪的法律政策依據
新的《軍官法》、《兵役法》、《國防法》對于退出現役的軍人及轉業干部的法律規定：
《軍官法》第三條 軍官是國家工作人員的組成部分。軍官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神圣職責，在社會生活中享有與其職責相應的地位和榮譽。
國家依法保障軍官的合法權益。
第五十一條 軍官退出現役后的安置管理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和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
《兵役法》第五十一條 現役軍人，革命殘廢軍人，退出現役的軍人，革命烈士家屬，犧牲、病故軍人家屬，現役軍人家屬，應當受到社會的尊重，受到國家和人民群眾的優待。
第五十九條 軍官退出現役后，由國家妥善安置
《國防法》第六十一條 國家妥善安置退出現役的軍人，為轉業軍人提供必要的職業培訓，保障離休退休軍人的生活福利待遇。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負責安置轉業軍人，根據其在軍隊的職務等級、貢獻和專長安排工作。
接收轉業軍人的單位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在生活福利待遇、教育、住房等方面給予優待。
1989年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軍官條例第三十八條：軍官轉業、退休后，由政府安置管理。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和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
黨和政府關于軍轉干部作為國家干部的政策規定：
國發(1975)170號文件明確規定：“軍隊轉業干部分配到集體所有制企業、事業單位工作的均屬國家干部。”
國發（1978）165號文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干部是指被任命為排長和相當于排長以上職務的人員，軍隊干部是國家干部的組成部分。”
國發（1978）52號確認：“轉業到企業的軍轉干部仍屬國家干部。”
中發（1980）3號文規定：“改辦轉業的干部，均為國家干部。”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辦公廳《廳發（1983）26號》明確提出：“軍轉干部均屬國家干部，應統一由人事部門管理，他們的政治、生活待遇同當地干部一視同仁。”
中共中央中發（1998）7號文件指出：“軍隊干部是黨和國家干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師、團職干部轉業時，未安排相應職務的，分別享受當地地（市）、縣（處）級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
中發（2001）3號文件指出：“軍隊轉業干部是黨和國家干部隊伍的組成部分，是重要的人才資源，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又說“軍隊轉業干部為國防事業軍隊建設作出了犧牲和貢獻，應當受到國家和社會的優待”。
黨和政府關于軍轉干部享有政治、生活待遇的規定：
1952年政務院財政部字第180號令規定：“軍隊轉業人員的待遇以不降低其在軍隊原來享受之待遇為原則。”
1956年國務院（65）333號文規定：“退出現役轉業到地方的工作干部，享受地方同等級的工資待遇。”
國發（1975）129號文件規定：“軍隊轉業干部到地方后，按地方同等級別工資待遇。”
國辦發（1981）3號文規定：師、團職轉業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不變。
國務院、中央軍委（1982）24號文規定：“因工作需要沒有安排到縣級或相當于縣級的，應與地方縣級或相當縣級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基本相同。”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1983）26號文規定：“轉業干部均是國家干部，應統一由人事部門管理，他們的政治、生活待遇同當地干部一視同仁。符合離休、退休條件的，按國家干部的有關規定辦理。”
國轉辦字（1983）2號文要求：“凡軍隊退出現役轉業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其工資級別一律按國家機關行政級別待遇。如果所在單位執行企業或其它種類工資制度，亦均按當地同等行政工資級別批準標準計發工資。”“鑒于國民經濟調整、企業整頓、機構精簡等情況，為緩和安置團職干部的困難，國務院、中央軍委于1982年24號文件進一步規定，對于少數團職干部因工作需要沒有安排到縣或相當于縣級職務的，應于地方縣級或相當于縣級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基本相同。”
國發（1984）139號文規定：“團職轉業干部未安排縣級職務的，應享受當地縣級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
中共中央、國務院、軍委（1985）44號文件規定：“師、團職轉業干部不能相應安排的，分別享受當地地（市）、縣（處）級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
國發（1985）135號文件規定：“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以后批準轉業到地方的軍隊干部的工資待遇，應按照他們原在軍隊所任職務與地方相對應職務的干部套改職務工資的辦法規定。”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1989）批轉的《關于1989年軍隊轉業干部安置工作的意見》規定：“師、團職轉業干部職務安置偏低的，分別享受當地地、縣級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
國轉聯字（1990）1號、國轉聯字（1990）4號和國務院、中央軍委（1990）42號這三個文件均強調指出：“暫時不能相應安排職務的師、團職轉業干部，分別享受當地的地（市）、縣（處）級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各地要從實際出發，就此問題，做出具體規定，抓好落實。”
中發（1995）15號文件和（1996）國辦發13號文件，這兩個文件均強調了企業轉制、實行社會統籌養老保險后，重申對師團職轉業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不變的規定。指出：“軍隊轉業到地方工作的師、團職干部未安排相應職務的，分別享受當地的地（市）、縣（處）級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
國辦、軍委辦發《關于做好1997年軍隊轉業干部安置工作的意見》規定：“暫未安排相應職務的師、團職轉業干部，應分別享受當地地（市）、縣級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要切實保障分配到企業的軍隊轉業干部及家屬的合法權益。”
中共中央中發（1998）7號文明確規定：“軍隊轉業干部的工資待遇，仍按‘國發（1995）19號’的規定執行。” “軍隊轉業干部退休時，所任職務等級低于轉業時原軍隊職務等級的，按照與其原軍隊職務等級相應的地方干部職務等級辦理退休手續，享受相應待遇。” “對分配到企業的軍隊轉業干部，要切實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
（1998）7號文中關于軍轉干部享受醫療和住房待遇規定：“軍隊轉業干部享受與其原軍隊職務等級相對應的地方同等級別干部的醫療待遇。”
《軍隊轉業干部住房保障辦法》規定：“1999年及其以前批準轉業的軍隊干部，按照國家和安置地人民政府的有關規定參加房改，享受接收安置單位與其軍隊職務等級相當或同等人員購買、租住自建住房和住房貨幣分配等各項待遇。”
中辦廳字（1998）8號規定：“軍隊轉業人員的待遇以不降低其在軍隊原來享受之待遇為原則。”
中辦發（1999）15號文規定：“制定一些優惠政策和措施，鼓勵軍隊轉業干部到國有企業和基層工作。”“各級組織、人事、軍轉部門要認真解決好師、團職轉業干部的工作職務和待遇問題。”“對暫未安排相應職務的師、團職干部，分別享受當地的地（市）、縣（處）級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
國發（2000）10號文規定：“暫未安排相應職務的師、團職軍隊轉業干部，分別享受當地地（廳）、縣（處）級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
黨、國家和軍委領導同志對軍轉干部安置的指示精神：
時任軍委主席的江澤民同志在2000年5月9日全國軍轉安置工作會議上指出：“軍隊干部是黨和國家干部的重要組成部分，軍隊轉業干部為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應當受到全社會的尊重和優待”。同時還指出：“改革不管怎么改，對軍隊轉業干部還是要‘包’下來的”。
當時任軍委副主席的胡錦濤同志也在此次會議上強調：“三代領導集體對軍隊轉業干部的政策沒有變”。
國務院在《全民所有制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中明文規定：“企業錄用退出現役的軍人，國務院已有規定的從其規定”。還指出“本條款顯示我黨和政府對退役軍人的待遇和權益的保護”。
軍隊干部轉業安置政策，既是黨的意志的體現，是黨和國家對軍隊干部軍隊工作和身份的肯定，也是黨和國家對軍轉干部的承諾，更是對軍隊轉業干部合法權益的政策保障。黨的軍轉干部安置政策是連續的、一貫的，是承前啟后的，對軍隊穩定和加強部隊建設，對地方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妥善安置退役軍官，顯示的是政德，穩定的是軍心，得到的是民心！有法不依，有政策不落實，失去的是人心！ 縱觀世界，從古至今，不論哪一個階級，哪一個國家，對解甲軍官都高看一眼，厚待一層。虧待軍官，把他們推入社會底層，丟的是政府的人，喪失的是國家尊嚴，動搖的是政權基礎！
到目前為止，中央還從來沒有出臺任何一項改革法規，以此來否定軍轉安置政策，更沒有任何中央級領導或中央發文說過，在改革中或企業改制中可以不執行軍轉政策。
以上就是在企業的軍轉干部上訪上訴的法律法規依據，并認為一定會勝利！
在企業工作的軍轉干部連續上訪、堅持上訪訴求的目的：就是要求政府按照三項法律（《軍官法》、《兵役法》、《國防法》），以及幾十項政策【特別是中共中央中發（1998）7號文件）】的精神，落實一種身份（干部身份），兩個待遇（政治待遇、經濟待遇）。
二、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維權的來龍去脈
原國務院勞動部辦公廳1993年5月，以勞辦發（1993）78號文件【即：轉發深圳市“關于企業取消干部、工人界限，實行全員合同制若干問題”的通知】，無情剝奪了建國以來分配在企業工作的百萬軍隊轉業干部的國家干部身份。這是一篇罪惡之文和一柄帶血之刀，就憑這樣一個部門的普通文件而且還是試行通知，一刀砍下來，一夜之間百萬軍轉干部斷魂落魄被打落塵埃成了冤民。國務院原人事部下設臨時機構“企轉組”后來又趁火澆油，一連發了所謂‘統一口徑’的兩個“1號文件”和一個“2號文件”，為這起驚天大冤案進行完整包裝。這幾個違抗頂級文件（國家法律、中共中央、國務院軍轉干部政策文件）的所謂“通知”“口徑”，把個別只能因違法犯罪受刑事處罰才能解除干部身份的做法，毫無根據‘惠及’百萬在企業工作的連錯誤都沒犯過的軍轉干部，怎能不引起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強烈憤慨！三個“口徑”文件還卑鄙無恥的把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維權活動，同境內外敵對勢力聯系起來，致使國家公安安全部門把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列為重點監控打壓對象，處處設控迫害，這是對在企業工作的軍隊轉業干部的政治迫害。百萬原解放軍的骨干、共和國的脊梁（百分之九十九為中共黨員），被現實的當權當政者要強行推向黨和政府的對立面，且不說這是政治陰謀，作為政治笑話，也要呈現在中外世人面前而被貽笑大方！
原人事勞動部門，祭起“改革就要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旗幟，全面否定了法律給予的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干部身份。公然挑戰中央政策的權威性和嚴肅性，把軍轉安置政策變通為‘解困’政策，企圖徹底取消中央政策規定的身份待遇，導致了對在企業工作的軍轉干部的嚴重侵權行為，引起在企業軍轉干部的群體上訪。現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繼續堅持錯誤不予糾正，至使在企業的軍轉干部上訪不斷升級和擴大，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挑動人民內部矛盾的滋生和發展，起到了反黨亂軍的作用，其危害和后果不可想象，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留下一道深深的痕跡——國恥黨辱！
身份被無緣無辜剝奪了，維權反遭迫害，天理何在？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為了維護黨中央、國務院的權威，為了“鋼鐵長城”的牢不可破，為了建立真正的和諧穩定，為了給自身討說法，全國在企業工作的軍隊轉業干部，團結起來奮起維權，且時間長達十多年之久。許多老同志說，“身份不恢復，死不瞑目”，“身份不恢復，寧可死在維權上訪的路上！”“身份待遇一解決，一了百了，身份待遇不解決，沒完沒了”，一句話，身份待遇不解決，上訪無休止。
軍隊干部退出現役轉業到地方，是由國家批準的，是國家行為，所以政府對軍轉干部決不能一退了之；軍轉干部被分配到企業，同樣是政府行為，也不能一分了之。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有責任、有義務妥善安置，要對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后半生的政治經濟生活負責。這是任何行業、任何階層的群體都不能攀比享受的特殊待遇。
軍轉干部幾乎是清一色的中共黨員，在部隊期間曾擔任過一定的指揮員角色，具有組織管理和指揮的能力，具有堅強的意志力，具有一往無前的戰斗精神，問題得不到解決是不會停止上訪的。他們說：“假如共產黨不再執政了，如果國家連‘特色社會主義’也不搞了，如果中共中央宣布軍轉干部安置的法律和政策全部作廢，我們就停止上訪，我們認命了！”
三、在企業的軍轉干部依法維權上訪的艱難歷程
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群體上訪始于1995年，從局部部分人的上訪，發展到全國大規模、高密度的上訪，到現在已經歷時18年之久，走過了艱難的維權歷程。雖然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出臺了以上那么多包括分配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在內，有關軍轉干部安置、解決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政策文件，但是負責落實軍轉干部安置政策的國家政府有關部門和許多地方政府，卻公然違背中央制定的政策精神，拒不認真執行。
他們不僅不作為、不落實，反而處心積慮地以所謂‘改革’的名義玩弄文字游戲，偷換概念，變相取消國家賦予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干部身份，變本加厲地壓制在企業的軍轉干部上訪，阻塞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反映合法訴求的言路，嚴重踐踏了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政治、生活和民主權利，侵害了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合法權益，極大地傷害了廣大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感情。致使在企業的軍轉干部蒙受奇冤，合理合法的訴求得不到伸張，滿腔悲憤，上訪不止！
現實情況是，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出臺的政策固然好，但是缺乏執行的力度和監督措施。安置軍隊干部轉業時說的天花亂墜，到地方實際執行中卻與既定政策有天壤之別，欺下瞞上，敷衍塞責，把軍轉干部哄出部隊隨意一推就算完事。白紙、黑字，蓋有紅印的中央文件都拒不執行，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還有什么誠信可講？有什么道德可言？！講誠信，依法治國、以德治國豈不都是愚弄百姓？！
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上訪，是各級官僚官員逼出來的。例如，山東威海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上訪，就是全國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縮影。開始威海部分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失業上訪，勞動人事局的人說：“俺們自己親屬的事還沒法辦，能給你們辦？”當轉業干部申述黨的軍轉政策，局長竟公然與軍轉干部叫板：“我們就是不解決，中央有你們的政策，你們怎么不上北京呢？你們上中央找八國聯軍也沒用！” 2000年初，在企業的軍轉干部30多人上訪威海市委，當時的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說：“你們的政策上邊定，我們決定不了”。當軍轉干部指出已有政策，是他們不按政策落實時，他竟然辯稱：“原來的文件都執行完了，新的政策還沒下來”。在將近半年的時間里，軍轉干部幾乎是每個星期去一次，當地政府有關人員眾口一詞的答復是：“你們怎么不到中央去？我們管不了！”所以說，軍轉干部上省進京維權上訪，并非無故的越級無理取鬧，實屬無奈之舉，是讓政府官員們逼的。根子在于政府官員對中央軍轉干部政策的抵觸，拒不執行，行政不作為，某種程度上也是他們煽動和縱容的結果。現在反過來，把越級上訪的一盆污水潑到軍轉干部身上，真是賊喊捉賊豈有此理！
在企業的軍轉干部開始了艱難的上省進京的維權行動。從2000年起，已經不再主要是師團級轉業干部上訪了，營以下轉業干部也大批加入，也不是一省一市一縣，而是全國總體行動。這時地方有關部門開始緊張起來，政府悍然派警車警察監視，搞電話監聽，出門有人跟蹤，恐嚇、監控、阻截無所不用其極（至目前為止也毫無收斂）。山東省甚至把軍轉干部抓到賓館不讓回家，以辦學習班的名義非法囚禁。遼寧公安竟抓捕、打傷軍轉干部，使矛盾不斷激化和升級。
由于下崗失業，無工資，無低保，無住房，致使部分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悲憤交加，身心俱損，淪為赤貧。造成本人生病住不起院，子女上學就業難等經濟困難。撿破爛、送報紙、擺攤賣菜、蹬三輪修自行車，有的甚至賣血。離婚事件、自殺事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劇，在軍轉干部中不斷發生。曾經統領幾十幾百、甚至上千人的軍官，軍轉干部、國家干部變成了無業游民。單位掛空、黨組織關系掛空、工資掛空的比比皆是，‘最可愛的人’變成了最可憐的人。同時，人事勞動部門把在企業退休的軍轉干部全部按職工身份退休，其退休金與行政機關退休人員的退休金差距越來越大，達至3到5倍之多，甚至不如機關一個連名字都簽不好的勤雜工。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和自身的權利，全國各省市在企業的軍轉干部，陸續越級上訪。每次上訪都遭到百般阻撓無情打壓，公民上訪的權利被無情地踐踏，轉業軍人法定的權益被無情剝奪。
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正常的維權上訪，沒有任何出格的、違法的舉動，為什么要強行阻止？從這些現象和事實中看到些什呢？難道這就是人民的政府嗎？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這就是法制社會？把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當敵對分子，視軍轉干部如芒刺在背、心腹之患，對軍轉干部上訪驚恐萬狀，欲除之而后快！若真理在握、執行政策至于這樣大動干戈嗎？！怕真理、怕群眾、怕上訪，恰恰反映了某些政府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違法違規、違上欺下、理屈詞窮、色厲內荏的虛弱本質！
各省市每年都多次派大量的人到北京攔阻、押解上訪人員。為了火速趕到北京，他們許多人乘飛機坐軟臥，每年為此花費大量人力、財力、物力，甚至許多省市專門派人常住北京，專門負責攔截上訪人員，特別是對軍轉干部戒備尤甚。借著‘維穩’的名義，許多省市甚至涉嫌收買北京的某些政府部門和社會機構代為處理，形成一種黑惡勢力，欺壓迫害上訪人員。大把花的都是納稅人的銀子！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氣憤的說：“常年累積的這些所謂‘維穩’的巨額花費，也足以能解決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待遇問題！
直到現在，中央有關政府部門及地方政府，對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敵對態度也沒有根本的改變，地方對軍轉干部的行動繼續進行監視和電話監聽，得到一點動向就頃刻出動。國家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對軍轉干部視為不安定因素，“談虎色變”，哄騙推委無所不用其極。有政策不作為，導致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上訪不斷。軍轉干部找縣市，縣市推到省，軍轉干部找到省，主要官員從不露面，有關人員草率應付，總是說上面很重視，“領導正在研究解決你們的問題，你們回去等著聽消息吧”，等把軍轉干部哄走了，就又石沉大海，一拖二推三哄騙。各省也有仗義執言的人大、政協代表，寫了不少反映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議案，往往被封堵封殺，根本到不了國家兩會，完全堵塞了軍轉干部反映問題的渠道！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把自己的軍隊轉業干部當作洪水猛獸，‘不安定因素’，強行壓制不讓講話，實屬罕見，還有天理和王法嗎？
四、政府有關部門不落實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政策的癥結（死結）所在
中央出臺的一系列有關軍轉干部安置政策，在地方長期得不到落實，是有著深刻復雜的歷史背景和淵源的。
首先，是長期以來相當多的地方干部在心理上，對‘以其在軍隊與地方相對應職務安排工作’的軍轉安置政策不滿，抵觸情緒逐漸惡性發展所造成的。許多地方干部對接受安置軍轉干部存有反感，認為占他們的位子，阻礙他們的升遷，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他們中許多人把安置軍隊轉業干部看作是麻煩和負擔。其次，他們許多人認為軍轉干部沒有專業技能，年齡大資格老，思想正統僵化，從心里就瞧不起，即使安置合適的崗位，也往往得不到信任重用甚至予以排擠。軍轉安置本來是軍地干部的交流，地方人事部門的責任，是政策性很強的工作，實際上卻變成拉關系走后門以權謀私的行為，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許多軍轉干部對此有著切身的感受。這些歧視軍轉干部的勢力和偏見，體現在軍轉政策的落實上，就是陽奉陰違、就低不就高敷衍了事。對轉業到機關事業的軍轉干部，不管怎么說已是身邊的同事，最壞也就是在分房子、評職稱、任用提拔上搞點小動作，傷不了各自的根本權益。但對于分配到企業去的軍轉干部就根本不同了，他們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利用經濟體制改革的所謂‘體制變遷’理由進行打壓，這是個很好的宣泄私憤的機會，付諸行動把軍轉干部削職為民，他們就是這么干的！
國家搞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展，軍轉干部到地方后，地方政府竭盡全力堵塞機關事業單位的安排渠道，把機關事業單位的位置留給自己的親朋好友，積極鼓動引導軍轉干部到企業工作，許多軍轉干部服從組織的安排到了企業。為勸說軍轉干部去企業工作，組織人事部門說的天花亂墜，什么‘待遇不變’，‘機關、企業都一樣，企業安排職務高’，福利待遇如何如何的好，可到了企業就由不得你。隨著搞市場經濟，與國際接軌，搞所謂的‘機制轉變’，國有企業破產、兼并，大批干部職工下崗，在企業的軍轉干部也沒有幸免于難。這時的當政者又制定出‘企業與機關事業干部不能流動’的規定，與此同時卻增加編制，大量安排自己的子女親朋，名曰“解決科局級干部的后顧之憂”。到這個時候，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吃驚的發現，一夜之間，在轉業時中央和政府所承諾的所有政治、生活待遇已化為烏有，連原來國家政策認可的干部身份也竟然被非法的剝奪，現在看簡直就是誘騙。究竟是犯了什么錯誤？！上百萬老軍人啊，這是共和國史上最大的冤案，是軍隊轉業干部的奇恥大辱，在國際上恐怕也屬罕見！
從九十年代初到二十世紀末，人事部門就沒有真正在企業落實軍轉干部政策，結果導致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大批在企業的軍轉干部下崗失業，生活越來越窘迫。為了活命，為了尊嚴，就有軍轉干部進京上訪討公道，但人事部不以為然。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已發展成全國性的大規模的在企業的軍轉干部，要求恢復‘一個身份兩個待遇’的維權活動，此時的人事部才慌了手腳。如果當時能回過頭來落實當年沒有貫徹的現存文件，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亡羊補牢、猶為未晚。但人事部覺得這樣做麻煩事肯定不少，重要的是容易暴露他們不作為的錯誤行徑，不如裝聾作啞敷衍了事。于是，就別出心裁的搞了個人發（ 2002 ） 82 號‘解困文件’ ，編造了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困難是改革造成的謊言，并假惺惺的幫助其“解困”，還自我標榜：“這體現了黨和政府對企業軍轉干部的關心和愛護。”上下坑瀣一氣，想以此來息事寧人，結果事與愿違，反而引起了廣大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更加不滿，維權上訪勢頭更加涌動如潮。 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忍無可忍，依法維權上訪逐漸形成規模。應該說，軍轉干部上訪完全是迫于無奈，自動自發形成的。共同的遭遇，一致的要求，使軍轉干部走到一起，這是政策不落實正當訴求被扼殺，上訪受冷落、受歧視的必然結果。
全國近百萬軍轉干部被共同經歷、共同身份、共同遭遇、共同利益、共同要求召喚在一起、聯系在一起，是不約而同、不謀而合地走到了一起，是自覺的、發自內心的維權伸冤強烈愿望的集合！他們都是國家干部、共產黨員，他們有政治覺悟，有政策觀念，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他們每一個人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轉業干部經過部隊艱苦生活的歷練，受黨長期的教育培養，是社會主義國防和經濟建設的骨干力量，忍耐不是突破了極限，是不會去上訪的。說他們是‘受了極個別人煽動、蠱惑’，這是對轉業干部的低估和極大污辱！說‘與國外敵對勢力輿論相呼應’，‘被敵對勢力利用’，是險惡的別有用心！政府有關部門違法行政，針對老軍人出臺違法違規的文件，制造冤案，擾亂軍心，傷及無辜，挑動矛盾，瘋狂打壓，破壞穩定，個別人死不改悔，倒很值得懷疑是在‘與國外敵對勢力相呼應’，而且是被敵對勢力充分利用了！舍此，任何理由都不能解釋其所作所為。
同一個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軍隊，同樣是軍隊轉業干部，何有“企業軍轉干部”之說，企業有軍隊嗎？相同的軍齡，相同的職務，同一個軍轉政策，待遇懸殊迥異，有什么理由和依據？！
本來以為國家有關部門和各級政府會主持公平正義有錯必究，認真為在企業的軍轉干部落實未曾落實的政策。可遺憾的是錯了，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們一次次吃驚的發現，政府有關部門對國務院、中央軍委明文規定的政策竟然不認帳了！他們挖空心思地找出各種理由為自己的不作為詭辯，尋找扭曲歪理的說辭和根據，頑固堅持錯誤立場。
對其具代表性的謬論批駁如下：
(一) 指鹿為馬，否認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是國家干部
《中央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及群體性事件聯席會議企業軍轉干部問題工作小組文件企轉組[2006]1號》（關于印發《關于部分軍轉干部要求按照中發[1998]7號文件落實退休待遇問題的答復口徑》的通知）中說：“一個身份、兩個待遇，在政策上沒有根據。”這里所說的一個身份，指的即是在企業的軍轉干部作為國家干部的身份。
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是不是國家干部，不是誰都可以信口胡說的。《軍官法》斜第五十一條、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軍官條例都明確規定：軍官退出現役后的安置管理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和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這豈是一個具體落實政策的部門可以隨便否定的！軍轉干部的國家干部身份，是國務院、中央軍委賦予的。黨和國家對軍轉干部的政策是始終一貫的，正如胡錦濤主席所說：“三代領導集體對軍隊轉業干部的政策沒有變”。從前面例舉的國務院、中央軍委歷年下發的文件可以看到，軍轉干部的國家干部身份無庸置疑，即便是在改革開放、經濟體制轉型的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和國家也并沒有把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列入另冊，中辦發（1999）15號文規定：“制定一些優惠政策和措施，鼓勵軍隊轉業干部到國有企業和基層工作。”
原總政治部主任于永波同志說：“軍隊轉業干部是國家干部的重要組成部分，轉業到地方工作，不同于一般社會成員求職和一般干部崗位的轉換，是黨的干部交流的重要形式”。
中發（2001）3號文件指出：“軍隊轉業干部是黨和國家干部隊伍的組成部分，是重要的人才資源，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又說“軍隊轉業干部為國防事業軍隊建設作出了犧牲和貢獻，應當受到國家和社會的優待”。國辦、軍委辦發《關于做好1997年軍隊轉業干部安置工作的意見》規定：“要切實保障分配到企業的軍隊轉業干部及家屬的合法權益。”
“軍轉干部是黨和國家干部隊伍的組成部分”，這句話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講過，中央文件多次明確，政府有關部門不懂嗎？黨和國家沒有把分配到企業的軍轉干部從國家干部隊伍分割出來啊，也沒有把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從軍轉干部里分離出來啊，為什么死不承認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是國家干部？為什么炮制出“企業軍轉干部”之說？中央級政府部門使用如此用語，是用詞不當或是有意而為之？司馬昭之心昭然若揭！
在分配到企業的軍轉干部群體大規模上訪的情況下，有關部門先后出臺了人發[2002]82號、中辦發[2003]29號關于為‘企業軍轉干部’“解困”的政策文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生活困難，但落實軍轉干部政策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這是由于政府有關部門拒不承認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國家干部身份造成的，沒有國家干部身份，就不能享受國家干部的待遇，這就是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持續上訪的根本原因。
對軍轉干部負有按政策妥善安置責任的政府有關部門，為了給自己不落實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軍轉政策自圓其說，一貫采用玩弄文字游戲，偷換概念的手法。他們在干部概念上大作文章，把軍轉干部與企業干部相混淆，說什么‘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就是企業干部，而企業干部不是國家干部，因此不能享受國家干部的待遇，’這是混淆概念、偷天換日、偷梁換柱。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和國務院、中央軍委關于軍轉干部政策文件中所指的軍隊轉業干部，是指所有從軍隊轉業的干部，理所當然包括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和非軍隊轉業的原企業干部完全是性質不同的兩個概念！
企業本身聘任干部是企業自身的行為，確實不屬于國家干部的性質，他們不存在涉及軍隊轉業干部政策落實的問題。而軍隊轉業干部的身份是國家法律政策明文確認的干部身份，怎么能和企業聘用的干部混為一談！由于有關部門的肆意歪曲，于是就出現了一種可笑的邏輯：‘企業軍轉干部’是干部，但不是國家干部，因此不能享受國家干部的待遇。真是豈有此理！長期以來，所謂干部，約定成俗的就是指國家干部。軍轉干部的國家干部身份，是國家法律賦予的，不是在企業的軍轉干部自封的，也不是企業可以隨意任免的，即使企業不聘用，其身份也是國家干部，是受國家法律確認、政策保障的，任何單位和個人無權取締！同樣政策下的軍轉干部，在機關事業單位是國家干部，到企業就不是國家干部，如同一個蘋果放在框里是蘋果，放在籃子里就變成梨啦？有如此混賬的邏輯嗎？
政府有關部門，其實是一步步地設局，把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往里套。他們首先偷換概念，把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定義為企業干部，然后用企業對待員工的政策而非國務院、中央軍委關于軍轉干部的政策精神來落實政策。比如關于為‘企業軍轉干部’解困的82號文說：“對基本養老金偏低的企業軍轉退休干部，在2002年7月1日調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時，要重點傾斜。”什么意思？就是把軍轉干部匡定在企業之中，按照企業退休人員對待，所謂“傾斜”，好象給了軍轉干部多大的實惠，其實是包藏禍心，讓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接受自己是企業退休人員這個事實！29號文、82號文也是這樣，名義上為軍轉干部落實政策，實質上是讓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接受按企業退休人員的身份，接受‘解困’的事實，把軍轉干部上訪訴求問題的解決，僅僅限定在‘解困’的范圍之內！
政府有關部門不僅不系統正確地理解、把握軍轉政策的精神實質，為在企業的軍轉干部落實身份問題，卻大肆歪曲，混淆是非，指鹿為馬、昧心喪良，致使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待遇不能得到落實，造成在企業的軍轉干部長期以來嚴重的生活困難。他們憑拍腦袋、變戲法似的搞出一個“解困”文件，又提出在“調整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水平時，各地要在政策上予以傾斜”，妄圖把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身份死死‘鎖定’為職工，僅僅限定在“解困”的層面上。這些“解困”“傾斜”文件的出臺，實際上也從反面證明，他們‘羞羞答答’的承認了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有著‘特殊的身份’，而就是堅持錯誤不按國務院、中央軍委關于軍轉干部的政策精神全面落實軍轉政策。對此，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堅決不答應！
(二)有關部門政策文件自相矛盾，彰顯蠻橫心態
在出臺有關‘企業軍轉干部’的新政策上，他們也是說法不一，矛盾百出。如中辦發[2003]29號關于為‘企業軍轉干部’解困的文件第五頁第二款中說：“今后在國家統一部署調整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水平時，各地要在政策上予以傾。”可29號文件墨跡未干，中央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及群體性事件聯席會議‘企業軍轉干部’問題工作小組文件企轉組[2006]1號的《答復口徑》中竟然又改口說：“企業軍轉干部其工資、醫療、退休金及其他生活待遇，應和企業其他人員一樣，執行國家所在企業的有關規定。”就這樣，不僅把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強行定格為企業干部，按企業職工同等待遇，連可憐的“傾斜”二字也被無情的剝奪！
在《答復口徑》中，前面說“[1998]7號文件只適用于1998年至2000年軍隊裁員50萬期間的軍隊轉業干部”，后面第三條卻又說；“所有在企業工作的軍隊轉業干部，包括1998年和軍隊裁減員額50萬期間轉業到企業工作的軍隊干部，其工資、醫療、退休及其他生活待遇，應和企業其他人員一樣，執行國家和所在企業的有關規定”。到底是應該適用和執行哪一個？自相矛盾！
政府部門手里舉著“解困”“傾斜”的招牌，一方面撫慰軍轉干部，另一方面卻喊出《答復口徑》，把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死死鎖定在企業職工身份上，‘胡蘿卜加大棒’，把軍轉干部這個“包袱”拋給企業，貶為弱勢群體，彰顯其蠻橫心態。
企業依據人事部有關‘通知’‘口徑’精神，借口企業改革以‘企業自主權’否定軍轉干部政策，把軍轉干部當普通職工對待，否定軍轉干部的合法權益。地方政府人事部門和軍轉辦不僅不努力要求說服企業，幫軍轉干部積極落實政策，反而說“分到企業就得隨企業，就得按企業的規定辦”，致使不少企業的領導視中央政策為兒戲，以使用主義態度對待中央的軍轉政策，想怎么解釋就怎么解釋，想落實就落實，不想落實就不落實，更多的是抵制。
公正地說，給企業分配軍轉干部，這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和條件下國家和政府的行為。企業轉制，大多數國有企業已脫變為承包經營、股份制甚至私人企業，企業獨立經營自負盈虧，因此說軍轉干部的政策落實或“解困”由企業來擔承也是不盡合理的，是增加了企業的負擔。有的企業領導或老板對軍轉干部說，“我承認軍隊轉業干部對國家有特殊貢獻，但你對我企業沒有貢獻，憑什么讓企業白養活你們？你們是由國家分配下來的，要找也應該去找國家。”在改革開放年代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光有政策不給錢，讓企業去落實軍轉干部政策有道理上的缺失，是很難行得通的。
我們國家在計劃經濟時期，對退役軍官采取安置工作的辦法，保證他們的政治經濟待遇。安排在機關和企業的轉業干部，執行的是一個標準，享受的是同等待遇。因為企業是國有的全民的，其待遇都屬于國家財政開支。 改革后，自負盈虧的企業對國家有按章納稅的義務，沒有替國家支付轉業干部待遇的義務。 進入市場經濟，保障軍轉干部待遇的責任推給企業是沒有道理的，完全是政府的責任，轉業干部的待遇落了空，政府坐視不管是不負責任！
“傾斜”了嗎？“傾斜”和“解困”是對歷年來軍轉干部政策的歪曲和褻瀆！是揮向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胡蘿卜’，也是對軍轉干部的糊弄。幾年來‘大張旗鼓’的為企業退休人員漲工資，還不及‘悄無聲息’的‘要嚴格保密’的為機關、事業單位一次長的多。用所謂的“解困”文件，把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引導到‘以省或當地職工平均工資水平標準’的圈子里，與地方政府纏來繞去，到目前得到的僅僅是一點點所謂的‘臨時性困難補助’，有的連這點補助也享受不到，真正應得的權益一點沒有落實，現政府許諾的‘建立長效機制’也不見任何蹤影。這種‘傾斜、解困’的迷障，首先是讓不明真相的群眾誤以為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問題已經解決，繼續上訪沒道理；其次是成為政府打壓、鉗制、威脅軍轉干部維權的砝碼；以‘傾斜’‘解困’名義劃撥的資金，也可能成為各級官僚‘分享成果’的糊涂賬。這種一石三鳥的做法，暴露出‘傾斜解困’招數包藏的禍心。
國防事業是公共事業，軍轉干部為其做出貢獻、付出犧牲，應得回報所需的支出，理應由國家財政承擔。企業是自負盈虧單位，執行的是現代企業制度，它沒有能力也沒有義務承擔軍轉干部按軍轉政策規定應得的待遇。中央制定了一系列軍轉政策保障軍轉干部的權益，在企業改制中，要保證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權益，人事部門應該必須及時建立和制定全面貫徹這些政策的辦法和措施，尤其是保證他們的工資級別福利待遇與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同步增長，工資福利待遇財政及時全額予以支付的辦法和措施。為了便于對執行情況進行監管，還應建立督促、檢查和追究責任的制度。可是，人事部門不但沒有建立這樣一系列配套措施，相反還出臺與中央政策精神相抵觸的文件通知，違法違規，自相矛盾，制造矛盾，錯上加錯。
人事部門杜撰出一系列‘解困、傾斜、口徑’的對策，說穿了，是一個臨時性對付在企業的退役軍官維權上訪的權宜之計，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政治秀，是法外施恩，對共和國衛士、人民功臣的忽悠，是‘砸腿賣拐’式的誘騙，是企圖用拖垮、拖死手段，讓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在‘解困’中自然消亡。其行政行為不僅違法，而且極不人道！廣大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決不能任其這樣下去，必須拿起法律武器，齊心協力的強力訴求，盡快掙回自身應得的權益！
(三)濫用“三個不再”，宣揚軍轉文件政策精神‘過時論’、‘改革失敗論’，為自身的不作為辯解
‘企轉組’《答復口徑》中說：“[1998]7號文件只適用于1998年至2000年軍隊裁員50萬期間的軍隊轉業干部。” “隨著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化，企業已不再套用黨政機關的行政級別，企業經營管理者不再實行黨政干部的管理辦法，不再比照黨政機關干部的行政級別確定待遇。因此，所有在企業工作的軍隊轉業干部，包括1998年和軍隊裁減員額50萬期間轉業到企業工作的軍隊干部，其工資、醫療、退休及其他生活待遇，應和企業其他人員一樣，執行國家和所在企業的有關規定。”這就是所謂的‘三個不再’。
現任人社部部長甚至說出了這樣一番驚世駭俗的話：“如果給他們（指在企業的軍轉干部）落實一個身份兩個待遇，把他們改過來，等于改革失敗，這個燒餅不能翻！……”。言外之意，就是說國有企業的改革是正確的和不能置疑的，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出現的問題是客觀的必然，生活困難可以考慮，但涉及到其身份與待遇問題不容商量，必須得把這個問題與改革的成敗掛上鉤來認識。這是有關部門高官針對軍轉干部十幾年的上訪，給出的一個相當權威的回應。
究竟是什么原因讓這位高官對軍轉干部的合理訴求，如此的語出驚人？或許是對軍轉干部十幾年來不間斷的上訪，在給了‘解困政策’后仍然繼續上訪的行為感到厭煩憤怒了吧？或許認為自己是改革的領導和推行者，不能容忍人們對改革有半點的置疑，如果糾正了改革中的失誤就等于否定了改革，否定了改革就是否定了自己的功績，有失面子；或許是對黨的事業‘絕對忠誠’，因為‘改革本身就是要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國企改革犧牲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利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如果都要來恢復或解決，那不是亂了套，還改革干什么？或許……，在這里還可以列出N個理由去理解這位部長大人說此話的意圖。只是在這些理由背后只能給出這樣的結論：這位也是‘曾經的軍人’的人，只知道現在自己已幸運的成為共和國的高官部長了，是改革的最大收益者，沒有后顧之憂了，卻忘記自己也是農村出身當過兵當過工人的普通人，忘記自己更應該是為人民服務的一名社會公仆的身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妄自尊榮，不實事求是、不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就信口開河妄作結論，以想象代替政策，同樣是會犯錯誤的，是很容易失去人民信任的，不得人心的官位不能長久，會留得千秋落罵名。如果不是偏執狂的話，最好能靜下心來來個換位思考。
“三個不再”決不能無視中央軍轉政策的存在，“三個不再”是打著改革的旗號揮向軍轉干部的三把刀。以所謂的深化改革和情勢變遷為理由，把“三個不再”強加在在企業的軍轉干部頭上，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啊！可惜這些對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根本不適用！不錯，企業不再套用黨政干部的行政級別，企業不再實行黨政干部的管理辦法，不再比照黨政機關干部的行政級別確定待遇。問題是那只是針對原本屬于企業的管理人員而言，和軍轉干部沒有必然的法定關系。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國家干部身份待遇規定，已經由國家相關的法律和政策明確了，落實這些政策是‘改革開放’歷史遺留問題，和企業的非軍轉干部屬于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根本扯不上關系。所以，有關部門混淆概念，先把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定性為企業干部，以售其奸，最終再以所謂‘改革的不斷深化’和‘不能使改革失敗’的理由，否定中央關于軍轉干部安置的政策，讓在企業的軍轉干部逆來順受，吞下合法權利被剝奪的苦果，這根本是白日做夢！
“一個身份，兩個待遇”的落實與改革的成敗真能掛上鉤嗎？我們不妨學習一下什么叫改革，我們改革的目的又是為了什么。
“改革”從字面理解就是把舊事物中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適應客觀的現實，使其更加合理完善。它有兩層意思：一是變更和革新，現常指改變舊制度和舊事物；二是革除惡習劣行。改革也可以看成是一種特殊的、有利于社會前進的“產品”或“服務”。它能改善優化制度，促進經濟發展，從而帶來多種積極的效用，如財富增加效用、人力資源增加效用、權利保障效用、公正公平效用、精神改善效用等。
黨的十七大把我國改革的目的概括成了三句話：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現代化，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就是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在引領當代中國發展進步中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溫家寶也在 2010年3月14日 答中外記者問時“滿懷真情”的說：“我們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同時，能使每個人也有自由和全面發展的機遇。”
《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企業改革必須“以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根本標準”。同時還著重強調：“搞好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必須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要同國力和社會承受能力相適應，努力開創改革、發展、穩定相互促進的新局面。”
改革代表社會前進的潮流，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使社會更加公正、公平和合理，更加安定和諧。改革就要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改革只能是越改越好，越改人民的生活水平越高，越改人民的福利待遇越好，越改人民的生存環境越安全，改革是不會對普通百姓造成巨大的精神損害和經濟損害的。廣大的軍轉干部無論是從政治覺悟上還是思想行動上都是支持和擁護改革的。但是，如果在改革的過程中，借助“改革”之名，違反國家法律，無視中央政策，人為的制造矛盾，把人為原因引起的矛盾也算做是改革的必然，也當作是改革必須要付出的代價的話，那么勢必會造成人們對“改革”產生懷疑和不信任。中國當今出現的許多社會問題和矛盾，如果不考慮‘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原設計動機的原因，應該是在改革的過程中當權執政者人為造成的。
現今“改革”成了大小官員們的時髦用語，一切失誤和不作為都用改革來搪塞，一切錯誤甚至罪惡都用改革來掩飾。改革成為他們竊國盜財、崇洋媚外的利器；改革成為掩飾矛盾、堵塞言路的擋箭牌；改革成為他們公權私用、貪污腐化的護身符；改革成為欺壓群眾、斬殺大眾民主的刀。這種不惜在人民群眾中‘殺開一條血路’的改革，形成了多座新的大山壓在人民群眾的頭上，‘血汗工廠’逼的工人‘連連跳’，‘黑磚窯，黑煤窯’埋著被逼被騙民工的累累白骨，官員富豪‘天上人間’享美色嫖幼女，貪官污吏腐化墮落層出不盡，執法犯法‘強拆強遷’黑社會橫行鄉里，社會上群體事件惡性事件屢發不止。世風日下，道德淪喪，貧富懸殊，人情淡薄，造假成風，物價飛漲，官民相悖，資本橫行，廣大民眾現實中缺乏安全感，對前途深感渺茫，少數人窮奢極欲，多數人成為弱勢群體，“貓論”“摸論”都以“撈錢論”，已經引起了廣泛的民怨民憤。這些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這樣的改革是不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而進行的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這是不是那個‘畫圈老人’所說的若改革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我們就失敗了，走了邪路了’？改革的精英們稱這些是‘改革的必由之路’、‘改革的陣痛’，他們還有意的把這些民怨引導到共產黨身上，敗壞黨的形象，離間黨群關系，嚴重威脅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其罪惡應該是罄竹難書！某種意義上，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維權行為，不完全是為自身利益的訴求，是對欺上瞞下官僚資本的揭露和聲討，是希望我們的黨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恢復與人民群眾的魚水聯系，希望我們的黨發揚優良傳統，爭取更加的光榮。廣大軍轉干部衷心擁護和捍衛共產黨的領導，因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人們的軍隊，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人民的一切，也就沒有自己的一切，軍人把黨比母親，離間母子關系是別有用心，母親不會讓兒子永遠蒙冤受屈，軍轉干部衷心希望共產黨舉正旗幟，領導各族人民走真正社會主義康莊大道。軍轉干部用維權的行動維護黨的聲譽，擁護黨的領導，這也是最大的利益訴求！
在國有企業的改革過程中，如何對待和解決那些在計劃經濟時期，由政府安排到企業去做管理工作的軍轉干部的歸屬及出路問題，應該是國企改革中面臨的一個不可回避，同時也不能忽視的新課題。因為這“關系到整個政局的穩定、經濟的繁榮，是事關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一件大事”（江澤民的原話）。如果能對在企業中的軍轉干部，參照中央一貫的軍轉政策以及2000年后中央對軍轉政策改革的方針穩步推進的話，是完全可以避免近二十年來發生的一浪高過一浪軍轉干部上訪事情發生的。退一步講，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中，因為對政策的忽視，已經對企業中的軍轉干部造成了一些利益的損害，如今發現了按政策改過來又有何妨？在改革過程中不斷修正錯誤，只能會使改革朝著更加正確有序和成功的方向前進，得到人們對改革更多的理解和擁護，這并不等于說是改革的失敗。如今國家對“醫改”、“教改”和“房改”中出現的偏差都在進行修正，難道說在國企改革中出現了失誤就不該反思？如果真是翻了‘落實軍轉干部政策這個燒餅’就等于國企改革失敗的話，那么軍轉干部就有理由認為，國企改革是一個‘說不清道不明因由’的改革，這個“國企改革”是一次不成功的改革，或者說從根本上就是一次失敗的改革。
決不能用改革來否定軍轉干部政策，軍官退役保障與市場改革分屬不同、性質各異。退役軍官雖然人在企業，但不是普通的職工，他們是企業在計劃經濟時期，作為國家載體接收的特殊保障對象。企業制度的改革，改的是企業的性質，不是退役軍官的屬性。不能不加區別地把退役軍官當作普通職工來“切割”下崗。軍官退役保障機制，其目的是為了建設一支強有力的軍隊，給經濟建設保駕護航，是對現役軍人為國作貢獻的肯定，和對其后半生能幸福生活采取的一項措施；改革是用市場的辦法來搞活經濟，增強國力。所以，不能用改革來否定保障。
國有企業的頻繁改制，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相繼退出市場，已失去保障功能。由于保障措施不力，在國有企業工作的軍轉干部一夜之間下崗失業，從此衣食住行無著落。這些軍轉干部都已是50歲上下的人，打工沒人要，學技術超過了最佳年齡段，再就業難度增大；由于以前長期的夫妻兩地分居，在低工資高奉獻的年代干了大半輩子，沒有存下錢，想做生意也難，闖市場難度更大。 所以，從2000年起，除非個人要求，已經不再往企業安排軍轉干部，全部安排在機關和財政全供事業單位，享受公務員待遇，這是最有力地說明。這也可以說是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多年維權上訪對現實影響的結果。
政府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宣揚中發（1998）7號文件已經過時，，已經無用。果真是如此嗎？答案也是否定的。
中發（1998 ）7號文件的解釋權在中共中央，中央沒有表態又未授權表態的情況下，任何部門、單位和個人無權宣稱其“過時”。隨意表態予以否定，完全是一種越權、無組織無紀律的錯誤行為，是非常輕率、極不嚴肅、完全無效的。軍轉干部堅決不予承認！
“1998年7號文是為確保1998年和軍隊裁員50萬期間轉業干部安置任務的圓滿完成，就有關問題做出的具體規定，只適用于1998年至2000年軍隊裁員50萬期間的軍隊轉業干部。”照這樣的邏輯，7號文只管98年至2000年的，2001年3號文是管2001年以后轉業的，那么，哪些文件是管這些1998年以前轉業的呢？要不要重新明確呢？《答復口徑》的這種說法是否意味著，要否定98年7號文以前的中央關于軍轉干部所有的政策、文件？想要使其全部作廢，又沒那個膽量公開犯上，這正暴露出其要掩蓋的真實的丑惡目的！
(四)強詞奪理，邏輯不通，皆因心術不正
2006年‘企轉組’出臺的《答復口徑》，對中發（1998）年7號文件關于“軍隊轉業干部退休時，所任職務低于轉業時原軍隊職務等級的，按照與其原軍隊職務等級相對應的地方干部等級辦理退休手續，享受相應待遇”的規定，講“規定中的‘地方干部’是相對于‘軍隊干部’而言，既包括了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的干部也包括了企業的干部。地方干部僅僅理解為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的干部是片面的。部分企業軍轉干部要求比照黨政機關公務員辦理手續，享受相應待遇是沒有政策依據的。”此等說法，真是信口雌黃，蠻不講理，是根本站不住腳，經不起駁斥的。
所謂地方干部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的干部，也包括了企業的干部，這可是‘企轉組’的一大“創新”概念，是挖空心思杜撰的新注解。除了這個2006年剛剛出臺的《答復口徑》外，在以往所有關于軍轉干部的政策文件中還從來沒有看到這個說法。對此，在企業的軍轉干部不認可并且堅決反對！這個看似新穎的說法，實際是偷換概念，把連他們內心都不愿承認的企業干部也定性為所謂干部，混淆了長期以來有關軍轉干部安置政策文件中，關于地方干部的概念。為了把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從國家干部中剝離出去，政府有關部門頑固偏執的這樣曲解，真是煞費苦心！
在以往所有軍轉干部安置的文件中，強調的都是按照與其原在軍隊職務等級相應的地方干部職務進行安排，當時文件中指的地方干部約定成俗的就是指地方黨政機關的干部，并且，在許多政策文件中都明確具體到“分別享受當地的地（市或廳）、縣（處）級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這再明確不過地反映了文件中所指的地方干部，就是黨政機關的干部，而不是所謂的企業干部！現在《答復口徑》中編造的所謂“地方干部”的概念，是脫離了當時的歷史條件的，是對中央歷來軍轉干部政策中約定成俗的關于地方干部概念的偷換、歪曲和篡改！偷換這個地方干部概念的險惡用心，其真實目的就是否定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國家干部的合法身份，剝奪原本屬于軍轉干部的合法權益！
中央許多關于軍轉安置的文件中提到“按照與其原軍隊職務等級相對應的地方干部職務等級辦理退休手續，享受相應待遇。” “相對應“是個什么概念？就是找一個參照物，這個參照物是個基準，是個相對穩定的常數，這是人們的常識！我們知道，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的待遇在一定時期是相對穩定可以用做參照，而企業的情況是千差萬別沒有統一標準的。按企業標準，是按照電力、銀行、電信等壟斷企業的標準，還是按照破產、兼并企業，下崗職工的標準？按照企業干部的標準實際上就是無標準，怎么參照？無法參照！這不是很荒謬嗎？
既然是地方干部即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也包括企業，而企業又沒有統一的標準做參照，那么為什么不往黨政機關事業上靠，偏偏要往企業上靠？為什么不辦有點人情味的好事？其實，我們只要看看國務院、中央軍委歷來下發的政策文件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許多文件明確規定軍轉干部“按照與其原軍隊職務等級相對應的地方干部職務等級，分別享受當地的地（市或廳）、縣（處）級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這就是要求比照黨政機關公務員辦理手續，難道享受相應待遇是沒有政策依據嗎？！
《答復口徑》對地方干部的曲解，違背了中央關于軍轉干部政策的本意和一貫的精神實質，是玩弄偷換概念、拙劣的文字游戲。認為軍轉干部連起碼的形式邏輯知識都不懂，可以任意愚弄。當今衙門這些秀才們自視清高、缺乏常識、邏輯混亂站不住腳的表述，只是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攪盡腦汁挖空心思，頑固的為自己的錯誤立場詭辯，不講理竟然到了如此不顧廉恥的地步！
包括分配到企業的軍轉干部在內的所有軍轉干部，為國防建設、保衛國家付出了青春年華，甚至流血傷殘，國家制定優撫政策就是對他們無私奉獻的肯定和褒獎！可是，某些政府部門卻無視他們的奉獻，侵犯他們的權益，踐踏他們的感情，使他們本來應當享有的權益被無情剝奪，用生命和鮮血取得的榮譽被草率輕易的一筆抹煞，凡是有良知、有正義感、明辯是非的人，誰能不為之憤慨？！
(五)抹殺事實，欺上瞞下，為保政績烏紗
‘企轉組’[2006]1號文還講：“有極少數企業軍轉干部提出按中發[1998]7號文件辦理退休手續，享受相應待遇。”是極少數嗎？認真調查統計了嗎？這種不負責任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落實待遇，這是近百萬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多年來的共同心聲，也是一致的要求。十多年來，多少批次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到各級政府訴求，上省進京上訪，人們都記不清了。向國家機關反映情況，去多了不讓，說是搞群訪，違反信訪條例；選代表去，去的人少了，又不當回事，反而說成是“極少數”人。視申訴為無理，視上訪為“鬧事”，奪去你手中的矛，砸爛你防身的盾，讓你攻防全廢，左右都是你的不是，近百萬老軍人艱苦度日滿懷悲憤療傷，滿懷著希望抗爭，政府部門卻玩這種傷天害理的把戲，掩蓋矛盾，瞞天過海，欺騙中央，粉飾太平！為什么要睜著眼說瞎話呢？還有誠信嗎？揣著明白裝糊涂騙誰啊，還象共產黨的政府部門嗎？強奸民意，報喜不報憂，不說實話，怕暴露真相，一個“怕”字意味著什么呢？保他們創造的所謂“政績”，保頭上的烏紗，保他們的既得利益。
在明確國家干部身份的前提下，全面要求落實政治、生活兩個待遇，這是全體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共同心聲！
在企業的軍轉干部要求所謂政治待遇，不過是希望能及時聽到中央的聲音，繼續享受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為國家建設薦言獻策的權利，現在許多人都已經退休了，又不是要官，能侵害誰的利益？難道這樣的一點點要求也算過分嗎？現在，政府各級部門對有關軍轉干部的文件不僅不傳達、不公開，反而對軍轉干部封鎖消息，許多地方至今連中央29號、82號關于為‘企業軍轉干部’解困的文件精神還一無所知，就別提落實了。軍轉干部對事關切身利益的政府文件看不到聽不準，只能通過某些途徑獲取，然后據理力爭。弄的軍轉干部好象作賊一樣，成了‘地下工作者’。到政府去上訪，軍轉干部們說依據有關政策文件該如何如何，政府有關部門卻說，他們沒看到沒有收到，讓拿出來看看，可是，當真的拿出原件或復印件，他們馬上會追查來源，還會給你扣上‘竊取國家機密’的罪名，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地給你辦所謂學習班，還揚言要予以法辦。這還是人民的政府嗎？！真是徹底的剝奪了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政治權利！
關于經濟待遇，這是黨和國家歷來有關軍轉干部安置文件中寫的再清楚不過了，有政策不落實，政府有關部門難逃其咎。現在又有一種說法：經濟待遇可以提高，還可以考慮‘解困最大化’，但是“一種身份，兩個待遇”堅決不行。這是什么邏輯？讓軍轉干部們無所適從。為了給某些政府部門下臺階的面子，那好吧，軍轉干部們說，可以讓一步，政治待遇不要了，不關心政治行了吧？但是身份不能不要啊，這個問題能含糊嗎？那是我們十幾、幾十年以寶貴青春，用熱血和汗水戍邊衛國、搶險救災，戎馬生涯得到黨和政府肯定的標志，是國家和人民給我們的榮譽，無緣無辜的榮譽沒有了，陷入了乞討式的弱勢群體，是一種恥辱也是一種被侮辱。只要黨和國家沒有變色，只要國家的國體、政體不發生改變，我們決不放棄！退一步講，如果不是牽扯到經濟待遇，干部的身份我們也可以不考慮，我們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卸甲為民，大部分已經退休了，已經不需要當官的權利！但干部身份不能不要，沒有干部身份，有些人就可以象現在這樣，隨意的堂而皇之的取消軍轉干部的經濟待遇。原勞動部辦公廳推廣深圳企業改革經驗，以一個“勞辦發（1993）78號文”，借取消企業干部身份之機，把分配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正宗國家干部身份也取消掉，造成了目前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政治待遇、經濟待遇被非法剝奪，變成了企業的一般職工，就是這樣做的。一個政府部門的機關，置國家法律、中央文件精神于不顧，制造這樣一個曠世驚天大冤案，這難道不是共產黨的悲哀，中國政府的悲哀，國家的悲哀？！
目前，在企業的軍轉干部重復上訪的要求集中到一點：并不是要求出臺新的政策，其實也不需要重新制定政策，而是要求不折不扣的落實已經存在的軍轉政策，重點要求執行“中發（1998）7號文件第四項的規定，認真落實以退休待遇為重點的生活待遇的軍轉政策。
其實，地方政府機關部門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了解了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問題的來龍去脈，同情軍轉干部遭遇，理解軍轉干部的心情，在能力所及的范圍內為在企業的軍轉干部辦一些實事，對國家有關部門出臺的所謂“解困”“口徑”文件多有微詞。那些分配在機關的軍轉干部，除極個別作壁上觀外，絕大多數對自己的戰友們表示同情和聲援，他們對曾經同一戰壕里的戰友們遭遇的不公正待遇，表示憤慨而又力不從心。就連那些參與維穩與打壓的警察在了解事實真相后，也私下對軍轉干部們說：“我們同情你們的遭遇，你們的確是怨的，但我們也是奉上面的指使啊，為了飯碗也是不得已而為之，請你們理解吧”。
2007年3月，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劉永富同志，在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答記者問的補充意見時說過：“十余年來，導致國企退休老干部與機關事業同職干部，養老金待遇差額達到三倍以上，這是我們工作中的一大失誤，我代表我部向國企退休老干部表示深深道歉”。
“我們要分輕重緩急，第一個重點，要放在企業退休老干部、老科技、老模范老軍轉干方面。通過快速調查研究，制定方案，報國務院批準，用一年時間，使這部分老同志的養老金收入水平達到當地機關事業同類人員的平均標準，并同時實行基本醫療保險，徹底化解雙重標準矛盾。讓這一部分老同志同樣享受改革開放成果，同時步入小康。我們所以要作為逐步解決分配不公的重中之重，因為這一群人年齡已逾七旬，等待的時間有限了。我們不能讓他們帶著遺憾度完人生。”
“最后，我們坦率承認，國際輿論界認為我們醫療保險制度已經失敗，養老保險也不盡如人意的事實，我們共產黨人歷史上有個法寶，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有錯必改，有誤必糾，何況，我們有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和構建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國略為指導，還有解決民生問題大方針為依據。
“我作為主管全國社會養老保險的公務員，決心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支持下，發揚執政為民的精神，在任期內竭盡全力完成我國養老金分配公平合理的工作而努力。”（劉永富2007年12月被遠‘調’甘肅任職）
更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也頂著壓力出臺政策積極為軍轉干部維權。早在二00二年，解決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問題的泉州模式就刊登在《國防報》上。其內容是：1、對已退休或已到達退休年齡的人員納入公務員管理序列，參照黨政機關同級別干部改辦或辦理退體，享受其相應政治經濟待遇；2、對在崗人員中年青符合條件的人員，重新安排到黨政機關，享受同級別干部政治經濟待遇；3、對有技術專長的人員給予政策優惠，鼓勵自主創業，保留其國家干部身份；4、對年齡偏大就業困難人員，分別安排到公益性崗位或作機關內退人員，享受同級別在崗公務員政治經濟待遇。山西省按現行的“通知”高基調、高標準的“解困”，就高不就低精確到位。某些市縣堅持按干部退休，給退休軍轉干部發“干部退休證”。就連對軍轉干部打壓較重的河南省，也于1999年出臺了予（組字）57號文，要為在企業的軍轉干部解決待遇問題。
可惜這些積極的行動，受到了國務院人事部門的無情打壓，他們以根本不具行文主體資格的部門發文，搞出所謂的“答復口徑”，警示各地不要‘各自為政，亂開口子’，頑固堅持其與原國家勞動部的共同錯誤立場，使地方政府無所適從，不少將要出臺的措施胎死腹中，已經出臺的變成了廢紙。
軍轉干部之特殊性及軍轉干部上訪之危害性，在于“軍隊本身是一個特殊群體”，這是由它在國家中的特殊地位決定的。它是國家機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強大的人民軍隊就沒有新中國，沒有人民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特殊群體’匯集了中華民族優秀的兒女，當兵挑的都是優秀青年，軍官更是優中選優，軍轉干部曾是軍隊的中堅，是‘長城上的烽火臺’，是‘柱石中的鋼筋’，他們經過十幾、幾十年部隊的培養教育，戰爭考驗和工作鍛煉，都具有較高的政治素質和工作能力，幾乎是清一色的中國共產黨員，這是任何一個群體都不所具備的。軍隊有今天，他們擔當了重要的傳承作用，當兵就要準備打仗，打仗就要準備犧牲。軍轉干部在生與死的面前是經受了黨和人民的考驗的。哪里有困難，哪里有我們的軍隊；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我們的軍人。“當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的時候，只要有了軍隊，就有了希望”，這句話已經在國家的多次危難中得到了印證，這是任何群體都不能做到的。軍人舍小家為國家，剛成年就到了部隊，基本上是一天二十四小時堅守在崗位，隨時準備著犧牲。青年時代沒有花前月下、漫步林蔭小道的浪漫，婚后離多聚少，過著牛郎織女般的生活，不能撫養子女，不能孝敬父母，老人病了不能床前伺候，逝去大多不能送終，當兵幾十年，很少能與親人在一起過個春節。如此“苦行僧”的生活，這是任何一個群體也不能與之相提并論的，任何人都不會昧著良心盲目的與他們攀比。所以，他們的遭遇得到人們的同情是必然的，黨政、警民、工學商，社會各界與軍隊、軍人，都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了解事實真相，也一定會出現更多的正義之士站出來說公道話，這個事件的影響，無論是正面的或負面的，都將更加廣泛和深遠。
從1993年起，原國家勞動部辦公廳打著企業改制的旗號出臺文件，以偏概全的把分配到企業的軍轉干部貶為企業職工，‘打入另冊’；到國家原人事勞動部以鞏固‘改革成果論’用“解困”的方式‘統一口徑’，將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國家干部的身份框死在企業職工身份上；再到現在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以‘改革失敗論’‘燒餅不能翻’的論調，以‘維穩’的名義，瘋狂的打壓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維權行動；他們置中央、國家頂級文件精神于不顧，以部門抗中央，一脈相承的頑固的堅持錯誤立場，是最嚴重的各自為政！如果不是為了顧及面子，保政績、保烏紗的話，很容易使人想到：這是不是改革一開始就精心設計的陰謀、畫好的圈套，其最終目標和險惡用心不能彰顯于人？！
口子不能開嗎？最近國家有關部門以貫徹《教師法》的名義，將原來身份并不明確的企業教師、職教、幼教，都享受了公務員的待遇，這是不是開口子？企業的醫務人員企業的高中級技術人員呢？企業的老職工呢？這些都沒有法，繼續‘仰望星空’去吧。軍人有《軍官法》《兵役法》《國防法》，轉業軍官有幾十份安置法規，不需要重新開口子啊，但是，地位低微，看不到也找不到‘公平和正義’的太陽，所以不能分享‘太陽的光輝’。‘利他只關前代事，當朝不濟前朝人’，‘飛鳥盡，良弓藏’，軍人算什么？軍人出身，抵不上‘秀才’身份。和平年代，精英治國，‘執政是第一要務’，據廟堂之上，網結朋黨，大飽私囊，彈冠相慶，太平盛世舞臺，粉墨登臺作秀，弄官權享極樂，斂巨財蔭子孫，裸官執政，雙重國籍，警多于兵，官大于民，秀才花褪也足以致你五內俱傷。與國際接軌，普世價值，負責任大國，‘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和諧世界，戰略伙伴，‘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同舟共濟，疆土海域‘韜光’，刀槍入庫‘隱晦’。黨政要分開，軍隊是共產黨的軍隊，只聽黨的指揮，共產黨不直接執政。政府管不了軍隊，軍隊沒有‘國家化’，政治改革不徹底，‘至死方休’。所以，軍隊強盛，軍人苦樂，無足輕重，與己無關。權傾朝野，現實現報，為了青史留名不惜遺臭萬年，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你們看著辦吧’。軍人、軍隊重要嗎？看吧，文人秀才的‘筆桿子’也有殺傷力！
改革開放以來，工農兵出身的干部在制度上和實際中，被排擠出國家機關政府部門，國家機關政府部門充斥“碩士、博士”各路“專家、學者”，多數是施展了各種伎倆鉆進公務員隊伍的“精英”，是既得利益者。為了個人的功名利祿，挾權濟私，炮制各種政策、文件、精神，精心設計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哪管百姓生死苦樂。精英們經心算計著百姓的經濟承受能力，考驗著百姓的心理承受底線，觸摸社會最敏感的神經，他們有意無意的損害了共產黨的形象，損壞了黨的執政根基。更有混進黨和政府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以及西方敵對勢力的代言人、代理人，打著‘自由、平等’‘普世價值’的旗號，極力要“政治改革”，搞‘三權鼎立’、‘多黨執政’、‘軍隊國家化’。為了使他們通過“改革”得到的成果‘不得而復失’，瘋狂的推行私有化，擴大兩極分化。老一輩革命家領導人民，犧牲成千上萬先烈打下的紅色江山已被涂鴉，幾十年幾代人勒緊褲腰搞社會主義建設，積累的巨大公有財產已被掏空，地大物博的寶貴資源已被消耗貽盡。攘內讓外，喪權賣國，制造矛盾，激化矛盾，其目的是為了徹底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使國家動亂民族分裂，使人民陷入萬復不劫的災難境地。真正為基層老百姓說話的官員還有沒有？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官員有多少？在哪里？！
縱觀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維權的全過程，國務院原勞動部、人事部、人勞部、現人社部，是這起驚天冤案的始作俑者，錯誤政策的頑固堅持者，是罪魁禍首！
軍轉干部上訪的癥結在于：有關黨政部門的官員缺乏“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愛民意識，對廣大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缺乏起碼的感情和同情心。利用手中的權利，為自身的利益改正好的，堅持錯的。站在拒不承認不作為的錯誤立場上歪曲真相，混淆是非，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把重復上訪的責任嫁禍于依法維權的廣大軍轉干部。某些國家政府部門及地方政府，為了拒絕承擔自身的不作為造成的后果，不愿意改正在落實軍轉干部政策方面的錯誤，經常為圓一個小謊繼而撒一個大謊，越描越黑，已經到了無法自圓其說，權治大于法治，以權抗法欲蓋彌彰的地步。
國家部門的權力無監督無限制的擴大化，其違法行政、濫用職權、不作為的行徑很難通過自身得以糾正。國家出臺《行政訴訟法》，其首要之義是在實施憲政的大背景下，著眼于解決人民與以行政主體為代表的國家之間的糾紛，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利，通過限制行政主體的權利，追求其不法行政的法律責任，為相對人提供權利救濟。結果又能如何呢？轉業干部依法起訴國家人事部，被最高法院拒絕立案受理。最近，河南省上萬名在企業的軍轉干部依法起訴省人社廳，被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答復為‘應由各地黨委、政府在政策范圍內加以解決，’‘“起訴”所反映的問題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圍 ’。這實際上是要把原告交給被告處理，讓弱勢原告繼續去向強勢被告討要公道，其結果可想而知。轉業干部拿出幾部法律幾十條政策規定，證明人事部的違法和不作為行徑，人民法院理應依法審理，從法律層面給以答復。現在‘人民法院’給予人民的起訴卻是如此的答復，讓人們懷疑‘法院那臺天平’放在了什么位置？“砝碼”掌握在誰的手里？“天平”是否為假冒偽劣產品？國家制定的法律形同虛設，權大于法，官官相護，這樣的所作所為還怎么能讓廣大人民群眾相信政府是在依法行政，法院是在依法判案！人們走上法庭都是到了萬不得已的地步，希望‘法院那臺天平’能稱出個公平，法院應該根據原告的訴求依法審理或調解，依法回答，而不能倚權執法，偎權枉法，有法不依，知法犯法，敷衍回答。這樣的執法惡例，堵死了人們討要公平、公理的最后渠道，勢必會造成‘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局面，說不定什么地方什么時間會‘于無聲處聽驚雷’！這難道是共產黨愿意看到的嗎？
五、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維權的終極目標
1、以【國防法】、【軍官法】、【兵役法】等法律為依。以2000年5月9日胡錦濤講話為指針。不折不扣、不搞變通、一步到位，恢復轉業干部的法定身份和相應的政治、生活待遇，從根本上維護合法權益。
2、53年以前入伍的，按照83年54號文件落實政策，由退休改離休。
3、54年1月1日以后入伍的，按照中發（1998）7號文件和2001年軍隊轉業干部安置辦法，享受地方黨政機關同職同級相同待遇。對按工人退休，辦理了《職工退休證》的軍轉干部，改辦《干部退休證》，參照當地公務員落實待遇，進行經濟補償。
4、下崗失業或未達到退休年齡的，進行重新調劑安排，也可按照自主擇業的模式進行安排。
5、對軍隊轉業干部被侵權期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必須如數補償，補償時間起于勞辦發（1993）78號文件下發之月，止于落實政策恢復國家干部身份待遇之時，逐年核算。特別是要給予那些在維權中遭受政治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
6、追究原勞動部、人事部、人勞部，現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違背法律、違抗中央不作為的責任。
統一政策建議：設立一個專門的機構來管理退役軍人（可與軍隊轉業干部辦公室合署辦公），對安置到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以外的退役軍官及檔案實行統一管理，，統一標準，統一待遇。使其與原企業完全脫離關系。
最近，國家法制管理委員會下發了有關處理國家行政人員違法阻止公民上訪的文件，并規定了對阻止公民上訪的違法違紀人員的處理決定。包括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為之叫好！這充分體現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民意的尊重，對廣大人民呼聲的關切和維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堅強決心！我們欣喜的看到，黨內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主流力量還在，代表公平正義的主導力量還在，對于最終落實本屬于軍轉干部的合法權益，我們充滿了信心和期待！廣大在企業的軍轉干部衷心希望我們的黨能夠深刻反思，撥亂反正，更加偉大、更加純潔，帶領全國人民走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
歷任中央領導都明確強調：軍轉干部（包括在企業的）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是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生力軍。事實證明，在企業的軍轉干部是有素質、有覺悟、顧大局、守紀律的積極力量。即使十幾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承受如此天大的委屈，在維權上訪的過程中，他們始終能夠自覺遵守黨和國家的有關法律，不越矩、不違紀，自覺與分裂勢力、境外敵對勢力劃清界限，維護了黨和國家的尊嚴和形象。在出現軍轉干部無奈的起訴國家人事部，遭到嚴厲壓制的情況下，絕大多數軍轉干部還是主張繼續采取依法信訪上訪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合法合理訴求。在上訪時，軍轉干部在上訪人數上自覺遵守國家有關信訪上訪的法律政策規定，在時間上刻意避開重大節日、重要會議和國家政治敏感期，避免干擾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可以說在依法上訪反映合理訴求的同時，對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和貢獻。
總結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維權上訪的歷程，使人們隱約感到好像有那么一股勢力，與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較勁，與廣大軍轉干部較勁，與中央關于建設和諧社會的戰略舉措較勁。總像有一只無形的手強壓著跳動的神經，他們想要達到的目的和效果始終不予彰顯，他們的所作所為，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的背道而馳，與社會主義民主法制背道而馳，與黨的宗旨、人民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馳，使正常人難以理解。但錯的就是錯的，邪不壓正。不承認、不作為并不能改變黨和國家關于軍轉干部的政策，不接受、不改正甚至強行壓制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維權，是政治上虛弱的表現，烏云終究遮不住陽光！
黨和國家為了建設和諧社會，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出臺了許多重要舉措，制定了一些新政策，要‘千方百計把信訪積案化解掉、還清歷史舊賬，’‘破解社會管理領域的新問題’（周永康近期語）。如失散老紅軍、西路軍老戰士、老紅軍親屬的政策；有關退伍軍人的政策；有關企業教師、幼教的政策；失業下崗人員的政策；農民工的政策。可是，為什么惟獨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已有的政策而不能落實？難道多年來要求落實政策的抗爭與政府有關部門或某些人物結下了怨仇？主要的原因恐怕應該是：真正代表黨和國家公平正義的中央領導人和部門聽不到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呼聲，不明真相，之所以真正代表黨和國家公平正義的中央領導人和部門聽不到企業軍轉干部的呼聲，主要是因為信息渠道不暢，國家有關部門和地方有關部門的人為阻隔。他們扣押上訪材料，欺上瞞下、指鹿為馬，混淆視聽，對上封鎖消息，報喜不報憂，致使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訴求得不到真實的反映，軍轉干部的政策得不到真正的落實，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利益得不到真正的維護。
為此建議，中央應組織一個專項工作班子，處理和解決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問題。這個工作組，組織結構上應由國務院、中央軍委牽頭，人大政協紀檢監察等部門派人參加，與軍轉干部矛盾較深的人事部門應該回避。這個工作組到各省市，要親自多聽取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訴求。應該設有專門活動經費，不要接受地方的宴請，否則，吃了人家的嘴短，偏聽偏信敷衍了事，使在企業的軍轉干部就只能聽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工作組應直接召開由各省在企業的軍轉干部代表參加的座談會，廣泛聽取他們的意見和訴求，在此基礎上形成決策意見，交由人社部和各省各地貫徹執行。也歡迎期望各級人大、政協代表深入在企業的軍轉干部之中了解情況，仗義執言，提出議案，伸張正義。
天地轉，光陰迫。這是一件大事。是關系到這個上訪時間最長，人數最多、強度最大、范圍最廣的上訪群體的命運，也是所涉及的分量較重的人民內部矛盾如何化解，最終走向和諧的大問題，是對軍隊和國防建設有重大影響的大問題，是事關國家社會穩定的大問題，是在國際上彰顯我們經濟大國形象的大問題。這個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就可能造成，軍人不相信當政，退役不相信當政，民眾不相信當政，當政給世界各國當笑柄的后患。
多少事，從來急。這是不能再拖的事。這些軍轉干部年齡大的七八十歲，年紀小的也在五十歲以上，平均年齡六七十歲了，他們大都出生服役于多貢獻少享受的年代，他們為共和國的建立和鞏固做出了奉獻，他們是在艱難時期保家衛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真正功臣，晚解決一天就多出一批冤魂。看著這些白發蒼蒼身帶病疾，為維護黨和國家的聲譽，為了自身那應該得到的尊嚴，頂寒暑冒嚴寒，趔趔趄趄的出現在維權的現場，艱難的走在維權的路上，有不少已經倒斃在這條路上而死不瞑目，聽著他們近似‘乞丐般的吶喊’，讀讀他們‘帶血的申訴’訴求，鐵石心腸也動容！他們已經到了寄希望于共產黨的‘公務員父母官’中出海瑞（為民請命）、孫安（為民動本）、包拯（為民伸冤）的地步，不盡快的落實政策，天理不容！黨和政府應該給于高度重視和認真對待了，決不能視若罔聞、視同兒戲！
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熱切地期盼：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發展戰略順利實施，‘改革發展成果共享’的諾言能夠真正惠及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真心希望在企業的軍轉干部，依法要求落實政策的合理訴求，能夠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能夠得到兩會（人大、政協會議）的高度關注和代表們的大力支持；實現理順分配關系，縮小收入差距，真正落實好軍轉干部政策，讓在企業的軍轉干部享受到應該享受的待遇，實現社會安定和諧、穩定發展的政治局面，實乃民之福國之幸也。
廣大在企業的軍轉干部的訴求是正義合理的，正義合理的訴求是任何勢力也壓不垮的！我們的目的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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