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如果力求使科學去適應不是從科學本身（不管這種科學如何錯誤），而是從外部引出的、與科學無關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觀點，我就說這種人“卑鄙”。（馬克思：《對所謂李嘉圖地租規律的發現史的評論》（《資本論》第四卷第二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Ⅱ（R72）P126）
如果用“自由意志”這個抽象概念來頂替有著行為的現實動機和受著各種社會條件影響的一定的人，如果只用人的許多特性的一個特性來頂替人本身，難道這不是荒謬的嗎？（馬克思：《死刑。——科布頓先生的小冊子。——英格蘭銀行的措施》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J27）P579）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后并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后動力的動力，那末應當注意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間又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偉大歷史變遷的行動。探討那些作為自覺的動機明顯地或不明顯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動著的群眾及其領袖即所謂偉大人物的頭腦中的動因，——這是可以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期和個別國家的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使人們行動起來的一切，都必然要經過他們的頭腦；但是這一切在人們的頭腦中采取什么形式，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種情況決定的。自從工人不再像１８４８年在萊茵河流域那樣簡單地搗毀機器以來，工人已經絲毫不能容忍按照資本主義方式應用機器了。（P343）（恩格斯：《路德維希· 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寫于１８８６年初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P343）
一個人如果力求使歷史去適應不是從歷史本身（不管這種歷史如何錯誤），而是從外部引出的、與歷史無關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觀點，我就說這種人“卑鄙”。（——筆者套用馬克思論卑鄙的語錄談“歷史評價”中的卑鄙）
反辛子陵瘟疫小議 第一篇 辛子陵瘟疫簡析2
關于辛子陵的所謂鄧小平“遺囑”問題的幾點分析
第一，從“違心”說本身的內在邏輯看，不能排除鄧小平這個“遺囑”本身的局限性和“違心”性
第二，從“違心”說提出的時間看，“違心”說似應包括了或暗示了鄧小平對歷史《決議》的某種正確反思，而絕不是要繼續歷史《決議》的錯誤，以否定和妖魔化毛澤東的意思
第三，從歷史《決議》形成的內在邏輯看，歷史《決議》絕不可能是“違心”的
第四，從歷史《決議》的事關重大看，歷史《決議》絕不可能是“違心”的
第五，從歷史《決議》的形成時機看，歷史《決議》絕不可能是“違心”的
第六，從歷史《決議》的醞釀和產生過程看，歷史《決議》絕不可能是“違心”的。
第七，從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關于看，歷史《決議》絕不可能是違心的
第八，正確評價毛澤東，確實需要良好的政治氣氛和思想文化環境
辛子陵為了徹底否定和妖魔化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時代，竟然挖空心思地想首先否定和推翻《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81年6月27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以下簡稱“歷史《決議》”）。而為了否定和推翻歷史《決議》，辛子陵竟然要極力找到一個政治的和道義的“理由”，以便徹底推翻歷史《決議》，和“重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于是就有了所謂的鄧小平的“違心”說“遺囑”。
我們普通中國人是根本無法去核實或證明鄧小平“遺囑”的有、無和真、偽的，是很難肯定或否定這個“遺囑”的存在的。不過，為了進一步討論的方便，我們不妨先假設辛子陵所說的所謂鄧小平“遺囑”是存在的。
但是，即使存在鄧小平“遺囑”，也絕不能成為辛子陵否定和妖魔化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時代的理由。因為，這里首先有一個如何理解和執行鄧小平“遺囑”的問題。當然，更加主要的是，不管鄧小平有沒有“遺囑”和有什么“遺囑”，都根本不可能對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時代產生什么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因為，只有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時代本身的內在規定性和歷史地位，才是評價的根據。
辛子陵在他的大作中，是這樣介紹鄧小平“遺囑”的：
“鄧小平、胡錦濤關于重新評毛的談話
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歷史是我們走過來的，不能顛倒，不能改變。對毛澤東一生功過評價，一直是有爭論的。我對彭（真）老、（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做出全面評價嘛!毛澤東的功過是擺著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面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后，作全面評價。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執著意見會少些。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做出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會支持的。
——鄧小平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 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注：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除中共第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全體常委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熔基、劉華清、胡錦濤外，還有鄧小平、陳云、彭真、萬里、薄一波、楊尚昆、王瑞林。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關于若干年后對毛澤東歷史地位和一生功過，要做出科學、全面評價的講話。當時江澤民在會上提出，對小平同志這一談話紀要及其他同志的發言紀要，作為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的議題存案。在會上曾舉手表決，一致通過。
當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見、決議是存在的，我個人是理解的，遲和早要解決好的。這是建國后很主要的政治問題、黨的組織問題。我們這一代人或許能在沒有束縛的情況下處理好。當前工作千頭萬緒，待解決的問題、矛盾較多，如能在較平和的政治氣氛、環境下解決對毛澤東的一生的評價，就能有較大的共識。
——胡錦濤二○○四年七月與萬里的談話 ”
（以上見辛子陵大作“作者簡介”緊后之“鄧小平、胡錦濤關于重新評毛的談話”）
在李銳的“序”中，也有與辛子陵以上大致相同的內容。
如果辛子陵以上所介紹的關于所謂鄧小平“遺囑”的“情況”是千真萬確的，那么，我們至少應該從中注意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從“違心”說本身的內在邏輯看，不能排除鄧小平這個“遺囑”本身的局限性和“違心”性
也就是說，這個所謂的鄧小平“遺囑”本身，也同樣很可能就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同樣很可能也“是違心”的。因為，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之一，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已經泛濫成災。另一方面，歷史事實一再證明，鄧小平已經不止一次地在重大問題上受到“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而表現出或承認他的局限性和“違心”性了。所以，這一次，辛子陵和我們，同樣都是不能排除鄧小平在“遺囑”本身問題上也可能存在的，幾乎是習慣性的、標志性的局限性和“違心”性的。
換句話說，鄧小平的“違心”說“遺囑”，既可以或可能是對左派說的，也可以或可能是對右派說的。辛子陵從鄧小平的“違心”說“遺囑”中竟然直接讀出鄧小平是要進一步否定和妖魔化毛澤東的暗示或明示的意思，顯然至少是片面的和一相情愿的。
第二，從“違心”說提出的時間看，“違心”說似應包括了或暗示了鄧小平對歷史《決議》的某種正確反思，而絕不是要繼續歷史《決議》的錯誤，以否定和妖魔化毛澤東的意思
辛子陵所說的鄧小平的這個“違心”說“遺囑”，據說是形成于1993年1月。因此，有必要提醒注意從歷史《決議》正式形成（1981年）一直到1993年這整整12年（跨14個年頭）中，國內小氣候和國際大氣候的種種氣象。
早在鄧小平的這個“違心”說“遺囑”之前不到四年的時候，即在歷史《決議》誕生后大約八年的時候，即在中國發生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和暴亂的 1989年夏，正是鄧小平自己，在挺身而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平息動亂、暴亂之后的第一時間，曾經公開（通過電視向全國直播）說過，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暴亂是一定要來的，必然要來的，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的小氣候所決定的；同時，他還說過，（改革開放）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而且，正是鄧小平自己，在宣布階級斗爭不是主要矛盾，宣布不搞政治運動之后，在改革開放最初的十年左右的時間里，接連斗（或搞）倒了“我們黨”的兩個總書記。
以上情況說明，如果鄧小平真的在1993年有過關于歷史《決議》的“違心”說“遺囑”的話，那么，鄧小平自己此前在歷史《決議》之后的所作所為，特別是他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動亂和暴亂，斗倒“我們黨”的兩個總書記，并且公開作出關于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新思考的講話，公開作出關于改革開放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的新思考的講話，等等，等等，所有這些才最應該是或就是鄧小平“遺囑”中的最基本的、最新的、最確定的和最公開表達過的含義。無論如何，鄧小平絕不可能是要繼續那個“最大的失誤”，去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無視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繼續那個“最大的失誤”，去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徹底否定、徹底妖魔化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意思。我的以上這種分析判斷，甚至可以直接從鄧小平早在主持醞釀和形成歷史《決議》的全過程中所表明的立場和態度中，得到證明。當時正是鄧小平一再堅持并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鄧小平一九八○年 十月二十五日 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
很顯然，鄧小平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立場和態度，是十分明確的。特別是，鄧小平在歷史《決議》之后的1989年對歷史《決議》中所涉及的基本立場和觀點顯然有過新的思考和公開的表達，也是十分明確的歷史事實。我相信，鄧小平在1993年發表他的所謂“違心”說“遺囑”的時候，絕不至于已經忘記他自己在1989年所曾經得出并公開表達過的新思考的；我同時相信，鄧小平在1993年發表他的所謂“違心”說“遺囑”的時候，也絕不至于無視國際大氣候中剛剛發生的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的新氣象和新變化的（鄧小平對此理當有新的思考，可惜本人孤陋寡聞）。一句話，我愿意相信，“我們黨”的大多數成員和全國人民的大多數成員，是不會無視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暴亂的歷史事件的，不會無視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的歷史事件的，是不會誤解鄧小平的立場和態度的。
只有像辛子陵這類自稱“正統”而實際上純屬“四無”（無知、無恥、無賴、無聊）的有機物，才會固執地相信，并且居然還要極力讓別人也相信，鄧小平1993年的所謂“違心”說“遺囑”，就是為了徹底否定那個由他自己主持制訂的歷史《決議》，就是為了徹底否定和妖魔化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只有像辛子陵這類自稱“正統”而實際上純屬“四無”無知、無恥、無賴、無聊）的有機物，才會固執地相信，并且居然還要極力讓別人也相信世界上有這樣的邏輯，即：“我們黨的光輝歷史”，不但可以是與毛澤東毫不相干的（？），而且我們黨居然完全有能力（？），可以在接連犯了幾十年“錯誤”的毛澤東的“獨斷專行”領導下，創造出與毛澤東毫不相干的“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嗚呼！嗚呼！！嗚呼呼呼！！！
第三，從歷史《決議》形成的內在邏輯看，歷史《決議》絕不可能是“違心”的
如果鄧小平的“違心”說“遺囑”中的所謂“違心”，是指決議醞釀和形成過程中的各方立場、觀點的碰撞、切磋，特別是指各種立場、觀點相互之間最后的妥協、讓步，那么，幾乎可以說，所有的決議對多數當事人來說，就都是“違心”的了。而如果考慮到決議之所以能夠最終達成，就正是因為多數人的最終共同接受，那么，幾乎可以說，所有的決議對多數當事人來說，就都不是違心的了。
以上關于歷史《決議》形成的內在邏輯充分說明，辛子陵所謂的鄧小平的“違心”說“遺囑”，是完全違背常識的。
特別是，如果考慮到歷史《決議》正是在鄧小平和胡耀邦的直接主持下形成的這個事實，那么，由鄧小平來提出有關歷史《決議》的“違心”說“遺囑”，就是對鄧小平自己的否定和妖魔化了。這顯然是不可思議的。
第四，從歷史《決議》的事關重大看，歷史《決議》絕不可能是“違心”的
“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無疑是我們黨建國以來的一個極其重大的歷史事件，“這是建國后很主要的政治問題、黨的組織問題”。這不但直接關系到“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關系到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和“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評價，同時，也是對黨的指導思想、唯物史觀、歷史評價能力、歷史責任擔當能力和執政能力的一次直接的重大考驗。既然歷史《決議》這樣事關重大，那么，這個據說歷時兩年左右，集中了全黨4000來人（相信這4000來人的大多數都是“我們黨”的各類“家”、“長”和“精英”）的辛勤勞動和集體智慧的歷史《決議》，盡管無論如何是難免有局限性的（因為世界上不存在沒有局限性的認識。本人在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評價中，對歷史《決議》的局限性有專門的分析。），但是，難道有什么理由可以說歷史《決議》是“違心”的嗎？
無論是從所討論的問題本身的政治的和歷史的分量，還是從黨的全會本身的歷史地位和歷史責任，難道有什么理由容許全會作出一個“違心”的歷史《決議》嗎？
既然，辛子陵說鄧小平說過，“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那么，至少可以或應該指出哪些“歷史是不實的”。究竟是什么功的歷史，還是什么過的歷史不實？
既然，辛子陵說鄧小平說過，對毛澤東的全面評價需要“放一放，多考慮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做出全面評價”，那么，為什么當年又要匆忙地在1981年就作出評價，而且是作出“違心”的、“不實”的評價呢？
既然，辛子陵說鄧小平說過，“毛澤東的功過是擺著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面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那么，為什么不把毛澤東那些“擺著的”的功過統統“擺”出來？為什么還要這樣擔心那個“不必擔心”的問題呢？為什么還要把那個“不必擔心”的問題，“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做出全面評價”？為什么還要把那個“不必擔心”的問題，通過所謂“違心”說“遺囑”而掰成幾個問題，想分成幾次（？）會議和幾個（？）決議來處理呢？難道不擔心這樣精心安排的會議和得出的相應決議也會或至少是也可能會形成一個結論推翻一個結論的局面嗎？
既然，辛子陵說鄧小平說過，“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做出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會支持的。”那么，為什么“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竟然會總是表現為對大多數黨員和人民的不相信，而要作出“違心”的決議呢？為什么“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竟然總是表現為這樣不自信呢？為什么會對“人民會理解、會支持”又總是表現為這樣不自信呢？難道不相信或不敢相信現在的人民的人，真的可能會相信以后的人民嗎？
總而言之，如果歷史《決議》真像辛子陵所說的是一個“違心”的決議，那么，這簡直就是“我們黨”的一個歷史的玩笑、歷史的鬧劇和歷史的恥辱；或根本上就是一個歷史的謊言和騙局。這是在褻瀆“我們黨”自己的黨性原則、歷史地位和歷史責任！如果真是這樣，那么，“我們黨”的歷史功績和領導地位，才真是要被這樣的全會和這樣的歷史《決議》所葬送了！
馬克思主義者是批判的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人是辨證唯物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人的策略是以堅持正確的理論原理為前提和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人無法設想，共產黨的一次如此重要的全會和一個如此重要的歷史《決議》，會因為策略上的考慮，而不惜犧牲黨的原則，犧牲黨的正確的理論原理和犧牲黨的主義；甚至不惜犧牲歷史本身！
如果鄧小平的“違心”說“遺囑”，真的是說歷史《決議》是違心的，那么，這就是說，鄧小平承認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犯了完全類似于1894年恩格斯所批評的德國社會主義黨代表大會那種“黨代表大會把黨置之不顧”的機會主義錯誤了。這對于具有中國特色的“我們黨”來說，顯然是不可思議的奇恥大辱。
難道中國共產黨是靠說“違心”話生存的嗎？難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靠說“違心”話維持的嗎？難道現代民主政治離不開說“違心”話的政治家和政黨嗎？
當年，恩格斯針對德國社會主義黨代表大會上出現的“黨代表大會把黨置之不顧”的機會主義錯誤問題，曾經明確指出，必須“溶化”黨內的那些非無產階級分子及其思想，“我們能夠溶化他們。但是必須促進這個過程。為此就需要加鹽酸；如果鹽酸不夠（象法蘭克福所表明的那樣），那末現在應該感謝倍倍爾，他正是為了使我們能夠很好地溶化這些非無產階級分子而加了鹽酸。恢復黨內真正和諧的途徑就在這里，而不在于否認和隱瞞黨內一切真正有爭論的問題。”（P315）（恩格斯：１７６ 《致威廉·李卜克內西》（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４日于［倫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上） P315 ）
第五，從歷史《決議》的形成時機看，歷史《決議》絕不可能是“違心”的
“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在毛澤東死后和粉碎“四人幫”后大約五年左右的時候作出的，所以，所謂“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至少已經完全不是因為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不是因為他的“驕傲”和“獨斷專行”；也完全不是因為“四人幫”的橫行霸道，等等。尤其是，中國社會已經經過了清理階級隊伍，平反冤假錯案，經過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和初步的思想解放，等等，等等，已經初步完成了政治思想上的“撥亂反正”了。所以， “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無論如何，已經不會或基本不會因為“左”的原因而影響到黨的全會“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至少是已經絕不會因為“左”的原因逼著黨的全會去人為地拔高（？）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而最可能出現的只能是相反的傾向，即過度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的傾向。因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已經開始在當時的中國泛濫，并得到了黨的高層（比如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放縱和支持。在這種“解放思想怎么也不會過頭”（見《光明日報》）的氣候條件下，居然還要說黨的全會所作出的歷史《決議》是“違心”的，而且還要說這種“違心”指的居然就是對毛澤東否定得不夠，妖魔化得不夠，這豈不是太低估了“我們黨”和我們中國人的智力水平？太丑化了中國共產黨的全會和鄧小平、陳云等等老人？也太高估了辛子陵們自己的智力水平？
難道能夠想象，由鄧小平和胡耀邦所直接領導和主持的，經過如此從容而充分準備的中國共產黨的全會，居然會選擇在一個不適當的時間，就一個不適當的問題，作出一個“違心”的歷史《決議》嗎？
為什么我們黨在粉碎“四人幫”的時候，居然沒有在事前考慮或事后談論“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呢？為什么我們黨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平息動亂、暴亂的時候，也沒有在事前考慮或事后談論“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呢？為什么偏偏要在黨的一個歷史《決議》作出大約十二年之后，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平息了動亂和暴亂大約四年之后，卻重新大談這個歷史《決議》形成時的所謂“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呢？！
如果“我們黨”的這樣一個經過從容準備和反復醞釀所產生的歷史《決議》尚且可以是“違心”的，那么，“我們黨”在歷史《決議》之前，在相對緊急的歷史關頭所作出的粉碎“四人幫”的歷史決定，以及“我們黨”在歷史《決議》之后，在同樣相對緊急的歷史關頭所作出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特別是平息動亂和暴亂的歷史決定，是不是更加可能或至少是同樣可能是“違心”的呢？
辛子陵閉口不談“我們黨”在相對緊急的歷史關頭所作出的粉碎“四人幫”的歷史決定，以及后來所作出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特別是平息動亂和暴亂的歷史決定，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違心”的；閉口不談在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所作出的某些決定，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違心”的；卻單單大談特談歷史《決議》的所謂“違心”問題，而且是露骨地懊惱當年的歷史《決議》膽子不大，對毛澤東下手不狠，否定不夠，妖魔化不徹底……辛子陵豈不是利令智昏，荒唐透頂，瘋狂透頂，妖魔化透頂！
難道“我們黨”的歷史《決議》，不是根據“我們黨”的歷史作出的，而是根據“我們黨”內某些人的需要作出的？！
第六，從歷史《決議》的醞釀和產生過程看，歷史《決議》絕不可能是“違心”的。
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下，由鄧小平和胡耀邦主持進行的。起草小組主要由胡喬木負責。鄧小平自始至終牢牢把握著歷史《決議》的基本方向和精心組織著決議的基本觀點、主要觀點。從一九八○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鄧小平多次講話對歷史《決議》起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其中，公開載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的講話就有九次之多。從這些講話內容中，可以看出鄧小平始終清醒地反復糾正著過度否定毛澤東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的錯誤傾向。正是因為鄧小平的認真把握和精心組織，才保證了決議的基本方向、基本立場和主要觀點的正確。其中，在第九次講話時，鄧小平曾經這樣指出：
“總的說來，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現在這個稿子是個好稿子。我們原來設想，這個決議要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使這個決議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歷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我想，現在這個稿子能夠實現這樣的要求。
“這個決議寫了一年多了。中間經過四千人的討論，以后是幾十人的討論，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這次六中全會預備會的討論是第四輪了。我看是相當認真、嚴肅，也相當仔細了。”（鄧小平：《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期間的講話》（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P307）
由此可見，辛子陵硬說鄧小平說過，由他鄧小平自己親自領導和組織制訂的歷史《決議》是一個“違心”的決議，有多么荒唐！
第七，從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關系看，歷史《決議》絕不可能是違心的
就辛子陵所提供的關于鄧小平“遺囑”的文字中，確實有“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面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的字樣。在辛子陵看來，這似乎就是暗示或明示了鄧小平所說的“對毛澤東全面評價”，指的就是要決心評價出毛澤東更多的缺點和錯誤，就是要決心徹底否定毛澤東，決心徹底與毛澤東作切割，等等。這種臆想當然很令辛子陵興奮，因為這正是辛子陵的希望和追求所在。但是，臆想終究是臆想。
前已指出，正是鄧小平本人，在主持醞釀和形成歷史《決議》的全過程中，始終考慮到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關系問題。對鄧小平來說，在主持醞釀和形成歷史《決議》的全過程中的擔心或“有人擔心”，與他后來在所謂“違心”說“遺囑”中的“不必擔心”，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是完全一致的。所謂“不必擔心”，指的是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內在關系的客觀性問題；而所謂擔心或“有人擔心”，指的是人們（這里首先指評價者）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內在關系的客觀性的認識和把握問題。所以，鄧小平在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以及主持制訂歷史《決議》的過程中，始終是在既擔心又不擔心的矛盾狀態中，始終是在處理既擔心又不擔心的矛盾關系中。所以，鄧小平對由他親自主持制訂的歷史《決議》，是比誰都負責和用心的，是絕不可能是“違心”的。
正是鄧小平曾經指出：“對于錯誤，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于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一九八○年 十月二十五日 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鄧小平：《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P301
前已指出，正是鄧小平一再堅持并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鄧小平一九八○年 十月二十五日 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 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P298）
前已指出，正是鄧小平明確肯定了歷史《決議》并指出：“總的說來，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現在這個稿子是個好稿子。我們原來設想，這個決議要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使這個決議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歷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我想，現在這個稿子能夠實現這樣的要求。
“這個決議寫了一年多了。中間經過四千人的討論，以后是幾十人的討論，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這次六中全會預備會的討論是第四輪了。我看是相當認真、嚴肅，也相當仔細了。”（鄧小平：《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期間的講話》（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 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P307）
前已指出，世界上絕沒有這樣的邏輯，即：“我們黨的光輝歷史”，不但可以是與毛澤東毫不相干的（？），而且我們黨居然完全有能力（？），可以在接連犯了幾十年“錯誤”的毛澤東的“獨斷專行”領導下，創造出與毛澤東毫不相干的“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有關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之間的內在關系的客觀性問題，在歷史《決議》中有太多太多的說明和確認。甚至在關于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即使對文化大革命已經否定得很多很多，歷史《決議》也還是這樣指出：
“(22)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對江青、張春橋等人也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些都對后來我們黨順利地粉碎‘四人幫’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并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黨沒有被摧毀并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能召開并且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同志為領導核心的國務院人選，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一并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這些重要事實都同毛澤東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開。因為這一切，特別是因為他對革命事業長期的偉大貢獻，中國人民始終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和導師。”
由此可見，直到毛澤東逝世，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都是分不開的。至少在歷史《決議》的形成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沒有打算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分開。
由此可見，想用所謂鄧小平的“違心”說“遺囑”來否定和妖魔化歷史《決議》，來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內在關系的客觀性，進而否定和妖魔化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并最終否定和妖魔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這才是辛子陵瘟疫的要害所在。
第八，正確評價毛澤東，確實需要良好的政治氣氛和思想文化環境
辛子陵精心引述了關于“違心”說“遺囑”執行問題的胡錦濤講話，就是：
“當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見、決議是存在的，我個人是理解的，遲和早要解決好的。這是建國后很主要的政治問題、黨的組織問題。我們這一代人或許能在沒有束縛的情況下處理好。當前工作千頭萬緒，待解決的問題、矛盾較多，如能在較平和的政治氣氛、環境下解決對毛澤東的一生的評價，就能有較大的共識。”
辛子陵顯然是想以胡錦濤的講話來強化“遺囑”的存在。但是，胡錦濤的上述講話恰恰說明了歷史評價的一個最重要的前提和目標，這就是：必須把“對毛澤東的一生的評價”看做是國家的政治問題和黨的組織問題，而不是看做派的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必須“能在沒有束縛的情況下處理”；必須“能在較平和的政治氣氛、環境下解決”。只有這樣，對毛澤東的一生的評價，才“能有較大的共識”。
可以設想，如果存在各種束縛，比如左的、右的或妖魔化的束縛，包括來自自己的束縛和來自對方或上下左右的束縛；如果沒有“較平和的政治氣氛、環境”，而只有意識形態掛帥；如果沒有誠實、客觀、理性、科學和負責任的態度，而只有撒謊造謠、主觀武斷、嘩眾取寵和意識形態掛帥；如果沒有必要而充分的討論和爭論，而只有攻擊、漫罵、圍剿，或只有“不爭論”；如果不能反思自己的見解和耐心聽取不同的意見建議；如果不能關注別人的關切，等等等等……那么，歷史評價就一定做不好，做不成！結果只能是永遠的分歧和分裂！
辛子陵正是這樣把“歷史評價”變成了一場名副其實的辛子陵瘟疫的。
歸根結蒂，深入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與鄧小平對此有沒有“遺囑”，是根本沒有直接或間接聯系的。因為，毛澤東這樣的歷史人物，本身就是歷史造就的，毛澤東就是歷史本身。所以，毛澤東必然要，也必然能經受歷史的評價，直到永遠。不管評價者的色彩和傾向如何，毛澤東的歷史功績和缺點錯誤都是客觀的，“擺著的”，是不以評價者的意志為轉移的。
無論是從徹底的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還是從現代民主的理念出發，對歷史《決議》，對毛澤東或鄧小平，都是可以評價和再評價的。
但是，評價者的評價本身，同樣構成歷史，同樣必須對歷史負責和必須經受歷史檢驗。無論如何，歷史評價是絕不能像辛子陵們這樣信口開河，胡說八道的。
所以，只有充分尊重歷史的人，只有對歷史評價保持誠實、客觀、理性、科學和負責態度的人，才可能（！？）作出正確的歷史評價。而只有正確的歷史評價，才是具有建設性的和生命力的。任何不誠實，不客觀，不理性，不科學和不負責任的歷史評價，必然是錯誤的，并且必將對社會造成巨大的破壞和災難，必將遭到歷史的報應和懲罰，必將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業造成巨大的損失！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切對歷史問題和社會現實問題保持誠實、客觀、理性、科學和負責任態度的人們，應當堅決拒絕辛子陵瘟疫在歷史評價問題上的漫延！
總而言之，辛子陵根本就不是在談論所謂鄧小平的“違心”說“遺囑”，根本就不是在談論歷史《決議》，根本就不是在談論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辛子陵在徹底否定和妖魔化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時代的同時，已經首先徹底否定和妖魔化了鄧小平和他所主持制定的歷史《決議》和他的相關“遺囑”了。辛子陵這樣肆無忌憚地徹底否定和妖魔化毛澤東和鄧小平，這樣肆無忌憚地徹底否定“我們黨”，這樣肆無忌憚地到處傳播和傳染中國特色的辛子陵瘟疫，這樣肆無忌憚地搞亂“我們黨”和我們國家，是需要切實引起重視和深思的。如果“我們黨”和中國人對此掉以輕心，那么，輕則必然染上辛子陵瘟疫，重則必然亡黨亡國！謂予不信，請看看和想想，“我們黨”否定毛澤東的晚年探索和思想之后，是怎樣發生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和資產階級妖魔化的！？請看看和想想，“我們黨”否定毛澤東的晚年探索和思想之后，鄧小平和“我們黨”又是怎樣不得不挺身而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平息動亂和暴亂的，以及鄧小平在平息動亂和暴亂后又是怎樣重新思考和公開談論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又是怎樣重新思考和公開談論“最大的失誤是教育”的！？請看看和想想，赫魯曉夫和蘇聯黨否定斯大林之后，又是怎樣和在多長時間內發生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請看看和想想，我國改革開放后，美國和北約是怎樣炸我駐南使館，繼續支持疆獨、疆亂和藏獨、藏亂的……
那些口口聲聲談論歷史和評價歷史的人，卻閉眼不看如此重大、如此鮮活和如此觸目驚心的歷史事實，豈非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評價”中的咄咄怪事！？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