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新左翼的中國意識形態分析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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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日本某新左翼系組織的機關報上有一篇關于當前中國意識形態問題的分析文章，現略述其大概如下?！　?/p>

文章一開頭談到了“明年”（今年）將召開的十八大、“胡·溫時代”的結束與習近平時代的到來以及中共領導層基于年齡限制的10年一次政權交替在事實上的制度化——文中還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筆誤,即把“胡錦濤·溫家寶時代”錯寫成了“胡耀邦·溫家寶時代”。這大概是由于《產經》之流的日本反動媒體一直傳說家寶相國與耀邦同志情同師徒父子，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大意之筆吧。　　

文章接著回顧了在這一過渡時期內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各種重要事件和所面臨的嚴峻問題：劉某人的“獲獎”、高鐵和上海地鐵的事故、失業、征用土地所引發的“暴動”......而這也造成日本的輿論蔓延著奇妙交織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作者批評了日本主流輿論在分析中國問題時那種“民眾—體制”對立的簡單兩元論觀點，指出在“改革開放”政策下，既有資本家、中產階層想繼續推進階級·階層的分化，追求所謂民主化和資本主義化；也有希望消除兩極分化，追求社會主義化的左派力量，而左派之中對于何為馬克思主義、何為社會主義，在認識上也并非完全一致。應該說，這樣的分析還是基本把握住了中國意識形態問題的復雜性。能從單純的兩元論中擺脫出來，是日本新左翼思想的歷史優點之一；而與之相比，今天中國的某些“革命者”把中國的主要矛盾定性為所謂“上—下”矛盾，則是完全跌落到兩元論里去了?！　?/p>

此文的中心段落是詳細介紹了2011年3月，由社科院李慎明副院長主編的、作為“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的最終研究成果”——即《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的出版情況。作者在對該書的基本內容做了一番概述之后，將目光轉回到了當年的中蘇論戰，指出《居安思危》中所闡述的觀點就仿佛是中蘇論戰時期中方的反修防修文獻，這無疑是一個很有趣的見解。隨后，作者提及了2011年4月23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包括了多國學者以及原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埃貢·克倫茨等人參加的“中國社會科學論壇——蘇聯解體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信息。⑴　　

文章的最后部分追溯了自“改革開放”后左派邊緣化到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左派在意識形態斗爭史中的曲折歷程：左派“萬言書”事件、“尖銳批判”某某的左派雜志《中流》、《真理的追求》在2001年的被迫?？?，然后，由于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貧富懸殊加劇，使得左派的主張重新獲得了群眾基礎等等。作者將中國的左派大致分為三派：成長于蘇聯式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代為老左派；具有文化大革命經驗的一代為中左派；吸收了歐美思想文化——準確地說是西方的左翼思想資源——的一代為新左派。這種劃分顯然與我們一般對老、中、新左派的定義不完全一樣。作者還引用了“右派著名的評論家”馬立誠的觀點，即左派的影響力急速擴大，“民主派陣營”要提高其“危機意識”云云?！　?/p>

作為象征性的舉例，該文以“自由化”的先鋒廣東與打擊“黑手黨”（マフィア），唱革命歌曲，讀經典的“紅色重慶”相對峙的構圖結尾，并強調了“明年”的十八大對于黨內外各派政治力量的重要性?！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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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社會整體保守化，左翼運動——無論“新”老——普遍委靡難振的今天，日本的新左翼至少還保留了過去的一些優點，比如有一個相對寬廣的視閾。從歷史上看，日本新左翼思想在亞洲的地域面向主要是三個：中國、朝鮮半島、琉球。通過上文可知，他們的這一地區關注的傳統仍在，這也值得我們學習。而作為目前日本主要左派力量的日本共產黨，盡管像董炳月、趙憶寧等嚴肅的學者給予其很高評價⑵，但我始終對日共懷有一定的疑問?！　?/p>

說到日本新左翼，恍然記起今年是日本新左翼運動史、同時也是日本毛派運動史上的標志性事件——可惜是悲劇性的——聯合赤軍運動慘敗40周年?！　?/p>

40年前那個寒冷的2月，被包圍在長野縣輕井澤“淺間山莊”的5名“聯赤”成員與大批機動隊進行了最后的絕望的槍擊戰，幾乎所有的日本電視觀眾都在屏幕前目睹了這歷史性的一幕；權力一方首次在日本利用了“電視戰略”⑶，成功地把聯合赤軍從“權力之敵”變成了惡魔般的“國民之敵”⑷?！奥摮唷钡膽K敗使得日本的學生運動、新左翼運動、反體制運動在此之后一蹶不振，直到今天都無法緩過神來?！　?/p>

對于“聯赤”，我毫不懷疑他（她）們對于毛澤東思想的熱忱，而且因為這種熱忱我對他（她）們的行為抱有很大的同情；但是熱忱是一回事，實踐又是另一回事。軍事冒險主義（“唯槍主義”）、教條主義，進行盲目的所謂“長征”，在山岳中建立孤立無望的“軍事根據地”；在極端封閉與壓抑的政治環境中，以所謂“共產主義化”的美名，最終走向“殺同志”的陰慘“總括”之路。結果在向敵人開出第一槍之前，自己的同志已經倒下一片。　　

我們大可以用“小日本變態”或是這樣那樣的理由來與這幕悲劇撇清關系，但是當我們翻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時，就會清楚這絕非孤立的事件。布萊希特好象寫下過如此的詩句：“共產黨員的鋼盔上布滿了彈痕，有幾顆是敵人打的?！保ù笠猓　?/p>

日本新左翼的衰落，其重要內因之一就是無止盡的內斗。在黑木和雄那借古諷今的《暗殺龍馬》的尾聲，當“革命者”暗殺掉了另外的“革命者”，下樓來到大街上之時，突然發現無數百姓跳著“不亦善哉”的狂舞，將他不由分說地裹脅進了狂舞者的人潮中；傾力于“殺同志”的日本新左翼，當其猛然覺悟到自己已經無法再把握群眾運動的方向時，為時已晚了。遺憾的是，歷史的教訓好象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后人汲取的。　　

1980年代，秘魯的毛派⑸游擊隊“光輝道路”已具有奪取全國之力，但是該組織自恃勢強，不斷地宗派化和極端化，不僅與政府作戰，還與秘魯另一大左派游擊隊“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打得不可開交，甚至襲擊在秘魯境內的中國、朝鮮、蘇聯公民，結果一夜之間，前功盡棄，現在雖然還在活動，但已不復當年盛景。　　

尼泊爾的人民戰爭曾讓世界上無數左翼激動：他（她）們不僅看到了21世紀第一場革命勝利的曙光，而且還重新發現了通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這一經典但或許已經過時的模式在21世紀的有效性。但如今的尼泊爾毛派卻因為普拉昌達、亞達夫等領袖的對立分裂而自我削弱，尼泊爾革命也陷入到困局之中。　　

“要團結,不要分裂”。這是毛澤東晚年最重要的告誡之一。可惜即使是那些宣稱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組織，也往往失敗在這一點上。　　

中國左翼能有今天的發展，一方面是客觀條件所賦，另一方面也是過去在面對各種艱難時，能夠桴鼓相應，同舟共濟的結果。今年是各派政治力量相角力的關鍵一年⑹，在我看來也是真正考驗中國左派智慧與成熟度的關鍵一年。當年日本的新左翼受中國革命的激勵而全面崛起，但也因中國革命的退潮而徹底敗走；而今天中國左翼的舉手投足同樣會對包括日本新左翼在內的世界左翼起到示范作用，中國左翼應該具有這樣的世界意識?！　?/p>

但愿，“殺同志”的歷史——不管是用槍還是用筆——能夠從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