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剛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任職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中國學者易富賢博士多次給我郵寄資料，呼喚北大教授站出來，提請中國政府在十二五規(guī)劃中斷然停止計劃生育政策，所論有理有據，怵目驚心。易氏憂國憂民，子規(guī)啼血，飽含著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和悲愴。我看是有必要站出來說上幾句，為民族的生存興旺、國家的持續(xù)發(fā)展，向執(zhí)政當局講幾句逆耳諍言。

搞計劃生育在世界上雖不乏其例，但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并將其寫入憲法者，則唯獨中國一家。中國自古至今都是人口第一大國，從秦漢帝國始直到清乾嘉年間多數時間GDP也是世界第一，鴉片戰(zhàn)爭前人口和GDP均占世界三分之一，后來就每況愈下，人口占世界之比降為四分之一，現(xiàn)在為五分之一。計劃生育政策起始于國“富”民窮的上世紀七十年代，1978年后列為基本國策，1980年實施一對夫婦只生一胎政策，表面上說是自愿，實際上是粗暴強制。當局聲稱30年來因計劃生肓使中國少生了四億人，被當作偉大的“政績”，說成是對世界的大“貢獻”。

計劃生育該不該搞呢？顯然有其必要，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面對連飯都吃不飽的局面，是有必要控制人口過渡增長，強制性計劃生育亦可謂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不得已而為之。“獨生子女”政策唯獨中國才有，但此并非德政，全球找不到第二份，當時就定了30年的期限。因為違反人性的強制計生終不可持久，現(xiàn)在30年大限已過，是應按原案斷然停止實施了。

按常識講，夫婦二人只準生一個，兩個變一個，呈幾何數遞減，30年已減少四個億，長此以往，150年人就死光，顯然是不可持續(xù)的政策，政府應見好就收。以人口減半的辦法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還不如不要現(xiàn)代化，現(xiàn)代化的終極目的就是人的普遍幸福，可以提倡人民自愿節(jié)育，但讓人斷子絕孫的強制節(jié)育，搞30年已是忍辱負重，不能形成路徑依賴，將不得已的臨時性惡政無限延長。

從現(xiàn)實情況看，沿海工業(yè)區(qū)招工用工已難以為繼，維持經濟快速增長的人口紅利已亮紅燈。且大城市中小學已招生不滿，老齡化社會已提前到來。未富先老，諸多社會問題接踵而來，“兩害相權”，人力資源的萎縮危害更大，是作出政策調整的時候了。

從人之常情考慮，生兒育女是最基本的人權，生存權、生命權最須尊重。我國強制性一胎政策，侵犯了多少人權？農民不生兒子沒有勞動力，生活就沒出保障，所以非生男孩不肯休，計生委對超生者罰款外還拆屋，其兇殘超過石壕吏。“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在農村象趕牲畜、閹雞一樣把婦女集中到醫(yī)院“結扎”，以致出現(xiàn)誤將輸尿管當輸卵管結扎的事故。對殘暴的計生員，有的農民以命相拼。“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可以毫不夸張地講，計劃生育是農民最痛恨的暴政。雖說是“必要的惡”，卻是世界少有，遭到世界輿論的廣泛遣責，實在不該以此為豪。

可憐的“超生游擊隊”在夾縫中求生存，過著難以言狀的悲慘生活。城市居民因管制嚴，難生二胎，超生的主要是農民。獨生子女們沒有兄弟姐妹，成為小公主小皇帝，養(yǎng)成不能吃苦的新一代。又造成嚴重男女失調，今后有四千萬人將找不到老婆成為光棍漢，成為嚴重社會問題。

邊疆少數民族不搞計劃生育，有官員在新聞發(fā)布會上說，在新疆漢族只準生一個，維吾爾、哈薩克生四五個也不管，如此，則不出50年，疆獨將不可抑止。要知道，當年清政府能超越漢唐穩(wěn)固地控制蒙藏，就是因為推崇喇嘛教成功地控制了其人口增長。從歷史上看，清朝前期滿蒙情勢差不多，但清末滿洲地區(qū)開禁，漢人大規(guī)模“闖關東”，使東北漢人占了多數，才使東三省幾經曲折仍未丟失，外蒙則因沒有漢人而守不住。現(xiàn)在新疆、西藏的人口形勢其實已很嚴峻，不要認為表面文章的“民族區(qū)域自治”能起什么好作用，沒有人，最終是守不住疆土的！

有人傻愣愣地宣稱不出數年中國將把人口第一的帽子交給印度，殊不知印度加上巴基斯坦、孟加拉人口早已大大超過中國，歷史上他們本是一國，只是因宗教沖突而分裂。印度也一直操弄宗教希望中國分裂。印度國土比中國小得多，但如今發(fā)展勢頭直逼中國，是中國真正的勁敵。印度的資源比中國還少，其發(fā)展依持的就是人力資源。

世界經驗表明，越是現(xiàn)代化越生育少。如今隨著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城市化的迅猛擴張，市民生存壓力增加，不出十年中國也將出現(xiàn)歐洲日本韓國臺灣等發(fā)達起來后的國家和地區(qū)那樣的低出生率，政府獎勵生育也不起作用。對于中華民族來講，人口形勢其實已很嚴峻，計劃生育再搞下去等于民族自殺！易富賢博士說要站在民族救亡的高度看待中國目前面臨的人口危機，所論并非危言聳聽。

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尚未公開，政府將作何種考量？原定30年的時限還算不算數？怕就怕不得已而為之的惡政形成路徑依賴，計劃生育作為“必要的惡”，即使暫時搞了30年，本也應低調，不值得張揚。但這項惡政卻被說成是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物質資料生產與人類自身再生產相適的“原理”而制定，少生四億人被吹成是對世界的“貢獻”，惡政難道值得表彰？值得風光？世界上又有多少人承認其是個“貢獻”呢？計劃生育雖經“人大”立法，但并非人民自愿，而是普遍的強制，侵犯人權是違憲的。幾十年來全國形成了一支如狼似虎的計生官僚隊伍，上上下下各級政府計生委、辦，直到農村的計生員，其數在百萬以上，特別是在基層農村，專靠抓超生罰款維持，國家為此也耗費巨大。這筆錢其實可用于農轉非城市化建設，越城市化會越生育少，又何需花納稅人的錢養(yǎng)一批官僚搞強制性計劃生育呢？龐大的計生官僚隊伍唯獨中國才有，是又一個“中國特色”，卻并非光榮臉面的事，“必要的惡”不能沒完沒了，計生官僚也該壽終正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