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泰特談話221：與讀者深度交流

劉泰特談話221：與讀者深度交流　　

最近和一位讀者思想交流，很有現實和理論意義，現將他的來信和我的回復一并發表。
 　　

劉泰特先生：您好！　　

非常高興認識您。從其他網站我拜讀了您部分文章的段落，看到了分析精辟的觀點，尤其對這些年來一些混沌思想的厘清是有意義的。許多前賢的哲理和思想只有通過后來多年的痛苦實踐才能體味其真知灼見的意義。理論的探討，是為實踐服務的，尤其像中國這樣才伸直腰60載，不再“水深火熱”中苦熬的國人，是希望能長久安定成長，更需要一個適宜的氛圍為我國的健康發展出謀劃策。但現實是有話語權的人們多是職業人士，尤其我在機關工作的見識，更加深了這樣的認識：出于類似政績考核的需要，像目前流傳的大學論文靠抄襲、靠代筆般，掐頭去尾、填空造句似的復制西方理論和觀點，以達到嘩眾取寵，既得領導贊賞，又能獲利無數的目的?！　?/p>

思想混沌，必然導致步履蹣跚或急功冒進。中國這些年來經濟發展迅速，除了政策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外，很多現實因素成就了這種發展的高速度，我在FT的帖子里做了一些分析，簡單說就是全球資本的需求、窮人生存的需求、自上而下考核體系的刺激作用。政策的作用，顯然有階段性和強烈的針對性，但政策的效能不能僅僅看其某一階段的作用。而國家和社會的長遠發展大計就需要從長計議，這就需要理論聯系實際的探討，為政策的制定奠定基礎。針對資本的需求、人們的生存需求和目前各地的考核體系的刺激作用，更需要從理論上辨析解決之道，尤其后者的直接后果就是拿來主義的動物本能。至于環境污染、耗費資源、拆東墻補西墻、嘩眾取寵的政績搏殺，則是這種動物本能的副產品?！　?/p>

拜讀您的文章后，有英雄所見略同的感覺，基于上述認識和感覺，希望能接觸更多的有識之士，通過合適的交流溝通方式，澄清認識、理出適合國情的見解，供人們參考，供國家決策層取舍。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嘛。望君不吝賜教?！　?/p>

祝好！　　

                                                            老劉　　

劉泰特回復——　　

劉先生： 　　

來信收到。中國問題是被迫納入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是西方文化發展的結果，中國文化能否有效和怎樣有效的融入市場經濟？　　

為此，需要認識中國文化是什么？西方文化是什么？人類文化都有共同的一面，各自也有本質區別的一面，哪些文化的發展是全人類不可抗拒的？中西各自文化那些內在矛盾是致命有害的？這些都是中國文化發展迫切需要的基礎理論研究?！　?/p>

只有抱著獨立的思想才能去深入研究，而從功利主義的利益出發，是不會有任何有價值的認識。因此，我的文章主要是認識意義的。 　　

希望對大家有所啟發。 　　

另外請不要以“您”稱呼我，以免見外。 謝謝交流！
劉泰特　　

劉泰特先生：　　

說得好，稱“您”，按西式禮儀理解，系陌生人間或對上級的“尊”稱。既然這樣，就彼此稱“你”吧?！　?/p>

是的，中國此前沒有經歷過教科書“認可”的資本主義時段，即便有一些民族工業存在，但終歸是整個生產環境還處在封建地主地域割據并由代理人軍閥混戰的手工業和較原始的農耕狀態，市場經濟也是近些年來改革帶來的舶來品而已。我對文化關注的不多，因此不敢妄談。咱早年處的那個年代，雖有稱“文化”的大革命，但終歸多數人尚處于剛翻身得解放，溫飽還沒解決，文盲又多，沒心思和能力去關注文化問題，于是以感恩和崇敬的心理響應領袖的號召就難以說是文化現象還是單純的盲從心理了?！　?/p>

我前些天留言說，非常欣賞你對馬克思思想分析中的革命主義一段所說的，新政權的取得是依靠窮人獲得的，那么維持政權應是依靠窮人和政權維護的主要是窮人的利益?？v觀歷史，不乏這樣的例子，流血拼命的是窮人，而取得政權后的人們又成了窮人的對頭，于是這成了國內外歷史上許多似相識的例子。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高福利制度安撫了窮人，但終歸是建立在你貧我富的全球資源的不平等占有的前提下，一旦被侵占的窮人有機會和能力保護自己的資源時，依賴于他人的高福利制度就貧血了，那些被安撫的窮人就又歸隊了。這若能歸類進文化范疇的話，那可以說這種文化是致命有害的。　　

上述見解不見得正確，但確實描繪了真實存在的現象。感謝來函?！　?/p>

老劉　　

劉泰特回復——　　

劉先生：　　

你對歷史的理解勝過許多專家學者，你是認識歷史的根本，歷史的主要矛盾，歷史的其它文化都會從屬根本矛盾?！　?/p>

比如你認為中國近現代（包括我們年輕時候）民眾的思想主要還是停留于溫飽物質的需求，而并不在意文化的精神內涵，的確這是認識中國近現代文化的最重要的因素?！　?/p>

忽視了這一點，就不能駕馭中國文化這匹“野馬”，孫中山因此提出“民生主義”思想，他晚年提出口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時候孫中山“民生”思想的重要性實際上壓倒了“民權”思想，所以有這種改變，是因為孫中山在革命實踐中加深了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而毛澤東的革命思想是將中國文化的民生文化推到了頂端。　　

“民生”思想和“民權”思想既矛盾又統一，簡單的比喻，“民生”更多是重視物質利益的公平，“民權”更多是強調個人政治自由和精神獨立性，當物質很貧窮，“民生”的第一性很自然，當物質生活大大提高后，社會對“民權”的需求就會越來越大。這是人類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　?/p>

窮人和富人文化的矛盾，非常復雜，可以說人類文化整個發展歷史，就是關于這一矛盾的爭論，消滅私有制是這一矛盾解決的人類文化重大思考，幾千年前中國和西方就都有消滅私有制的思想?！　?/p>

在承認私有制的前提下，社會只能提出如何縮小窮富差距問題?！　?/p>

因此任何一次社會革命都是對窮富差距以及相應政治權力的調整，但是它不可能一勞永逸的解決這一人類文化發展的基本矛盾，也因此，盧梭認為人類文明總的發展趨勢是把人心變壞了?；浇贪堰@種結果歸因人類欲望的原罪。　　

                                            劉泰特　201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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