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之前就聽說過凱迪“罵”得厲害，只是一直沒有余暇親眼見識一下。大概在五、六年前的時候，抽出了不少時間仔細看了一下，發現倒真是“罵”得嚇人，先是罵政府與共產黨，然后是罵共產主義，最后就是罵共產主義歷史上的名人，毛澤東這個名字自然是罵得最多，而斯大林列寧馬克思當然也總是要一并附帶上的。
看到凱迪罵得這么厲害，當時確實產生了好奇，常在凱迪上出入的那些人的背景是什么？抽出了不少時間看了不少帖子之后，發現出入凱迪的那些人教育背景其實并不高，“平均”說來只怕連本科畢業都不一定能保證。與五六年前另一個罵得厲害的地方天涯比起來，凱迪上面的教育背景顯然都是要低很多的。天涯的水平參差不齊，有的版面上面的教育背景似乎高一些，有的版面上面似乎低一些，而教育背景越底，似乎罵得也更厲害，但總體都比不上凱迪。
?。ㄟ@里插一句話，以上對凱迪教育背景的認識是五六年前，后來就一直無暇再去。直到前一段日子因為韓寒（或者韓仁均）的風波，倒是又去看了凱迪的幾個帖子，發現凱迪的教育背景比五六年前有所提高，但也僅僅是“有所提高”而已。相對來講在這個社會中還是比較“失意”的。）
當時看到這一現象后是有些詫異的，因為從常理來講，在凱迪那里既然文化水平不高，那么他們實際上是屬于這個社會的“失意者”。一方面，既然是社會的“失意者”，那么對政府與執政的政黨破口大罵，當然是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但另一方面，既然是社會的“失意者”，那么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倒底是該支持傾向于社會平等抑富濟貧的社會主義左派呢，還是支持傾向于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自由資本主義右派呢？失意者比較多的凱迪罵政府正常，但罵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又一心想往自由資本主義，這難道不是與自身利益相違背么？
凱迪的這種現象好像是一個悖論，但其實也不是悖論。共產黨從改革開放開始，其實走的就是一條資本主義道路。那時候包括大名鼎鼎的體改所農發所在內的上層智囊，公開討論的就是怎么樣才能在制度上盡快地保證資本主義的實現。就比如說香港的“五十年不變”，是在說五十年之后香港回到社會主義么，顯然不是。當時操刀“五十年不變”這個政策的那些高層的意思其實是說五十年之后大陸也“自然而然”地過渡到與香港相同的資本主義了，到了那個時候，一國兩制自然也沒有必要了。關于這一點，其實不少人的回憶錄里面都已經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寫出來了，甚至連大陸將來成為“資本主義”這樣的字眼都完全沒有隱藏與暗示，直接寫在那里的。
這其實就是問題所在：現在社會不公、貧富分化、烏煙瘴氣，凱迪的那些“失意者”們感受的最為明顯，而你又在說中國當前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那不罵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又能罵誰？不罵你共產黨的本國老祖宗毛澤東，還有外國老祖宗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又能罵誰？這樣一來，凱迪的那些“失意者”們矛頭所向，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實際上凱迪的現象，其實也是過去改革三十年的一個縮影。過去改革三十年每當社會出現問題，罪名總是要怪罪在左派的社會主義頭上，而解決的方法就是進一步向自由資本主義邁進的“深化改革”這一條路?？梢哉f，在政治上早已無權無勢只能做一個旁觀者的社會主義左派，在過去三十年中不公平地替大權在握肆無忌憚走向自由資本主義的體制派及右派所作所為的一切罪名。
過去幾十年體制在享受了左派支持的同時，卻又將罪名都推到左派頭上。而體制派卻又希望這樣的紅利可以永遠下去，于是乎體制派就要拼命游說左派自己是中國走社會主義的唯一希望。你看就是在西西河，不少體制派開宗明義先強調自己“決對不是左派”，但同時又最愛在左派的圈子里討論，為左派“支招”，替左派“謀劃”，儼然將自己看作是左派的太上軍師，將左派看作是自己理所當然的炮灰，不就是這個道理么？
凱迪的現象也并不是孤立的。九十年代的時候，眼看著國內的一切社會不公、物欲橫流，就是高層知識分子也是像后來的凱迪一樣將一切罪名歸咎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頭上呢！九十年代的那時候右派體制派每一次拿出“深化改革”這個無往不勝的利器，都會得到幾乎所有高層知識分子的歡呼：既然改革三十年出現的一切罪惡都是因為高高飄揚的“社會主義”這個大旗，那么進一步地“深化改革”，與“社會主義”徹底決裂之后，這個社會難道不是會變得更好么？
只是眼看著改革越來越深化，離社會主義越來越遠，而社會的丑惡與罪孽卻越來越多，不少人才開始認識到，中國這三十年罪惡的根源，原來絕大多數與“社會主義”無關，與“深化改革”有關。
這樣的認識并不是一瞬間就為所有人接受的，也是有一個從上而下一步步的過程。經常出入凱迪的可能是受到教育背景的限制，未必能明了問題的真正所在，于是凱迪上的社會“失意者”一面大罵追求公平的社會主義，一面為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自由資本主義歡呼，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左派知識分子認識到改革就是與社會主義告別并大步邁向自由資本主義的道路。對自由資本主義的天然反對，以及對當前的體制就是自由資本主義道路的看護人這一現實的認識，也讓左派知識分子與體制漸行漸遠，從支持政府逐漸向反對政府改變。
立場偏右的知識分子們在認識到了當前的體制就是自由資本主義道路的看護人之后，也在從以前一貫反對政府的立場轉變，越來越多的右派知識分子開始認同李澤厚“告別革命”的理念，與體制一步步結盟。
右派知識分子的轉變也是有一個過程的。開始的時候，支持政府的右派僅僅是李澤厚等極少數精英知識分子，后來就擴散到更多的高層知識分子當中，再到了現在，連韓寒（或者韓仁均）這樣在知識精英的圈子外徘徊的人物為了讓自己“升級”到高端的精英圈子中，也要以否定革命的《談革命》一文來作為投名狀了。而這個投名狀投的可不是左派，而是與體制結合的“告別革命”的精英右派知識分子圈。
不過，右派精英知識分子向體制靠攏告別革命，也同時就與凱迪這樣的社會“失意者”漸行漸遠了。凱迪是因為自身的感受而激烈的反對政府，右派精英知識分子一廂情愿地為了右派所謂的“大棋”與“大局”，而支持這個走自由資本主義的體制，當然是沒辦法說服凱迪的社會“失意者”的。而這也是韓寒的《談革命》一文沒有被右派精英知識分子攻擊，卻被一向立場偏右的社會“失意者”的凱迪毫不留情地攻擊的原因。
所以么，一切“大棋”與“大局”都是不存在的。體制派用“含淚勸告相忍為國、以大局為重、莫中了西奴奸計”這樣的“大棋”忽悠不了左派；體制派用“含淚勸告右派團結一致、無奈支持韓寒、莫讓左派坐收漁翁之利”這樣的“大棋”當然也忽悠不了社會“失意者”的凱迪。
左派的理想是社會平等與正義，而在金字塔式的社會中，處于金字塔頂的總是少數。一個社會中每個人最直接的感受還是自己在金字塔中的相對位置，而不是絕對的物質擁有。在一個科技高速進步、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中，也許可以勸說每個人與以前的物質擁有相比來短時間內獲得內心的滿足。而一旦科技與經濟進步趨于停滯，要說服金字塔底端的群眾放棄與塔頂的對比帶來的不滿，可就是難如登天。
這個世界難道真的不需要左派么？就是如凱迪，難道他們這些社會的“失意者”們就真的會對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自由資本主義歡欣鼓舞么？這大概是左派也要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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