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想往資本主義傾向的人，總認為一私就靈。但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公有制經濟仍然發揮著主導作用，國有和集體企業始終挑大梁，大寨、華西村、南街村、劉莊村等農村集體。都比類似于私有制的典型小崗村強。難怪我國在改革中，始終把私有制定位在次要地位，吳邦國明確表示不搞私有化。那么為什么我國的公有經濟能強勁發展呢？
一、公有制特別適合于社會化大生產。社會化大生產，要求資產規模集中和生產要素的整體協作。公有產權可以實現微觀效率與宏觀效率的統一；經濟效率與社會效益率的統一；人的效率與物的效率的統一。而私營企業和個體經濟，要達到這樣，需要相當長的過程，只能是生產力水平低下時，作為經濟發展的補充。同是改革年代兩個典型，小崗村帶頭單干，確實提高一定程度了村民種地的責任心，促進了小農經濟，但無法實行社會化生產的工業化，盡管得到多方扶持，始終未能脫貧。而南街村在單干后及時發現問題苗頭和隱患，逆勢重回大集體，靠個“外圓內方”，瞞天過海，發揮快捷積累原始資本優勢，走上工業化和現代農業道路，迅速富了起來，成了改革中無心插柳柳成行的典型。同時，公有制經濟中職工收入比重較大，可以使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大大提高，避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在公有制條件下，國家對企業貢獻的追求是增加值和就業最大化，而不是純利潤最大化，企業有較強的投資需求。這樣，容易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私有制得到的是眼前的小利益，而公有制瞄準了合作共贏的大利益。
二、資產擁有的屬性不是資產關切激勵動機決定因素。欣賞私有制的人主要理由是，人是自私自利的，經營者不控制資產，就不會極盡全力搞好經營。但現代化大生產表明，控制權也有很大的激勵作用，只要關切行為與收益程度掛起鉤來，資產關切激勵機制自然形成。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任何大型現代公司，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所有者。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通過實驗研究表明，無論統計數據還是具體事例，都不能證明政府部門效率比私營部門更低。有人認為政府部門會因缺乏所有者而導致缺少激勵。斯蒂格利茨認為，西方大型公司的雇員都不是所有者，從委托—代理理論的角度看，他們也同樣缺乏利潤最大化的激勵，特別是目前大型公司股權高度分散，公司經理所占股權也是微乎其微，所有者已經很難控制公司了。就這一點來說，政府部門和集體單位，與公司股份制私營企業之間幾乎沒有區別。一些私營企業的高效益是通過嚴重偷稅、壓低工資勞保安全條件、制造偽劣產品、破壞資源環境、吞占國有資產等途徑取得的。所以，就激勵機制來說，現代公有企業不會比私有企業差。關鍵是對經理階層如何激勵。現代公有制單位，既發揮他們的社會責任感，也落實其行為與收益程度掛鉤責任，所以能夠良好運行。華西村的高明之處，就是在計劃經濟時開始就探索實踐了現代管理理念和辦法，觀念上強調合作共贏，責任上村和企業領導及村民持一定干股并分紅，并實行承包和績效考核，分配上重多勞多得的獎勵，同時又搞好全民福利，確保了領導負責、村民齊心合力的局面，促進了經濟高速發展。
三、公有制中部分出現的挫折，不是生產力問題。有些人否定公有制，還有一個理由是生產力低。蘇東劇變使一些人對公有制發生懷疑。但許多學者指出，蘇東劇變絕不是生產力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大衛.科茲指出，到20世紀末前蘇聯的生活水平在許多方面都達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多數統治精英拋棄前蘇聯制度，是因為自己的特權遠不及資本主義制度中資產階級擁有的特權；自己的職位不能傳給下一代。另外，在知識分子階層中還發現一個關鍵團伙，簡單地接受了新自由主義思想。事實上公有制給經濟發展帶來重要貢獻，即使在我國改革開放前，多數單位還是不錯的，國家整體經濟發展速度比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快。至于存在的一些問題，不是公有制本身的問題，而是管理和科技問題。這一點從現在好的公有企業就能說明問題，它們的所有制并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吸收了現代管理方法和交通、信息等環境的大力改善。所以，要保持公有制活力，不是取消公有制，而是加強管理，真正落實按勞分配原則，同時樹立以公為私、超出自我自然生存的人生價值觀，在保障生存基礎上，追求尊嚴、友愛、安全、自我實現等精神需求，克服對個人財富賬面數據的無度和無意義追求。對于這種觀念更新不是不可能，現實中像大寨和華西村等集體單位的領導，甚至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有些大老板，已經不是僅僅滿足個人和家庭動物般的需要，而是上升為服務社會的自我實現。一些人的極端私欲，根本上還是貧窮落后及由此產生的觀念的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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