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吳耀琪先生的核育論
鄭道
【摘要】21世紀科學的“中國弦”或“核弦”,才真正具有生命傳承共性的內蘊;“核弦”從種子到繁育,表達了一種自然傳承規律。
【關鍵詞】核育論 中國弦 生存權 科學權
一、吳耀琪的“核育”原旨與發展
在西南交通大學經管學院教授高隆昌先生的推薦下,我們聯系上吳耀琪先生。吳先生邀請我們關注他提出的“核育論”, 希望在哲學層面達成共識。第一是對科學的理解,第二是對科學知識來源的理解,第三是對科學表達工具的理解。于是我們之間進行了一些討論和交流,現與大家共享。吳先生的自我簡歷介紹是:“中央黨校超越之路研究員,西南交大兼職教授,核育論原創人,太陽熱能‘黑箱’專利所有人,生物液態氫燃料模式發起人”。
1、吳耀琪教授對“科學”的理解是分:
1)公開標準;2)公共工具;3)可在實踐中驗證有作用。
2、吳耀琪教授又進一步綜合為:科學的傳統與創新。
1)其中他具體對“科學的傳統” 的理解是分:a)數量標準,物體標準,單量綱;b)數學工具;c)物理實踐,物質實踐。
2)他具體對“科學創新” 的理解是分:a)性質標準,用關系顯示,雙主體。運動標準,多量綱;b)象形工具;c)社會實踐。
3、吳耀琪教授提出的“核育論”,具體極大的社會意義和現實意義。因為一般說來,吳耀琪教授以上的理解沒錯。但吳耀琪教授是在21世紀這個特定的時代來談“核育論”的,這已經不同于20世紀時談的“核育論”。這是一個要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要“改革開放”的轉型時代,要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要“共同富裕” 的文化強國時代。
21世紀的社會和現實情況是,如果“核育論”是指一般的:1)公開標準;2)公共工具;3)可在實踐中驗證有作用。那么這一般也只是等價于普通教育或國民教育。即使這具體到對“科學的傳統與創新”的理解,一般也只是等價于類似我國20世紀時的大眾科普教育或大中專學校的科技教育。這種核育論實踐,確實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符合吳耀琪教授的“可在實踐中驗證有作用”的標準;這正如李國杰先生所說:“青年科技人員更應該對老一輩科學家表示的敬重”。
所以我們不是說60年來的這種核育論有錯,而是很有建設成就。例如屠呦呦在2011年下半年獲得的拉斯克臨床醫學獎,屠呦呦和青蒿素不是一時間也還成為社會的熱點嗎?但青蒿素是我國30年前,得益于中醫藥古方的啟示,而取得的被今天國際上譽為20世紀后半葉“最偉大的醫學創舉”的。因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就開始重視科學、重視人才,讓從海外回來的科學家和國內自己培養起來的新秀合作,在非常惡劣的環境下,創造的令世界震驚的輝煌成果。老一輩科學家艱苦創業的精神值得繼承,今天應有更加積極更有遠見的人才引進和國內人才培養計劃。
4、但也應該看到在國外,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一般的普通教育或國民教育,是類似學校教育;而據說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伊斯蘭語中,“學校”稱為“塔利班”,如果這也是一般的如20世紀“核育論”的理解作的標準,那么“塔利班”即學校教育培養出的精英,領導的一些地區群眾的活動,也許在聯合國內仍是有爭議的。
20世紀的“核育論”,如果實踐只有實用標準,這雖是我們中國人兩千多年來的成功作法,但沒有前瞻性的現代科學原理標準,是有欠缺的。有一則史料是:1864年,普魯士和德意志帝國的政治家、外交家、普魯士王國首相俾斯麥預言:三十年后中國必敗,日本必興。俾斯麥的預言不幸而言中: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政府的海軍被日本打敗。有人問俾斯麥,你當時何有如此準確的預言?俾斯麥的回答是:當時中國留學生一到歐洲,打聽的是哪樣東西便宜?哪樣的槍炮厲害?好多買點回國,認為就能成為強人強國。這是一種敗象。而日本的留學生一到歐洲,問的是歐洲有哪些先進的科學原理、學說?學成回國后,也大肆在國內宣傳普及,這是一種興象。兩百多年來,先進的中國人已經注意到要把實用與前瞻性的科學原理結合,但在我國國內的上下層人中,仍然是有爭議和各行其是的。
例如湖南人在我國近代史上一直是開新風的省份,21世紀湖南省的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叢書,如《黑洞戰爭》、《存在之輕》、《偉大的超越》、《物理學的困惑》、《看不見的世界》、《量子夸克》等,又開新風。因為如果把這6本書綜合歸納整理成一本大書,也可以稱為“核弦”。我們關注到,我國對此有90%的成人,包括大學生、教授、院士,看不懂這類前沿科學。甚至我國就是專業從事“核弦”的人,私下也對自己的研究沒有信心。原因是,他們自己因為不是中國“核弦”的創始人,老是跟著老外的屁股走,又對中國自己很早以來獨立創見的“核弦”或“中國弦“視而不見或看不起,所以有的才私下里對自己的研究說沒信心。
那么是誰在強迫他們研究核弦呢?是國際大環境。例如據美籍華人學者、美國杜邦中央研究院退休院士、物理學家、現任《前沿科學》編委的沈致遠教授,發表在2008年6月1日《科學時報》上的文章說,全世界有幾千物理學家和數學家從事弦論研究,阿根廷、荷蘭、瑞士、西班牙、加拿大等都有人在最前沿作出一流貢獻。我國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有幾人?有人說真正在做弦論者不超過10人,這或許低估了點,但人數之少肯定與大國地位不相稱,甚至還比不上某些小國。研究萬物之理對物理和數學要求極高,甚至要發展出新數學方法,基礎薄弱者不得其門而入。
據另我國不少媒體,宣傳美國著名科學家斯莫林的《物理學的困境》一書中也說:“在美國,追求弦理論以外的基礎物理學方法的理論家,幾乎沒有出路。最近15年,美國的研究型大學為做量子引力而非弦理論的年輕人一共給了三個助理教授的職位,而且給了同一個研究小組”。“因為弦理論的興起,從事基礎物理學研究的人們分裂為兩個陣容。許多科學家繼續做弦論,每年大約有50個新博士從這個領域走出來”。“在崇高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享受有永久職位的每個粒子物理學家幾乎都是弦理論家,唯一的例外是幾十年前來這兒的一位。在卡維里理論研究所也是如此。自1981年麥克阿瑟學者計劃開始以來,9個學者有8個成了弦理論家。在頂尖的大學物理系(伯克利、加州理工、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頓和斯坦福),1981年后獲博士學位的22個粒子物理學終身教授中,有20個享有弦理論或相關方法的聲譽。弦理論如今在學術機構里獨領風騷,年輕的理論物理學家如果不走進這個領域,幾乎就等于自斷前程。”
如果僅僅是吳耀琪教授對核育“科學”原旨的標準理解也罷,但有的群眾也想效仿“塔利班”那種戰斗模式。例如有“否定相對論”網友2012年2月6日發表意見說:“當我看到支持相對論時,下面就不用看了。據我觀察,人一旦相信了相對論就像相信了法輪功,這個人就算完了。法輪功分子沒有一個能夠改造過來的,相對論者也沒有一個能夠改造過來”。
“核弦”來自相對論等20世紀前沿科學的發展,而“否定相對論”者希望把20世紀以來國際前仆后繼的前沿科學當作專政打擊的對象,這是一種敗象。即使這已不會成為國策,但如果說希望打擊專政前沿科學的人是少數,那么國內討厭類似看不懂的前沿科學的人,也許是多數。即使在號稱中國科技城的綿陽,對中國人很早獨立創見研究的“核弦”,也有類似“V5V5”的網友2012年2月5日發表意見說:“這種民科腦子真是壞掉了,發這種東西就像在三醫院門口唱大戲”。曲高和寡,60多年來的20世紀核育國民教育的實施,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
那么我國真的不需要類似“核弦”等21世紀前沿科學的發展了嗎?造成這種局面,難道和類似吳耀琪教授核育論的“科學”原旨標準理解的60多年的國民教育實施實踐,沒有一點關系嗎?這雖不是“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但20世紀后期國際的“核弦”核育的大環境,已經使得我國改革開放后國內出國留學西方的人,也不是如新中國成立初期從海外回來的科學家,當時他們在西方的學習,那么得心應手了。
1)據從美國回來的張操教授的博客報導,弦論的迅速發展,量子中國與量子美國的差距,中國人即使曾經在美國獲得終生教授的物理學家,也只能“罵娘”。例如張操教授說,王令雋教授就是值得國內人更多關注中的一個。張操說,王令雋教授是他在美國留學時的同學加室友,現在是美國田納西大學物理系的終生教授。在2012年春節的年初三,王令雋教授在回復他的信中,以指責偽科學家欺世盜名,把物理學界搞得污煙臟氣為托辭,點名霍金和彭羅斯,把因果律都顛倒了,即他們主張時間是二維的,既有實時間,也有虛時間,而且虛時間比實時間更真實。王令雋最后憤憤地說:“對科學邏輯和事實的違背,莫此爲甚”。
2)張操說,在近日與美國王令雋教授的交流中,王令雋對現代宇宙學作了明確的批判。他張操和王令雋為什么雖然幾十年不見,但經過各自獨立的探索和思辨,居然是所見略同的朋友?為什么他們非常難得,相互支持,也不那么孤獨?張操說,因為真理只有一個。
這說得好。正如張操教授所說,物理學的使命就是認識客觀世界,解釋客觀世界。如果大家都秉著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去研究物理學的客觀規律,不同的人應該能夠得出同樣的結論。也就是說,真理應該是收斂的理論。
3)但張操教授真懂量子中國嗎?真懂量子美國嗎?請聽他的分析,張操說:“如果從一大堆假定或原理出發,建立一些方程,然后要求大自然服從這些方程式,并吹口仙氣,賦予數學變量以物理意義,物理理論不需要經過科學事實和科學邏輯的檢驗,學術上就沒有是非可言了。像時間倒轉,虛時間,高維空間,暗物質,黑洞白洞,時空隧道,真空擾動,宇宙嬰兒等等等等,都是一些完全違反科學邏輯和事實的偽科學。既然整個宇宙學界都在玩數學,那誰不可以玩?于是各種五花八門的荒唐理論紛紛出臺。這樣的理論當然不可能有一致的結論。所以,偽科學的理論是發散的,不收斂的。他們今天說宇宙是封閉的,最終會導致大湮滅;明天又可以說宇宙是開放的,大湮滅不會發生。宇宙的最終命運,湮滅還是不湮滅?只取決于質量密度的10 的120次方分之一的差別。一個理論不穩定到這步田地,不正是這理論荒唐的一個證據嗎?所以,只要我們以伽利略的殉道精神堅持真理,一定能夠把物理學從這種偽科學中解救出來。不要怕孤獨。不要怕路遠。做學問要耐得住寂寞,經得起壓力。亦予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4)研究以上張操和王令雋教授的言論,不知張操和王令雋等同仁在美國學到些什么?既然霍金和彭羅斯類似的現代前沿科學都是偽科學,他們何必要到美國去?甚至還呆著不歸?他們去美國目的是什么?他們學懂了現代前沿科學了嗎?
二、“核弦”等21世紀前沿科學錯了嗎?
格拉肖1979年與溫伯格、薩拉姆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是世界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他1932年生于紐約,1954年畢業于康奈爾大學,1958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58-1960年在哥本哈根工作。1966年到哈佛大學任教,1967年起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基本粒子和量子場論。1976年還獲奧本海默獎,1991年獲Erice科學和平獎。格拉肖多次來過中國,他的兒子曾在南京大學留學。據何祚庥院士講,和他一起獲諾貝爾獎的溫伯格就贊揚過層子模型。據《偉大的超越》一書介紹,格拉肖也曾發誓要讓哈佛遠離弦理論,但他卻無法阻止阿卡尼哈默得和蘭德爾等他的學生和班底,成為被公認的當今全球最一流的超弦理論學家。
1、如今要去格拉肖辦公室,人們必須穿過一個入口,而入口兩邊正是阿卡尼哈默得和蘭德爾的辦公室。阿卡尼哈默得,又翻譯為尼瑪·阿卡尼-哈米德,是哈佛大學理論物理學家。他的父母是兩個伊朗物理學家,他們辭去原來的大學職位來到美國休斯敦,1972年阿卡尼哈默得在這里出生。不久,他家搬回了伊朗。伊朗1979年爆發革命,因為他的父母極高的科學地位以及與西方的聯系等政治問題,被迫流亡多倫多。阿卡尼哈默得著迷父母的專業,進大學選擇了數學物理專業,拿到了理論物理博士學位,1997年進入斯坦福線性加速器中心。
莉薩·蘭德爾(Lisa Randall)1962年生于紐約,讀高中時就是享有盛譽的“西屋獎學金”的獲得者。蘭德爾多年來潛心研究引力、時空的額外維度和弦理論。她的代表著作《彎曲的旅行:揭開隱藏著的宇宙維度之謎》一書,由于深入淺出地談論了宇宙的故事,一舉入選《紐約時報》2005年“100本最佳暢銷書”之列。2007年,她又被美國《時代》雜志評選為全球“100名最有影響力人物”之一。她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物理學家拉曼·桑卓姆,提出的蘭德爾-桑卓姆(RS)理論,為一種不同于廣義相對論的、關于引力如何塑造宇宙的過程,提供了一種數學描述膜世界模型,
1)從阿卡尼哈默得,使我們想到伊朗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的科學,之所以有很大的發展,也許伊朗國內注意到類似阿卡尼哈默得這樣的伊朗人,在西方學習前沿科學的進展方向,而暗中不動聲色地在進行追趕。1978年伊朗前國王巴列維與來訪的華國鋒舉行會談,1979年華國鋒同志邀請伊朗國王巴列維來我國訪問,伊朗國內因動亂,巴列維回國途中,被推翻。當前,世界已進入了高科技時代,實現發展權就是要讓人民平等地參與量子世界科學權的發展,全面享有量子世界科學發展的成果。因為減輕和最終消除貧窮,也是量子世界科學權發展的優先選擇。
2)阿卡尼哈默得和蘭德爾雖是在各自研究,但其成果都能相互配合。阿卡尼哈默得2006年34歲時就被美國著名的《大眾科學》雜志,評為世界上前十位的“科學才子”。他是30歲時從哈佛結束全部學業,成為一名物理學教授,選擇研究第五維的。目前阿卡尼哈默得是隱藏的額外維度、暗物質、弦/膜理論等研究,在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LHC)上實驗檢驗的推手之一。因為LHC將粒子撞碎而釋放出的能量,或許就足以使粒子脫離三維空間的束縛,讓我們一窺神奇的高維世界。而在現代物理學理論中,兩個質子在 LHC中對撞產生出電子和其他粒子,它們的能量既有可能是1TeV,也有可能是 1TeV的整數倍,例如 2TeV或 3TeV。如果觀察到了這種能量倍增現象,這就說明撞擊導致了粒子在額外維度中發生振蕩。除此之外,不論是常規的粒子過程,還是暗物質粒子之類的奇異過程,都無法作出解釋。阿卡尼哈默得說:理論家清楚知道做實驗的人在找什么,這次理論家說的是“也許這會發生,也許那會發生。”
而他早在2004年就開始擔心,許多理論家可能沒做好準備,面對歐洲粒子物理實驗中心即將得到的大量數據。他對最初大型強子對撞器實驗奧林匹克的構想是,實驗者會根據超越“標準模型”的未知物理學,創造出仿真數據組,來當做真實資料分析,接著再將他們的規畫公諸在理論學家面前。早在1998年,阿卡尼哈默得(Nima Arkani-Hamed)在哈佛大學就和紐約大學的德瓦利(Georgi Dvali)及史丹佛大學的迪摩波羅(Savas Dimopoulos,以上三人簡稱為ADD),提出了著名的ADD理論,假設了一張三維膜,存在于有兩個超大額外維度的空間中。像RS、ADD或其他較新的模型,都將被大型強子對撞機檢驗。
3)從以上可見,從事額外維度、暗物質、弦/膜理論等研究,是為著人類未來尋找更先進的能源、材料和環境而來。吳耀琪教授的“核育論”,雖然不是指“原子核”之類的教育,但人類進行了兩千多年的物質結構探索,從原子、原子核的球面圖像擴容到孤子鏈、里奇流的弦鏈圖像,也可稱為“核弦”,我們稱為“中國弦”。這里“中國弦”和“西方弦”的區別,中國球面圖像是擴容的,不像西方弦球面圖像和弦鏈圖像是分開的。吳先生的“核育”是指生命傳承的共性,核指種子,育指繁育;核育論是一種表達生命傳承規律,從哲學到實踐層面縱向創新的系統理論。包括行動世界觀,包容方法論,象形思維工具。重要功能是為人本世界“怎樣做”提供基礎理論。
2、其實21世紀科學的“中國弦”或“核弦”,才真正具有生命傳承共性的內蘊;“核弦”從種子到繁育,表達了一種自然傳承規律。到2012年“中國弦”用里奇張量、泰勒弦和龐加萊猜想外定理等方法,解決21世紀兩朵烏云暗物質、暗能量,以及超伴子、EPR超光速隱形傳輸、希格斯大質量等難題。李政道先生說:物理學不是數學;數學比較容易,物理更難。所以很少有人讀懂物理。例如彭羅斯的《皇帝新腦》一書對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方程包括的韋爾張量和里奇張量,雖說得直觀明白:韋爾張量囊括類似平移運動的相對加速度,對球面客體單向的拉長或壓扁作用;這與牛頓力學的性質對應;而里奇張量囊括當球面客體有繞著的物體圓周運動時,被繞著的物體的整體都有一個純粹向內的加速,產生有類似向心力的擴張或收縮的縮約、縮并作用。但幾乎沒有多少人弄懂。也許是看成類似科里奧利加速度矢量,但科氏力僅是一般的推算分析。
1)里奇張量奇妙的是,似乎已經包含了韋爾張量,即類似牛頓引力在地球的潮汐效應。
能說明射影里奇張量整體效應的,是麥克斯韋的電磁場方程:變化的電場產生變化的磁場;變化的磁場產生變化的電場。所以彭羅斯的解釋是:“黎曼=韋爾+里奇”。韋爾張量,韋爾是測量類似自由下落的球面的潮汐畸變,即形狀的初始變形,而非尺度的變化。里奇張量,里奇是測量類似球面的初始體積改變。這與牛頓引力理論要求下落球面所圍繞的質量,和這初始體積的減少成正比相合。即物體的質量密度,或等效地能量密度( E=mc2),應該和里奇張量相等。
簡單地說,黎曼曲率描述的是引力場,黎曼張量只是反映時空幾何,描述引力場的是度規里奇張量,是黎曼張量的縮并、縮約。對這種“縮并力”,彭羅斯再解釋說,愛因斯坦方程存在一個稱作能量----動量的張量,它將有關的物質和電磁場的能量、壓力和動量都組織在一起。他把這一張量叫做能量,愛因斯坦方程則粗略是:里奇=能量。正是在能量張量中“壓力”的出現以及為使整個方程協調的條件要求,使得壓力對體積縮小效應有所貢獻。那么不涉及韋爾張量嗎?不是的。韋爾張量引起空虛的空間里感受到潮汐效應,愛因斯坦方程意味著存在將韋爾張量和能量相聯系的微分方程的結合結構域。彭羅斯對這種韋爾張量重要性的推證,實際上是反過來又把部分里奇張量效應包含在韋爾張量中。但彭羅斯正如牛頓沒有解決好韋爾張量超距的引力潮汐畸變一樣,也沒有解決好里奇張量的超距作用。因為物體在圓周運動的對稱點,里奇張量也有類似對稱超距的引力。這種作用傳輸是隱形的,可以是光速,也可以是超光速。
但彭羅斯繼續闡述了里奇張量和韋爾張量這種結合結構域的產生原理。他說要理解該結合結構域,還可以射影麥克斯韋的電磁場方程電場E和磁場B的結合結構域。因為韋爾張量韋爾實際是引力場的測定;韋爾的“源”是能量張量,這與麥克斯韋的電磁場的電場E和磁場B的源,是麥克斯韋電磁場理論的電荷和電流的結合結構域的情形相似。這種觀點實際是將“麥學”引向“里奇張量”和“里奇流”統一的結合結構域;這里“電荷”對應里奇張量圓周運動的“源”效應,是類似彭羅斯的“扭量球”圖像。“電流” 類似“里奇流”,對應韋爾張量平移運動的“流”效應,可聯系類似傅里葉級數、泰勒級數展開式變換的“孤子鏈”,以及隱形傳輸與宇宙弦。
2)以上也包括了我們所說的“中國弦”或“核弦”研究。“中國弦”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的這種從“扭量球” 聯系類似傅里葉級數、泰勒級數展開式變換的“孤子鏈”的解讀,可對比2003年10月,彭羅斯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與弦論學家威藤討論后,威藤才把彭羅斯的扭量理論和他的弦論結合在一起,發表的一篇97頁的重量級論文。從哈佛大學剛轉任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阿卡尼哈默得,正是在這時一頭栽進這門新領域的。阿卡尼哈默得說:“我這輩子從未對物理感到如此興奮。這個領域在全球約15人日以繼夜地努力下,正迅速發展”。所謂的“扭量球”,就如看起來像是圍繞著一個旋轉粒子的面旋、線旋、體旋等三旋動畫視頻。
3)如此抽象,不知張操和王令雋教授學懂了里奇張量沒有?如果沒有學懂,又罵是偽科學,他們要去殉道,我們說不必要。如果他們死活要去殉道,百個、千個也難阻擋“量子中國科學百年戰略”。但中國科學家中,也有懂得知己知彼的人,如有一個故事是說,中科院今天最著名的數學家之一的王元院士,看不懂他教的研究生張壽武研究的抽象數學。張壽武只是一個1962年才出生在安徽和縣西埠鎮五星大范村的放鴨娃;這類事也出現在中山大學。
當時張壽武還是一個大學生,可以給中山大學的數學教授們講課。張壽武后來在法國和美國深造后,今天已是公認的世界一流數學家。這說明我國人權的生存權、發展權的基礎科學權,從以前的科普教育已到“量子中國”轉化的時候。道理是我國90%的成人,包括大學生、教授、院士看不懂前沿科學類似超弦理論的研究,而現代高科技又源源不絕從這些基礎研究中創新出來,如互聯網的出現就是著名的一例。這使得我國不得不向西方發達國家用高價購買,而且還買不到。
4)以“量子中國”類似超弦理論的前沿科學領域為例,目前我國數學和物理等技術和相關人才在國際上處于第二方陣前沿,即發展中國家前沿,尚未進入第一方陣。在“量子中國”領域,我國除科學殿堂外,主流長期以來是在做跟蹤模仿研究,真正做與國際水平接近的科研工作還不到十年,數學和物理等技術積累遠不如國外。至今為止,類似超弦理論的前沿科學領域有較大影響的新學科方向幾乎沒有一個是國內學者開辟的。為什么大量的人才依然在海外?那里沒有世界前沿科學基礎研究公認的成果和產品,能有這種現象嗎?目前中國有20多萬留學人員就職于國際知名企業、高水平大學和研究機構,取得副教授或相當職務以上的高層次人才約有1.5萬人。他們大多在35-50歲之間,正處于創新創業黃金時期。所以我們說吳耀琪先生的“核育”概念是個好概念,是說21世紀的“核育”主要是指“量子中國”的科學普及教育。
三、中國的生存權、發展權萬歲
這是21世紀的一場“文化戰”----如果把前沿科學當作專政打擊的對象的話。
但也可像青蒿素一樣把“戰爭”變成一種“科學轉化”。這具體地說,類似青蒿素把中醫藥變成了一種“轉化醫學”。然而類似這種轉化醫學研究,有要解決的兩大問題一樣:一是中醫藥語言現代化的轉化問題;二是中醫臨床及中藥創新藥物研究的現代化問題。語言現代化可以通過規范來解決,而中醫藥研究現代化卻不那么容易。轉化醫學熱潮已經到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絕對不是原來的中藥開發研究。建立在“量子中國”理念上的轉化醫學,是中西醫的共同點。中醫、西醫學界應消除隔閡,攜起手來,共同服務于人類健康。“量子中國”也一樣。
1、但國內類似“否定相對論”者的“文化戰”,和青蒿素的“科學轉化”類似,解決起來仍然是艱巨的。有兩位網友“蒙童”先生與“土生金” 先生的談話,說明我國又一次正處在“量子中國科學百年戰略”的十字路口。蒙童說:“土兄啊,我也是個非專業人士,但關注基礎科學的新進展---因為對我的研究課題有著新的啟迪......”。這從蒙童身上,看得出希望有“量子中國科學百年戰略”的實施。但“土生金”更強調,原來的科普路線和聽令的科學家的作為。
土生金是這樣說的:“基礎理論研究與應用技術研究有區別,科學發展一日千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可是,科學知識更要廣泛普及;不能通俗易通,為社會公眾所理解和接受,再先進的東西,也發揮不出效力,還是沒用,等于沒有啊。”從土生金身上,看得出含有“趕不上,不如不趕”的意思。土生金的理由還有:“美國養十幾只航母,年軍費千億,不打仗,只賠錢,事實上是不良資產。土生金洞察古今,明中華千秋萬載之大道:經書用金子寫就,不如廢鐵多多啊。得人心者得天下,科學知識也是一樣,即使是真理,不能普及于大眾讓人接受和認可,智慧之光除了枯萎,最多只是骷髏。學以致用,昨日中國最好的數學家華羅庚,把理論數學推廣到應用,為數學力學等方面,做出了極大地貢獻。我們建設好人間,讓它比天堂更好,必然近在眼前。”
1)我們真誠地希望吳耀琪先生的“核育”不受已有的成就的影響,放眼世界跟上時代。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民族之一,運用在量子中國與量子日本相互追逐近60年上,真是人類科學史上罕見的傳奇。大國和平崛起的競賽,中國傳統有兩類智慧:第一類戰略是說對方錯了,另立方法競爭;第二類戰略是“田忌與齊王賽馬”,相同方法競爭。在與西方的科學競賽中,由于我國的國情與制度的不同,這決定了我國只能公開選擇第一類戰略占大多數。但自然科學不同于社會科學,自然規律更多是統一。戰略與智慧就成了悖論,但量子中國卻“化腐朽為神奇”。
2)這就是眾所周知的,量子中國起步較晚;而“里奇張量”也在社會科學領域起作用----但也正是在新中國建立后,才能把這變成創舉:毛澤東同志為翻開新中國科學千里之行始于量子足下的第一步,采取了用第一類戰略的大多數掩護第二類戰略的極少數。堅持第一類戰略既能維護我國的原則,也能用20世紀前類似促進工業革命的成熟科學原理,全面推進國家的建設。雖然這使第二類戰略的極少數很難生長,但也是對其一種磨煉和自然選擇。所以第二類戰略必然在第一類戰略類似“錢學森之問”的效果的釋放中,自然會跟隨百年生聚,百年打拼而造福世界造福人類。這難道不是“化腐朽為神奇”嗎?因此,有人稱它為“量子中國科學百年戰略”。
3)吳耀琪教授說他的“核育”,是從哲學到實踐層面縱向創新的系統理論。這包括行動世界觀,包容方法論,象形思維工具。重要功能是為人本世界“怎樣做”提供基礎理論;當前的使命主要有傳承中華文脈,超越以物為本的科學,建立以人為本的“容學”。
這里可見吳先生的核心是批判,“容學”不容。他說:現在許多人把自己當成了物,違背了人性,就會生病。美國的精神病發病率最高,中國精神病(抑郁癥)的增長率最快。而許多人對幸福,可以講出許多概念與大道理,但是,不知怎樣做。其次目前中國的政府或者國有企業的領導,面對巨大物質利益的誘惑,一些人成為“貪官”而毀滅了前程。
2、吳耀琪先生說:“中華文化負責形而上,西方文化負責形而下。我們知道物質向下看,存在分子、原子、量子等運動規律,這是西方文化的貢獻。可是,從物質向上看,存在哪些規律呢?這是東方文化的責任”。現代科技的發展,使東、西方文化在系統層次互相促進發展。世界正轉向東、西方文化整合的時代。《核育論》應用先進的科技成果研究中華文化系統化的路徑,使用象形工具表達研究成果,這樣,就讓我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使用工具傳承中華文脈,并解決面臨的難題。但吳先生沒有提到量子模具類似孤子鏈的象形工具,而只留在類似化學量子能的階段。
1)提供行動種子。提供得時得機的項目。例如,太陽熱能“黑箱”項目,生物氫能項目。讓資產由百萬級變成百億級。
2)建設人本世界。從世界觀,方法論到實踐工具,虛、實結合建設人本世界。東、西文化整合,哺育人類共有的文化。
3)吳先生說,理解《核育論》,需要在實踐中感受。例如:A)怎樣做人;B)幸福怎樣做;C)團隊怎樣做;D)智慧怎樣做。社會調查表明:現代人面臨難題的根源,主要是人性的迷失。《核育論》以此為機緣,為現代人遇到的難題提供“解脫”的操作方法與工具,通過感受人間的正道,使人心向善,人生圓滿。《核育論》將為我們提供關于人的先進定義,科學內涵,以及怎樣做人的簡便方法與工具,提供“能人”實踐模式,讓團隊釋放巨大的聚合能;為領導的精彩人生,提供系統指導方案。
2、我們知道,“核育”概念和提倡“核育”,是一個很好的創見;也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完善。《國際歌》中說:“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那么我們自己又靠什么呢?我們中國認為,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人權,沒有生存權、發展權,其他一切人權均無從談起。那么生存權、發展權的基礎又是什么呢?是科學權!
1)例如說,中國人民有過長期遭受外來侵略和殖民統治的遭遇,國家主權淪喪,社會動蕩不寧,人民生靈涂炭,饑寒交迫,毫無尊嚴可言。這是中國沒有黃金和白銀嗎?這是中國經濟不發達,不是世界強國嗎?不是。據《白銀帝國》一書研究,在西方侵略之前,我國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白銀大國。但因我國自古以來就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中華文明五千年的燦爛,正是有了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中國才始終強調是以華夏/漢族為本去同化四方民族。可以說,近代中國人流落在國外,大多數是幫工,而不是傳授先進的科學原理。這是因歷史上、傳統上,士大夫們深受儒家以“夏善變夷蠻”文化的影響,這雖不是主要強調類似西方和反西方民族鼓吹的恐怖和侵略,但客觀上也加劇不讓中國人有科學權。所以這才是沒有在中國發展出強大的近代和現代科學,這也是造成國家不獨立、人民的生命安全沒有保障的根本。
3、即人權沒有生存權、發展權的基礎科學權,其他一切人權都無從談起。
1)中國人民為此進行了100多年的斗爭,在大陸建立了新中國。我國政府經過60多年的努力,其中包括對西方成熟的經典的近代和現代自然科學技術的普及,基本上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實現了人民的生存權,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但中國的總體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人口的壓力和人均資源的相對貧乏還制約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世界192個國家和地區的財富排名表中,中國仍然居倒數第三十一位。
2)由于近代和現代自然科學是不斷發展的,特別20世紀相對論、量子論、基因學說的出現,1949年新中國一建立就逼迫我國向量子中國轉型。但我國經濟基礎還比較薄弱,一遇天災人禍,人民的生存權還會受到威脅。我國現在還有5000萬貧困人口,約占人口的5%;已脫貧的人口,還存在防止返貧的任務;我國每年仍凈增一千多萬人口,人口的壓力不斷帶來生存、就業、住房等一系列問題;在經濟體制轉型中,如何解決大批城鎮職工的下崗問題,使他們實現再就業、享有生活保障和擺脫貧困,也是擺在政府面前的一項嚴峻任務。我國還有1.5億文盲,每年有許多兒童因貧困而輟學。實踐說明,向量子中國轉型,必須且必然需要“量子中國科學百年戰略”。
3)但對西方成熟的經典的近代和現代自然科學技術的普及教育實施證明,它們雖然是中國政府和人民維護和促進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仍然的首要任務;這也不是說,成熟的經典的近代和現代科學技術的普及教育不行,恰恰是因為它很成功,所以才有人說:“過去30多年,低成本勞動力為經濟快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這不僅在經濟上難以持續,也將帶來道義上的后果。過去中國人均GDP七八百美元,現在已是幾千美元了,還照一二十年前的作法是不行的,于情于理也說不通。企業長期依賴廉價勞力搞加工貿易,也缺乏自主創新的動力。伴隨著國內外經濟的進步,這種落后的發展方式已經越來越行不通,走不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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