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身在國外的人來說，如果是因為不能夠充分閱讀國內的史料，而又隔膜于中共的運作情況，從而引用不當，自然情有可原（如黃仁宇在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一書中將張正隆寫的報告文學作品《血紅雪白》當作信史史料加以引用就是一個例子），但對余英時來說，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偏見，這從他的行文中可以看出。
蘇聯六十年代的持不同政見者、歷史學家羅伊·梅德維杰夫在談到對斯大林時代的評價時說：“歷史的判斷，主要的標準只有一個：他接管國家時的狀態和他離開時的國家狀態。我一向反對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為，但他１９２４年接管國家時，國家處于可怕的狀態之中，而在他離開時，國家成了超級大國，國際威望大增。”對毛澤東的評價也存在相同的問題。如果不肯定應該肯定的東西，那么否定也就失去了意義。近十幾年、幾十年來，對毛澤東的維護與批判也往往陷入一種混亂當中，這混亂實際上即源于那種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激進思想。
對中國人來說，毛澤東曾經是“上帝”。當他和他的理論不再是中國人心目中的神或神諭的時候，很多中國人不習慣、不適應了。作為這種不習慣的外在表現，中國人開始另外樹立起一些神或神的思想去取代它。比如某些人為了否定毛澤東的軍事才能，就一定要捧林彪來當“全面的軍事家”；某些人說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根本上就錯了，立起資本主義的大旗，用私有制、民主、自由的理念作為什么“神圣的”、“天賦的”東西。碰上具有造神心理和傳統的中國人，這種理念就成為另一個“毛澤東思想”了。這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并無二致，只不過他們把過去的“神圣的”世界革命理念轉換為現在的“神圣的”自由民主理念而已。說中國不會再發生“文化大革命”，我是不相信的，因為中國有這樣的土壤，所不同的只是包裝和外殼。
否定自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以來的理想主義以至于完全否定理想的人，是可悲的。他們因為理想破滅而不再有理想，認為幾百年、幾千年以后的人也會象現在的自己那樣貪婪、自私、勢利。否定自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以來的理想主義以至于非將另一種形式的理想上升為理想主義的人，是可憐的。他們生活在現代社會，思想仍然停在中世紀。雖然他們用“民主自由人權”的字眼來代替上帝說話，但在他們看來最能維護他們理想的還是“宗教裁判所”。許多自以為正在“獨立思考”的中國人，不過是在丟掉一片葉子的同時又拾起另一片罷了。
我也很久不談政治了，因為政治問題往往牽扯到一個人的立場、理想、價值判斷、道德評判等問題，理性在這里往往不起作用，一個熱血沸騰的口號有時比一千篇文章更能打動人。對許多中國人來說，他們沉浸的－－如XX兄所說－－不過是“幻覺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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