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寶鈞：解放后前卅年和后卅年經濟探索的比較(五)
（三）、分配的公平性方面
國際上公認, 基尼系數在０.２以下,為收入分配過于平均;在０.４以上, 為收入分配過于不平均,可能會引起社會不穩定。
在前卅年，由干生產資料是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決定了分配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不存在剝削。工人與企業管理人員或機關、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差距不大，而是存在“平均主義”的弊病。據統計,我國的基尼系數, ,１９６４年為０.１８４,１９７８年為０.２。
在后卅年，由于私有制經濟占主體取代了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市埸經濟取代了計劃經濟以及政府官員腐敗等原因，按資本分配和按權力分配代替了按勞分配，勞動者的薪酬和企業高管的收入、私企老板賺的銭差距很大，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出版的《2007企業蘭皮書》披露，1990一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從53.4%降至41.4%，下降了12%；而同期營業余額占GDP比例從21.9%增至29.6%。也就是說，私企老板賺的銭越來越多，是以工人長期低收入為代價的。國家統計局機關報《中國信息報》透露, 中國的基尼系數,１９８４年為０.２４,２００４年為０.４７。 新華社研究員叢亞平、李長久發表文章指出：“我國基尼系數已從改革開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兩年不斷上升，實際已超過了0.5，這是十分嚴重的信號。”“世界銀行報告顯示，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而中國則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這表明后卅年建設的成果、國家和老百姓付出巨大代價而換來的成果竟為極少數人占去一半！。據《法治晚報》報道，2011年內地富豪財富總額已是2005年的70多倍。就在國家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一小撮億萬富翁越加暴富的同時，卻有億萬人更加貧窮。
全國總工會在2007年的全國職工普查中發現，26.7%的普通工人在過去五年內未漲過工資。而這五年中，物價年年上漲。也就是說，全國有26.7%的普通工人在2003一2007年實際收入逐年下降。（而2007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有名的400人的財富，竟比2006年增加了70.73%）世界銀行２００６年１２月1日發布的《貧困評估報告》指出,中國現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的窮人卻更加貧窮了,不是相對貧窮,而是絕對貧窮。“從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３年,中國１０%的貧困人口實際收入下降了２.４%。”這個數據推翻了西方發展經濟學提出的“水漲船高”的基本原理。這個原理認為,隨著經濟增長,全民的實際收入和生活水平相應會“水漲船高”。
（四）人民生活的改變
英國劍橋大學一學院院長、諾貝厼經濟學奨獲得者阿巴馬蒂亞森在《經濟發展中的和諧與不和諧》一文中認為：“單從經濟指標本身的增長來評估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一些社會焦點間題如醫療保健、學校教肓、充足而負擔得起的住房、基本社會保障等，也對我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著巨大的影響。“因此，筆者在人民生活的改變這個問題從老百姓物質生活的改變、社會保障和社會環境等兩個方面進行比較、分析。
（1） 老百姓物質生活改變的比較
前卅年基本解決了老百姓的溫飽問題，與解放前相比，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1949年人均占有糧食208公斤（含種子糧和飼料糧）。1979年人均占有糧食340.5公斤：在人口増加4.3億多（增長80.1%）的情況下，人均占有糧食仍增加132.5公斤（增長63.7%）。1949年全國豬牛羊肉的產量為220萬噸，1979年增至1062.34萬噸，增長了3.83倍。由于前卅年糧、油、肉和棉布等都實行票證計劃供應，體現平均主義的分配，因此可以說，隨著生產的發展，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1952年農民每人年均消費62元，1980年為173元；1953—1980年年均增長2.3%；1952年城鎮居民每人年均消費148元，1980年為468元，1953—1980年年均增長2.8％。而我國國民經濟勞動生產率在1953—1980年年增長2.7%，略高于人民生活提高的速度.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國民經濟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基本是適應的。
在前卅年有許多人己經解決了溫飽問題。根據《廣西物價志》的資料，1985年城市職工家庭全年人均消費量比1957年（1965年）多大米2.6公斤（11.2公斤）、蔬菜13.09公斤（6.21公斤）、食油1.24公斤（1.55公斤）、豬牛羊肉13.47公斤（11.64公斤）、家禽1.42公斤、水產品8.67公斤（7.96公斤）。但按當年集貿市場價格，只要花39元就可在集貿市場買回以上差額的糧食和農副產品。1957年城市職工家庭生活費用支出為每年人均169.8元，（1965年為199.38元。）只要每人增加39元支出即每年人均消費208.8元（238.38元）則可達到1985年的溫飽水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的資料，1956年全國職工的年平均工資為630元。也就是說一個職工的工資可以讓三個人過上溫飽的曰子；如是雙職工家庭，則一家六口都可過上溫飽的曰子。至于收入更高的如技術員、工程師、教授、醫生、演員等就更不用說了。
后卅年不但解決了老百姓的溫飽問題，而且市場供應充足、豐富多彩。許多人的居住條件、家電使用和出行交通工具有了明顯提高，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這里就不一一舉例贅述了。由于后卅年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因此用人均收入增長或人均消費提高多少并不能真實反映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故這里不擬舉用。以下只作一些比較分析：
（A）這主要是在前卅年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生產的結果。
在前卅年，主要是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全國共有大中小型水庫85400座，總庫容為4200億立方米，開掘、興建人工河道近百條，全國農田有效灌溉面積8億多畝。全國耕地增加近一億畝；另外還將約一億畝低產田改良為高產田。豬牛羊存欄數為59743.8萬頭。國家糧庫儲備有充裕的糧食。所以在前卅年幾乎都吃二三年以上的陳米，很難吃到新米。
另外建立了一批化肥廠、拖拉機廠、手扶拖拉機廠、挿秧機廠。化肥產量從1949年的0.6萬噸增加到1980年的1232。1萬噸；從世界笫33位升至世界笫4位。研究和推廣一批良種，突出的如袁隆平從六十年代開始研究，至七十年代中培肓成功出“三系雜交稻”并開始推廣種植。
不斷擴大耕種面積、大力興建農田水利設施、化肥的使用和良種的推廣，是糧食產量持續增長的主要原因。
由于前卅年農業建設的上述成就，所以1979年才取得糧食總產量3.3212億噸，比1949年增長193.4%的成績。如果沒有前卅年農業建設的上述成就，后卅年采取的實質是分田單干的小崗村式的農村改革，會是怎么樣？我們看一下農業合作化以前的狀況：1952年全國土改完成，三億農民分到七億畝土地和大批生產資料，積極性空前提高，當年糧食總產量1.6392億噸，比上年增長14.1%，但1953、1954年只分別增長1.8%、1,6%。按當年人口平均計算，人均占有稂食分別為285公斤、283.7公斤、281.3公斤。另外，全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的十年（1982——1992），全國稂食總產量增加24.9%，而文革十年（1966一1976）全國糧食總產量增加了33.8%。這說明八十年代中期宣傳的由于農村實行了改革，讓老百姓可以吃飽飯并且吃上肉了，是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據的。
根據農業部《中國農業發展報告》提供的后卅年有關農村與城顉居民主要食品的人年均消費量（公斤）的數據，1983一1990年城鄉人均消費的稂食、食油、豬牛羊肉、家禽、水產品的數量大抵在同一水平，也就是說，1983年老百姓不但可以吃飽，而且油水、吃肉也滿足基本要求了。1983年的糧食總產量為3.8728億噸，油料產量1055萬噸，豬牛羊肉的產量為1402萬噸。如果不分田單干，按照1976一1979年的增長速度，1982年的糧食總產量可以達到3.8526億噸，油料產量可以達到1033.16萬噸，豬牛羊肉的產量也可以達到1444.3萬噸。和分田單干后的1983年的生產水平相仿。因此結論很清楚：即使按照原來計劃經濟和人民公社的體制繼續發展生產，到1982年同樣可以滿足老百姓對糧食、食油、肉類消費的要求。
在穿衣方面也是如此。1972年引進的四套化纖設備項目在1979年建成投產；1978年引進的儀征化纖廠項目和彩色電視機項目在八十年代建成投產。所以我國的化纖產量得以飛速發展，1970年年產10.1萬噸、1980年產45萬噸、1985年年產94.8萬噸、1990年年產164.8萬噸，市場上各式化纖布料及服裝大量供應，使老百姓的穿衣問題得到滿意解決。
（B）不是小崗村式的改革，而是獨生子女政策加進口大批糧油幫助中國人實現了溫飽。
前卅年糧食總產量增長193.4%，但人口也增長80.1%，人均占有稂食從208公斤增至340.5公斤。后卅年糧食總產量只增長70.45%，如果后卅年不是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人口象前卅年那樣也增長80.1%的話，那2010年全國人均占有糧食才307.5公斤，比1979年人均占有稂食還少33公斤。
即便控制了人口增長，后卅年我國也要依靠每年進口大批糧油才能滿足人民的消費要求。目前我國的食油自給率只有40%左右。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副主任李國祥指出：我國的糧食自給率也已降到90%左右，“自1980年以來，中國每年都要從國際市場上進口一定數量的糧食，多數年份進口糧食數量超過1000萬噸。入世后進口糧食增加相對較快，2009年已經突破5000萬噸。按照現有口徑和國家統計局正式公布的數據，以1998～2010年期間糧食年消費消耗增長速度計算，到2020年中國的糧食年消費消耗總量可能要突破6.5億噸，但對照中國國家糧食中長期規劃，2020年中國糧食的生產能力只有5.5億噸，這就意味著到時候中國的糧食產需缺口可能要達到1億噸。這種判斷不是危言聳聽。它可以從最近幾年中國糧食進口的數據得到旁證。”
（C）獨生子女政策邦助提高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
以筆者的家庭為例。我的祖父母解放前生有10個子女，只養活4個，其中一個給人做童養媳，一個送給別人養，父親與叔叔只讀了三年書就得打工謀生。
我的父親解放后是個小科員，每月工資60.8元，母親是家庭婦女，生育8個子女，7個中學畢業后，一個進了解放軍的航空學校、4個讀專科學校、一個讀技工學校，（當時單位工會發給生活困難補助，在校讀書可申領助學金。）只有一個小學畢業后當工人，后來讀廠辦大學。（其中三個經過上山下鄉鍛煉）我父親1973年退休時，巳有五個子女工作，其中二個是工廠領導、一個是工廠中層、一個是技術員、一個是普通工人。
我的兒子、兒媳都是80后的獨生子女，生了一個女兒；兒子是副科級公務員，兒媳是企業員工，他們的結婚住房是父母出銭買的，他們的女兒是父母幫照看。他們的人均收入和物質生活比前卅年提高很多，但討論生笫二個時，我兒子卻說經濟負擔不起。
（c）在后卅年，在勞動分配上，打破平均主義，官員、企業高管、白領階層與普通員工的收入不斷拉大差距，再加上市埸經濟、擇業自由等因素，其中不少人提先進入小康甚至有少數成為富人，購置了商品房和轎車。在農村也有少數人通過堅持發展集體經濟如南街村、華西村等或發展養殖業、果樹種植，勤勞致富，蓋起了樓房，購置各種家電、家具。另外有許多青年員工超前消費，向銀行貸款購房、購車，當起房奴、車奴。
（D）城市的富裕繁榮的生活表象，相當大的程度是依靠每年近萬億的三公消費和一小撮豪富的揮霍以及貪官的奢穈支撐的。那些豪華別墅、高檔轎車、還有高檔的賓錧、飯店、商場、茶座以及娛樂場所，那里是普通老百姓能夠消費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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