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邵賀貧”·“小崗三靠”·“大寨三不要”

“新邵賀貧”·“小崗三靠”·“大寨三不要”

“新邵賀貧”說的是湖南新邵縣官員“歷盡千辛萬苦，想盡千方百計，通過兩年艱苦卓絕的努力”“為了爭取國家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扶貧開發重點縣和武陵山經濟協作區這兩大政策，（他）們不圖個人升遷，只想百姓實惠，特意壓低了一些經濟指標，并且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銜接協調工作，可以說是受盡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委屈”，終于得到了“成功納入國家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成為新時期國家扶貧攻堅的主戰場”的“特大喜訊”并且進行“熱烈祝賀”的新聞。

“新邵賀貧”的新聞讓大于想到很多，首先想到的就是非常聞名的“小崗三靠”。說的是“自1957年以來就吃國家糧，但一直到1978年從來沒有為國家作出任何貢獻”的
安徽鳳陽小崗村“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成為遠近聞名的“三靠村”的故事。為什么會成為“三靠村”呢？有關的理論解釋是，“已經實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國農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鍋飯’的弊端畢現無疑，農業效率的低下到了讓農民無法生存的地步”。再就是“大抓‘階級斗爭’------斗來斗去，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糧食斗少了，社員斗窮了，集體斗空了”。

但是，這種理論不好解釋“大寨三不要”的老故事。1963年8月，大寨村遭遇了一場罕見的暴雨。大雨從8月2日一直下到8日，整整下了7天7夜。那是一次很嚴重的洪水災害。那7天7夜下的雨相當于1962年全年的降雨量！雨大風急，山洪暴發，除了狼窩掌，大寨人十來年經營起來的100多條大壩全被沖垮，層層梯田沖成了大溝壑，好端端的土地沖成了紅石板，莊稼毀的毀了，倒的倒了，蘋果樹也斜過軀干，把樹根高高地翹了起來。大寨村的每塊耕地都受到了損傷，20%的土地、石壩、地堰，甚至連地基也沖得凈光。全村有180畝土地被沖毀和淤沒，540畝地被洪水沖刷過。在村里，全村140孔窯，塌了113孔；125間房子，塌了77間。

大寨遭了災，中央和省、地、縣各級領導派來了慰問團，全國各地的慰問信也從四面八方寄到大寨。從各種渠道還先后有多批救災錢物撥發下來，大寨人心想，能夠自己渡過去的難關就不要伸手討救濟。在陳永貴的倡導下，大寨黨支部就確定了"三不要"的原則，即不要國家的救濟款，不要救濟糧，不要救濟物資。一句話，全憑自己的力量戰勝災害。在大寨黨支部的帶領下，“社員們不分農忙和農閑，不分好天和壞天，一股勁地為集體干活。全大隊從事農業生產的105個男女全半勞力，從遭災到1964年秋天，除按季節保質保量地完成一般的農活外，每人平均恢復、整修和新修耕地4畝9分，修建房屋每一個勞動平均投工40多個”。大寨人的血汗沒有白流，他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在大災之年，地里的莊稼仍長勢很好，秋天收得了20萬公斤糧食。除了口糧、種子和飼料，他們還向國家賣了許多余糧。在村里，不到三個月就建成了40間人字架的瓦房，砌成了20孔石窯洞。而且，大寨黨支部還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5年恢復土地，10年建成新村。當時有人覺得難度太大，但后來他們僅用了2年時間就恢復了全部土地，到1964年大寨共恢復土地130畝，整修土地500多畝。 到1965年，大寨新村建成。也就是說，他們只用了3年多時間，就讓社員全都搬進了新居，永遠結束了住土窯的歷史。真正實現了陳永貴所說的，送走一個舊大寨，迎來了一個新大寨。

而且，這種理論也不好解釋“新邵賀貧”的新故事。現在人民公社制度已經解體30多年了，農民也不再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了，“大鍋飯”的弊端也沒有了，“階級斗爭”更是提都不敢提了，但為什么農業效率的低下仍然還是讓農民難以生存呢？“新邵賀貧”的故事之所以發人深思，在于它揭露出現在我們“農業新三靠”的被動局面。這“農業新三靠”就是“種田靠補貼，用錢靠打工，脫貧靠國家”。這種狀況，應該繼續下去并且能夠持續下去嗎？

對“新邵賀貧”的新聞，[章文AB]網友說：“這個可以不爭論。但是確確實實應該進行大討論！小崗村與大寨的區別在哪里？哪個才是我們應該樹立的典型？精神的貧困比經濟的貧困更可怕！大寨才是中國農業的旗幟！”可以說，“新邵賀貧”的最大新聞價值也許就在這里。大于認為，“新邵賀貧”、“小崗三靠”、“大寨三不要”都將成為新時代的新成語，這些成語可以啟發人們去比較，去思考，去討論，去選擇，從而來確定我們正確的前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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