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還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要應對嚴峻的生態問題，要提高人民的福利，要彌合不同社會階層和集團之間的斷裂，要戰勝貧困和消除政權體系中的官僚主義和腐敗。
人物周刊：相信您一直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有所關注和了解。總體上，您對30年改革開放給予怎樣的評價？
戈爾巴喬夫：我的回答很直接：眾所周知，這些政策是現實和有效的。我注意到，在變革的起點上，站立著鄧小平，他是20世紀卓越的改革家。按照我的觀點，鄧小平以及他政治上的戰友和繼承人——新體制的當代領導人，創立了這樣的功績：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保持了政治社會穩定和經濟高速發展，并且促使這個國家加入世界經濟體系。
人物周刊：具體說，中國改革開放的哪些方面給您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
戈爾巴喬夫：按照統計數據，中國GDP在過去30年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0%(注：戈爾巴喬夫在本文中所列舉的一些數據，因出處不同，會與中國統計數據略有差異)。在2007年，中國GDP的增長超過了11%。這是世界上最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之一。
中國的工業不僅僅是在產值上增長了，而且逐漸具備了革新的特征。今天，移動電話、電腦技術和網絡在中國得到廣泛應用。科技的發展已經使中國成為了現代航天大國。如果對比到30年前，中國還是世界上落后和貧窮的國家之一，今天的中國，真讓人印象深刻。
一句話，中國今天是一個有著現代工業、科學、發達精神文化和體育運動，并且在各方面快速發展的國家。
人物周刊：您認為，在哪些方面，中國的發展還不夠充分，還需要進一步的改革和發展？
戈爾巴喬夫：國際社會理解，中國還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要應對嚴峻的生態問題，要提高人民的福利，要消除不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發展水平的嚴重差異，要彌合不同社會階層和集團之間的斷裂，要戰勝貧困和消除政權體系中的官僚主義和腐敗。順便提一句，相似的問題也給今天的俄羅斯帶來困擾。
“建設社會主義理論相當不簡單”
關于人自由和全面發展的理念，存在于社會主義學說擁護者的思想中。我以往和現在都遵從這一思想。
人物周刊：作為一個曾經力推社會主義改革的領導人，您十分重視在理論和思想上的突破。相比中國在經濟和物質層面取得的巨大進步，您如何評價中國的變化？
戈爾巴喬夫：中國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展現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模式，這是由鄧小平和中國共產黨在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的，至今已有30年。鄧的理論獲得了其后所有各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發展。
我很能理解，建設社會主義理論相當不簡單，既要排除左的教條主義，也要排除忽視社會主義價值的右翼自由主義。尤其困難的是，在理論和實踐中，要克服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左的政策帶來的沉重后遺癥，那些政策在很多年中阻滯了國家的進步發展。
但是，掌控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能夠解放人們的思想，實現對社會主義新的理解。在這個理解中，計劃和市場、公正和效率之間，國家開放和國家民族利益之間，都實現了本質上的協調。
這些思想和最近的“科學發展觀”一樣，是以國家的現代化為目標的。這不但促使人民共同富裕，同時很重要的是，促使社會和諧發展，尤其是樹立了“以人為本”的理念。眾所周知，關于人自由和全面發展的理念，存在于社會主義學說擁護者的思想中。我以往和現在都認同這一思想。
“把葉利欽派出遠遠的”
盡管有批評者認為蘇聯應該按照中國的選擇來轉型，我依然認為，這一觀點是膚淺的。
人物周刊：在您領導下的蘇聯也曾進行過社會主義改革，遺憾的是，改革并沒進行下去。
戈爾巴喬夫：今日的中國正在做我們在改革年代也打算做的事情。我們也曾試圖克服歷史上教條主義的遺產，尋找最有效的方式刺激經濟，落實國際事務中的新思維。一些改革的反對者，試圖把蘇聯時期的改革進程與現代中國的改革作比較。我認為，這樣的企圖不能接受。
蘇聯的重建和中國的改革，從一個方面，彰顯了改革在我們兩個國家發展中的歷史必然性，那就是力圖在低下的經濟發展水平上實踐社會主義思想。蘇聯經歷了左傾教條主義導致的社會關系失衡，最終走上了激烈的改革道路，意圖根本上改善本國國民的生活，發展他們的權利和自由。
人物周刊：您自己是否曾經比較過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革？您的結論是什么？
戈爾巴喬夫：不該忘卻我們兩國各自的歷史獨特性。這不單是地理和人種的差別，兩國文化有許多特別之處。蘇聯更多地和歐洲歷史相聯系，這個傳統來自于古希臘和羅馬。而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典型代表，有數千年的東方智慧、孔夫子的道德哲學、天才的詩詞和繪畫大師的藝術成就。
我們兩國也存在著歷史和當代的社會政治差異。今天俄羅斯試圖在私有制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統治下的后工業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中國人民在上個世紀所選擇的社會主義框架下，延續自己現代化的道路。
最后，兩國人民在思想性格方面也有差異：我們的特點是，喜歡通過快速而激烈的方式解決許多迫在眉睫的問題，如果想做什么就一定要立即做好；中國人則相反，其固有的特點是，從容不迫地達到預定的目標。
我相信，每個國家都獨立地創造自己的歷史，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歷史經驗，但是，不考慮其他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歷史特性，就匆忙地復制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這樣的復制從不可能達到成功。無論是中國的“大躍進”，還是俄羅斯躍進到資本主義，都是如此。因此，盡管有些批評者認為蘇聯應該按照中國的選擇來轉型，我依然堅持認為，這一觀點是膚淺的。
現在的俄羅斯和中國在內政和外交方面都有許多共同點：全面的現代化，從經濟領域開始，以政治和社會精神領域為終點。對于中國，這個任務有其目標制約，即在本世紀中期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對于俄羅斯，則是要克服社會經濟自上世紀90年代轉型失敗后開始的落后局面。
人物周刊：如果您有機會再次在蘇聯進行改革，您會改變您在位時的哪些做法？
戈爾巴喬夫：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依照當時需要，及時對政黨進行改革。第二，那時候需要把蘇聯慢慢地變為分散管理。第三，解決市場上不足的問題。(接著，戈爾巴喬夫笑著說)第四，把葉利欽派出遠遠的，讓他當個外交官。
“我的觀點和中國人的想法接近”
前總統普京和新總統梅德韋杰夫今天在俄羅斯已經做的和正在做的，是符合大部分俄羅斯人利益的政策。這和他們歷史上的先輩不同，那些人推行的是滿足狹窄的寡頭家族利益的政策。
人物周刊：在您的“新思維”之后，俄羅斯嘗試過“休克式療法”等多種發展模式，對于俄羅斯自獨立后的變革和發展道路，您怎么評價？
戈爾巴喬夫：據我所知，中國對蘇聯的改革和稍后的俄羅斯的激烈轉型有很大興趣。應該注意到，大部分俄羅斯人，并不接受新自由主義在1990年代的“休克療法”。因為這個療法忽視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把貪婪的私有制關系絕對化了。
實踐顯示，大部分人更接近這樣的政策，那就是實現所有制形式的平等、社會取向的市場經濟、經濟和政治民主等等。諸如此類的想法，我自己在蘇聯的改革時期就宣布過。我的很多觀點和中國人的想法接近。
鑒于俄羅斯在1990年代改革模式的代價和缺點，在本世紀初的俄羅斯，出現了根本上的轉折，從葉利欽時期的激進的新自由主義，轉到了加強國家和社會取向的政策。前總統普京和新總統梅德韋杰夫今天在俄羅斯已經做的和正在做的，是符合大部分俄羅斯人利益的政策。這和他們之前的領導人不同，那些人推行的是滿足狹窄的寡頭家族利益的政策。
人物周刊：在十多年前，俄羅斯進行了很多民主化的改革，現在，俄羅斯變得越發集權了。您怎么看待這個轉變？
戈爾巴喬夫：走向民主的過程是無法回避矛盾和困難的。俄羅斯在1990年代的混亂不可避免地要求一定的中央集權，采取決斷的措施，克服那時候的無政府狀態以及其他的分離趨勢。處理這些問題所采用的措施，不應該和對民主自由和公開性的打擊混為一談。
“我與鄧小平開啟兩國和平的大門”
國際社會強烈需要加強國際安全和法制，消除貧困，保護大自然，像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近鄰和朋友的合作，是具有全球意義的重要事實。
人物周刊：現在有個說法“和平崛起”。在當今的世界背景下，您如何評價中國的地位和意義？
戈爾巴喬夫：眾所周知，中國領導人對當代世界的發展問題給予了很多關注。由于和不同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以及在國際關系中去意識形態化的思想，中國在世界上樹立了自己的地位，是穩定發展和熱愛和平的國家。我很高興，今天的中國領導人反對國際關系中的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針對存在于世界上的所有問題和沖突，表態支持和平決議。為了建立公正的全球秩序和各國人民的安全，他們推動了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
人物周刊：1989年5月，您曾訪問中國，并與中國領導人進行了歷史性握手，大大推進了兩國關系。您怎么評價中俄兩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
戈爾巴喬夫：我曾作為蘇聯領導人訪問中國，會見了鄧小平。我們成功地商定從根本上改善兩國的關系。我們擱置了許多有爭議的、導致我們以前沖突的問題，開啟了通向和平未來的大門，確立了兩國和人民的友好關系。我也很高興，這個關系至今成功得到發展。這不但對俄羅斯和中國，而且對全人類有利。
現在，國際社會強烈需要加強國際安全和法制，消除貧困，保護大自然，像俄羅斯和中國這樣的近鄰和朋友的合作，具有全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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