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章取義貶低毛澤東是往自己的臉上抹黑
2011-12-19
我一向對雜文家不感冒。二十年前看到雜文家的稱號,多少還有些敬意。后來這些人的雜文越寫越老套,大都是批現象、批抽象一類的老生常談,雷聲大雨點小,就象臺上的貪官開講反腐講座一樣慷慨陳辭,空話連篇,不能動假丑惡一根毫毛,于是我不知不覺產生了一種思維定勢,那就是,一看到雜文家寫的文章就反感。
鄢烈山先生是我最后讀到的一位雜文家。大約是兩三年前,當時覺得奇怪:都什么年代了,還有人打著“雜文家”的旗號出來混?這就象現在的富豪還到處標榜自己是“萬元戶”一樣。實在太小品了。
鄢烈山博客里有一篇文章《歲月收藏:毛選里被刪除的語錄》。文章沒有作者署名,但看得出里面的“語錄”,大都是毛澤東的講話。這篇轉彎抹角詆毀毛澤東的文字,到底是鄢烈山先生轉載別人的,還是自己操刀,不得而知。寫文章的目的是擺事實講道理。可是,講道理的人卻沒有勇氣署名,代表自由正義的雜文家,連文章的出處都不敢標明。這是第一個“陰”。
第二個“陰”,是斷章取義。我粗略游覽了一下這篇羅列“毛選里被刪除的語錄”,發現大都是按照作者的主觀愿望斷章取義出來的文字。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不擇手段,把毛澤東刻畫成一位不學無術、不顧人民死活的暴君。限于篇幅,這里舉三個例子來說明。
一,知識越多越反動。
——毛澤東的原話是:“路線錯了,知識越多越反動。”陰毛者把“路線錯了”這個大前提斷掉,單取“知識越多越反動”之義。你想,講出這種話的國家領導人,不是不學無術又是什么?
二、除了大辦水利以外,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碳、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
——讀完這段話,多數讀者都會得出“毛澤東不顧人民死活搞政績工程”的結論。事實上,這段話是毛澤東針對劉少奇等人講的。
毛澤東的原話是:“今冬明春全國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多。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廣西死了人,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為原則。”
在這里,“你們”是指劉少奇、彭真等人。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曾批評劉少奇“吃窮飯”搞“窮過渡”。毛澤東指出:五億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窮得要命。我們說強大,還沒有什么根據。“按照劉少奇、彭真的意見,是趁窮之勢來過渡” , 請你們討論,搞幾條標準。“一塊錢的共產主義,老子不干。”
三,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
——毛澤東1917年寫的《奮斗自勉》原文是: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
這個奮斗自勉,實際上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兩大重要內容: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與天、地奮斗是“生產力”;與人奮斗,是“生產關系”。陰毛者卻故意刪除了三個關鍵字,于是乎,“奮斗”變成了“斗”,毛澤東變成了好勇斗狠的家伙,整人成了賞心樂事。
魯迅曾說:“人們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張的時候,有時會用一枝粉筆去搪對手的臉,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樣,來襯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結果,卻常常適得其反。”。魯迅的話,可謂入木三分,切中肯綮。雜文家們經常干的,就是這種活兒。雜文寫到山窮水盡,最后被時評文章趕出報紙的版面,和這幫人的反復折騰不無關系。
毛澤東是舉世公認的語言大師,別具一格的語言藝術令人折服。靈活運用的淵博知識、生動活潑的語言形式,爐火純青的表達技巧,形成了個性鮮明的“毛氏語言”。有時是正話反說,有時是反話正說。集博學、幽默、深遂、睿智、雄辯、敏銳、潑辣之大成。因此,理解毛澤東講話的原意,不能背離當時特定的語言環境,包括時、地、事、人等重要因素。脫離特定的語言環境去解讀毛澤東語錄,是小人的伎倆,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污蔑,也是在自己的臉上抹黑,會給“孔左東”實施“言論打砸搶”提供可乘之機。
筆者雖然是毛澤東的擁躉,服膺老人家的偉人魅力,但我同樣不贊成“兩個凡是”。毛澤東是人不是神,肯定也說過不少錯話,辦過不少錯事。我們批評毛澤東,應當遵循“擺事實、講道理”的原則。竊以為,用斷章取義、牽強附會的手法去“肢解”毛澤東、貶低毛澤東,是自取其辱,甚至會自取其咎。因為,這樣做其實與造謠中傷沒有什么不同。毛澤東是逝者,當然不能站起身辟謠,只有任憑造謠者信口開河,顛倒黑白。要是你批評的對象是活人,未必會象水晶宮里的毛澤東那樣客氣。
俗話說:上山多遇老虎。批評者如果老是用望文生義、穿鑿附會的手法去批評他人,貶損他人,碰到孔慶東教授,“三媽”幾句或飽以老拳,還算是輕的;要是遇上肖傳國教授,夠你喝一壺的。用廣東白話來說,就是“幾時死都未知”。
喪失是非觀,革命、民主和自由都是浮云
2011-12-27
在物質缺乏、溫飽不解決的年代,發展確實是硬道理。國家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人們生活逐漸富裕,還是大力提倡“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老是灌輸這種“唯物(物質至上)觀”,社會就會出問題。比如,有些地方的發展,是以破壞當地環境、破壞人文、道德生態來換取的。用民間語言來說,是“吃子吃孫”。這種透支未來的發展,就決不是什么“硬道理”。
為什么當下中國社會有那么多的腐敗和不公?是體制問題嗎?我看不盡然。沒有是非觀,功利至上,有奶便是娘,體制設置得再好,無論金字塔的底層或頂端,哪個位置的人都會無師自通,不擇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革命”似乎與我們很遙遠,其實天天都在發生。不同的是,過去是弱勢群體革惡霸地主的命,現在卻倒了過來,大都是強權惡霸勢力革弱勢群體的命。你看那些拆遷事件,大抵是拆遷者革了被拆遷者的命。當公知分子們正在熱烈討論該不該革命的時候,許多草民的小命其實早就被利益集團革掉了。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毛澤東的名句。1927年3月5日,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說白了,革命就是殺人放火。然而,從當下層出不窮、越演越烈的突發事件看來,功利時代,革命就是請客吃飯。無論多么激烈多么懸殊的強弱對峙,一切死人事件都會被利益集團在酒桌上擺平。我們看到的結局,無非是草民用卑賤的生命換取盡可能大一點點的利益,沒見過開發商要給被拆遷的死者賠上性命的。
窮人比富人更害怕“革命”,“公知”比公眾更明哲保身,是價值觀使然,更是時代的悲哀。難怪洋老頭顧彬先生會說:“中國古代、中世紀、近代的文人。他們不怕什么,他們隨時準備犧牲自己,因為他們覺得如果他們不犧牲自己,老百姓就會受苦。”中國當代的文人缺乏的就是這種精神。一個負面事件,如果當事人對媒體進行請吃公關,事件的性質就有可能迅速轉向。邪惡勢力賺大錢,不良媒體賺小錢,知識分子賺昧心錢。如此這般,社會的公平和正義被一點點繩頭小利稀釋消解殆盡。每個人都在呼喚公平正義,每個人又在為一己之私糟蹋公平正義。如果窮人在被開發商“革命”的時候,能夠先下手為強,敢于拋頭顱灑熱血,搶先“革”掉開發商的命,情況就會有所改觀。強勢群體就不會變本加厲,有恃無恐,公平和正義就會不請自來。
許多人認為革命就是改朝換代,其實,意識形態的東西不變,革來革去,換湯不換藥,象換屆選舉,無非是換了一個更能搜刮民脂民膏的“空肚鴨”而已。即象阿Q那樣的草民,也認為革命的終極目標就是金錢和女人。阿Q當了大清皇帝,不見得就會比前任更好。
所以,當務之急,首先要“革”意識形態的“命”,革價值觀的“命”,“革”社會不公和貪官污吏的“命”。當公平和正義成為社會價值觀的主流,當金錢和女人這些物化符號退居二線,“位卑未敢忘憂國”才能正式提到議事日程。
接著談一談民主和自由。在我看來,一些知識分子口中念念有詞的所謂的“民主”,所謂的“自由”,大都是對人不對己的。自己一言九鼎就是民主,別人有不同意見就是破壞自己的“言論自由”。比如韓寒,一大幫網絡水軍在他博客虛張聲勢搖旗吶喊就是“民主”,信口雌黃胡說八道就是“自由”。天底下哪有這樣的“民主自由”?韓寒此前熱火朝天罵“天朝”,說話象放屁(陳文茜語),現在據說是“化蛹為蝶”了,莫非他要“翩翩一只云中鶴,飛來飛去權貴家”?過去罵“天朝”,漸漸沒有市場,快要混不下去了,于是“化蛹為蝶”。對切身利益有利就是“是”,對自己不利就是“非”,公知分子的批判立場比普羅大眾的立場還要“墻頭草”,你要指望他“革命”,還沒到井岡山山腳,這號人就會借口拉屎拉尿腳底抹油開溜了。沒有是非觀的人,告密做漢奸都做得大義凜然,唯我獨尊。
下面再舉一個具體例子,談一談民主自由的“半徑”,是為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雅量”之爭。
1953年9月18日,梁漱溟在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與毛澤東發生了激烈沖突。梁漱溟的發言剛開了頭,就被會場上轟他下臺的聲音打斷。這么一弄之后,梁更不認輸了。那么多人叫喊,他都不理,盯著毛澤東,以爭取發言權,說:現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給我充分的說話時間。昨天的會上,各位說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給我充分的說話時間,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領導黨以及在座的黨外同志考驗我,考察我,給我一個機會。同時我也直言,想考驗一下領導黨。現在我問毛主席有沒有這個雅量,聽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完以后,你說誤會我了,梁漱溟原來沒有惡意。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澤東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梁漱溟緊接著說,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毛澤東回答說,但我有一個雅量,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是可以當下去的。讓你繼續當政協委員,是有充當活教材的作用的。此時梁漱溟沒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緒,回答得很干脆,當不當政協委員那是另一回事。毛澤東生氣地說,另一回事,那就是你說的了。梁漱溟接著又說,共產黨是講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我今天就試一試你這個批評與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澤東說,對你這個人,不是自我批評,就是得批評。
會場上發生了這種前所未有的與毛澤東頂撞的局面。忽然臺下有人喊,不聽梁漱溟胡言亂語,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臺來!這時,毛澤東口氣緩和地說:“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講長了,給你十分鐘說說要點好不好?”梁漱溟回答道:“我有很多事實要講,十分鐘怎么夠?我希望主席給我一個公平的待遇。”
會場再一次嘩然,大多與會人員對梁漱溟的態度表示憤慨,紛紛要求梁漱溟下臺。毛澤東又說:“不給他充分的說話時間,他說是不公平,讓他充分說吧,他就可以講幾個鐘頭,而他的問題又不是幾個鐘頭,也不是幾天,甚至不是幾個月可以搞清楚的。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問題并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借他這個人,揭露其反動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梁漱溟這個人的反動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嚴厲批判也不行。現在我再提議讓他再講十分鐘,簡單地講一講,好不好?梁先生。”梁漱溟依然是“十分鐘不夠,給我一個公平的待遇”的回答。
毛澤東最后說:“梁先生,不讓你講長話,你說我沒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讓你講,難道說大家都沒有‘雅量’嗎?不給你充分的時間講話你又說是不公平的,可現在大家又都不贊成你講話,那什么是公平呢?你看怎么辦?”
這段歷史公案,相信不用我多作解釋,讀者讀完引文就能得出自己的判斷,真理到底在誰手里。象梁漱溟這種儒酸知識分子,給點陽光就燦爛,給點洪水就泛濫。一個全國性的重大會議,發言時間全交給你一個人支配就是“民主”,就是“有雅量”,真是“豈有此理”。在現代中國,民主充其量只是一個“語言道具”,不僅知識分子會講“民主”,各級政府官員也會講“民主”,到底誰更民主,關健看誰更實事求是,看誰更接近真理。
依我看,中國式的民主不能脫離國情,不能一下子搞成“石頭剪子布”。遠的不說,單講俺家,民主就不太好搞。我、太太、兒子,三足鼎立。要是讓我一家三口選家長,大抵是一人一票,大家半斤八兩平分秋色。真要搞起民主來,晚飯誰煮都會成問題。不要指望十四億選票發下來,就能選一個稱心如意的國家領導人出來。要是真的讓我選,我就選我家三叔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任“總統”。他不抽不嫖不賭,挺德才兼備的。
還有自由問題。如上所講的梁、毛的“雅量”之爭,表面上是毛澤東不給梁漱溟講話的“自由”,其實是全國的政協委員不讓梁漱溟剝奪他們參政議政的自由。你想想,要是毛澤東真的有“雅量”,讓梁漱溟滔滔不絕講上三天三夜,其它政協委員哪里還有發言時間?你梁漱溟倒是徹底自由了,卻讓別的政協委員忍氣吞聲。個別人的自由換取大多數人的自由,這哪里還是什么“自由”,分明是強權橫行霸道了。
當然,象韓寒這般伸手向上邊乞求什么自由,就更不足取。究其實,自由是憑自己的本事掙來的。擁有私人飛機的趙本山和貧無立錐之地的窮人的自由度是不一樣的。如果梁漱溟先生的“建國大綱”真的搞得符合國情,切實可行,毛澤東和政協委員們都聽得延頸企踵,怎么會把他轟下臺呢?自由的概念因人而異。一個人的自由的半徑,取決于他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認知。媒體記者認為能在報紙的頭條罵政府就是新聞自由;腎虧者認為能夠在人民大會堂的墻角拉尿就是自由;性亢奮者認為隨時隨地能和女性交媾就是自由。總之是,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自身的欲望需求,就是這些人眼中的“自由”。
所以我認為,在意識形態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在是非觀念沒有確立之前,所謂的革命、民主和自由的概念,統統都是浮云。你只能望眼欲穿地揮一揮手,永遠不能帶走這些“云彩”。
毛澤東向部屬薦書的政治隱語
2012-01-02
隱語,是人與人交流的另外一種方式。說話交流是基本的交流方式,主要通過聲音傳輸;而隱語是不把要說的意思明說出來,借用別的詞句來表示,變成一種隱晦的語言。隱語主要的兩大特征是:1隱語以特定的人為對象,因人設隱,離開了這個特定的人。此隱就不能成立。 2不論是以物喻意,或以情說理,專人專事,隱語內容都有非常強的針對性和時間性,時過境遷,此隱便自然消失。
毛澤東是善講隱語的高手。他常常采取推薦讀什么什么書的方式告誡下屬,來表達他的政治立場和觀點。部屬如果僅僅是把毛澤東的薦書行為看成是加強讀書學習這么簡單,讀不懂毛澤東的政治隱語,往往會摔大跟斗。
1、向政治局推薦《何典》
廬山事件之后,鑒于林彪一伙的錯誤還未被高級干部完全知曉和引起警惕,毛澤東開始采取一些“消熱”措施,給“永遠健康”的林彪澆冷水。他頻繁地接見各大軍區司令員、政委,省、市、自治區黨政負責人和群眾團體的領導人,向他們個別打招呼。
1971年1月,被林彪嚴密控制的北京軍區改組;4月,中央派人參加軍委辦事組,林彪一伙在軍內的一統天下被打破;4月中旬,批陳(伯達)整風匯報會召開,“四大金剛”和葉群的檢討及毛澤東的批語在會上散發;5月下旬,《毛主席會見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在各級領導干部中逐層傳達。
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林彪不可能不知道,毛澤東已經對他開始防范,一步步削弱他的權力。1971年“五一”節晚上,遲遲不到的林彪在天安門坐了一會兒就早退回家了,和毛澤東不辭而別;一個月后,中國領導人接見羅馬尼亞客人,林彪又開了小差。他抱著死硬到底的態度與毛澤東繼續“頂缸”。
7月底,毛澤東向政治局推薦了一本晚清小說《何典》,特別指出了書中四句話,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中內涵:
“說嘴郎中無好藥,死病無藥醫,藥醫不死病,一雙空手見閻王。”
毛澤東向政治局推薦《何典》,其實是對林彪進行“敲山震虎”式的攤牌批評;同時告誡全體政治局的同志,今后要注意自己的“|政治站隊”,不能再跟著“林副主席”瞎折騰了。林彪已經整了一大批黨內高級干部(包括賀龍、羅瑞卿等),死敵林立,除了倉皇出逃,別無選擇。換言之,就算他毛澤東能放他一馬,他的政敵未必會放過他。所以毛澤東會講出“死病無藥醫”的話。
2、讓王洪文讀《劉盆子傳》
《劉盆子傳》中記載,劉盆子是一個十五歲的放牛娃,由于有點皇室血統,竟然通過“摸彩”的方式,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西漢與東漢之交,爆發了歷史上著名的綠林、赤眉農民起義。有人給赤眉起義軍領袖樊崇出主意,要他找一個劉氏宗室來做皇帝,以便師出有名,號令天下。結果,15歲的放牛娃劉盆子抓了頭彩。
劉盆子昨天還在山坡上放牛,今天就成了皇帝。史載,當時劉盆子“被發徒跣,敞衣赭汗”(披發赤腳,身穿破衣爛衫),手中還拿著放牛的鞭子,頭腦還正一片混沌呢,臺下上百人就跪下山呼萬歲。劉盆子哪見過這陣勢,當時就嚇哭了,哭著喊著要去放牛。
就這樣,樊崇等人于更始三年六月,立西漢劉氏皇族后裔劉盆子為帝,號建世元年。接著,劉盆子跟著起義軍轉戰。就在他登基的這一年,起義軍攻入長安,滅劉玄政權。爾后,因饑荒向東撤退,被劉秀部所包圍。劉秀的軍隊和赤眉軍進行了幾場血戰,赤眉軍戰敗投降。劉盆子和樊崇等人都成為劉秀的階下囚。
熟諳歷史的毛澤東特意從《后漢書》中挑出放牛娃的傳記,有意識要王洪文讀《劉盆子傳》,無非是要給他敲一敲警鐘——你不要自以為了不起,你不過就是個劉盆子。希望王洪文能悟出點東西,切莫步劉盆子之后塵。無奈江山易改稟性難移,接班后的王洪文,吃酒、打牌、看電影、打獵,一個通宵一個通宵地連軸轉。毛澤東病重時,政治局委員輪流值班,王值班時,竟丟下病人,偷偷溜到中南海去打野鴨子。徐景賢說他“比劉盆子還劉盆子”。他于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后,不僅無所作為,而且參與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活動,成為“四人幫”骨干成員。1976年10月7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被拘禁審查。1977年7月經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永遠開除他的黨籍,并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1981年1月25日,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他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2年8月3日病死。
無可奈何花落去。毛澤東的擔心不幸成了現實:王洪文終于變成了“劉盆子”那樣不學無術,不務正業,在歷史上曇花一現的悲劇人物。
3、讓劉少奇讀《機械唯物主義》和《機械人》《淮南子》
前面兩本毛澤東推薦的書,都有一個十分突出和明顯的詞——“機械”。所謂唯物主義哲學的第二種形態被稱為是近代的“形而上學唯物主義”,亦即“機械唯物主義”,其基本特征是:承認世界的物質性,但卻用孤立、靜止、片面的觀點解釋世界,看不到世界的事物和現象之間的普遍聯系和變化發展,或者只是承認機械的聯系和機械的運動,因而表現出機械的、形而上學的特征。不過,海克爾也好,狄德羅也好,在人類的思想史上,他們都有著一定的歷史意義。
毛澤東向劉少奇強調“機械”,實際上是要告誡劉少奇今后做事,不要那么“機械”,要靈活變通,識時務者為俊杰。
至于《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是西漢宗室淮南王劉安招賓客所編寫,內容則十分龐雜,即以道家思想為指導,吸收諸子百家學說融匯貫通而成,據稱是戰國至漢初“黃老之學”的代表作。劉安后因“大逆不道,謀反”而自殺。這本著名的古籍,毛澤東當年為何把它推薦給劉少奇閱讀?從劉少奇最后的結局來看,這實際上是毛澤東對劉少奇“大逆不道,謀反”的一種政治警告。
4、讓周恩來讀《汲黯傳》
1972年,姚文元傳達毛澤東指示,讓上海組織人標點一些古書,分送給有關的人看。其中有兩篇是給周恩來看的,一篇是《史記·汲鄭列傳》,一篇是《晉書·桓伊傳》。
周恩來何等聰明,他可不是汲黯。王洪文接班,他帶頭表態擁護,并利用各種場合做黨政軍內老同志的說服工作,為此甚至不惜和許世友當面爭辯(1973年8月23日周在中央和各地黨政軍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
十大前后,政治局兩次開會批判周恩來。作為黨內的“元老重臣”,周恩來的政治態度決定他的政治前途。毛澤東讓周恩來讀《汲黯傳》,是要周恩來要顧全大局,支持中央全會的決定。
君王和宰相牴牾,歷史上時有發生。東晉的孝武帝和謝安,便是一例。本來,謝安指揮兒子謝玄,淝水一戰擊敗強敵苻堅,穩定了東晉的形勢,武帝甚為倚重。后來因小人離間,君臣誤會,國家岌岌可危。大將桓伊用一曲箏笛合奏,化解了君臣的心結。《晉書·桓伊傳》載:
奴既吹笛,(桓)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
桓伊的歌聲慷慨激越、悲壯蒼涼,直唱得謝安“泣下沾衿”,武帝“甚有愧色”。毛澤東讓周恩來讀《桓伊傳》,可謂用心良苦。
5、讓許世友讀《紅樓夢》
1973年底,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之前,12月21日,毛澤東在召集軍隊一些高級將領談話時,再次講起了《紅樓夢》。他嚴肅要求許世友讀五遍《紅樓夢》。他說:“要看五遍才有發言權呢。”隨后,他還把話鋒一轉:“你就只講打仗,你這個人以后搞點文學吧。‘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絳是指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這個人也是‘少文’。”
許世友是毛澤東很賞識的一位高級將領。毛澤東的賞識,不光是他的戰功,對黨的忠誠,還因為他的質樸、重情和坦誠。毛澤東1971年9月3日在杭州曾對人說:許世友這個人是可以交朋友的。于是,和許世友談話,也就隨便一些。讓許世友去讀《紅樓夢》,而且要讀五遍,確實有些難為他,或為極而言之。但提出這樣的要求,卻有事關現實的考慮。
據有關資料記載,1970年的廬山會議,陳伯達的一個“天才論”,搞得許多人弄不清是怎么回事,這讓毛澤東感慨良多。1971年毛澤東的那次南方之行,他同地方和軍隊領導干部反復講的一個問題,就是要加強理論修養,并說:光讀馬列主義的書還是不夠的,還要讀點歷史,讀點經濟學,讀點小說,讀點哲學史。這次南行,毛澤東和許世友見了四次面。9月10日在上海見面時,毛澤東談到廬山會議,許世友說,廬山會議的問題,按毛主席的指示辦。毛澤東問:我有什么指示?許世友說: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點意見》。毛澤東說:我那個意見上說,什么叫唯心論,什么叫唯物論,你講一講,我聽聽。許世友只好哈哈大笑起來。
在1970年夏天的廬山會議上,陳伯達拋出“天才論”的同時,林彪以批張春橋為由發動了“清君側”,軍隊中的許多將領不測深淺,隨風而動,這讓毛澤東大為震驚。后來清查林彪事件,又從他的住處發現幾位將軍所寫支持林彪講話的信件。1972年的歲末,許世友奉召進京,就此事接受嚴峻的審查。最終雖因毛澤東表示寬諒而未加深究,但毛澤東以“周勃厚重少文”形容許世友,顯然并非純是褒意。要求他五讀《紅樓夢》、“搞點文學”,至少是告誡他頭腦要清楚些,只懂打仗是遠遠不夠的。
6、讓林彪讀《三國志•郭嘉傳》
1966年林彪接班時,毛澤東也曾讓他讀古書,讀的是《三國志•郭嘉傳》。郭嘉是曹操的謀士,曹起兵初期的戰役,擒呂布、破袁紹、征袁尚,端賴郭嘉。可惜郭嘉英年早逝,他死時曹操對群臣說:“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郭嘉號)最少。欲以后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赤壁戰敗,曹操嘆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毛澤東讓林彪讀《郭嘉傳》,流露出他對林多謀善斷的贊賞,和對林多病之軀的擔心。
短短五六年時間,毛澤東從選郭嘉到選劉盆子,心理上該有多么巨大的落差!
韓寒談革命可以,但首先要向全國人民作深刻檢討
2011-12-27
年關快到了,談論革命民主自由的話題絡繹不絕。這種“宏大敘事”,不是我等庸碌小民有資格置啄的。但我還是有個底線:知識分子吃肉罵娘可以,吃肉“革娘”就有點過分了。
韓寒此前是“吃肉罵娘”的主,開口閉口“天朝”,這不行那不行,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口吻和三國時代的禰衡先生差不多。現在,韓寒這口“八卦鐘”,終于“回擺”了,得出了目前中國不宜暴力“革命”的結論。有人說,這標志著韓寒的“成熟”。
我認為這結論下得有點輕率。韓寒此前寫了那么多諷刺挖苦“天朝”的文字,傷及那么多無辜,現在忽然轉向,怎么向讀者交代?我覺得,如果韓寒的世界觀真的要“回擺”,他應當寫一份正兒八經的檢討書,貼在博客上,虛心向全國人民檢討一下自己以往的錯誤言論,我們才能看到一個年輕人的誠意。不然,這一次往左回擺,下一次就有可能往右回擺。左右晃蕩,把觀眾全當成了看耍猴戲的,就不是一個公知分子負責任的態度。
北大教授張頤武先生發文說:“韓寒已化蛹為蝶,超越‘左’與‘右’。”張教授肯定韓寒“大局觀”卻對韓寒此前的“小局觀”既往不咎,我認為是有失公允的。韓寒說什么是他的自由,但他一會兒說東,一會兒說西,這就不是一個“意見領袖”該做的事。至少要給大伙交代一下這種思想轉變的過程。你往木頭上一次次吐臟水,你只有老老實實把臟水抹干凈后才有資格夸它。否則,過了一年半載,你又往木頭上吐臟水,大伙會覺得跟著這種墻頭草一樣的“意見領袖”不講文明衛生很沒有面子。
我們要求韓寒檢討,并不是刻意跟小伙子過不去,而是給韓寒搭一個比較體面的臺階。我們承認韓寒是匹千里馬,韓寒也應當有足夠的勇氣承認自由是一匹吃過回頭草的千里馬。從今往后,韓寒的思想能打“兩折優惠”,或者我會考慮進一點貨。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