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巖林：當今中國為什么難以出大思想家？
德高望重的季羨林、任繼愈等學界前輩，在他們的生命彌留之際，幾乎不約而同地都鎖定了關于中國為何沒有出思想家的類似問題，且竟然都出奇一致地自稱算不上大哲學家、大思想家。不要以為季老和任老，這樣說都是出于自謙。這其中，當然有自謙的成分，可又絕非全是自謙。
比如，任先生說自己頂大能算得上個哲學史學家。客觀地看，再給他老先生加上一個“大”字，稱作中國哲學史的“大家”、甚至“大師”，恐怕大家也不會有多大的異議吧？可見，在是不是“大家”、“大師”這點上，在做得夠大還是做得不夠大的問題上，任老自己的自謙是占了很大的成分的。然而，任老堅稱自己算不上一個哲學家，季先生也一再講自己不能算是中國的思想家，這種明確的切分與堅定的態度，在我看來，可就不是什么自謙不自謙的問題了，甚至與任何的自謙、自我評價一點關系也沒有。相反，它僅僅只與事實有關，與先生們不容混淆問題的理性素養有關。
學術上的大家、大師或者普通研究者、學匠，這是一種基于本人成就的主觀評價、社會評價。可在到底是哲學史學家、思想史、文化史學家還是哲學家、思想家這樣的問題上，雖然僅僅是一兩個字的差異，其深刻反映的，卻是兩種不同基本事實、兩套不同構建體系、兩座不同成就高峰之間那隔山隔水、深不見底之大大長長的鴻溝！一個簡單的是事實是，以研究歷史、哪怕是哲學史和思想史的取位、視野、態度和方法，卻想成就出一個當下時代堪為整個民族、文明之智慧源泉之“最高大腦”的大思想家來，這不是緣木求魚、南轅北轍，又是什么呢？
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任繼愈老先生，還曾說過幾句引申開來的話，大意是說，哲學家、思想家，不僅僅是研究好哲學思想史就行了。大哲學家、大思想家，那是要能夠創新構建起一套自己的體系的。再往后，任老沒有展開來談。但我想，這一基本態度和明確看法，其實，等于已經分明地告訴我們：單憑研究、依循、考據前人、別人的東西，那是注定成不了思想家、特別是站在時代高峰上的大思想家的！中國要想出大的思想家，出中華文明的思想大師，不去面對現實的世界，不去專注于開拓構建新的體系，到頭來，從根本上看，做再多的功，也幾乎全是無用功！干再多的事，注定都將是與事無補的事！
這本應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事兒。可是，現在的中國，現在的所謂知識分子們，就是將這個最基本、最不難搞明白事，搞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學術研究者們，不是最愛講邏輯推理嗎？那我們不妨來給大家展現一個簡單的推理過程：從我們想得到的結果逆向推導來看，為求中國出大的思想家，我們是不是就應提供或造就一整套能保證出大思想家的體制、機制、系統、群體、氛圍等？既然，專注于哲學思想史的學科制學術研究，它們幾乎從一開始就都只是沖著研究過去的思想去的，都壓根就沒有直接為開創構建新的體系而治學，那么，我們還能指望得上它們為中華文明做開創性的思考與構建嗎？
有人會說，我們還有當代思想研究啊？我們只有在研究前人、中西方思想成就的基礎上，才可能再進一步地開拓構建自己的體系啊？對于前者，我想說，你們對于當代中國思想、國外思想的研究，那不是原創性的創新構建，而是將當代別人的思想，當成了一個個更為鮮活的小白鼠，同樣是放在自己的實驗室里、顯微鏡下在做著解剖！這樣，照樣出不了以原創精神為核心的大思想家的！
對于后者，我只想告訴大家一個道理，圍繞上級考評構建起來的一系列行為規范和機制，與直接沖著打勝仗去的戰時配備與實戰演練，能是一回事嗎？現在的中國，為研究考據前人、西人的思想理論，給那些為學術而學術的專家、教授、學者們，開設了那么多的大學學科、社科研究機構，撐起了那么多的話語平臺，提供了那么多一應俱全的長槍短炮，卻唯獨對那些直面著中國現實、散落于民間市井、傳承著文明學統、帶著問題創新求索的真正學問者們，不聞不問、不屑一顧，不提供任何組織機制的保證和人財力的支持。
中國現如今出不來大思想家的根子，根本不在什么政府管制太嚴、學術自由不夠上。這些更多地都是笨媳婦生不出孩子、全都怪狼叫。思考的自由，是政府的管制、學術的限制所能收斂與捆綁得住的嗎？牢獄、腳鐐，在昔日無法關住追求真理的赤膽忠心、萬丈詩情；這幾十年有目共睹的步步寬松，更是早已很難讓浮云般的托詞，再滋生繁衍出什么新花樣來了。
中國現如今出不了大思想家的根子，也不在什么教育體制不給力、老師們心思不放在教書育人上（當然，有這方面的原因）。原因很簡單，大思想不是老師教出來的，不是正規學科像烙大餅一樣加工出來的。老子、孔子，不是任何大學靠著某種教材、科班教育，就能培養出來的。特別是在中華文明這塊不一般的豐厚大地上，大思想家，一定是在有了充分的時代召喚、良好的環境條件和自身養分汲取后，自然而然生長出來的。
中國現如今出不了大思想家的根子，甚至也還不在學術人的胸無大志、追名逐利、不為用治學上。這在當今學術界知識人的身上，當然是很突出和很大的一個問題。可是，一種現象或問題的出現，并不僅僅源于、在于其自身。即便是思考研究與中國思想、理論有關的那一大批學者們，也有他們自己的難言之隱。不是他們不想面對現實，不是他們只拘泥于狹窄專科，不是他們只能想到用分析分解的方法，不是他們不知或根本就沒有受到中華學問之道的影響，可問題的核心在于，他們中的許多人，所有明知，卻不得以作。這才是他們最最苦悶的地方，最最難于啟齒的難言之隱。
中國現如今，沒有出、出不來、甚至一時半晌也不大可能出一批先秦諸子般大思想家的根本原因，在我看來，根本上在于，中國在這一百年的光景里，沒有了、或者說塌陷了最適合自己的學問體系，喪失了或者被主導的西式知識體系遮蔽了自己最特有的學問之道。簡單地說，沒有一幫子底蘊深厚的學人，在直面現實上從事堪稱大學問的中華學問了，大思想家如何能從溝壑縱橫、支離破碎的西式學術叢林中誕生？
本來，中華文明以往的“大腦”，是比較相對集中的一統中樞。其主要是緊緊圍繞著官本位，而聚集、生長和擴散開來的。以科舉制為代表的學而優則仕通道，是給昔日中華一統中樞大腦（雖不是分割很清晰的，卻是相當健全和貫通的）輸送氧分和血液的主管徑，是整個中華大一統文明將全社會思想智力資源凝聚整合到一起來的大指揮棒和大燉鍋。
在兩千多年的傳統文明社會中，我們并不是沒有自己的學問體系；我們并不是真的像某些人認為的那樣，一切都只是在圍著官本位的中央集權轉圈圈；我們并不是沒有遇到為學問而學問和為應對現實而抖機靈的相互牽扯、角力。只不過，在大一統的中華之道體系下，在綜合格局理性的規制下，我們以自己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方式，做到了系統的、全面的、自然的、高明的一體化統合整合。
這種體制的最大特點，便是做官與做學問的高度統一模式。西方人將搞學術研究的人，聚集起來，另辟園地，提供保障，任由他們沉浸其中自由徜徉，不管是為國為民，不管是自娛自樂，不管是旁門左道，不管是走火入魔，甚至你構建以推翻資本主義為目的的馬克思之類的學說，國家政府也絕不過多干預。這樣，當然讓廣大學術從業者們感到很愜意、很自在、很爽了。可是，這樣做卻也必然會造成很大的問題，最主要的便是，使得學術研究系統、做學術研究的群體們，注定盡做些不切實際的、無法直面現實的、天馬行空式的學說和構建出來。今天這個學說，明天那個概念，走馬燈似的，真正能一以貫之、管用千年如老子孔子們的，能將整個民族世世代代普羅民眾始終凝聚在一起的，卻幾乎鳳毛麟角、難得一見。
西方那種分裂、隔絕、自成一體之學術研究體系，在西方相對簡單、相對扁平化、相對依賴外制懲惡作用（法制）的不同社會里，還不顯得有太多的不合適、不合理。可這種體系、體制、機制，被挪移到完全不是一回事的中國身上來以后，就幾乎時時處處都是不適應、不對卯了。
中華文明社會與西方，不論是從文明站位、天下世界觀、自然理性依循、求知行之道而非追求規律上，還是從文明信奉、民族心理、從善設向、社會形態、倫理構成等方方面面，都是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中國人，在過去的日子里，沒有將自己的為了文明群體、面對社會現實、帶著問題治學的學問，引導到為學術而學術的極端路子上去，但也沒有喪失自己成為權謀策略的奴婢使喚。這至少從三點上，可以見得：
其一，昔日的中華學人們，用自己學問最高成就的道與格局理性，成功地將帝王將相、社會各層，統統地納入到一種天人一體的超級系統構建里面。這在表面上看來，是懷揣著以學理國、貪圖功名、趨炎攀附等各式心思的學人們，低了頭才得以進入到中央集權制的體系內的，可在根本上，卻由于他們有著中華學問為自己提供的道、道理、道德之尚方寶劍，所以，他們甚至在更多的時候，左右著天意民心，也就左右著君王的知行。他們通過該低頭時且低頭的俯首群入、貼身為用，使得中華歷代皇族一統的中央集權沒有走向專制獨裁，使得中華文明高度的大一統整合成了高明的各就各位的眾合歸一體系。此乃中華學人，顯學與隱道并舉、思學與行用結合、學問為天下所用的典范之作。也是中華學問極其重要和關鍵的特征與理路之一。
其二，昔日的中華學人們，本來就沒想著要躲進小樓成一體、管他春夏與秋冬。他們之治學，從來就都是面對現實世界、社會、人生的，就都是以天下、文明、社會的穩定發展、人生的健全飽滿為指向的。他們不以自我的獨立、自由和在小圈子興風作浪為榮，他們不以自身的知識、見識、思想為自己謀取私利和尊者地位，他們將自己的學問的追求，將自己的優越地位，將自己對文明社會的貢獻，建筑在學問探索上的高瞻遠矚和高明通達上。從這點上看，這種官學結合，并沒讓他們喪失掉自己本來的理想與追求，而是恰好為自己實現這種理想與追求提供了條件和保障。
其三，昔日的中華學人們，通過促成世界上首創的先進之科舉制度，很好地為天下致力于學問、或者說為致力于尊道循理思行知用的文明中堅力量們，打通了走入、影響、改造和規劃體制制度的通道，使得中華古文明擁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文官治理體制，擁有了集思廣益、系統整合的國家決策能力，擁有了龐大的儒生型士大夫和飽學之士紳群體，擁有了穩可安邦治國、動則順天應民的大開大合之王朝更替周期規律。
現在，可惜的是，自廢除科舉制后，中華文明的大腦，被砍掉了一半。政府、執政者們，只能單獨地面對一切了。在只需要簡單應對處理的時期，國家執政者們、特別是經過血雨腥風磨礪過的老一輩領導人們，尚有能力應付得過來。可現在，隨著改革開放以后，社會豐滿多元起來，不同需求呼聲紛雜起來，需要面對的問題系統復雜起來以后，缺失中華學問、中華學問群體、中華學問高遠天下關懷和尊道從善機制構建的中國，只能仰天長嘯了：安得上天賜人才，使我不致終日只知埋頭理還亂！
當今中國，面對很多問題，之所以常常會按下葫蘆起了瓢，之所以不是茫然無措、便是左右為難，說到底全是因為我們沒了抬頭望天的人了。嫁接、模仿來的西式學術研究，人家才不管你社會穩不穩定、國家民族前途如何、天下蒼生長此以往又會怎樣。因為人家之學，本來就不是直接為服務社會現實構建起來的。到這個時候，我們重又想起來中華學問的好處了。好在，現在開始意識到，并抓緊重建新構，還為時不晚。只不過，一定得找準核心關鍵，一定要對路子。
我們說，現如今的中國，之所以出不來自己的大思想家，最根本、最主要的，是因為我們自己喪失了原有最適合中華文明的中華學問、中華學問之道、中華學問機制與中華學問群體。農民讓自己的農田里，一股腦地全都長了牧草，還怎么指望來年會堆起小山一般的糧倉呢？所以，今日中國之出不了大思想家，乃中國還沒有出大思想家的土壤、機制和環境也。我們要想讓中國出大思想家、成批地涌現大思想家，就不能不先從復興中華固有的大學問系統入手。中國精神思想的大樹，一定是要在自己那塊古老、豐厚、營養充沛和自然天成的土地上，扎根長大的。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們沒有自己的土地，而是我們把自己的土地搞得不再適宜中華精神思想的生長了，不再有中華學問那種豐厚肥沃的“熟土”了。當然，未來中國的大思想家們，雖然根本上必須是立足于中華文明的，卻也不能不是屬于全人類的。他們在自己的土壤里扎根成長，卻也必須面對整個全球化時代的人類，面對中西方乃至人類一切文明的系統整合，面對未來人類更好地生存與發展，面對分合兩條主干道上思行知用體系的交匯交融。
至于中國什么時候才能出大思想家的問題，我的看法是，時候還沒到，但也不會太久。說沒到，那是因為最能支撐和養育大思想家的中華學問之園地，還荒廢尚未復興；說不會太久，那是因為今天的氣候、環境、現實需要以及草根們的努力，已經讓我們看到了曙光。
跳出就事論事的小圈子，從更具歷史感的時代層面上看，這件事，也是一種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將要發生和到來的。早前，西方駕著炮艦長驅直入之時，國人能做的和想的最多的，只能是喚醒與救亡。抗日和解放戰爭時期，也不允許、沒條件讓大家來從戰場上抽身出來，思量思量是不是應該保持和發揚自己的學問、學人們。到了解放后一段時間以及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所面臨的直接而現實的問題一個接一個，無論從治國理政者還是學界思考人，大家幾乎也沒有多余的精力和心思，來往更深刻深入的學問、思想上面投。所以，現如今，在需要中國自己思想的時候，在需要最適合自己的學問之道的時候，在需要有直面現實中國實際能開出藥方的大思想家的時候，我們感到沒有能立馬拿得出的。這不是自然、必然的，又是什么呢？
客觀地看，今日的中國，與其說是最期盼出中華大思想家、大學問家的時期，不如說是最需要出中華思想先驅和中華文明斗士的時期。因為在今天，在中華思想還沒有歸本，在中華學問還沒有復興，在中華復興還僅僅是一種宏愿，在中國精神思想文化領域還被西方取向、理念、概念、路徑、體系、形態、學術權威、整套話語等全盤把持的情況下，中華學問與遵循學問之道的人們，首先要做的，必是夯實自己的立場，去挑戰目前這種西學及其體系一統天下的錯亂局面。眼下，揭露、批判、針砭、糾偏，比重返、重建、重新回到中華學問的書桌前，更首當其沖，更現實緊迫。
中國學問系統的復興重建，有賴于這樣一批產生自草根或沖破現有在學術體系的自覺斗士！中華文明的復興重建，有賴于一輪強大的針砭、揭露、批判、糾偏思想革命運動！也許，未來中國貢獻給全人類的大思想們，也將在這批以新時代的思想斗士、中華之道復興的先行者們中間產生。這是中華復興重建運動的必須打響的第一槍，這也是中華思想屹立世界的先決第一步。套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話來說，這就叫做：在沖破西式學術統治和矯正全社會對中華文明偏差認識的廣闊天地里，草根思想者和一切不愿做西方理論、話語體系奴隸的人們，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你們將是時代的弄潮兒，中國思想界的未來是屬于你們的。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