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有一撥兒學者開始了這樣一種思想探索，即中國近代的落后到底是因為什么，中西對比差距到底在哪里，中國該不該擁有自己的價值觀和發展思路，從而走出一條真正屬于中國的特色之路，迎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們事先并沒有互相商量，對問題的切入點和分析的深度也不同，因此也就不能籠統地稱之為“一派”，但是在揚棄西方現成理論，爭奪中國在世界上的話語權這一點上，卻是高度一致的。這也說明了同樣一個話題，正在為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
他們之所以走上了這樣一條探索之路，不是吃飽了撐的，也不是為了標新立異吸引眼球，更不是什么仰人鼻息，替人做喉舌，恰恰相反，是出于一種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對民族對國家的責任感，探究今天中國諸多亂局的根源，希望找出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來。
具體而言，就是改革開放進行了三十多年，中國出現了大問題，就像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將決定中國未來的走向，以及是否能夠如愿崛起。那么這個問題是什么？出在哪兒？我以為還是經濟。聽起來很奇怪吧？請容我解釋。
通常人們在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時候，比較流行的說法是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同時伴隨的是政治體制的嚴重滯后。這樣的說法也許可以激起一些人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同時也為那些要求政體改革的人提供依據，其實不然，從這次希臘的例子可以看出，社會上諸多矛盾的集中爆發，一定首先是經濟出了問題，而不是像某些人所熱衷宣揚的那樣，是政治體制的問題。那些政治制度“看起來很美”的國家，現在早已打成一鍋粥了，相比之下，中國的局面還算是平靜的。所以那些指望著政治一改，矛盾就能消失的人，要么是目光短淺，要么就是別有用心。
中國經濟發展得這么快，怎么會有問題呢？其實早就有人指出來過：是結構不合理、增長方式不健康、利益分配不均衡。都對，都是很嚴重的問題，但為什么會是這樣？沒有人回答。或許有人說是由于一黨獨裁、缺乏監督制衡、腐敗嚴重。不對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這樣啊？更多的人很廉潔、很親民、很有責任感，但還是好心辦壞事，為什么？這就要從教科書上找原因，看看他們學了什么，是依著哪個葫蘆畫的瓢。
問題來了，市場化、GDP、出口導向、工業化，全是西方的那一套。結果呢？市場化造成了貧富懸殊和人情淡薄，盲目追求GDP忽略了社會的和諧發展，出口導向導致了不合理的產業布局和地區分工，工業化帶來了環境的破壞和資源的消耗。有人會說了，這怎么不對了，西方不就是這么過來的嗎？人家現在不是比我們好得多嗎？這話沒錯，可忘了一條，人不可能兩次跨進同一條河，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這些盲從的人忘記了西方國家是怎么發展到今天的，忘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可以靠掠奪殖民地和發戰爭財獲得，忘記了工業化造成的產品過剩可以通過開疆擴土和對殖民地的傾銷來解決，忘記了資源和市場可以用戰爭手段來奪取，忘記了環境的代價可以通過落后產能的轉移來轉嫁給后發展國家，還有就是通過金融貨幣霸權來抵消國內的通貨膨脹和賺取匯率差，同時用國債的形式把全世界的錢拿來供自己花……這些他們全都忘了，這些今天的中國一樣都不占，如果跟在西方屁股后面，能得到同樣的結果嗎？答案是肯定不行。我們過剩的產能要自己消化，我們的危機無法用戰爭來轉嫁，我們的資源和市場要靠別人的“施舍”，一邊依賴著你的產品，一邊還要說你質量差、污染物超標，還有我們的通貨膨脹，只能慢慢消腫，不能開刀，一開刀就要感染，要有生命危險。
陳志武看不起宋鴻兵，因為宋是“票友”，而他才是“科班”。可他錯了，宋鴻兵的工作其實是金融史，是知其所以然，而耶魯畢業師出名門的陳教授，充其量也就是個知其然。同樣的，韓毓海對近代中國之所以落后于西方的分析也很獨特，他認為，一方面長時間的和平造成了官民對立，造成了基層動員能力的廣泛缺失，另一方面沒有獨立的可靠的國家財政和金融貨幣政策。這剛好與林則徐所說的“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形成了對應，同時也正是由于這兩個原因，才使得原本平穩發展的中國，在列強突然來襲時毫無還手之力。他的這番見解很是振聾發聵，它既解釋了為什么擁有四億人口的大清會在區區數千來敵面前一敗涂地，同時也說明了為什么早期列強對中國的要求一直都是強調賠款和通商。只看到資本主義今天的豐碩成果，而無視當初取得這些成果的偶然性和特殊條件，甚至是背后血腥的殺戮和殖民，這正是要求中國一切學西方的人錯誤的根源。
我反對盲目自大的民族主義，因為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的確有很多好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但這種借鑒只能是揚棄，不代表亦步亦趨、一步不差地跟在后面。比如關于現代化的概念，是否要像西方一樣通過實現工業化來達到今天的生活方式呢？我們姑且不論西方國家主觀上是否足夠善良地愿意看到中國的富足，僅從客觀條件上看，如果中國也達到西方國家的生活水平，地球早就毀滅了。因此西方定義的現代化到了中國，就必然存在著水土不服的問題。中國現在的房價這么高，交通這么混亂，不能不說是盲目追求西方生活方式的惡果。同樣的問題還在于我們的發展模式。韓毓海在書中對此進行了分析，他發現原本中國是一個封閉成熟的經濟體，那時候東南沿海和內地不存在貧富懸殊和產業落差，然而自從明朝時東南沿海成了外向經濟的前沿后，該地的一切資源都向從事出口生產的絲織業和陶瓷制造業傾斜，糧食等生活必需品反倒需要內地和四川等地的供給了。這就帶來了一個怪現象，本來最適合種植糧食作物、產量占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東南沿海地區，反倒成了糧食的凈輸入區，一旦發生全國范圍的大災荒，國家不崩潰才怪呢！這就是歷史上出口導向給中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的一個證明，可惜的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又一次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這條老路。此次金融危機發生后，出口導向對國民經濟的畸形影響再一次凸顯，工廠倒閉、民工失業、消費能力下降，為出口提供原料、能源、運輸、配套服務等各個行業無一例外地遭到重創，國家不得不開始強調拉動內需和改善出口產品結構的重要性。可是在百分之九十的知識產權掌握在西方國家手里的條件下，要實現出口產品的結構升級談何容易啊！
研判了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歷史后我們發現，這些國家按照西方開出的經濟藥方，并沒有帶來富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毋寧說是正好相反。一旦這些國家的個別派別以反西方的面目上臺，更是每每遭到西方國家經濟、外交甚至是武力的圍剿，直到發生類似“顏色革命”那樣的顛覆為止。所以很難讓人信服西方國家對于中國的批評是出于什么好心，中國應該有覺悟走自己的路。現在，中央已經意識到單純追求GDP的危害性，但是各級政府官員還沒有意識到，因此也就沒有做出相應的改變。有人把這歸結為地方政府與利益集團形成了攻守同盟，我覺得這只是一個方面，而且還是并不主要的一個方面。真正的原因還是對于發展的理解。一些年來，我們的干部已經習慣了接受西方給出的關于發展的定義，于是紛紛以經濟發展、GDP增長、人均GDP水平、城市化程度、第三產業的GDP貢獻率等概念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忽視了中國社會的穩定有其自身的特點和長期以來形成的定式，忽略了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并且始終強調的自己的“幸福指數”。說到地方官員與企業家的交往，我記得如今眾多人士為其伸冤抱屈的劉少奇同志，早在建國初期就提出了“和資本家交朋友”、“為資本家解決實際困難”的說法。如果我們同意那些熱衷于為劉少奇同志翻案的人士的觀點，認為這種說法是正確的和具有遠見卓識的話，為什么會把今天所有地方官員與企業家之間的交往，統統歸結為庸俗化的“官商勾結”呢？這不是很矛盾嗎？
說了這么多，目的只有一個，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一直強調“揚棄”，中國目前的情況，恰恰是“揚”的太多，“棄”的太少，而且是不加選擇地“揚”，和毫不猶豫地“棄”。究其原因，還是西方富裕生活方式的感召力，于是有些人一頭扎進西方的懷抱，到人家那里去享清福，另一些人倒是回來了，不過卻拿著西方的那一套對中國指指點點，稍遇一些反對的意見就給人家扣上“愚昧無知”的帽子。這些態度其實救不了中國，只能把中國的思想搞亂。這一點現在已經表現得越來越明顯了，需要堅定的予以矯正。
“棄”的理由說完了，還要說說“揚”。其實合理的“揚”正是建立在清醒的“棄”的基礎上的，這兩者之間根本就是一回事。只顧著“棄”，否認也需要“揚”，就滑到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泥坑里去了，對中國一樣沒有好處。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口號是“學習外國先進的技術和管理”。這個口號在今天看來說得真是太準確了，可以說是號準了“揚”的脈。具體說來，西方有這樣幾方面的經驗是值得借鑒的：
其一，一定程度、一定范圍內的自由市場準則。不要什么都由政府統著，像前蘇聯那樣，國民經濟計劃要用超級計算機來制訂，一個蘿卜一個坑，沒有一點靈活性，人的創造力如何體現？因此國家讓出一部分給市場，自己只充當規則的制定者（政府）和爭端的裁判者（法院），以及收入再分配時，保障在市場經濟中居于弱勢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和做人的尊嚴。這樣的社會才既有活力，又保持穩定。現在的問題是過度強調市場（監管缺失），爭端解決又不公平（司法不獨立和腐敗），低收入人群沒有受到保護（例如住房），重心偏離了，應該往回調一調。
其二，微觀層面的量化管理。西方總結出了許多衡量經濟健康度的指標，其中不乏一些很不錯的，可以引進我們的過程管理和決策形成，在量化的基礎上提高經濟活動的科學性和可控性。現在的問題是過份強調指標的強制性，沒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實際上是偷懶），同時忽視了在量化可控的時候需要伴以人文關懷，把西方的管理精華和中華文化的人本思想結合起來，重蹈了資本主義冷酷的發展覆轍。強拆中的自焚現象和富士康的“九連跳”事件，都是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共產黨在歷史上是最會做思想工作的，現在好傳統快丟光了。
其三，開放的視野和世界的心態。資本主義最早發端于海洋國家，天生具有開放的視野和世界的心態。無一時不在各地穿行，無一地不在考慮之內，這就很了不起。中國近代的落后挨打，和晚明皇帝的怠政以及滿清皇帝的自閉是息息相關的。用開放的視野看世界，別人的好和自己的不足才一目了然，才會有進步的動力。當然了，如果盲目地認為什么都好，什么都是拿來就好用的，甚至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西方的某些宣傳，那就是把自己的頭腦交給了人家，又回到“揚棄”的話題上去了。今天的中國已然開放，貿易和投資遍及全球各地，移民的腳印也覆蓋了幾乎所有有人的地方，每一次天災人禍都和中國有了關系，這就要求我們要有世界的心態，把自己當做國際大博弈中的一個主角，不再夜郎自大，更不能做縮頭烏龜。在人家用島鏈、用“C型包圍圈”對付我們的時候，也要學會在對方的腹地行棋，用海洋的眼光看世界。“來而不往非禮也”嘛！
其四，普遍的民眾參與和人文關懷。不論資本主義民主的出發點和實際效果如何，它確實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確實需要像易中天先生說的那樣，來個“只問結果，不問動機”。例如民眾的廣泛參與，其實就是一個執政者政策構想與老百姓實際需要的一次溝通交流，如果說西方的民主由于其先天就是為財團利益服務的，因而也就不可能結出民本主義的“果”的話，共產黨以人民利益為根本目標，有什么可害怕和群眾交流的呢？這樣不是更能實現執政為民的宗旨嗎？同時，經濟在發展，人文關懷更應該得到重視。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是人文關懷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在還沒有富裕的時候，與人為善、為人著想就很重要了。戰爭年代共產黨軍隊絕少有逃兵，到后期甚至能把俘虜兵即抓即補、即補即戰，就是因為人民軍隊處處做到了人文關懷。這些好的傳統為什么不能繼承下來呢？現在有些社區在搞和諧試驗，就是要讓人文關懷的陽光能夠照到社區里的每一個角落、每個人身上，這是一種很好的嘗試，也是文明中國應該有的表現。
其五，獨立的司法體系。司法體系不管是由哪個黨的黨員組成，其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社會公義。共產黨員就更該如此，因為社會公義和黨的利益應該是完全一致的。那些打著“黨的利益”行害民之實的，其實只是為了他們的個人利益。因此上，司法的獨立就非常必要了。你說你是什么不算數，得法律說了算。你覺得委屈，那下回你就更嚴謹，更準確了。這不但是懲戒壞人的利器，同時也是防止“好心辦壞事”的良方。中國的司法體系有歷史成因，有經驗教訓，但是現在問題大于成績，逐漸失去了公信力。作為社會發展的最后一道屏障，恢復公信力是第一步。但是中國人口龐大，法官的形成機制需要好好設計，維持其公信力的基礎其實還是經濟待遇，倉廩實而知禮節，對法官也是一樣。同時，不能盲目追隨西方的律師制度和陪審團制度，還是應該依靠法官的個人判斷，同時應該提倡友好協商，提倡訟前調停，恢復中國傳統之中的講理原則。
這些想法不盡成熟，只是初步感想，但不盲從、要揚棄的主旨是一定的。“縱有千古，橫有八荒”，上下左右都看看，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拿了你的面包，拒絕你的毒藥，避免上人家別有用心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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