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別”是對立之源——制造階層、民族、地域分別的政策可以休矣
“建設和諧社會”,總體來說是瞧準了病,但抓錯了藥。因為社會不和諧,所以我們才需要建設和諧社會。這三十多年來,是中國社會全方位對立狀態(tài)逐漸形成的過程。民族矛盾、地域沖突、階層對立,仇富、被富仇;仇官,被官視為“屁”;本地人、打工仔;四川人、廣東人;漢族,少數民族;內地人、香港人.....,各種劃分,各種圈子,各種排斥,各種利益,各種差異......,整個社會充滿了各種形式的對立。各種對立都在累積勢能,每個人都在對立之中選邊,非此即彼,沒有中間地帶——戰(zhàn)場上本來就只有前線而沒有中間線。對于一個處處是戰(zhàn)場的環(huán)境,印度神話之中稱之為修羅場。在修羅場中,每一種沖突,都會映射為修羅們內心的一種焦慮,各種焦慮編制在一起,就讓修羅們陷入狂躁之中,于是凈土化為修羅場。
之所以說“建設和諧社會”是瞧準了病但抓錯了藥,主要是因為“建設和諧”的隱含意義就是“社會處于對立態(tài)、沖突態(tài)”,而這正是此前各種改開政策必然會導致的結果。改革開放的思想起點源于一個最根本的判斷:階級斗爭次要論,而這條結論實際上是“階級矛盾熄滅論”的山寨產品,所以,打橋牌、打麻將、看武俠的人真的不適合搞理論工作。這就好比諱疾忌醫(yī)的人,本來受了點風寒運動運動、流流汗就可以好起來,但他非說自己沒病、感冒病毒根本就不存在,于是最終小病拖成大病,最后不可收拾。敢不敢正視社會現實,這是判斷一個執(zhí)政者合格不合格的基本標準。那么,總結改開之后的各種政策,有什么共同特點呢?無論是“讓一部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政策,還是“兩寬一少”的民族政策,或者是“經濟特區(qū)”的區(qū)域發(fā)展政策,這所有的政策后面都晃動著“分別”這兩個字。而“分別”是一切對立的根源,因此這三十多年來,我們一直都在制造各種各樣的“分別”。先富起來的個人,成了“先進生產力代表”,然后進政協(xié),階層差異就出來啦;依靠“三來一補”、免稅、減稅先富起來的地區(qū),成了改開的寵兒,要政策、要“試點”,就差要軍隊了,而一遇到形勢不妙立馬就要“騰籠換鳥”,將“低素質外來工”趕出去,地域差異就出來啦;而“兩寬一少”的政策非但沒有彌合民族矛盾,反而培養(yǎng)了少數民族的分裂情緒,都是這個國家的人民,為什么對有些人要“兩寬一少”?對于家庭來說這就叫“見外”,親人之間不需要“見外”,“見外”就絕對不是親人。國家法律不是兒戲,自己首先將法律當成了橡皮當成了兒戲,那誰還遵守你的法律?今日的民族之痛,又何嘗不是當年“兩寬一少”的結果,最讓人心痛的是,現在還很難糾正這個問題。
治理國家不能依靠散糖果。這個不乖給糖吃,那個在哭也給糖吃,這里不平衡了要給點糖,那里在鬧再給點糖,原本不鬧的看著鬧的人有糖拿于是也學會鬧著要糖吃......,真是亂哄哄的此起彼伏,東邊不鬧西邊鬧,按下葫蘆浮起瓢,左支右絀,滿頭大汗。原本是不用這么手忙腳亂的,只需要一點就夠了:以正治國。遵守憲法就是“正”,“四個堅持”就是“正”,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就是“正”,寫在憲法里,就別玩彎彎繞。以智治國國之賊,各種“分別”都是“智”的體現,都是在耍小聰明。想要社會和諧下來,那就別再制造社會分別。任何利益分別都可以制造出“二桃殺三士”的客觀效果,這是沖突之源。
建設和諧社會,正確的藥方是抬出憲法,擦掉上面的污漬,取消各種制造分別的政策,這樣不用費什么力社會自然就會平靜下來。順其自然,人民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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