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種方式更好,在非階級革命的變革中,第一種方式顯然是最好的,他能選出最優勢的領袖,同時,整個社會保持了穩定,改革能在原有的基礎上繼續進行,而后一種方式呢,我們看到,他必然帶來社會的大動蕩,生產的大破壞,在兩個種超級巨型的社會力量碰撞后,一切都被摧毀了,都要從頭開始,當初被迫作出選擇的追隨者被勝利方清洗掉,這是文化與物質的大浩劫。還不止此的是,一方為了取得勝利,不得不與第三方,第四方取得聯系,以爭取更多力量支持,賣國行為在所難免。朱元璋為取得政權,不得不與元統治者暫時的聯合,蔣為打敗毛,不得不與日美聯合起來。這不僅是有必要,更為重要的是,當時的政治生態,為他們去爭取這一力量支持提供了條件。
在相對穩定的發展期,決斗模式優于群斗模式似乎預示著西方的民主制度優于東方的威權主義。但是,袁世凱在總統選舉時,他可以派出軍隊包圍國會,改變選舉結果,這在西方會出現嗎,我只能說,現代西方世界沒有出現過。說明,中國近現代在向學習西方民主過程中,他的成功缺少了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現代的政治生態。沒有現代政治生態的現代民主,就如沒有保持中立的群眾,那么領袖的決斗就成了群斗,那么,這個民主就不現代了。袁世凱的賣國行為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
菲律賓的現狀證明了這一點,他們同樣全面照搬了西方的民主,但輪流執政的競爭并未僅僅在領導人之間進行,每一次政治更替,都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動蕩,同樣的,他們缺少一個現代的保持中立的政治生態。但并不是他們不愿意建立這樣一個良性的政治生態,而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會讓這樣一個先進的現代的政治生態在這些國家存在,為他自已制造一個敵人,美國輸出了現代的民主,卻不輸出現代的政治生態,所以,他輸出的只是半封建與半殖民地。
我們看到,不論是在中東,還是在南亞,不論是在非洲,還是在南美,美國都在試圖輸出西方的民主,卻捂住現代的政治生態不肯放生,他有意坐視新興國家動蕩不安,內部紛爭,從而為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殖民統治該地區和國家打開了方便之門。
當然,為了對抗美國的意識形態的侵略,一些國家找到了他們生存的道路,那就是威權主義,在國際上,我們會發現一個較奇怪的現象,多數反美的國家,都實行威權主義,多數威權主義國家,都反美。他們似乎是互為因果的。威權主義者巧妙的拒絕了西方式的民主,他們中的一部分,通過強勢的領導力,在這個國家建立了現代的政治生態,并用這種領導力,構筑一個堅硬的保護殼,阻止西方國家的文化演變。當然,另一部分強勢的領導者利用他們的領導力,在防止西方文化侵略上做了些貢獻,但在構筑現代政治生態上他們做得很少,走得很難,前者如新加坡,后者如中國。
沒有強勢的政權,無法阻止西方的文化侵略,那么現代的政治生態也無法建立,國家淪為西方殖民地。有了強勢的政權,而不去積極構建現代的政治生態環境,同樣免不了被西方國家殖民統治的命運.在西方民主的壓迫下,像中國、俄羅斯以及中東國家,只要有條件,都選擇或者重新走上了他們威權主義的道路,中國選擇一黨執政,是必然的,但一黨執政與多黨制度并不相沖突。當然,選擇了威權,卻以此為借口,拒絕建立起現代的政治生態,這同樣是一場民族悲劇。
近代資本主義國家誕生時,民主制度與現代政治生態并不是同步存在。這與當代的不同,當代國家,如果沒有現代政治生態,所謂的現代民主也不過是境花水月。為什么存在這種差別呢。英國在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時,公務員并沒有從國家政權中中立出來,而是由權貴“恩準”產生,腐敗之風甚行,但英國的外部環境與我們不同,在當時的世界,沒有那個國家對他構成現實的危脅,他落后的政治生態在當時是先進的。當英國成功建立起了現代政治生態,此后在世界范圍內,每一個新興國家的現代政治生態誕生,都不是他心甘情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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