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公民社會是個啥？

    公民社會這個詞近年來在中國比較熱，也被一些人設計成中國改革道路的一個重要階段。但是，某些精英在公民社會概念上的匠心巧用，未必能使大眾清晰地了解，因此，本人簡單說一下。“公民社會”這個詞聽上去像是講個人，“公民某某”的大標題也的確造成了這種印象。事實上，所謂公民社會不是指個人的、私人的，而是介于國家和個人之間的一個社會空間。
    “公民社會”的概念在西方出現于啟蒙運動時代，它區別于人類早期無政府狀態的“自然社會”，也區別于權力集中的“國家社會”。雖然西方“公民社會”的理論能找到古希臘案例，但這就如同“民主”把自己的根須延伸到古希臘一樣，它的真正興起是在歐洲啟蒙運動時代。它當時強調的內容之一便是，公民社會要與國家政治分離。例如，直至今日還有人提出要通過法制來保障公民社會：反對國家對公民社會內部事務的隨意干涉，強調要從法律上劃定國家權力和國家行動的邊界，確保公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使公民社會成為一個真正自主的領域。
    歐洲早期的公民社會簡單說就是把市場經濟當成公民社會的核心，因而要求它獨立于國家政治，類似今天市場經濟擺脫政府干預的理論。后來，公民社會理論有了變化，經濟領域從公民社會中分離出去，那么，公民社會還剩下什么？簡單說就是各種社會組織，例如行會、協會、NGO，并突出強調它們不代表政府或國家立場，而是相對獨立于黨政權力系統。于是我們看到，前不久廣東省有關領導說要開放社會組織，實際上就是配合公民社會在中國的改革步伐。
    然而，當今在中國主張或推行“公民社會”的人，他們所要的“公民社會”究竟是什么？值得我們認真觀察。前面說了，“公民社會”理論上要求獨立于國家政治，但是，有不少中國精英把鄉村選舉都當成是公民社會，那么，選村長如何才能與國家政治分離、獨立于黨政權力系統？在我看來，把鄉村自治鼓吹成公民社會、又把烏坎模式樹為國家樣板的人，實際上是在偷換概念：把公民社會完全獨立于政治的要求，偷換成獨立于當今中國執政黨的政治，實質上是建立另一種政治。村民選舉村委會被描繪成“公民社會”，實際上也在偷換概念。公民社會其實是指社會組織，村委會之類看起來也是社會組織，這正是他們偷換概念的地方。真正符合公民社會的社會組織應該是自愿的，那么，村委會組織是自愿的嗎？從有些人可以棄權、可以不參加來說，它也像是有自愿的成分。但是，社會組織的自愿在于，我可以參加，也可以不參加。然而，村委會選舉的權利和義務是所有達到法定年齡者及相關條件者的權利，從本質上說，村委會組織不存在是否加入某個社會組織的“自愿”問題。因此，村民選舉、鄉村自治與政治是有關的，不屬于“公民社會組織”的范疇。利用“烏坎模式”將其鼓吹為公民社會的楷模，并將其樹為國家樣板，無非是要從基層開始脫離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領導，兌現另一種與國家現行政治不同的政治。
    提倡“公民社會”的人提出“三元架構”的社會，即國家政治、市場經濟、社會組織（公民社會），他們所要的結果是什么呢？關于市場經濟人們已經很熟悉了，他們所提倡的無非是“看不見的手”自己會管理市場經濟，國家政府不用管，管了只會壞事。如果我們再看到他們把各種社會組織也變成獨立于政府的公民社會，那么，政府還剩下什么呢？如果說一點都不剩也不對，某些專家已經說了，黨政權力自己也有利益，所以管好你們自己的那塊利益就行了。這種看起來也挺體貼國家政府的分蛋糕法，實際上是在釜底抽薪，徹底架空國家政權，使政府權力與社會完全脫節甚至對立。胡錦濤主席最近在中央紀委十七屆七次會議上指出腐敗對于執政黨的嚴重危害性，同時指出共產黨應時刻不忘與群眾的魚水關系，要取信于民、問計于民，與群眾同呼吸、共命運。我們看到，公民社會作為“三元架構”之一，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破壞胡錦濤主席所強調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這一理論雖然也打著胡錦濤主席曾經指出的“社會管理創新”的旗號，但實質上是拉大旗作虎皮，其“創新”所要的結果就是獨立于現在的國家政權。
    公民社會組織在與市場經濟剝離后，還要求是“非營利性”組織，即，不把獲利當作主要目的，而是把謀取公共利益和提供公共服務當作首要目標。它的獨立性包括組織機構和管理機制，包括獨立的經濟來源，尤其要在經濟上獨立于政府。這些聽起來有點空洞和枯燥的術語是什么意思？實際上就是在市場經濟從政府手中拿走權力之后，再由公民社會組織從政府手中拿走其他的職能，因為，公共服務本來應該是由政府提供的，現在轉為社會組織來提供，等于架空了政府。有人說的更明白：以前老百姓有事上訪找政府、找領導，未來公民社會成熟后，就不要找政府、找領導了，只要找公民社會組織就行了。某位于姓公知現在所做的，正是這件事情。這一行為的本質就是將所謂公民社會組織逐步政黨化，以便為今后多黨輪替制、多黨競爭制打下基礎。
    政黨雖然是非營利性的，但政黨也要有“獨立的”經濟來源。前不久的AVV被罰款事件已經讓我們看到了那些還處于雛形狀態的公民社會組織的籌款能力，這一能力預示著他們朝著政黨化的道路有所接近。此外，當今世界所有打著公民社會旗號的社會組織，其經費來源號稱是獨立的，其實都未必。在AVV事件中，所籌之款主要來自中國國內，但是，世界各地有相當大一部分公民社會組織所需要的運行款項，都來自于西方國家，甚至只是某一個西方國家的政府。因此，這也讓公民社會組織的所謂“獨立性”變得十分虛偽。其獨立于政治，無非是投靠另一種政治。
    對于西方國家來說，公民社會的理論已經提出很多年，到今天，其理論和實踐都經歷了許多變化。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在啟蒙運動之前處于等級社會的狀態，由于那時候人與人之間不平等，也就沒什么普遍“公民”，更沒有“公民社會”一說。直到啟蒙運動以及法國大革命等資本主義革命之后，等級制度被推翻，進入理論上人人平等的平民社會，才有“公民”一說，才能進行“公民社會”的實踐。這一方面可以看成是西方社會自身的進步，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看到，西方社會對此毫無經驗，只能摸索。二百多年來，公民社會理論不斷變化，實踐不斷修正，至今依然沒有成熟的“公民社會”形態，都是因為西方在摸索嘗試中有得有失，仍在摸索。對于中國來說，西方人的“公民社會”并不是先進，而是落后。
    我已多次指出，中國早在秦始皇時代就在全世界率先進入平民社會，因此，對于西方所苦苦探索的“公民社會”建設，中國有著二千多年的歷史經驗，正反兩方面都有。比方說鄉村自治，絕不是來自西方的“先進”，而是在中國歷史上早已有之的成熟經驗，包括各種各樣的自愿性社會組織，在中國歷史上也很常見、很發達。近年來，秋風等學者指出，儒家宗族社會就是歷史悠久的鄉村自治，就是中國傳統的“公民社會”。由于此主張與精英們膜拜西方的“公民社會”主張極為不符，秋風等人的這一主張也遭到精英們的輪番批判。但這種無知的、帶有偏見的批判，并不影響秋風觀點的正確性。公民社會形成的原理是：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其中一部分與國家政權直接發生聯系，一部分保留在民眾那里；基層民眾組織起來，自己運用好這部分保留的權利。因此，從本質上說，公民社會獨立于政權只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它是在政權的統一原則下，例如道德、法律，民眾部分權利的集體性自覺使用。如果這種自覺使用與政權的統一原則發生沖突，輕的可以調節，重的就必須糾正。否則，一個政權將無法維持。
    王紹光先生幾年前指出，西方歷史上的一些社會組織，如意大利黑手黨、日本奧姆真理教、美國三K黨等，都是獨立于政府的社會組織，也都有獨立于政府的經濟來源。它們的社會效果有目共睹，并不是所謂“公民社會”的光彩。王紹光先生對此現象沒有展開。在我看來，這就是因為西方平民社會的歷史太短，沒有經驗，因此，它的公民社會常常變成政府失控的黑社會，因而不得不遭到政府的打擊。而在中國歷史上，大量民間組織主要都是良性組織，如果說也有呈現黑社會的傾向，主要是西方進入中國以后的事情，尤其在鴉片戰爭之后。關于這一問題，本文不做展開。因此，如果不能認清這一點，空喊“公民社會”獨立于政府，很容易就成為現代黑社會的沃土。當今中國在一些鄉村選舉中，有賄選等類似傾向，原因也正在于此，即：傳統的基層自治模式缺失，引進西方幼稚的模式，未能實現良性的基層自治。
    中國歷史上雖然像秋風先生指出的那樣，早就有成熟完善的公民社會，并不代表中國歷史上“公民社會”的方式就能完全被現代采納，畢竟，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例如，過去的農業社會形態已經削弱，近日，中國的城市人口有史以來第一次超過了農村人口。再如，媒體、輿論是否作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也是有爭論的。不管爭論的結果如何，至少，媒體和輿論的形態，在古代是沒有的，或者說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雖然中國有幾千年公民社會的歷史經驗，簡單照搬到今天，也未必合適。然而，社會體制、社會管理，不從歷史悠久的中國傳統中尋找經驗，一味從尚在摸索階段的西方幼稚制度中照搬，其結果往往會事與愿違。
    現在的流動人口成為社會管理的一個弱項。但在中國歷史上早就有成熟的辦法，例如北京尚有遺跡的各地方“會館”，就是當年流動人口自我管理的公民社會組織。這一方式今天依然可以借鑒。如果沒有這種社會組織，大量流動人口為了在新地方尋找社會依靠，便經常投入西方宗教、秘密教會組織的懷抱。當然，在某些精英看來，這也是他們所希望的公民社會的一部分，他們希望這種方式借著宗教自由的名義，可以獨立于中國政府。南方某報曾經宣稱西方宗教在中國的信徒數量已經超過中共黨員，本質就在于：利用這種方式，形成一個超過共產黨的社會組織體系。我認為這是西化公民社會在當今中國孕育的一種社會危險。我更希望在各大城市流動人口集中的地方，建立由政府指導和自治管理相結合的現代“會館”，可以稱之為“同鄉會”、“聯誼會”，并盡量使其本地化，加強流動人口與本地居民的溝通，加強原籍地和所在地的溝通，以實現流動人口的社會組織化的有效管理。總而言之，公民社會并不是壞東西，但是，某些人將其變為“西化”的一個重要步驟，以實現他們在政治體制上的西化目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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