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7日，《人民日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發表了題為《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 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葉劍英說：主席說，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第一是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為了戰備。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戰爭動員。
1966年12月21日毛澤東會見波蘭共產黨臨時中央的揚力說：還要反對我們黨內的修正主義，不然的話，再過多少年，中國的顏色就變了，到那時就晚了。我們的80%的黨員是 1948年以后入黨的，有些是資產階級的投機分子。領導機關對他們毫無辦法，他們就怕紅衛兵。抓住整個階級斗爭和還沒有完成的反封建主義的斗爭、孔夫子的影響。他們灌輸帝王將相觀點，灌輸資產階級法權思想。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屆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里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里。過去領導工廠的，不是沒有好人。……但是，他是跟著過去劉少奇那條路線走，無非是搞什么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么獎金，等等”。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斯諾談話。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毛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里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拋掉的是百分之一、二、三。”
黨員隊伍中“有些是資產階級的投機分子”；工廠“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里”；學校教員“全部用國民黨的”；“還沒有完成的反封建主義的斗爭”；這種占有相當數量的社會基礎一旦同中央的修正主義關聯，“中國的顏色就變了”。對于黨內的修正主義，毛澤東表達了相當的憂慮：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地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毛澤東傳1949—1976》P.1390）
面臨這樣的事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有四個理由。1.過社會主義這一關；2.反修防修；3.戰備；4.抓革命促生產。1、2，可以合成一個原因，最終為三個原因。如果在黨團結的情況下完全可以通過另一種選擇解決上述三個問題。但由于“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的事實存在，毛澤東認為黨已經被一批修正主義分子分裂，事實上需要重建黨。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會見胡志明說：一個黨不分裂，沒有那回事。文化大革命是從去年11月開始的，已經7個多月了。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引起警覺還是23條”。1967年1月17日毛澤東會見馬來西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說：同劉少奇的斗爭是從1964年夏天開始的，1965年制定的23條就是這場斗爭的結果。圍繞23條的斗爭，促使毛澤東下最后的決心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5日，毛澤東說道：“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毛澤東傳1949—1976》 P.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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