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7.20”事件，在我讀到的一般文革愛好者的歷史言說里，是一場傳奇，記得似乎是葉永烈或者其他什么人，為此專門寫過一部紀實文學作品，把它加以特別渲染，突出其混亂不堪又驚心動魄的一面，還將它與當年“西安事變”相聯系；其他許多人更是將這一事件作為一份談資掛在嘴上，陪伴他們茶余飯后吞云吐霧，其中不乏對于“百萬雄師”的英雄壯舉的贊美和毛澤東“倉皇出逃武漢”的狼狽不堪的幸災樂禍。
另一方面在我讀到的嚴肅的文革史研究中，這一事件是被當作一個非關鍵事件來處理的，其重要性甚至還比不上早于其約五個月發生的“二月逆流”事件，或者不如其后不久發生的外交部“91名外交官大字報事件”，更沒有人把這幾個事件放在同一個思維鏈上加以考察。在李捷等人以《決議》精神做絕對指導完成的《毛澤東傳1949-1976》里，這一事件也只是占有不多的篇幅，他們著重的是其發生的大致過程，突出的是陳再道受到了不公正對待，強調的是毛澤東在這一事件上反應過度，做了不切合實際的聯想，產生一個“兵變的錯覺”，才打破他1958年以來不坐飛機的慣例，匆匆離開武漢飛赴上海，還給林彪江青等人找到一個試圖整死陳再道的借口。
但是，歷史真的是這樣嗎？本文作者右而左對這一事件也反反復復多次做過嚴肅認真的解讀和闡釋，將其放到文革中發生于這一事件前后的諸多其他重大事件的連貫的事件鏈上，進行思想鏈的連接，得到的結果與見諸于以上各種文字的結果，大相徑庭。在我個人的文革歷史敘事中，這一事件對文革進程所產生的作用力，為文革中其他任何意外事件，或者派性沖突事件，或者高層領導集團內部直接政見對立爭端事件，如譚震林陳毅等大鬧懷仁堂的“二月逆流”事件所不及，其背后隱藏的不但是許多不可告人的干擾文革的系列政治陰謀，而且也裝載了毛澤東一顆以民族前途為己任，不讓人民生靈涂炭的偉大無比之心和老人家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后，將此事鑲嵌在文革的整體戰略中，對于歷史“周期律”一次史無前例的局部性突破。
這也就是說，這一事件的歷史意義被歷史敘說者有意無意的掩埋了，必須有人去把它們發掘出來。本文的目標就在于此，它從一扇一直關閉著的思想的窗口，拋出一個思想的磚頭，期望引來百家爭鳴，百玉爭輝。
二
為了照顧那些對史料認識不足和對史料闡釋能力不足的朋友，幫助他們加深對本文的理解，我依據李捷等《毛澤東傳1949-1976》，把記載這一事件的、散落著的、對于一般讀者來說可能很不起眼的材料，按時間順序剪連在一起，必要時加一點點連接說明，組成一個關于“7.20事件”的基本事實的連貫畫面或者場景。對這一事件的各種表述很多，但基本事實無出我剪連的這些文字，作為嚴肅的歷史解讀者，要關注的只能是這些基本骨干事實，而不是任何其他非骨干的細節的東西。細節的東西是考古者的愛好，同時也是各種歷史窺隱癖史學家們的下酒菜，與本文無干。
史料：“7.20事件”
1967年7月13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林彪以及文革小組成員并蕭華楊成武開碰頭會，對已經進入第二個年頭的文革發表意見。毛澤東說，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明年結束。同時，他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看看，了解北京以外文革的具體進展。都說亂，到底亂到什么程度，毛澤東想自己實地考察一下，做到心中有數。與會者以武漢太亂為由，多不贊成毛澤東去武漢，但毛澤東還是要求楊成武隨行，汪東興立即準備好專列，并通知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鄭維山隨行，以便火車上好談河北省的問題。
當晚，周恩來飛赴武漢，安排毛澤東在武漢的住處。
7月14日凌晨毛澤東專列離京，隨行的有汪東興，楊成武和鄭維山等人，抵達武漢后，按周恩來的安排，毛澤東下榻東湖賓館梅嶺一號。先期到達的周恩來本人住百花一號，從成都被叫來匯報工作的謝富治，王力住百花二號，陳再道和鐘漢華（鐘時任武漢軍區政治委員）也被要求臨時搬到東湖賓館，住乙所。
毛澤東進入武漢之后發現的第一個事實是，到處都有“打倒陳再道”的標語，進入東湖賓館住所后，發現另一個事實，賓館服務員也分成兩派，需要周恩來來做說服工作，才有兩派的人聯合起來清理弄得不像樣的房間。（讀者注意，這是為毛澤東等人準備住所，不是一般人員）
陳再道，時任武漢軍區兼湖北省軍分區司令員，當年是“劉（伯承）鄧（小平）大軍”挺進大別山的主力之一第二縱隊的司令。（讀者稍加注意這個歷史淵源，部隊不同于地方，這種淵源往往有非同一般的力量和意義）。
7月17日，毛澤東聽謝富治，王力匯報工作，在座的有周恩來，楊成武，汪東興，余立金（空軍政治委員），鄭維山。毛澤東告誡大家，對紅衛兵不要怕，不管哪個派，都要“借用我的招牌”。
7月18日毛澤東在住處約見陳再道和鐘漢華，在座的有以上諸位另加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談話中，毛澤東強調湖北省長張體學是可以用的，主要要做軍隊工作，軍隊支持“百萬雄師”；毛澤東還批評了陳再道，鐘漢華，要他們到群眾中去，同時毛澤東也批評了紅衛兵的過激做法，還順便批評了中南海紅衛兵批斗劉少奇那樣搞法不對。會談后，毛澤東送陳再道到走廊上，并說笑著招呼服務員，叫他們不要再“打倒陳再道”。
當晚，周恩來回京。
7月19日，“百萬雄師”幾十輛拉響警報的消防車和上百輛大卡車沖進軍區大院，要軍區回答：王力為什么把“百萬雄師”打成保皇派，又憑什么把其他幾個造反派組織封為革命左派？陳再道鐘漢華為什么要當投降派，承認犯了路線錯誤？此事起因是王力謝富治此前于7月14號接觸百萬雄師的時候，批評了百萬雄師的頭頭，又對水利電力學院等幾個造反派組織給予了肯定，以及上述毛澤東約談陳再道鐘漢華。
7月20日拂曉，200多人到東湖賓館百花二號，強行要見王力，陳再道和謝富治把見面時間定在下午。這些人正要離開的時候，另有幾百人，主要是部隊戰士，強行闖入東湖賓館，毆打了陳再道本人，把王力抓到了軍區大院。當時，沒有人沖進毛澤東下榻的梅嶺一號，但打人抓人的混亂場面，顯然不會沒有引起毛澤東感官視覺的注意或者其他人員報告毛澤東。
（決議指導下的《傳》說）事情發生后， “毛澤東產生了‘兵變的錯覺’”，錯誤認為是陳再道和“百萬雄師”策劃了一場“暴亂”。
于是，毛澤東決定離開武漢。
這就是一般所謂“7.20事件”。
右而左關于百萬雄師和陳再道的一點補充說明：
百萬雄師，一個當年在武漢影響最為巨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主要受到軍隊的支持，后臺可以簡而言之是陳再道。1966年文革開始后，隨著紅衛兵登臺，受到毛主席支持，軍隊里有人用槍桿子對待學生，毛澤東即時加以制止，讓中央發出了《關于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的文件。此后，軍隊不敢公開反對學生運動，于是，挑動一般群眾和工人去斗爭和打擊學生，就成為一個新型的干預和破壞毛澤東文革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說，自那以后，軍隊，具體說是某些軍隊高級干部，隱身在許多工人組織之后，百萬雄師就是這樣的一個工人組織。
陳再道臉上有麻子，當年許多人都叫他“陳麻子”。關于此人在改革開放之初的種種卑劣行徑，參見葉文福長篇敘事散文詩《將軍，請不要這樣！》，葉文福在80年代是最為青年人崇拜的湖北籍中年詩人，閱歷豐富，激情四射，理想高遠。其詩因為揭露復出高級干部的腐化墮落，受到青年人喜愛，在給作者贏得榮譽的同時也給作者造成巨大政治麻煩
三
王（力）、關（鋒）、戚（本禹）是文革小組主要成員，也是毛澤東一直倚重的四大秀才之三（另一個是自殺了的田家英）。“7.20事件”之后，毛澤東在人事上最為重大的舉動是先拿下王、關，繼而拿下戚本禹。這對毛澤東本人文革戰略的實施是巨大的損傷。毛澤東為什么要這樣做？他當時到底怎么想的？這是一個很“歷史唯心”的問題，但是，卻又有很多“歷史唯物”的證據做為線索，幫助加以解讀。
先看一看“7.20事件”發生后短時間段里事件的進一步展開，即王、關、戚三秀才是怎樣被拿下的。
事件發生之后，在北京的“林彪，江青聯名寫信”，說武漢不安全，要毛澤東及早轉移，并令總后勤部邱會作急赴武漢將信送交毛澤東。
7月21日凌晨，周恩來飛赴武漢，安排當天上午11時專機，讓毛澤東飛上海，抵滬后下榻虹橋賓館。這是毛澤東自1958年以來第一次打破不坐飛機的慣例，從這一點就足可以看出這件事對于毛澤東來說嚴重到什么程度。
毛澤東就此中斷了7月13日決定要做的實地考察，在上海居住了約兩個月時間。他在住所閱讀文件，報紙，接觸幾個可以接近到他的聯絡人，據此了解國內和國際局勢。聯絡人中最為關鍵的人物是楊成武，楊成武和陳再道解放前不認識，但解放后私交不錯。
與此同時，全國動蕩加劇。
在北京則有林彪和江青指斥陳再道為“7.20事件”罪魁禍首，定性說，這一事件不光是武漢的問題，而是全國性問題，是“帶槍的劉鄧路線”（讀者注意這一提法，它非常關鍵），由于毛澤東本人對陳再道的保護，事后陳再道毫發無損。
8月1日《紅旗》雜志，發表建軍40周年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紅旗》就是現在的《求是》雜志的前身，《紅旗》改為《求是》是小平同志“實事求是”工作作風的一個具體體現）
8月7日，王力在外交部發表講話（史稱“王力八七講話”），矛頭對準陳毅，說“陳毅為什么不能揪？”。王力講話，在外交部引起軒然大波，引出了諸多事件，如保陳毅的“91名外交官大字報事件”，8月22日，外交口的造反派和紅衛兵組織沖擊并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釀出建國以來最嚴重外交事故。這些此處按下不表。
不久后，毛澤東就此事批評王力，說他前一次在武漢解決“百萬雄師”的問題時就自作主張，不先同部隊講好，做好部隊工作，就急急忙忙到群眾中去表態，有偏向，又不找毛澤東本人商量，“捅了一個馬蜂窩”。
8月25日，周恩來在北京約見從上海毛澤東那里回來的楊成武，讓楊成武將“王力八七講話”專送毛澤東，并附言說：“揪軍內一小撮，這樣下去怎么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是中央威信不能動搖，一是解放軍威信不能動搖”，楊成武在周恩來約談的當天上午飛回上海。
聽過楊成武匯報和轉來的周恩來的話之后，毛澤東對楊成武說：
“成武啊，先回去休息休息吧。我考慮考慮。”
次日上午，毛澤東找來楊成武，對他說：“我說你記”：
“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革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你回去告總理馬上辦”
當楊成武記錄完走向客廳的時候，毛澤東又把楊成武叫住說：
“是不是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他做檢討，爭取一個？”
楊成武當天見到周恩來，當晚，周恩來在釣魚臺召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開碰頭會，傳達毛澤東指示，隨后將王力和關鋒隔離。后來在毛澤東另一次指示后抓了戚本禹。
四
剛才提到“7.20事件”發生后，毛澤東東到上海住了兩個月，沒有馬上回北京。毛澤東作出解決三秀才的決定就是在這個時候做出的，而且以上也看到，對他們三人毛澤東欲舍還念，欲“殺”還留，在深思熟慮決定已經作出，第二天楊成武筆錄完他口授的決定，要離開之時，毛澤東又叮囑了一句“是不是考慮一下，暫不動戚，要他做檢討，爭取一個”。毛澤東這是怎樣一個復雜的心理，已經躍然于楊成武筆端，也再現在這里我的讀者的眼里和心田。
這不是一個被后來說成是搞“個人崇拜”到了極點，絕對獨裁專制，絕對掌握著權力，絕對掌握著軍隊，被加了“四個偉大” 桂冠的最高領袖，本應該有的猶豫不決。
這只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當時毛澤東并不掌握著絕對權力，對軍隊的指揮權至少也有一半已經旁落，有人在鋌而走險，要行使那一半的軍事指揮權，而毛澤東不打算用一半對一半，造成國家分裂，所以不得不委曲求全，主動斬殺自己的臂膀，和對手達成諒解；第二種解釋是，毛澤東掌握著全部的權力，但他知道要慎重使用這種權力，不打算在這樣一個復雜的局面下，正常使用（更不用說過度使用）這種權力，而主動選擇了收斂性使用這種權力，以避免事情進一步復雜化，對國家對人民不利。
退一步講，或者作為以上兩種解釋之間的一種過度性解釋，即使毛澤東掌握著全部的軍事權力，有些人還是會只考慮個人利益，置國家分裂于不顧，向毛澤東本人所代表的文革派，也就是幾乎等同于對毛澤東本人，實施軍事冒險，以阻斷文革的繼續進行，而毛澤東作為國家和人民最后的最根本的保障，他顯然要對國家和人民負責，防范這些冒險家們的軍事冒險。
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它們最后導致的結果是一樣的，即都迫使毛澤東作出了實際作出的唯一正確的決策，只是帶著深深的遺憾、悲傷和猶豫。
這個唯一正確的決策，沒有任何其他人能夠做出，只能是毛澤東這樣一位洞察了人類全部歷史的前因后果，心中裝著周期律的歷史巨人，才能做出，倘若換成另外一個人，就不能做出這唯一正確的決策，后面要借鑒的太平天國“天京之亂”，洪秀全及其手下諸王做法，為我這樣排他性的結論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支持（詳見后文）。
毛澤東在發動文革的時候已經預想了各種結局，在文革被?；逝蓢乐馗蓴_進入高動蕩期之時，毛澤東也一再說過，無非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一是大聯合，一是大分裂。他這是告訴所有和他談話的人，也就是告訴全國，包括告訴他的志不同道不合的政治對手，他還一再強調，他是考慮過最壞的打算的，也就是不怕天下大亂，天下分裂。這個打算，也反映在他較早前準備發動文革的《重上井岡山》的詩句里。
不怕重上井岡山，不怕分裂的高遠謀劃，是作為一種戰略威懾提出的，如果它對于對手沒有取到戰略威懾的實際效果，這個分裂實際就擺在了眼前的時候，那么作出讓步的必然是毛澤東本人，這不但符合他一貫的軍事思想，也完全吻合他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真心為人民謀求精神和肉體的雙重解放和雙重幸福的一貫立場。換句話說，只有他才是最終對國家和人民負責任的，沒有哪個冒險家會跟他一樣。這從較早時候譚震林等大鬧懷仁堂的的“二月逆流”事件上看得清清楚楚。懷仁堂上，潭震林大罵：“什么群眾群眾，老是群眾，還要不要黨的領導”，他把群眾和黨公開對立起來，自己則以黨自居，這和去年熱鬧一時的“你是替黨說話，還是替群眾說話”是不是如出一轍？歷史的聲音就是這樣的跨越時空，不停的在當下人民的耳旁回蕩。
譚震林接著罵完其他話之后，就要揚長而去，遭到周恩來阻攔。譚震林這樣的不顧群眾的行為，得到了許多人心中“完美英雄”的陳毅，陳大元帥以及其他如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等老帥們最為有力的支持，而在座的周恩來除了挽留譚震林繼續大罵之外，就是……（留下不表）。朋友們看到這里，是不是可以讀出我寫那個《相信群眾……右而左邏輯等式求“解”》一文的深刻含義？
五
我以為，毛澤東在上海的兩個月內作出斬掉三秀才，故意給對方示弱，以此開始穩定全國局勢的戰略大決策之前，是把中國歷史上歷次農民革命做了全面的回顧，也對自己所領導的這一場以農民的犧牲為最大之犧牲而完成的現代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做了一次全面的檢閱，重新回顧了他和黃炎培早年關于周期律的“窯洞對”，再次確認了他領導的這一革命不同于以往歷史上一切農民革命的本質意義，更加堅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按照既定方針毫不動搖的走向社會主義的決心。
進而我以為，在具體的歷史事件上，最最影響他、最最警示他作出正確決定的直接的歷史悲劇，莫過于太平天國的“天京之亂”。太平天國對中國近代歷史的意義非同其他革命，也不同于其前一切農民運動，其對于中國歷史和文化以及經濟秩序都是一次空前的翻動，但它的局限性也盡在其中——這在后文略談的《天朝田畝制》中具體的體現出來——終歸也沒有最終逃過周期律。
毛澤東早在30年代，在中國涵蓋國統區知識分子在內的知識界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中，背負延安窯洞的脆弱的石塊，借著窯洞里昏暗的燈光，發出堅不可摧、擲地有聲、光明普照之絕響：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從此，中國關于近代社會性質的討論偃旗息鼓，直到今天，老人家這個定性依然是一切中國人展開中國近代歷史言說和學術討論必然借助的學術體系基座和坐標軸心。因此，我確信，毛澤東在那兩個月內，一定系統回顧了太平天國革命，而“天京之亂”則對他的心弦有非同一般的撥動。
史料：“天京之亂”
直接亂因：
天王王洪秀全和東王楊秀清權力之爭。
太平天國革命早期，楊秀清在太平軍多次處在嚴重危難之際，而洪秀全又不在危難現場的時候，裝神弄鬼，借上帝附體，替“天父”代言，穩定住了軍心，強化了軍隊戰斗力，屢次化險為夷，解救了太平軍。出于軍事上的考慮，洪秀全承認了楊秀清的“天父”代言人特權，常常也要跪在楊秀清的面前，聆聽“天父”教誨。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就是現在的南京）之后，楊秀清居功自傲，居然利用“天父”代言人的特權，假托“天父”意志，要洪秀全封他“萬歲”。這不說是公開篡位，也是要求和洪秀全平起平坐的舉動。
事發經過：
1856年9月2日，北王韋昌輝從江西前線率領三千精銳秘密回天京，在楊秀清沒有防備的情況下，攻進東王府，殺死楊秀清，隨后在兩個多月的時間內，殺死楊秀清部下和群眾2萬余人。
當時在天京的翼王石達開，反對韋昌輝的叛亂，韋昌輝就也想殺掉石達開，石達開便逃離天京，試圖在安徽組織兵力殺回天京，此時洪秀全已在天京城內對韋昌輝發動反擊，經過兩天交戰，以殺韋昌輝并200來人的代價迅速鎮壓了叛亂，隨韋昌輝被殺的有當初協助韋昌輝血洗東王府的太平天國重要戰將秦日綱，秦日綱參加過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義，是太平天國元老之一，入天京后被封為燕王。
這就是所謂“天京之亂”。
韋昌輝叛亂是否受到洪秀全的暗中指使，無可考證。
變亂本身無非一場歷史上農民革命軍內部史無前例的互相血腥殘殺，不值得深思，甚至彼此的攻防掠殺戰略也因為變亂的性質的不光彩而顯得那么骯臟。
需要深思的首先是它的起因，這不是本文要細致考慮的，我只簡單一句話概括之：封建帝王意識和小農經濟意識導致了這場變亂。封建帝王意識體現在洪秀全大搞稱帝封王，還頒發“天王詔書”推行封建等級制的“太平禮制”，小農經濟意識則體現太平天國的綱領文件和國家藍圖設計“天朝田畝制”之中。以上“直接起因”是這個根本起因的具體表現。
再需要深思的就是：
變亂的后果：
這一場變亂，直接后果是高層領導集團的分裂，統一領導沒有了，同時造成大量將士罹難和一般群眾的無辜犧牲。變亂后，石達開于1857年5月脫離太平軍獨立行動——有點類似張國燾分裂紅軍。
天京變亂前，太平天國早期領導人南王馮云山，西王肖朝貴已經戰死沙場，變亂中，死了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1862年洪秀全在天京遭到曾國藩湘軍圍困期間病死，石達開則于1863年在金沙江搶渡大渡河，試圖進入四川腹地的時候，遭圍困而降，被押解到成都后處殺，至此天平天國所有元老殞命，可以說均無善終。（隨石達開投降的部將200多人，士兵2000多人也全部被殺，可見曾國藩這個傳統知識分子及其手下的文人們有多么殘忍。）
變亂間接的但更為重大的后果是政治思想方面的。以往可以凝聚人心，激發將士奮勇殺敵的宗教語言，不再具有凝聚人心的力量，天國的革命理想沒有了，天國的革命精神盡失元氣。例如，洪秀全本人不再相信任何人，變成一個徹底的唯心主義者，也不再有繼續革命的愿望，只求在位一天快活一天，再例如，石達開投降后寫了份悔過書，說自己戎馬生涯“閱歷數十年，已覺備嘗艱苦，統兵數百萬，圖為奔走焦勞”。這很有點類似瞿秋白寫《多余的話》坦承誤做了革命領袖的味道，
太平天國后期雖然又出了李秀成、陳玉成等驍勇善戰的將領，卻因為天京之亂終歸動搖了太平天國政治組織思想文化的根本，使之全部回頭走了一條下行線，或者夸張一點是做了全盤的自由落體運動，這一場轟轟烈烈，一度摧枯拉朽，氣壯山河的農民革命運動，最后只又茍延殘喘不到八年，便灰飛煙滅。
這一革命最重大的思想遺產是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龐大無比的樣板，去再一次證明，農民革命，只要是不能超越封建帝王意識和小農經濟意識的支配，無論多么轟轟烈烈，必然難逃周期律的魔咒。
如何避免一場民族解放運動，一場人民革命運動，一場社會主義建設運動，不淪落為另一場太平天國運動？我以為，毛澤東的心弦就是這樣地被太平天國“天京之亂”撥動著，所以他最終下定決心斬殺三秀才委求和對手妥協，謀求“大聯合”。
六
毛澤東謀求“大聯合”，在短時間段里的具體體現，可在以下方面看出端倪（長時間段里具體構建“大聯合”不是本文要考察的，以后有機會再談）：
1967年9月16日，即“7.20事件”后約兩個月，毛澤東離開上海，經杭州，南昌，長沙，武漢，鄭州返京。
隨行的楊成武回憶，在視察途中，毛澤東在浙江談正確處理干部問題，說明年文革要結束，開“九大”，把老干部解脫，許多老同志都要當代表，當中央委員。——這是非常具體的謀求和老干部們達成諒解的信號。
楊成武繼續回憶說，毛澤東還特別列舉了鄧小平，烏蘭夫，彭真，賀龍，提到要組織上解決劉少奇，再在組織上解放其他人，中央委員會要擴大，中央委員要有新鮮血液，黨的機構，政府機構都要大大減少?！@是妥協而不失原則的表現，文革開始的時候，毛主席就借杜甫詩說：“挽弓當挽強，用劍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既然王已經擒了，就要在組織上給予公開的確定，大鬼小鬼就需要得到解放，但是必須要有符合繼續革命之需要的工農兵新鮮血液進入新的中央委員會——這是不能讓步的原則。
隨后不久，毛澤東批評林彪的“四個偉大”，說那“四個官銜”不好，叫他毛主席就行了。后又談鄧小平，說鄧小平“打過一些仗，不是國民黨，沒有黑修養”（“黑修養”顯然是相對于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而言——右而左另注）——這是明顯的各打50大板。
蘇拉密說看了我這個文章的頭半部分，得到的印象是毛澤東就是個“和事佬”。這是一點不假的?！昂汀?，是為了求“大聯合”。對手階級不愿意“大聯合”，后來把聯合到中央的革命左派都當作“三種人”清理出來了，不能說毛澤東本身是錯，是放棄了繼續進行階級斗爭（注意，毛澤東“大聯合”和現在一些人嘴里的“統一戰線”完全不是一個東西）。
作為一個當時局面下的政治統帥，同時又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發動者，他從來沒有忘掉文革的本來目標：文化大革命——革命是在“文化”和“文化的人”身上做最大的文章，而不是在“組織的人”身上做最大的文章。如果誰把“組織的人”當作最大的文章去做，從而把階級斗爭絕對化為肉體消滅某些具體的“組織的人”，那他就是對文革的曲解，甚至是誣蔑。這和把文革庸俗地闡釋為“與劉少奇的權力斗爭”是一個思維路子，我不能接受。
七
現在，我就要扣回到開篇，問答兩個問題：第一，毛澤東對“7.20事件”是不是做了不恰當的估計，從而產生“兵變的錯覺”。第二，如果毛澤東那時候不作出必要的讓步如斬掉三秀才，是否真就會發生大分裂？
只要回答清楚了這兩個問題，才能看到，我在“天京之亂”和“7.20事件”之間建立的這座暗橋，并不“暗著”，而是明擺著；進而以此為基礎，就知道我以上對于毛澤東對“7.20事件”所做的善后處理是“唯一正確非其他人能做” 的說法，就不是夸大其詞或者是個人對于毛澤東偏執性的感情傾向的結果；再進而就看到“大聯合”的必要性和建設性，就理解了在當時條件下，只有“大聯合”才是保存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最好辦法。
關于第一個問題。首先，我以為“兵變”絕不是毛澤東才會有的“錯覺”，任何人處在毛澤東的地位，在當時都會產生兵變的想法。以錯覺指責毛澤東，或者為陳再道們脫罪責，顯然違背歷史的客觀和公正。其次，后人不能以事后的“太平無事”作為“非兵變”的依據，如果它的確是一場預先安排的“假戲”，那么導演就知道怎樣收場。我前面剪連的連貫的場景和畫面，難道不是事先安排絕對按照導演的設計分毫不差一步一步發生的嗎？一場演得多么逼真的假戲（“陳再道也被打”——他要不被打，戲就穿幫了；主席的房間，要恩來說服兩派服務員來整理——這戲就有點過頭了）！
我以為，這場戲，如果安排者是陳再道（后面是“帶槍的劉鄧路線”），恩來也會是知情者，他沒有加以阻攔，而如果是恩來自己安排的，那么陳再道，還有其他所有人，包括毛澤東本人，都是恩來同志的積木塊，他要怎么搬，就怎么搬。只有這樣看待，就能解釋，先把毛澤東放在那樣的危險之中，恩來能夠在那樣的時候單槍匹馬救出毛澤東！當然，任何人都可以說，本來就不是兵變，所以毛澤東就沒有危險，恩來就可以去接走毛澤東，不費吹灰之力。這樣的解釋當然可以，最簡單，最符合說明毛澤東疑心太重，冤枉其他人，但我還是趨向于把它看作“一場戲”，但無論是誰安排這出戲，都不是要搞一次真正的兵變，而只是想借此向毛澤東傳達軍內的一些信息，希望毛澤東正確判斷當前的形勢：如果繼續下去，那么下一個“兵變”就不是“錯覺”了，就一定是“封上板，釘上釘”?。ㄖT位不要拿林彪的所謂“未遂”對我此一論點提出質疑，那是另一個問題）。
一場“錯覺的兵變”，達到了一場真實的兵變都不見得想能達到的最好的效果。作為后來的歷史解讀者，當然就需要將它的影響力，放到一場真實兵變的位置上來考察，這樣才能理解這一事件對于文革歷史本身所發揮的實際作用，才不低估這一事件本身正反兩方面的歷史含義。
關于第二個問題。它與第一個問題不是割裂開來的。“7.20事件”已經清楚告訴毛澤東，他若不讓步，大分裂必然要發生，以怎樣的形式展開就不好說了。毛澤東和恩來之間當時的關鍵聯系人是楊成武，這是一個直接的聯絡，而毛澤東和林彪以外的整個軍隊元老之間的聯絡人實質上就是恩來本人，這是一個間接聯絡。恩來把軍隊的一切信號發到毛澤東，毛澤東則把一切自己真實想法的信號透過恩來發給軍內元老，并從恩來的信息反饋中了解軍隊那一半的動態，本方的動態他可以從林彪那里得到。
這樣我們就明白為什么在毛澤東知道了王力講話的大概情況后，周恩來還要把“王力八七講話”全文要楊成武轉送上海的毛澤東，還加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個人意見，重復如下：
『8月25日，周恩來在北京約見從上海毛澤東那里回來的楊成武，讓楊成武將“王力八七講話”專送毛澤東，并附言說：
“揪軍內一小撮，這樣下去怎么得了，我擔心的是連鎖反應，現在一是中央威信不能動搖，一是解放軍威信不能動搖”，楊成武在周恩來約談的當天上午飛回上海。』
這段話什么意思，我想，白話表達出來就是：軍隊絕對不能再揪了，你毛澤東（中央威信），也要靠軍隊的槍桿子（軍隊威信），槍口對你毛澤東，已經是隨時隨地了！
偉人就是偉人，你看毛澤東怎么應對：
『聽過楊成武匯報和轉來的周恩來的話之后，毛澤東對楊成武說：
“成武啊，先回去休息休息吧。我考慮考慮?！?/p>
次日上午，毛澤東找來楊成武，對他說：“我說你記”：
“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革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你回去告總理馬上辦”』
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要總理負責執行——強調了總理“一個人”。
透過周恩來對這一特別指示的執行，毛澤東就可以看出恩來到底對毛澤東本人采取何種態度，是不是陽奉陰違，同時把自己想“和解”的想法，和盤托給了恩來同志，讓他傳遞給軍內對方。這樣做的效果，比毛澤東找來軍內元老苦口婆心說的效果要好太多（參見以下周恩來在軍隊內的人脈關系）。
就這樣，毛澤東穩定軍隊的愿望在和恩來的互動中得以實現，軍隊最后沒有出現大問題，“7.20事件”取到了它該取的作用——無論是誰導演了這場戲。但這些都給后來的歷史解讀者一個假象：毛澤東絕對掌握了軍隊，軍隊才沒有造反，才沒有出現“天京之亂”中的那個韋昌輝！甚至進而據這個假象推測毛澤東太多不該有的“多疑”！
為社么穩定軍隊要靠恩來？因為恩來在軍隊有幾大路軍隊人脈關系，第一路南昌起義派，高層朱德賀龍是僅存碩果；第二路黃埔軍校派，劉伯承為其集大成者，麾下戰將如云，其中還有所謂劉鄧大軍中的鄧；第三路新四軍派，高層陳毅是其最后的遺產，陳毅一生少有戰功，但得到一個元帥名號，為什么？新四軍是毛澤東革命成功的最主要的力量之一，皖南事變后，國民黨要撤銷新四軍番號，毛澤東堅決不干，堅決恢復，而且派最得力的劉少奇重新組建并擴編了新四軍，解放軍來源是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日聯軍三者合而為一，陳毅是個招牌元帥，是個象征，是一標旗桿，代表軍隊正宗一脈的旗號，解放軍總共三脈，他代表一脈，讀者說陳毅重要不重要！第四路是敵后諜報人員人脈，這是個無底洞，除了恩來，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林彪是門也摸不著的。
再具體一點，大鬧懷仁堂的譚震林，當年是新四軍第三支隊第一任副司令，陳毅當時則是第一縱隊司令兼中央軍委新四軍分軍委副書記（犧牲了的項英為書記）。“皖南事變”后，陳毅任新四軍代軍長，劉少奇政治委員，鄧子詼政治部主任。
你說，譚震林不要群眾路線的時候，陳毅是去撿回那個對自己沒有任何好處惟有麻煩的群眾路線，還是要拼了腦袋去維護鮮血染紅的戰友情誼？對于老軍頭們來說，原則當然是要，但一切原則都要服從以下最后的總原則：
什么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老子坐了江山，就是社會主義。誰要他娘的說它是資本主義，老子和他拼了。
懷仁堂上還有葉劍英一幫人，葉劍英此公那時候就耐不住了，他的女兒葉向真在文革早期犯下的滔天罪行，問題嚴重到毛澤東要親自處理，是恩來出面擺平毛澤東，才讓他們父女過關，葉劍英可以公然不給毛澤東面子，但不得不給恩來面子，否則他就在軍隊立不住足?。?！毛澤東要打倒牛鬼蛇神，劉少奇說“不怕打倒，無非是下臺，不怕下臺”。此時，劉少奇是明知道毛澤東對準的是他劉少奇自己，這樣的豪言壯語，無非是告訴毛澤東：來吧，我不怕！而這個場合下，葉劍英說：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么牛鬼蛇神。這是在保毛澤東還是在威脅毛主席？大家猜猜謎語吧。
這個謎還要猜嗎？
毛澤東一死，尸骨未寒，就發起一場政變，把人家夫人也抓了！這就是謎底!（現在還有資料顯示，林彪事件后小平復出，毛澤東還健在，他們一伙就要對江青等人行動，接洽恩來，被恩來制止）。
隨后呢？就是葉伙同別人改變毛澤東的路線。在拿下“四人”的問題上，葉劍英是比華國鋒還關鍵，華國鋒即使不同意，“四人”也只能逃過初一，但決不會躲過十五，那時候毛朱周三巨頭撒手人寰，葉劍英在軍內握有絕對權力，捏著槍把子，華國鋒不同意，就能阻止一場針對四人的兵變？現在都是表功葉劍英如何拯救了社會主義，免遭了“四人”的危害。這話簡直就是一堆填滿了5千年的歷史時空的狗屎。
陳毅和恩來早年的淵源有多深，我估計許多人沒有考察過，他們在蘇區的時候，聯手給毛澤東制造了多少麻煩。有了這個背景，各位再想想，造反派要揪陳毅，恩來同志說，那就從我的身上踏過去吧！王力八七講話，外交部立刻就有保陳毅的“91人外交官大字報”。再把“7.20事件”考慮進去，你們說毛澤東還有半個軍隊的指揮權嗎？哪些以為毛澤東絕對掌握了軍隊的人如何看待這些個情形？
毛澤東一直是做黨的主要領導工作，搞理論建樹和軍事戰略指導，在具體的人際關系上，他無法和黨內任何一個高層領導比，“縣官不如現管”，這是最樸素的真理。文革中，軍隊里除了一個林彪，沒有第二個人毛澤東可以真正指揮得動——我這是有點夸張的表達一個基本事實。戰爭年代，為了生存，大家認你毛澤東，因為你毛澤東的確高人一籌，能把大家帶到北京坐江山。現在江山坐上了，老婆改換的也都換了，四合院房子也住上了，專車也開起來了，警衛班，醫療小組也專設了，這樣的社會主義最最好，你毛澤東還要搞什么“恨斗私心一閃念、觸及靈魂深處”的文化大革命！這不是瞎折騰嗎？這個時候，生存已經不是問題，生活已經很好，戰爭沒有了，和平與發展，誰還聽毛澤東的？
此時的毛澤東，是老革命遇到老問題：“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這個“理”就是社會主義，就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蘇拉密，你說毛澤東不當“和事佬”該當如何？把軍隊拉出去干起來？
我這篇文字本身是從思考毛澤東如何借鑒太平天國的悲劇，避免一場“為自由的革命”淪落為一場太平天國那樣的“為椅子的革命”這一角度，分析毛澤東和他的對手的政治互動，避免太平天國的覆轍。
這個時候干起來，結果如何？
林彪是文革中毛澤東抓在手里的唯一的軍事力量，毛澤東說不惜重山井岡山，這本身暗含著毛澤東清楚知道，自己在軍隊里是少數派，已經不是當年大家被趕著逃25000里的時候自己還有人聽，更不是延安整風之后自己絕對權威的時候了，一旦真沖突起來，要退守井岡山的還真就是他毛澤東，而他的對手（這個對手含周恩來）才是大城市里的多數派，也正因為如此，他不喜歡林彪的吹捧，還要把林彪抓在手里，還幾次在非常敏感的場合提到“林彪跟我走”。當時，除了林彪，其他還有誰會跟毛澤東走？我問問我的讀者。也正因為如此，毛澤東需要一點個人崇拜，以“虛”來補“實”之不足，讓"虛者""實起來"，逼迫革命或者假革命，每個人“都要打我的牌子”，否則你別想站穩腳跟，但這樣做的弊端也出來了，就是對手利用這一點來實施干擾，許多人打著紅旗反紅旗，把不該混亂的陣線也都搞混亂了。
毛澤東本人當然不怕再一次帶領林彪上井岡山，但結果呢？受損害的是新建立的共和國，新獲得解放的人民，當時中國的現代化自衛體系還沒有完備，原子彈也只剛試驗成功不久，綜合軍事力量不足以防范和抵消外敵強行干預，國家前途將如何，人民命運將如何？再次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去？后來人可以指責毛澤東不該當“和事佬”，但這些問題總該要回答吧！
八
毛澤東個人定義的文革是三年，三年之中，一場可能的大分裂沒有發生，太平天國“天京之亂”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為了具體化這個啟示，我借助本文在“天京之亂”和“7.20事件”之間搭建了一座暗橋。
這座橋是不是的確存在，朋友們見仁見智。
在我自己的歷史視野中，這橋是存在的。從本文中業已看到，毛澤東融入了太平天國和其他的農民革命運動的失敗的歷史教訓之后，在應對“7.20事件”是作出了惟一正確的歷史抉擇，他心中裝著的不是“老婆孩子熱炕頭”，“麻將加小酒”，也不是太平天國《天朝田畝制》里“一家五只母雞兩頭豬，婚娶彌月時錢一千，谷一百斤”這樣一個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的天國。
周期律，黃炎培說的文縐縐！毛澤東關于如何打破周期律的回答是大氣豪邁。于是，人人都在說周期律，但到底什么是周期律，有幾個人語嫣能詳？ “唐宋元明清民國”這樣的王朝更替，當然可以歸到周期律里去，那么再具體一點呢？
歷次的農民革命，從來不缺乏革命的熱情和革命的徹底性。
但是，革命之后怎么辦？這就是那個“娜娜出走之后”的問題，娜娜從封建夫權壓迫下革命成功，出走了，最后當了妓女，還是性奴隸，由一個人的性奴隸，變成無數人的性奴隸。歷次的農民革命不也是這樣的一個結果嗎？不能從根本上去掉封建帝王意識和小農的經濟意識，每次革命的成果，都為其他階級說竊取，革命是在同一個圓上，終點到起點，從小農經濟到小農經濟，從五只母雞變成六只母雞，三頭豬變成四頭豬，這樣的革命，就是周期律。
“分田分地真忙”，如果是為了多得一只雞，多得一頭豬，這個“分田分地”就是徹底的反革命，因為毛澤東早就“打土豪分浮財”完成了這樣的基礎的革命。毛澤東把革命帶向了“五顆星”代表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又超越了這個革命，最后走到了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一個真正的波瀾壯闊的“波浪式”革命，也是一個“只要肯登攀”的“螺旋式”革命。這個革命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唯物主義的歷史革命，是毛澤東思想的本質的東西。與之逆向的任何革命，無論說起來多么悅耳動聽，都是假革命，甚至是反革命。中國的社會現實正在印證這些。
“分田分地正忙”，如何將城市納入革命之中？分田分地是小農經濟，而城市革命必然是大生產的工業經濟，只有毛澤東提供的革命答卷，才能統籌兼顧農村和城市的革命。今天，許多人或者組織，拋棄了革命，不見得是革命的方向錯了，也可能是這些人或者組織背叛了革命，就像向忠發，張國燾那樣。
我想，今天背叛革命的，不是一個或者幾個個體，也不是一個或者幾個組織，而是幾個整個的階級，它們整體性背叛了革命。這才是最大的革命的悲劇。
毛澤東該對這一切負責嗎？答案是：否！
農民革命的成果往往被混進革命內部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或者新生的資產階級，階級異己分子所占有，革命的無產階級最后一無所獲，不得不發起另一次農民革命，這就是周期律。
毛澤東致力于打破的就是這個周期律，他不讓革命的成果被混進革命內部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或者新生的資產階級，階級異己分子所竊取，為此他發動了文革，要改造所有的階級，要他們都得到教訓。這就是他說的“左中右都要得到教訓”的本意。
顯然，“中”和“右”所代表的階級得到的經驗教訓最深，他們已經懂得在意識形態上把毛澤東思想制造成殺器，或者徹底廢止毛澤東思想，侮辱毛澤東本人，而“左”代表的無產階級的隊伍，許多人卻在狂喊要“分田分地”，要求去重復最基礎的已經走過了的革命階段。這不好?，F在“右”們不是一直已經在分田分地真忙嗎？難道“左”代表的無產階級，應該加入他們的合唱？
到此，本文該結束了。原本要把《天朝田畝制》做一系統檢閱，由于該文已經很長了，就臨時決定點到為止，以后有機會再談。
本文不是對文革的全部歷史，按照當下的被壓迫者的政治和經濟訴求，去苛求當時的毛澤東清除今天攔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上的資本主義老虎。清除當下的資本主義老虎是當下人的事，要當下人自己去完成。毛澤東指出了歷史的方向，也盡自己的全部力量為當下掃清了許多障礙，尤其重要的是為當下提供了清除資本主義老虎的思想的武器和行動的指南，但他不能代理當下人乃至以后千百代人，具體地完成屬于當下乃至這千百代人自己份內的工作。惟其如此，我們才需要去深入的發掘文革的各項價值，在具體的發掘出價值之后，好接過真正的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來。
當統治者制造了赤貧，他們也就同時制造了革命。為了防范革命來到的時候，無產階級卻沒有準備好理論家，指導員，革命變成周期律的另一次證明，我呼吁一切無產階級革命的知識分子，最大幅度靠近毛澤東，最大精力去發掘文革的價值。
九
最后，就周恩來做個點到為止的補充說明，為大家提供一點建設性意見。
我前面說過，毛澤東對“7.20事件”的應對是對周期律的一次“局部性超越”。這個“局部性超越”是在周恩來的配合下完成的。
毛澤東為了應對可能出現的分裂局面，對林彪職務進行調整，將林彪抓在手里，但這是不夠的。毛澤東還需要周恩來，周恩來最為見微知著透徹理解毛澤東，又能做到“知行合一”，不走偏的執行毛澤東的意圖，周恩來有本文表述過的在軍隊里無人能比的人脈，隨時可以統籌各方勢力。透過恩來一人，毛澤東就知道了對手方的實力和動態以及決心意志等等，而且，關鍵的還在于，恩來是一個表面的騎墻派，實際上的強硬派（對誰強則由恩來自己的意志決定），他又握有軍隊的人脈實力，廣結善緣，這就決定了恩來既是一個最好的朋友，例如在向劉少奇出擊的時候，也隨時可能成為最可怕的敵人，例如這個“7.20事件”暗含的意義。所以，毛澤東只要關注一個恩來，就能了解全部對手（包括恩來本人）和各路中立派別的動態。
那么周恩來為什么要安排，至少是縱容“7.20事件”這樣的一個事件呢？這是因為到那個時候恩來已經判斷出劉少奇已經在政治上和組織上被徹底判了死刑——即使還沒有“九大”那樣的具體執行。恩來自己顯然對毛澤東有些不必要的多心——但這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周恩來自身比毛澤東本人還更是多個“山頭”的交匯點——于是，不得不以攻為守，防范毛澤東受到別人挑撥反過來對他。
毛澤東曾在蘇區“20次被打倒”，常常是孤家寡人，是“生存，還是毀滅”這個莎士比亞提出的問題，讓毛澤東在遵義取得適當的位置，但不牢固，延安整風后，毛澤東黨的領袖地位才最終真正確立，中國革命從此真正奠定組織和人事路線。恩來是遵義會議之后才站到了毛澤東的立場。
延安整風，毛澤東的最關鍵的支持者是劉少奇。這是他后來被確立為接班人的核心依據，整風后劉少奇直升飛機上升起來，包括恩來朱德等黨內元老，還有彭德懷這個愛投機而又總是下錯政治賭注的武夫（——很想做一篇文章來說說），都十分不滿意劉少奇，而恩來在那場整風運動中，吃了不少苦頭。
少奇自解放后基本是靠搞山頭起家，沿襲了白區工作的套路，例如他倚重原北方局班底，尤其“61”人集團中的人物，他們解放后凡活著的基本都進入劉少奇內閣，其他諸路人馬清高的是奉命配合，他是接班人，大家總要給毛澤東面子，而不清高的則是投其所好，歸入其門下，鄧子詼和他則至少有皖南事變后新四軍時候的關聯，而設計師和他走到一起我以為一是設計師缺少一點清高二是共同的資本主義理想，早期二人的人脈關系該是很次要的。高崗事件，兩人更是志同道合，但這也讓劉少奇依靠權勢打人壓人得罪了廣泛的黨內各級領導，但是，由于毛澤東死保其接班人地位，無人可以動他。到了文革中，毛澤東要在路線上整肅劉少奇，如果單從人脈關系去看，那么要置其于死地的恰恰不是毛澤東，而是其他許多人。延安整風劉少奇春風得意，恩來灰頭土臉，文革之中，歷史來了個顛倒。劉少奇政治上倒下后，恩來一多心，就不得不對毛澤東搞以進為退了。這就是我分析“7.20事件”有恩來參與的主要的一些依據。很“唯心”，沒有證據，這我知道。所以，朋友們不要以“唯心”來指責我。
我只能說這么多，許多朋友還不能嫻熟的把我的文字作為一種整體來看，獲得我關于文革中一些關鍵人物的整體認識，如果我在一篇文字對恩來說多了，他們又不看我的其他文字，就很容易以為我是在污損恩來，把洪洞縣里寫得沒有一個好人。我力求避免的就是臉譜化歷史人物，最后我卻得一個臉譜化歷史人物的名聲，這不見得好。對于恩來，以上其實已經給出了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一方面他有個人情感和利益需求，一方面他對于毛澤東文革的開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尤其文革被嚴重干擾偏離正軌，導致不必要的動蕩的時候，他協助毛澤東穩定了全國局勢，這個作用任何其他人起不到。如果說毛澤東文革有功，功的一份也屬于恩來，如果說文革有錯，錯的里面也有恩來的一份。
201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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