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人通常把消滅剝削，實現人民共同富裕，寄托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上面。但是，從實踐來看，由于存在官僚腐敗現象，公有制也會產生剝削。因此，實現公有制，看來也不是消除剝削的根本辦法，只能算經營環節消滅剝削的基礎性局部辦法。
從理論上講，生產資料公有制實現了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直接結合，勞動價值除擴大再生產資金外，都分配給了勞動者。因為，勞動者的勞動價值，扣除工資外，其剩余勞動價值，一部分留在企業或村隊作為擴大再生產資金，一部分作為利潤上交國家，用于社會福利和公共事業開支，又分灘到勞動者頭上，因此不存在剝削。但是，實際操作中，擴大再生產資金和上交利潤的使用分配，是由國家、集體和經營單位的領導和管理者支配的，如果領導和管理者個人私念作怪，浪費揮霍公款，貪污和腐敗，那等于剝削了勞動人民上交國家用于社會福利和公共事業的剩余勞動價值，成了官僚資產階級。因此還是存在剝削。毛澤東正是發現了這一現象，所以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反對特權，嚴懲腐敗。鄧小平也指出，中國要出問題就出在共產黨內。因為共產黨執政，支配人財物的基本是共產黨的干部。黨中央一再告誡全黨全國人民，反腐敗斗爭是事關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在公有制條件下，在非領導和非管理者層面，確實杜絕了產生資產階級的可能，但是在人財物支配環節，制止腐敗，消滅新的剝削，就變得異常困難。如果靠支配者自己監督自己，顯然是很難辦到的。為什么黨和政府反復強調反官僚腐敗，并采取多種措施，始終沒有制止，反而在改革開放后日益嚴重呢？因此，監督必須由勞動人民從保護自己的利益出發，自己來實施才能到位。毛澤東英明地領悟到了這一點，所以當民主人士黃炎培問共產黨如何防止官僚腐敗的周期率產生時，他回答：“我們找到了解決辦法，那就是民主”。此后，他作了種種嘗試，確實起到了明顯成效。雖然不夠成熟，但應該說基本思路對頭。因為，剩余勞動價值，是人民主體的勞動者創造的，二次分配的受益者也是他們。只能他們才會盡心盡力關心和監督其流向。人民不對此當家作主，監督和支配官員，哪能不貪污腐敗呢？
至于現在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消除剝削就更離不開人民民主了。在這樣的體制下，除了要解決公有制可能產生的官僚剝削外，還要解決私有經營者的雇傭勞動剝削。這些經濟體，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價值，都掌握在老板和其它資產占有者手中，客觀上存在剝削。只有政府通過稅收，才能最大限度地從他們手中，把一部分剩余勞動價值，經過社會福利和公共事業，再返回給勞動者，從而減少雇傭勞動剝削。這時，政府的立場成了關鍵，如果為勞動人民主持公道，就要抓好稅收，實現全民盡可能沒有剝削的共同富裕。如果官員腐敗，被剝削者收買，自己也想從中漁利，那就不是消滅剝削，而是擴大剝削了。所以，黨和政府及其官員更要置于人民的支配和監督之下。資本主義國家，執政黨和政府是靠資本家財團揍上臺的，對資本家得罪不起，不可能從資本家那里收太多的稅。因此，它的執政黨和政府是資產階級的。那么我們的黨和政府如何保證不被資產階級化呢？那就要黨和政府不被剝削者所控制，而要被工農勞動者為主體的人民所控制。因此，只有加強社會主義民主，由人民來選擇官員，由人民來組織政府，由人民來監督當權者，真正實現當家作主，才能使他們不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忘消滅剝削的歷史使命，實現全民共同富裕。
消滅剝削，人民只能自己救自己，自己要爭取作主的地位，從而促使執政者牢牢站在自己一邊，保持與官民的血肉聯系，才能消滅或減少剝削，真正實現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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