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執政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曾飛
筆者在《中國現代政治哲學的核心：人本中道模式》一文中已經指出：
以“人民利益”（人本）為基礎，以“實事求是”（中道）為方法的結構模式就是泰卦模式，是中國政治哲學的現代表述；只有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本，以實事求是為方法的政治統治才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
系統的狀態是“人本”的目的控制“中道”的手段，形成下乾上坤的泰卦結構；這種結構陽氣上升，陰氣下沉而互相交融，象征通達安泰，目的與手段呈現相互交合的態勢；順暢通達，系統處于開放狀態，會逐漸強大起來。如果系統的狀態是手段掩蓋，甚至替代了目的，目的僅僅成了炫耀的空洞口號，以至成為不良行為的遮羞布，則形成下坤上乾的否卦結構。這種結構象征著閉塞和不通暢，系統處于封閉狀態，社會就會逐漸弱小下去。
由此，領導集團的政治統治，如果處于“人本”的目的控制“中道”的手段，形成泰卦結構的時候，政治統治或執政就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相反，領導集團的政治統治，如果處于“中道”的手段抑制“人本”的目的，或者政治權力決定經濟利益的否卦結構的時候，政治統治或執政就不再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
關于以“人民利益”為基礎，以“實事求是”為方法的執政模式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本文將作進一步的闡述。
人本思想
《易•彖辭》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是與“天文”相對的一個哲學概念。中國古代把天，地，人視為宇宙的三個基本組成，謂之“三才”，并以人為中。西周時期，中國就有“人為萬物之最靈最貴者”的思想，《尚書•泰誓上》曰：“惟天地萬物之母，惟人萬物之靈”。春秋戰國時期，孟子曰：人者，天地之心。孟子還倡導民本思想，《孟子·盡心下》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王制》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人文”的基本含義也就是以人為核心，以人為本的意思，簡稱人本思想。它與西方的“人文主義”有著根本的區別。
西方經歷過中世紀長期的神權統治，“人本”思想是與“神本”思想相對立而產生的，它的口號是：“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無所不有”，要求把人，人性，從宗教神學的禁錮中解放出來。西方的“神本”思想維護神權統治，而“人本”思想、人本主義則維護世俗統治，也就是維護少數人的資本統治。
然而，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統治也形成了官本思想。儒學經過統治者的改造成為正統的統治思想。“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構成了官本思想，官本思想抑制了傳統的民本思想，破壞了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成為中國近代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至今依然難以徹底根除。民眾，也就是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被忽視，而少數官僚的利益成為“重中之重”。不清除官本思想，民本思想、人本思想和人文精神就難以繼承與弘揚。
人民利益的界定：絕大多數人的利益
在近代西方產生了馬克思的人本思想。馬克思主張一切從人出發，以人為歸宿。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以人為本更具體化為“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精神。在當今中國，“人民”一詞人人掛在嘴邊，“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則被稱為“為人民謀利益”。
但是“人民”一詞的含義時常被任意界定，成為各取所需的一個含意混亂的詞語。筆者在《在“人民利益”的背后》一文中就指出過：
茅于軾“強調，讓百姓安居樂業，享受人生，這是真正的人民利益。”當權者肯讓“百姓安居樂業”，當然是茅于軾這一類高等人給予下等人的一種恩賜，這種恩賜就是所謂的“人民的利益”。中國的一些歷史學家早就推出了一種理論——讓步理論。認為統治者向被統治者讓步就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他們總結說：“讓步政策確實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這一切，都證明近代中國社會確實存在‘讓步政策’，而清政府在鎮壓太平天國后實行的讓步政策，確實讓農民得到了經濟實惠，促進了經濟的發展。”（2010-04-19北京日報，鄭起東，《關于翦伯贊的“讓步政策”論》）也就是說，統治者向被統治的百姓讓步，肯讓“百姓安居樂業”就是所謂的“人民的利益”。也就是歷史的研究“證實”了統治者可以“代表”人民的利益，他們的恩賜就是“人民利益”。可見“人民利益”一詞早就被這些或“右”或“左”的先生們糟蹋得體無完膚了！……
在西方，古希臘、古羅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M.T.西塞羅等人的著作中也使用過人民的概念，但它是指奴隸主和自由民，不包括占人口大多數的奴隸。近代以后，“人民”的概念被廣泛使用，但往往與公民、國民等詞混用，泛指社會的全體成員。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中提到“人民”，說是“如有任何政府損害這些目的（保障生命，獲得自由及追求幸福），人民就有權利改變或廢除它……”。人民與政府官員對舉使用。1935～1938年法國左翼各黨派和群眾團體為反擊法西斯勢力、實行社會經濟改革而組成的統一戰線稱為法國人民陣線。1935年7月14日,法國社會黨，法國激進社會黨、法國共產黨和各大工會組織全國規模的反法西斯示威，并決定起草統一左翼各黨派行動的共同綱領，人民陣線遂宣告誕生。人民與敵人對舉使用。馬克思在《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中提出用“普遍武裝人民”的方式來取代“龐大的常備軍”。人民與平民、民眾、大眾同義。列寧則強調：“國家的最高權力應當屬于全部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由人民選舉產生并且可以隨時撤換”，“一切公職人員不僅由選舉產生，而且可以按照大多數選民的要求隨時撤換”。 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公開宣布：“我們不希望有什么秘密。我們希望政府時刻受到本國輿論的監督。”“現在我們進行的爭論，不是革命前那種僅限于黨的狹隘范圍的舊的爭論，而是把一切決議都交給群眾去討論，他們要求用經驗和事實來檢驗這些決議。”列寧并表示“哪里有千百萬人，哪里才是政治的起點”。人民、大多數選民、群眾交替使用。……
筆者在《民眾利益才是最高準則》的文章里顫顫驚驚地說：“民眾，人民大眾，眾民。大眾，絕大多數人是也。……謀求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民眾利益”當然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原則。通俗地說民眾利益就是最高準則。也就是說唯有民眾利益才是‘黨和政府執政施政的最高準則’。”……
馬克思罕用“人民”一詞。“人民利益”也不是馬克思的原本用語，偶爾使用“人民”一詞也是與平民、民眾、大眾同義。如果非要保留中國社會當今的流行說法，使用“人民利益”的用語，那就必須明確界定為“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以免被別有用心的人篡改而成為官僚利益的代名詞。
維護人民利益的執政才具有合法性
維護人民利益，也就是維護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是人類文明的精華之所在。人文精神使人類徹底擺脫獸性，擺脫弱肉強食，血腥統治的野蠻時代。促使政治統治從野蠻逐漸走向文明，執政者的執政行為也就逐漸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合法性，把君主的統治權受命于“天”，授權于“神”之類的虛假合法性逐步消除。
在西方，有自然法的理念。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田成有《自然法理念與中國法治精神建構的基礎性作用》的文章說：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斯多葛學派、西塞羅到阿奎那再到霍布斯、盧梭洛克、孟德斯鳩，自然法理念逐漸從自然主義、神學主義走向人本主義，其發展脈絡大致可以推定為：自然蘊含的法則是理性、平等、正義、自由，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亦應享有如上權利，這些權利是不可剝奪的；為了保護這些權利，人們讓渡其中一部分給國家（契約），這部分權利成為公權利（代議制、國家權力）；為保證公權利不致侵害人們的保留權利，天才的思想家們設計出了分權的政治制度。……英國學者沃克對自然法的作用曾做如下概括：“自然法理論在不同時期所起的作用不同，它幫助把嚴格的羅馬市民法發展成適用范圍較廣泛的，更加公平的法律制度；它是中世紀教皇和皇帝沖突的理論武器，它奠定了現代國際法的基礎；它構成了美國憲法解釋的基石，這種解釋的目的在于抵制制定法限制個人經濟自由的企圖；它孕育了自然權利的概念，這種自然權利后來演變為基本權利，今天，人們稱之為人權。”——統治者正是以“自然蘊含的法則”為基礎來論證其法治的合法性，也就確立了其統治的合法性。然而，“它是中世紀教皇和皇帝沖突的理論武器”，否定了“神本”而維護“人本”，推翻“宗教統治”確立“世俗統治”，而這都是以擁有資本的少數人為本的。因此其“合法性”也只能是建立在少數人的“共識”的基礎上。這是非常微弱的所謂“合法性”。
在中國，《老子》二十五章曰：“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就是說，所以說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空間里有四大，而王就占據其一。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它所指稱之物（“樸”，大自然）。 “道法自然”，“自然”就是“自己那樣”的意思，道像自己那樣。說自己像自己，似乎有點多余。其實不然，道只不過是名，而不是自己所指稱的實，名與實相符才是它的本意：道像它自己所指的實那樣。于是，治國之道也就像他所指稱的事物的自然而然的秩序那樣。所以老子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這也就是說，大功告成，諸事辦妥了，老百姓都認為我原本就是這樣自自然然的。因此，統治的合法性也就是治國本身符合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治理自身的規律性。這種規律性，在絕大多數人的所體驗的自然秩序中逐漸展現，因此只有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維護的社會秩序才能展現這樣正常的規律性，一個生態和諧的大自然與人類社會體系，也才能產生絕大多數人的共識，形成最強的“合法性”。
西方馬克思的人本思想與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不謀而合。因此，馬克思所歸結的由絕大多數人自己維護絕大多數人自身的利益的思想，正是在中國文化的大地上確立執政合法性的最適宜的思想工具。
總之，只有維護人民利益——維護絕大多數人利益的執政才具有合法性。
中道、中庸和實事求是
在合法性的基礎確立之后，正當的手段就是關鍵性的問題。如果手段、方法不正當，其結果就會是執政合法性的喪失。也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是適得其反而動搖了執政的合法性。
在西方，其方法主要是二分法，兩者擇一。這也就是非此則彼的選擇：或者獨裁，或者民主；或者集權，或者分權；或者人治，或者法治；或者精英統治，或者暴民專政；……等等。
而在中國，其方法主要是“執兩用中”的中道哲學。所謂的執兩用中就是執其兩端而用其中，譬如，集權是一端，分權是另一端；針對具體治理，并非不是集權就是分權，而是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兩端——集權與分權的適宜的組合，形成最佳的治理模式；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時期，選擇不盡相同的組合模式，從而獲得最佳的治理效果。這樣的治理方法就是中道方法，它遵循中道哲學而確定最適宜的方法。
中國的中道哲學源遠流長。《尚書·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允執厥中”就是中道哲學的概括。“十六字心經”的意思是舜帝告誡大禹說，人心動蕩不安，道心幽昧難明，只有精誠專一，實實在在地允執中道。“允執厥中”也就是用執兩用中的哲學方法得當地把握住中道。《說文》：“中者，內也。中者，別于外之辭也，別于偏之辭也。也合宜之辭也。……云上下通也，謂中直或引而上或引而下皆入其內也。” 因而“中道”，是名不偏離實，不脫于實之外之謂也。是所持之“道”引而上或引而下皆入“實”之內也。中者，也合宜之辭也，名實相符之謂也。《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意思是以其多說話而一再窮盡困窘，還不如信守行事切中于道的原則。矢至的曰中。行事如矢中的，要在切中目標。因而所謂的“中道”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這也就是現代所謂的“實事求是”。
另外，傳統的中道哲學與中庸之道并不完全相同。人們時常誤會“中道”就是“中庸 ”，因而造成方法的嚴重失誤而破壞了執政的合法性。
要“執其兩端而用其中”，真正有困難的是“用其中”，也就是如何根據事物的具體結構、狀態選擇實際有效的“中間”組合模式來解決問題。人們很容易就會發現，所謂的中間其實有無數的狀態，要選用能夠有效解決問題的中間方案實在很難。因此“執中”也就成了大難題，成為一個極其復雜，很難把握的問題。“執兩用中”的思維工具就因為使用的難度高而時常導致偏差。為此孔子就曾經感嘆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非民不用，實在是因為太難而不能用。
《易經》由陰陽兩端的符號化開始，用兩端的中間組合：“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構造出了一種用以描述事物中間狀態的結構圖式系列及其哲理。因此古人用易經的方法幫助人們執兩用中，持中致和。但這種結構圖式系列工具相當復雜，一般老百姓很難理解和使用。這就使《易經》長久蒙上了神秘的面紗，而難普及于世。也就是說，使用易卦模式執兩用中達成持中致和的社會成本過高，難以實現。孔子則把古代的智慧集中用到一點上來，提出“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的辦法（《中庸章句》），用一套社會成本較低的中庸之道來達成持中致和。所謂中庸，庸者，用也，“中庸”也就是用中。 《禮記·仲尼燕居》載：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治中也。”禮的基本作用是治中，中庸思想要求人們“無過無不及”地用中，而所守的中就是“禮”。中庸就是謹守禮制，無過無不及，不偏不倚，不改不易。經過這一番苦心的改造，使民眾易于信守。孔子在《論語·學而》中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古代圣賢所教導的“允執厥中”被孔子轉換成了比較簡單的禮、義、和等信條，用于教化萬民，達成社會的和諧。《論語·泰伯》記載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出了孔子認為百姓可以使他們按指引的道路走，不可能使他們都知道為什么要走這條路的本意。明確地宣示了孔子將古代流傳下來的“允執其中”的智慧改造成讓老百姓照著做的“中庸”信條的良苦用心。孔子的智慧是：老百姓掌握“執兩用中”實在太難，只好取其次，給老百姓“中庸”的信條，老百姓遵循“中庸”的哲理，依循“守禮”、“重義”的路走就得了，簡單易行。“易則易行，易行則有功”，孔子的這一改革，的確取得了相當程度的成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用道德倫理和禮制規范人們的行為，確實有利于管理。這比要求老百姓搞明白“執兩用中”的道理，而且學會應用的社會成本實在要低得多，也行得通——應該說，孔子找到了現實可行的一種治理方案，雖然不是沒有負面作用的最佳方案。這樣，在經過孔子改造之后所形成的中庸思想框架里的中道和執兩用中，重點也就不在于思維方法，而在于禮制、道德倫理和修養方法了。執中成了簡單的守中道、守禮制。在此變化的過程中，思維方法也就逐漸僵化了，從哲學方法向側重儒教信條的方向蛻化，也就逐漸喪失了活力。這是孔子成功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以致到了末世的儒學大師朱熹手里，道統就蛻化成“唯理是從”的死守信條的宗教式教義了。朱熹說：“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朱熹：《中庸章句集注》）中即理也，孔子的守“禮”，已經被泛化為守“平常之理”，執中也就被詮釋成了守“理”，遵守教條死理。中華哲學的活的靈魂也就滅失得一干二凈了。曾經有過積極作用的儒家思想，從此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以理殺人”，阻礙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腐儒，而終被五四開始的革命運動的大浪所淘汰。
明白了中道與中庸的差異，明白了中庸的弊端，以及后來演化而成的理學的的嚴重危害，執政者就不會用錯方法而陷入泥潭，以至喪失執政的合法性。
“實事求是”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實事求是”就是“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實事求是”服務就是利用外界的規律性來獲得最佳的服務效果。注意，是人主動選擇適宜的規律性來完成服務，而不是被動地服從“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而聽天由命，任人宰割。
筆者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論不是馬克思主義 》一文中已經指出：人們在實踐活動中建構而成的思想至多是不斷改善的，能夠近似模擬外界的部分變化的一種信息模型而已，絕不是什么“客觀規律”。馬克思只是把它描述成“這兩個系列的規律在本質上是同一的”，并沒有說成“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而是到了列寧才往前走了一小步，分別說出了“不以人們的意志、意識和愿望為轉移”和“客觀規律性”（也并不是“客觀規律”）的兩段話來。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的說法到底是誰的創造，就不得而知了。馬克思和列寧的原本用心也并不壞，無非是希望以此讓民眾相信這些理論而起來奪取政權、實現共產主義目標。然而，到了革命成功，一部分革命者位居高位而蛻變成了官僚之后，馬克思、列寧的良苦用心反倒成了官僚強制人民群眾無條件服從他們所炮制出來的一切“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而為所欲為的絕佳工具。而原本作為“人類的認識是隨著人類實踐的發展而不斷深化的過程”（艾思奇）的“實踐”活動，也被包裝成了用來“證明”他們的“客觀規律”的真理性的工具。因此，因為不知止，不嚴密區分“名”與“實”而造成的認識論弊病，也就演變成了今日官僚們用來進行蒙騙的工具。對此，人們不能不高度警惕。
對此，網友尖銳地指出：牛頓定律是發現，不是創造？是原本就在那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哪為什么以后又出現相對論？如果牛頓定律原本就是客觀存在，那相對論也是客觀存在，客觀存在主觀意志要改就改，笑話！其實，不管牛頓定律還是相對論，或者霍金的理論，都是人創造的一種模擬自然運行的理論模型而已。后者的模擬比前者更好一些而已。硬派它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無非就是要把它神圣化，以便叫庶民頂禮膜拜罷了。
事實上，為了不同的目的，執政者可以選擇依照不同的“規律”來辦事。譬如，樓市有兩個不盡相同的規律：投機市場，買漲不賣跌；居住市場，買低價不買高價。當政者的目的是為絕大多數的居住者服務，就必然依照居住市場的規律辦事；當政者的目的是為極少數的投機者服務，就必然依照投機市場的規律辦事。再如，股市也有兩個不盡相同的規律：投機市場，低進高出，無視企業實際效益；投資市場，買高回報的潛力股不買低回報的垃圾股。股市當政者的目的是為絕大多數的投資者服務，就必然依照投市場的規律來管理股市；股市當政者的目的是為極少數的投機者服務，就必然依照投機市場的規律來管理股市。所謂遵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辦事的說法就是欲蓋彌彰，掩飾自己不正當的目的而已。所以，“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論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徹頭徹尾的謬論，執政者不應當無視它的嚴重危害而被引向歧途，以至于最后喪失了執政的合法性。
能提供實事求是的服務才具有執政的正當性
實事求是的服務應當界定為：為了人民的利益利用事物的規律性提供最佳服務。
筆者在《實事求是：現代中道哲學》一文中已經指出：毛澤東、鄧小平倡導的實事求是哲學之所以被人民群眾所廣泛接受，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它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不在于它由人民所熱愛的領袖毛澤東和鄧小平所倡導，也不在于它傳承和發展了中國的傳統中道哲學。而在于它被億萬人民的實踐所驗證，人民群眾有理由相信，實事求是哲學能夠引領中華民族的興起和永久的興旺發達。因此，以實事求是為靈魂的現代中道哲學已經形成、發展和日漸成熟。成為中華民族在新時期的哲學思想，成為中華文化的新核心。以實事求是思想為靈魂的現代中道哲學的基本原理是以下四個：原理一，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原理二，依靠人民群眾的實踐，檢驗其真理性。原理三，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原理四，執其兩端，而用其中。
也就是說，執政者為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遵循中道哲學來進行服務，它的良好效果早已被億萬人民的實踐所驗證，人民群眾有理由相信，這樣的執政者能夠引領中華民族的興起和永久的興旺發達，因而能夠獲得人民大眾的信任和支持而具有執政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如果不是這樣，雖然有心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方法不正當，起了相反的效果，傷害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那么執政的正當性與和合法性也就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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