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胡錦濤、習近平為首的第四、第五代中央領袖集體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 總裁
中國和世界都已經和即將進入一個巨變和不確定的時代。矛盾和環境壓力與日俱增。對峙和沖突日漸走向前臺。和諧和和平日益成為奢侈品。危機和動蕩如影隨形，迎面撲來。而此時，恰恰是中國共產黨九十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一個甲子剛剛過去，黨的十八大在即的歷史關頭。十八大應該、可以，也必須成為一個承先啟后，繼往開來，創造輝煌的歷史性轉折的盛會。兩代領導集體對此負有重大的歷史使命，責無旁貸，必須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只有這樣才能不僅僅打破僵局，解體一切陷阱，粉碎一切陰謀詭計，保證中國復興，保衛世界和平，引導全球走向可持續發展的長治久安。
十八大，在繼續新中國輝煌六十年的偉大進軍中，應當并漸漸形成可以同中國近代偉大的歷史巨變中的幾次重大的全民凝聚的奮斗主題相媲美的鮮明主題：例如，解放戰爭后期的“打到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新中國開啟時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和整個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時期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十八大的第一個響亮和偉大的主題，應當成為“實現共同富裕，全面振（復）興中華”。共同富裕是一面偉大的旗幟，是比之任何其它旗幟更能準確地描繪中國崛起和共產黨領導人民奮斗的矢志不渝的追求，是能夠凝聚一切社會力量，萬眾一心，眾志成城，把社會主義中國的現代化，把真正科學發展的改革開放推向前進和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把人民江山變成永遠紅彤彤的社會主義和諧樂園，把世界共產主義壯麗事業推向現實社會發展歷史階段最現實可能的強大推進器、精神武裝、戰略象征。
為了把實現共同富裕成為主題，并成為十八大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的社會發展總綱和精神文化動力，就必須形成一系列的運行機制、模式和獲得牢固的事業抓手。隨著GDP崇拜和市場經濟神話破滅，民生、實體經濟和理性組織與計劃成為現代國家的新型著力點。而在神州大地，第二次飛躍，重慶模式，浙江模式，不但很快浮出水面，而且以磅礴的氣勢，形成華夏大地沖擊波。為了避免劇烈的社會經濟動蕩，應當形成大體上三級的有效的運行模式，它們基本上對應于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那就是在微觀結構方面，在輿論、政策傾斜和社會經濟規劃上，以華西村、南街村、劉莊、大寨等等為示范和榜樣，引導、鼓勵和推進產權和財富的第二次飛躍，形成具有強大經濟生命力和直接經濟效益的集體俱樂部微觀經濟族群。而在中觀產業和區域經濟組合方面，則要以重慶模式為基礎藍本，各地區因地制宜，在唱紅打黑、專項整治、三進三同、縮小差別、民生工程、文化繁榮、社會平安、道德高地等等系列社會經濟綜合治理和發展上，形成符合當地社會生態現實可行的具體模式。最后在宏觀機制上，采取浙江模式的基本經驗，在民營經濟困境和危機中，找到國有、公有經濟統合民營經濟，形成混合經濟的有效結合部與結合點，整合全部社會經濟資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全中國人民都有盼頭，有信心，有依靠，有恒心的情況下，使得一切資源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并宏觀和社會發展上全面惠及到每一位中國人民群眾身上。
理論上、實踐上、政策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已經徹底結束。黨的十八大對此當然可以不做任何歷史性表態。只要高高地舉起共同富裕這面耀眼、光焰無際的時代最高峰的精神和理論旗幟，中國余下的道路開辟，就會披荊斬棘，勇往直前，越益寬廣。
圍繞著十八大的第一大主題共同富裕，全面復興，第二個相關和輔助性的次主題，就是中國文化自覺和文明強盛。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綿延八千年乃至一萬余年，為世界所有古文明之多項之最。其是唯一一個至今傳承的從古到今的全流程的文明大系，是唯一一個始終圍繞漢字語言體系的文明共同體，是唯一一個歷經數千年，乃至上萬年，文化、人口、社會、歷史發達、康盛，不斷推陳出新，永遠與時俱進的大國多民族大融合文明生態體系。毛澤東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其實，應該從三皇五帝到毛澤東，中國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恢弘磅礴。文化自覺和文明超級自信，舍我華夏無其二。
當然，我們必須異常清醒，可能有多少偉大卓越，就同時有多少糟粕沉渣。也同時必須明白，世界其它民族和國家，不但有著自己輝煌的過去，也在創造著杰出的現在。固步自封，夜郎自大，都是沒有根據和短視的。但我們又必須同時牢牢記住，現代化文明體系和現代性學理科學和文化較量與交鋒，充滿著沒有槍炮硝煙的刀光劍影。在意識形態的真理體系和指導思想靈魂方面，除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而外，還沒有任何其它的思想學說，能夠成為我們文明的基礎和核心。歐洲中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新制度學派、印象主義、立體主義、達達尼主義、修正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后現代主義，凡此種種，都不是我們的精神旗幟和理論核心。
把毛澤東思想升華為毛澤東主義，就政治思想和文化時代而言，還為時過早，條件尚未成熟。但全面深化毛澤東思想的各個思想、學說、理論、戰略、政策層面，挖掘其文化和精神內涵，形成哲學-政治經濟學-文化社會學-兵法戰略學-組織管理學的系統科學結構，打通毛澤東、列寧、馬克思和中國古典學派和各家各派學說傳承，完成用東方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學說雙重體系，對毛澤東主義的全面建構，將會在現代思想史和文化社會發展史上，發揮巨大的作用。
文化自覺和文明復興不是要急功近利的產業化和娛樂至死的商業化，而是遠遠超出提升所謂軟實力、巧實力的中華現代文化和文明體系夯實和生態基礎創造。保持足夠的強大的國際競爭力固然是我們的最求目標之一，但我們的文化與文明自覺和自省，更是大國超現代的精神維系和思想文化給養，是中華真正內功和強大自我認同的民族精神和國家魂靈的建構，更是華夏兒女文化追求，精神品格，學養修身，境界追求，見識品味的鍛造和提升。因此是我們自我的內在需要，而不僅僅是國際競爭的外在驅使。
圍繞著“共同富裕，全面復興”的十八大主題，另外一個相關和次級主題，應該是民主繁榮。人民民主不但是毛澤東找到的打破黃宗羲學理定義的，黃炎培在延安同毛澤東深談擔憂的惡魔般的無法跳出去的歷史周期律，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其是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毛澤東傾其畢生都始終探索、追求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機制。人民主權是這里的主線。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是相輔相成的，而且都圍繞著人民主權。人民主權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和根本保證。毛澤東不但在三灣改變，建立起了基本的黨軍有機體系，而且系統地解決和建構了軍事、經濟和政治三大民主制度和文化。無論是黨內民主制度與文化，還是國家民主制度和憲法，毛澤東時代的民主是徹底的，開放的和系統性的。九大黨的選舉民主，同七千人大會的中國最大范圍的中高級干部大民主，同1.5億對應于當時6億人口的第一步憲法民主建言、討論，同文化大革命的民主多樣性探索，構成了中國當代民主的堅實基礎。
程序化民主、代議制民主、金錢選戰民主、雅典城邦式民主、君主立憲共和制等等，都不是社會主義的民主。
黨政軍民的民主建構，任重道遠。市場經濟在經濟，特別是微觀經濟帝國內部的核心經營決策和人事安排上，都是徹底的獨裁與專制，是真正的世襲和門第專制。而在此基礎上的代議制，無論是直選還是非直選民主，都是楊斌等界定的點廚子而不點佳肴（菜單）的不徹底民主。我等則將其進一步界定為便于統治的傀儡政治表演的櫥窗民主。
人民的國家管理權是人民主權的關鍵與核心。這一點決定著人民主權和其它利益的存在和徹底體現。關于這一點，毛澤東的理論表述和認識是無比深刻的。文化大革命在黨和國家領導人制度方面的驚世駭俗的探索是具有偉大創新意義的。全面、科學、準確地評價文化大革命，就政治氣候而言還為時過早，條件還不充分，但對于其中的民主探索的正面積極訴求，應該不但謹防時代錯位和倒退，而且應當循序漸進地加以推進。
十八大就應當成為民主的一個生動表率。應當在全黨、全軍、全國，就十八大的主題和核心，進行廣泛的“問政于民”。只有把“頂層設計”的主導權和話語權真正交給人民，而不是把持在專家精英和受局限的寫作班子狹小圈子范圍內，十八大和中國今后的偉大事業才能摧枯拉朽，光焰無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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