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政治哲學的核心：人本中道模式
曾飛
政治哲學屬于哲學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政治哲學是政治思想體系中最高層次的理論形態。由于政治現象是變動不居的，所以任何政治哲學都是適應時代需要而創立的。政治哲學在整個政治學中具有基礎的和指導的作用，其進展對整個政治學的研究水平和發展狀況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并對社會變遷、社會發展、社會整合和社會的有序運行具有無可替代的功能與價值。……美國政治學者阿爾弗雷德·科班指出，所有偉大的政治哲學家都認為自己的著作是政治過程的一部分。“他們在寫作時都心懷實踐企圖，其目標都在于影響現實的政治行為。他們寫作是為了譴責或者支持現存的制度；為政治系統進行辯護，或者勸說他們的同胞改變這個系統”。阿蘭·艾薩克也指出，規范活動是政治哲學家的主要活動，這種活動包括：描繪出一幅幅最好的國家或最好的政治系統的藍圖；舉薦自認為適宜且正確的政治目標；先提出一種終極目標或價值，然后再描述實現此目標的最佳手段，等等。（政治學·政治哲學·政治科學——《中國現代科學全書·政治學卷》總序）無論是支持現存的制度還是為理想的政治系統進行辯護，說白了就是為了證明某種政治統治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給某種政治統治提供理論支持。
雖然東西方政治哲學的終極宗旨都在于執政正當性和合法性的論證，但因為東西方政治哲學的差異，導致了政治模式的分野。在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全盤照搬西方政治模式根本行不通。這樣的生搬硬套已經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必須正本清源，迅速糾正，以免害民誤國。
西方現代政治哲學的基本范疇是“自由”、“民主”、“人權”、“平等”、“權力”與“法治”。基本的思維方法是理性思維。
中國現代政治哲學的核心觀念則是“人本”與“中道”。基本的思維方法是陰陽思維，也就是整體思維（模式思維、審美思維）與理性思維（邏輯思維）并用。
西方現代政治哲學使用二分法、邏輯、分析與綜合的方法，從自由與權利等諸多要素的正當性和合法性證明，綜合而得出執政的整體正當性和合法性的結論。在理性主義占絕對統治地位的西方社會，很容易讓愚民們信服當權者自己政治統治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同時也可以很方便地宣布半殖民地國家里他們所不滿意的當權者的政治統治不具有合法性，而提供武力推翻他們的正當理由。但是科學方法論明確表明，他們所用的這種先分析然后綜合的方法本身并不具有正當性。因為整體不等于部分之和。哲學理論的偏頗，自然引發西方政治實踐的致命傷：當代壟斷資本統治正當性與合法性的動搖。
中國現代政治哲學用模式方法、“人本”與“中道”的模式結構闡明執政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所謂的“人本”與“中道”的觀念，通俗地講其實就是以人為本，以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出發點和依歸；以符合自然和社會規律的方式達到維護絕大多數人利益的目的的現代政治基本原則。這與西方在“自由”、“民主”、“人權”、“平等”、“權力”與“法治”的一整套“科學”邏輯系統掩飾下的以上等人為本，從極少數人的的利益為出發點和依歸；以貌似符合自然和社會規律的方式達到維護及少數人利益的目的的現代政治基本原則有根本性的差別。
系統的狀態是“人本”的目的控制“中道”的手段，形成下乾上坤的泰卦結構；這種結構陽氣上升，陰氣下沉而互相交融，象征通達安泰，目的與手段呈現相互交合的態勢；順暢通達，系統處于開放狀態，會逐漸強大起來。如果系統的狀態是手段掩蓋，甚至替代了目的，目的僅僅成了炫耀的空洞口號，以至成為不良行為的遮羞布，則形成下坤上乾的否卦結構。這種結構象征著閉塞和不通暢，系統處于封閉狀態，社會就會逐漸弱小下去。如果系統的目的被手段所掩蓋，而手段反而成了唯一的控制力量，目的與手段實際上已經是毫不相干的兩碼事了，這時陽在陰上，陽氣上升，而陰氣下沉，相互分離，陰陽因而不能互相交合，所以閉塞不通，哲學理論與政治實踐相脫離，只能起破壞作用，導致系統的災難。由此，領導集團的政治統治，如果處于“人本”的目的控制“中道”的手段，形成泰卦結構的時候，政治統治或執政就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相反，領導集團的政治統治，如果處于“中道”的手段抑制“人本”的目的，或者政治權力決定經濟利益的否卦結構的時候，政治統治或執政就不再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
中國現代政治哲學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繼承和發展，其中包含吸收了馬克思的人本思想。
中國古代政治哲學以孔子的“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為基本命題，它涉及到政治的合法性。認為任何王者的統治合法性都來自天命，而天命以民意為其實質內涵。在這里，“人本”影響著“中道”，依然是泰卦結構。此后，這個基本命題又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演化。
到了漢代，“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的基本命題經過演化而成了董仲舒“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的“君權天授說”。《董仲舒“君權天授說”疏理》說：“董仲舒作為漢代儒家的集大成者，其在政治上繼孔孟之理，以社會現實為根基，極力推崇維護君權。但是，他的君權學說是以‘天道觀’作為邏輯起點。他認為，人不能直接與天聯系，只有通過帝王或圣王作為中介才能與天相通。因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正是在這個天人感應的基礎上，他建立了‘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的君權天授觀。然而，董仲舒并不認同君權天授下君王可以無所拘束，君王同樣要不斷地檢點自己的行為，若不，上天會降災異，收回天命。“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凡災異之本，盡生于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就是這一體現。相反，欲天降祥瑞，君王就要做到政治清明，實施仁政。他認為，政治弊害莫大于貧富對立，這源于“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而為防止“盜”、“暴”的現象，統治者務必使富者足以示貴為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另外，君王要注意到“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只有這樣，君王才能長治久安，穩固統治秩序。可見，董仲舒的“君權天授”不是絕對的，它是建立在民本思想上的相對君權。”在這里，“中道”影響“人本”，開始轉化為否卦結構。
到了明、清時代，“君權天授說”的基本命題又進一步演化為朱熹“君為臣綱”的天理論。《朱熹天理論框架中的君王觀念》說：“朱熹以天理為最高范疇建立了其理學思想體系，并基于天理論的框架，對君主的產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進行了說明。他認為，君主的地位是與天理聯系在一起的，天理需要君主的扶持才不至于傾倒，天下眾民的天理之性也需要君主輔助引導才能保全不失。君主對于天地運轉、人性保全而言是不可缺少的。通過這一論證，君權就具有了天理的依據。為了論證君主地位的神圣性，朱熹還把‘君為臣綱’的原則作為至高天理的體現，以此論證其神圣性與合理性。將這一原則落實到具體的政治設計中時，朱熹強調對君主的尊崇，要求人們‘尊君親上’，希望在君主與臣民之間確立截然不可逾越的尊卑等級秩序。在朱熹的政治思維中，尊君已經成為天理的內在要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并未因此放棄對現實政治生活中君王的批判與抨擊。他曾批評孝宗因循茍且，虛度歲月，不僅不足以致治，反而足以召亂。其言辭激烈，鋒芒畢露，毫不避忌。他甚至還批評寧宗皇帝‘獨斷’。這種批評，已經觸及了君王的權限問題，被認為是達到了傳統體制下批判皇帝專制的極限。”在這里，“天道”決定“人本”，已經完全轉化為否卦結構。
到了現代，馬克思的人本思想對中國的政治哲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人本思想在當代》說：“人是歷史的主體，人的實踐、人的解放、人的發展就是歷史的開端、過程和歸宿，也是馬克思主義全部理論的出發點和歸宿，因此，以揭示人的實踐、人的解放和人的發展規律為己任的人本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和實質。但是，馬克思以后的共產黨人大多將馬克思主義歸結為階級斗爭的學說，而忽視了馬克思的人本主義思想，以致20世紀末在蘇聯和東歐出現了人民被共產黨所忽視、共產黨被人民所拋棄的重大歷史事件。”“‘人本’思想是相對于‘神本’、‘官本’、‘金本’等思想而言的，而且是為著反對這些‘非人本’思想而提出來的。‘人本’與‘非人本’思想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就早已存在，并相互斗爭著。大致說來，奴隸主階級奉行的是‘神本’思想，封建地主階級奉行的是‘官本’思想；雖然資產階級很早就提出了‘人本’思想，但他們實際奉行的乃是‘金本’思想。在科學的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人本主義’。促進‘人類解放’是馬克思畢生的事業。”
而姜中林先生則說：“西方馬克思主義把‘人’回歸到馬克思主義當中，指出馬克思主義中‘人’的首要地位，具有很深刻的現實意義，與我國當前強調的‘以人為本’也是有密切相關的，以及與管理學中重視的‘人本管理’也有聯系，反觀當前社會現實，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人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人’的關系，以及當前怎樣看待‘人’進行研究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以及全世界的共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正式把人的自由發展作為未來社會的根本特征：“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因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將是一個以各個人自由發展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1頁）必須充分注意到，馬克思所說的：“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階級斗爭僅僅是一種手段，奪取政權僅僅是“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其最終目標，馬克思說得很明白：“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也就是全人類的自由解放！因而，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與核心，是以人為核心，以現實的人為出發點，以全人類的自由解放為歸宿的人本主義理論。
這種影響，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現代政治哲學把被顛倒了的結構再一次顛倒過來。用以“人本”為基礎，“中道”為上層的新的人本中道模式結構來闡明執政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孔子說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意為人能把道廓大，而不能用道來廓大人。人能夠使道發揚光大，不是道使人的德行發揚光大。人可以把道發揚光大，反過來，以道弘人，用來裝點門面，嘩眾取寵，那就不是真正的君子之所為了。也就是說只能從人出發來應用自然規律為人類造福，而不能以“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為借口來毀滅人自身。這兩者的關系是不可以顛倒的。
毛澤東思想的以“人民利益”（人本）為基礎，以“實事求是”（中道）為方法的結構模式就是泰卦模式，是中國政治哲學的現代表述；只有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本，以實事求是為方法的政治統治才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而那些以“實事求是”為基礎，以“人民利益”為標榜的結構模式理論都屬于否卦模式，是董仲舒君權天授說和朱熹天理論的現代版本。以此種歪論為指導的政治統治都不具有正當性與合法性。
于是，在人本中道模式下，也就是在以“人民利益”為基礎，以“實事求是”為方法的政治模式下，自由幸福、公平正義、互助友愛、勤勞勇敢、服務大眾、廉潔奉公、遵紀守法、求是務實等就成了理想社會的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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