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軟暴力的集合
黎陽 2012．1．8．
一．文化是軟暴力的集合。
二．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軟暴力。
三．沒有軟暴力就沒有硬暴力。較量硬暴力必先較量軟暴力。
軟暴力的勝負決定硬暴力的勝負。
四．軟暴力貫穿硬暴力。軟暴力超越硬暴力。
五．使用軟暴力的敵人最危險最兇殘
一．文化是軟暴力的集合。
孔慶東 教授說：“文學是軟政治”。（北大醉俠孔慶東《國文國史》講座， 2011年12月24日 ） 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這句話讓我茅塞頓開，一下子領悟到“文”與“武”這一對矛盾關系的精髓與要害：文學是軟政治，文化是軟政治，一切意識形態都是軟政治。
孔慶東說：“政治是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系。”這句話也可以理解為“政治意味著權力”。而權力意味著暴力。因此“文化是軟政治”意味著“文化是軟實力”、“文化是軟權力”、“文化是軟暴力”。
一切語言信息其實都是軟暴力——使用語言信息歸根到底是為了影響其他人的行為。人的任何行為從本質上講都是有形的硬暴力。人要改變其他人的行為無非一是用行為，二是用語言信息。用行為改變行為是用有形的硬暴力改變有形的硬暴力。用語言信息改變行為則是用無形的非暴力手段達到了用有形的硬暴力能夠達到的同樣效果。也就是說這些“語言信息”等效于某些硬暴力。既然等效，那就同樣屬于暴力。暴力而無形，故區別于有形的硬暴力，稱之為“軟暴力”。
一切語言信息都是軟暴力。用語言信息構成的文化本質上是軟暴力的集合。“文化”說到底不過是“軟暴力”的另一種說法。把“軟暴力”稱為“文化”無非讓們人感覺好聽一點而已。 只有明白“文化是軟暴力的集合”，才能真正理解文化對人類社會至關重要的決定作用。
二．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軟暴力。
孔慶東說：“人是先有意念，然后再有行動，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講的主觀能動性。”——只要是正常人，一切行動必受意念控制，暴力行動當然不例外。而人的意念又受什么控制？意識形態，文化——軟暴力：控制了人的意念就控制了人的一切行動，控制了人的一切行動就控制了人的硬暴力。
“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軟暴力”。不僅人類社會如此，連叢林世界也如此：《黔之驢》中的老虎先是“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然后“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最后“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闞，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同一只老虎，同一身暴力，其暴力用與不用、如何用卻大不相同，決定的因素是老虎的“精神意識”這個“軟件”。這是不折不扣的“硬暴力受制于軟暴力”——在沒取得軟暴力的勝利前老虎的硬暴力雖大，卻只敢用于“蔽林間窺之”、“大駭遠遁”。只有在“軟暴力”的較量上占了上風——對黔之驢的藐視戰勝了恐懼之后，老虎的硬暴力才得以發揮出來，被用于“跳踉大闞，斷其喉，盡其肉”。由此可見老虎的“硬暴力”完全受制于老虎的“軟暴力”。
人類世界的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人類的軟暴力，獸類世界的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獸類的軟暴力。雖然人類的軟暴力是“意識形態”、獸類的軟暴力只有“本能意識”而無“形態”，但在“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軟暴力”這一點上并無不同。
既然“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軟暴力”，既然文化是軟暴力的集合，那么控制了文化就能控制一切軟暴力，就能最終控制一切硬暴力。
孔慶東說：“文學其實是政治，還不是一般的政治。把文學當成風花雪月的人都錯了，都上當了。文學根本不是風花雪月，文學非常殘酷。文學是非常殘酷的學問，需要面對自己的良心，需要面對血腥的撕殺，需要面對政治上一個又一個二元悖反的難題，每天都要面對一個道德的選擇”、“不知不覺中江山變色……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不研究語言問題，一字之差被奪走政權”。（孔慶東上海烏有之鄉網友見面會：解讀《國文國史三十年》 2011年12月25日 ）
把孔慶東這段話里的“文學”換成“文化”同樣正確：“文化其實是政治，還不是一般的政治。把文化當成風花雪月的人都錯了，都上當了。文化根本不是風花雪月，文化非常殘酷。文化是非常殘酷的學問，需要面對自己的良心，需要面對血腥的撕殺，需要面對政治上一個又一個二元悖反的難題，每天都要面對一個道德的選擇”、“不知不覺中江山變色……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不研究語言問題，一字之差被奪走政權”。
三．沒有軟暴力就沒有硬暴力。較量硬暴力必先較量軟暴力。
軟暴力的勝負決定硬暴力的勝負。
以前我對軟暴力與硬暴力的關系認識不是很清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有許多糊涂觀念，比如：“既然‘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那么硬暴力就高于軟暴力”。這樣的指導思想使我對軟暴力的作用掉以輕心，有些不當回事。
如今用“文化是軟暴力的集合”、“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軟暴力”的觀點回過頭來再看就知道我當時的認識有偏差：的確，當硬暴力出現時只能用硬暴力應對，否則就跟用《論語》、《易經》、八股文或吃符念咒之類對抗洋槍洋炮一樣了。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任何硬暴力背后都有軟暴力，沒有軟暴力就沒有硬暴力，硬暴力出現的本身就是軟暴力較量的結果。
譬如“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意思是秀才再有理，碰上兵蠻不講理也無可奈何。這從表面上看是硬暴力強過軟暴力，但實際上“兵對秀才蠻不講理使用硬暴力”這一行為的發生有條件，有前提：第一，“兵”從心里上破除了對“秀才”的迷信恐懼，代之以“你個酸文人有什么了不起？四體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擔擔，手不能提籃，光會賣嘴忽悠人，老子偏不尿你”之類輕蔑；第二，“兵”有恃無恐，處于一種“揍你個騙子文人白揍，沒人干涉”的大環境。而這樣的條件和前提是軟暴力較量的結果——“兵”頭腦中不同軟暴力的較量，例如“敬畏秀才”和“不尿秀才”之類意識的較量；以及“兵”所處的大環境里不同軟暴力的較量，例如“秀才永遠有理”和“秀才有什么了不起”之類意識的較量。后一種軟暴力獲勝，“秀才遇到兵”時“有理說不清”的是秀才；前一種軟暴力獲勝，“秀才遇到兵”時“有理說不清”的是兵——如今無孔不入連篇累牘用“狼牙山五壯士是假的”、“黃繼光是假的”、“飛奪瀘定橋是假的”、“長征是假的”之類信口開河欺負兵的是秀才，“有理說不清”的是兵；洋洋得意的是秀才，忍氣吞聲的是兵——當秀才的“軟暴力”戰勝了兵的“軟暴力”時，兵的“硬暴力”就毫無用武之地，有等于沒有，只能白白受欺負。
不同軟暴力的較量不僅會發生在不同的人身上，而且會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拿破侖說：“我是兩個不同的人：有頭腦的人和有良心的人。不要以為我沒有像別人那樣的多情善感的心。我是相當善良的人。但是，我從很早的少年時代起，就盡力使這條心弦靜止下來，以至現在它不發生一點聲響。”——當拿破侖的良心“不發生一點聲響”時，硬暴力就出現；反之，硬暴力就潛伏。表面上看僅僅是一念之差，而這一念之差卻是不同軟暴力較量的結果——雖是同一個人，卻可以有不同的軟暴力在較量。軟暴力較量的結果決定了硬暴力的出現與否。
沒有軟暴力就沒有硬暴力。硬暴力發生的本身就是軟暴力作用的結果——“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只看見有形的硬暴力、看不見無形的軟暴力、只看見表面的物質力量、看不見無形的精神力量不是正確的唯物辯證法，而是膚淺庸俗的機械唯物論和形而上學，完全違背馬克思的主張：“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
張藝謀在電影《英雄》里創造了個“意念決斗”的情節——雙方沒動手，先憑想象來了個“精神斗毆”，誰精神上贏了誰動手準贏。顯然這比阿Q的“精神勝利法”藝術得多，雖然毫不現實。但用這來比喻軟暴力對硬暴力的作用卻挺形象：較量硬暴力之前必先較量軟暴力，誰贏了軟暴力的較量誰就穩贏硬暴力的較量。
更確切地說，軟暴力較量的結果對硬暴力的影響可分為幾種情況：
1．一邊倒的絕對勝利：“不戰而屈人之兵”，根本不給硬暴力發生的機會。
例如：前蘇聯的崩潰、修正主義的“取消革命”、“絕對不抵抗”、“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三百年殖民地”、“曲線救國”、“人權高于主權”、“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是領土完整重要，還是百姓的生命財產重要？我認為當然是百姓的生命財產更重要。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于我何干呢？”、“分裂有什么不好？中國國民生活水平最好的時期，就是南宋”、“如果一個國家實行民主必然分裂，那她也只能選擇民主！如果一個國家只有分裂才能實行民主，那就證明她應該分裂！”……（我原來一直不理解毛澤東對斯諾說的一句話：“在你們那些國家，搞革命也比較困難，壟斷資本厲害得很，它的宣傳機器那么多”——我當時怎么也想不通：“宣傳機器那么多”與“搞革命也比較困難”有什么關系？現在明白了：“宣傳機器那么多”背后的意思是“軟暴力特別強大”，而不能取得軟暴力較量的勝利，就不能發生硬暴力的革命。相形之下中國歷代反革命宣傳機器的軟暴力就差遠了，笨多了，遠不如西方國家的同行那樣嫻熟老練、知道講究實際效果、自圓其說、讓人覺得可信——總是只顧眼前，總是前言不搭后語，總是顧頭不顧腚，總是弄巧成拙、漏洞百出、矛盾百出，總是不成器，總是充滿傲慢與偏見，總是開口就訓人、面目可憎、八股連篇、惹人生厭，難怪總是成不了氣候。）
2．壓倒性勝利：導致對手不戰而降，兵不血刃即獲得硬暴力的勝利。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德國吞并奧地利、炮制慕尼黑協定、吞并捷克斯洛伐克。
3．決定性勝利：導致對手臨陣倒戈，變敵之硬暴力為己之硬暴力。例如：前蘇聯八．一九政變。
4．總體性勝利：瓦解對手士氣斗志，放棄頑抗，降低硬暴力獲勝的難度和代價。例如：毛澤東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解放戰爭三大戰役的“北平方式”，韓信用“四面楚歌”吹散項羽八千兵。
5．勢均力敵：雖未能瓦解對手，卻還能保住己方士氣，不影響靠硬暴力血戰到底。例如：任何殊死搏斗、相持不下的的慘烈場面。
6．一敗涂地：硬暴力孤掌難鳴，再支撐不下去。例如：兵無斗志、軍心渙散、士氣瓦解、土崩瓦解、兵敗如山倒。
毛澤東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在這點上說，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同樣可以按照這個思路把硬暴力的較量理解為軟暴力較量的繼續。硬暴力的較量是軟暴力的較量在特殊情況下的有形體現。一切硬暴力較量的背后都是軟暴力的較量。沒有軟暴力的勝利就沒有硬暴力的勝利。
例如蘇聯的八．一九政變：前蘇共“保黨派”在軟暴力的較量上一敗涂地，發動政變時只有硬暴力，沒有軟暴力。結果：部隊倒戈，四面楚歌，徹底失敗。雖有足夠毀滅世界多少次的超級大國的硬暴力，卻不戰自退，根本無用武之地。
又例如中國的解放戰爭：蔣介石只信硬暴力，不信軟暴力，見自己硬暴力絕對優勢，便計劃三個月消滅共產黨。毛澤東看透了“硬暴力取決于軟暴力”的規律，指出：“蔣介石軍事力量的優勢，只是暫時的現象，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也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蔣介石戰爭的反人民的性質，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這方面，人民解放軍則占著優勢。人民解放軍的戰爭所具有的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性質，必然要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這就是戰勝蔣介石的政治基礎。”結果：“小米加步槍”的毛澤東戰勝了“飛機加大炮”的“蔣委員長”。
自從否定了毛澤東，共產黨的軟暴力就被徹底解除了武裝，等于手無寸鐵。從此面對國內外一波接一波反共浪潮的猖狂進攻毫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只好厚著臉皮硬著頭皮死扛，甚至照抄古人掛出了“免戰牌”——“不爭論”，恨不能學駝鳥把腦袋埋到地底下去。然而消極挨打又能挨多久？
“樹欲靜而風不止”，得意忘形的“普世精英”們如同貓玩弄老鼠一樣不厭其煩為共產黨設計了一個又一個的死法：“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公民社會”、“法制社會”、“憲政民主”、“ 普世價值”、“國際接軌”、“告別革命”、“融入世界”、“以人為本”、“人權高于主權”、“倒逼政改”、“頂層設計”、“黨政分開”、“多黨制”、“一人一票”、“三百年殖民地”……
擁護共產黨的人要起訴公然反共的茅于軾，“共產黨”的硬暴力卻立即宣布要保護這個公然反共的人——“共產黨“的硬暴力不保護共產黨而保護反共人士，足見“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軟暴力”。照此下去，用不了多久，共產黨的硬暴力如果再碰到反共暴亂會不會開槍、會朝哪里開槍都難說——沒了軟暴力，硬暴力再強，哪怕導彈氫彈核潛艇武裝力量等世界上名列前茅，面對反共勢力軟暴力的猖狂進攻一籌莫展，無可奈何，只能坐以待斃。
四．軟暴力貫穿硬暴力。軟暴力超越硬暴力。
1．軟暴力貫穿硬暴力。人類社會中硬暴力的較量是不連續的，時有時無；只有軟暴力的較量是連續的，從無間斷。軟暴力的較量貫穿人類的一切活動。孔慶東說：“政治是無所不在的。政治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系。任何兩個人之間都有權力關系。任何兩個人一見面都要判斷權力關系。”這“判斷權力關系”本身就是軟暴力的較量——也許無意識，也許不自覺，但本質就是如此。任何兩個人之間尚且如此，整個社會就更不例外。
硬暴力發生與否取決于軟暴力較量的結果：當否定的軟暴力占上風時硬暴力就得以避免。硬暴力發生本身就意味著主張硬暴力的軟暴力占了上風。軟暴力較量的結果決定硬暴力是否發生，而不同軟暴力較量的結果總是此一時彼一時，所以人類社會中硬暴力的發生才會時斷時續——如果硬暴力的發生與否與軟暴力無關，那人類社會的硬暴力跟軟暴力一樣永遠持續不斷才合乎邏輯。
在硬暴力的較量中始終貫徹貫徹著軟暴力的較量——任何國家沒打仗就得先動員，打起來一要戰時動員鼓舞士氣，二要嚴懲蠱惑人心軍心的一切行為——軟暴力的較量貫穿在一切硬暴力的較量中。
2．軟暴力超越硬暴力。一切硬暴力作用的時間、空間和對象都是明確的、具體的、有限的。而軟暴力則沒有這些限制，可以超越時間、超越空間、超越具體的作用對象，甚至可以“儲存”，可以“潛伏”，可以“累積”，可以“迭加”，可以“擴散”——《孫子兵法》、《老子》、《易經》、《論語》等雖然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現在仍廣泛被人學習引用，仍在發揮作用。
又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曾確定日本的京都為原子彈轟炸目標。這一決定遭到了當時的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的極力反對。史汀生在做菲律賓總督期間多次到過京都，對這座城市印象很深。他認為京都是日本的文化圣地，把京都作為原子彈的轟炸目標徹底毀掉它，將會使“日本人永遠不會原諒美國。”盡管負責原子彈轟炸目標選擇的“臨時委員會”極力想說服史汀生改變觀點，可史汀生卻絲毫不做任何讓步。京都最終免遭原子彈轟炸。
在同一時期，梁思成透過美駐重慶辦事處聯絡官布朗森上校，陳述了保護京都、奈良古建筑的重要性，并提交了一份關于奈良古建筑的圖紙，以及這樣一段見解：“建筑是社會的縮影，民族的象征，但絕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類的共同財產。如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結構建筑，一旦炸毀，是無法補救的。”美軍接受了梁的建議，并請其助手在軍用地圖上標繪出區塊，進而保護日本古都免于原子彈轟炸。
這也是“軟暴力超越硬暴力”、“軟暴力超越時間、空間和具體的作用對象”而對硬暴力發揮制約作用的實例——京都、奈良以其“文化”為軟暴力征服了掌握硬暴力的人的頭腦，使“尊重歷史文化”的軟暴力戰勝了“犧牲古城來檢驗原子彈威力”的軟暴力，從而得以避免滅頂之災。這兩個城市的文化特色一直就擺在那里，建設時并沒有明確的目標和作用對象，想都沒想過要征服誰誰誰，更不用說什么時候會發揮作用了。然而就在最關鍵的時刻其“文化”特色作為軟暴力發揮了起死回生的作用——軟暴力超越時間、空間和具體的作用對象而發揮作用。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法決策人中“教訓中國”的軟暴力戰勝了“尊重文化”的軟暴力，結果就是火燒圓明園——中華文化的軟暴力不夠強，再精美的藝術寶庫也只能被付之一炬。）
五．使用軟暴力的敵人最危險最兇殘
既然文化是軟暴力的集合，既然一切硬暴力都受制于軟暴力，既然軟暴力的勝負決定硬暴力的勝負，既然軟暴力貫穿硬暴力，既然軟暴力超越硬暴力，那么以文化為軟暴力的敵人就是最危險最兇殘的敵人。
以文化為軟暴力的敵人即拿筆的敵人。魯迅早就指出：拿筆的敵人是“自稱‘無槍階級’而其實是拿著軟刀子的妖魔”、“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
拿筆的敵人比拿槍的敵人更壞更陰險更兇殘，罪惡更大——拿槍的敵人都是拿筆的敵人制造的。拿槍的敵人的士氣和戰斗力都是拿筆的敵人維持的。每個拿槍的敵人背后都有個拿筆的敵人。每個被拿槍的敵人打死的烈士歸根到底都是死于拿筆的敵人，都有拿筆的敵人的血債。“交槍不殺”的真正含義是“交出武器就不殺”。拿槍的敵人可以“交槍不殺”。而拿筆的敵人第一，應該是“交筆不殺”。不交筆，那就等于沒放下武器，照樣屬于敵人，照樣可殺。第二，拿槍的敵人交了槍就不再能殺人，就不再是敵人。而拿筆的敵人即便交了筆，以前寫的殺人文字仍然存在，仍然能繼續殺人。因此拿筆的敵人即便放下武器交了筆也仍然是敵人，不能象拿槍的敵人那樣交了槍就不再致命，就不再是敵人，就可以變成自己人。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遭受的最大困難、最大犧牲都是拿筆的敵人造成的——比如，一個“共產共妻”的造謠就迫使共產黨不得不用格外嚴格的軍紀證明自己，凡沾了“調戲婦女”的邊就殺。共產黨革命勝利后如果按常規清算血債罪行，最該嚴懲的就是拿筆的敵人。而毛澤東卻動了隱惻之心，沒有按常規邏輯對待拿筆的敵人，而是特別寬大：第一，把拿筆的敵人與拿槍的敵人一樣對待，只要不殺人放火就不殺——比如毛澤東對周作人專門指示：“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后出版。”第二，對拿筆的敵人實行“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改造而不是消滅——如果毛澤東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徹底清算拿筆的敵人給中國革命造成的犧牲損害，他們豈能有機會活下來寫“傷痕文學”和“往事并不如煙”？
毛澤東的寬大為懷并沒有感動魔鬼，換來的是拿筆的敵人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瘋狂進行報復、無孔不入、無所不用其極的妖魔化——不但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共產黨、妖魔化社會主義革命，而且連中國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中國老百姓、中華民族、中華文明一古腦子全妖魔化了。
放眼古今中外，真沒見過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有誰象中國以文化為軟暴力的拿筆的敵人這般瘋狂地詆毀自己民族的一切，甚至把愛國咒罵為“愛國賊”、鼓吹當“帶路黨”、 鼓吹“三百年殖民地”、鼓吹中國人給外國人當奴隸、給外國轉基因公司當實驗小白鼠、瘋狂煽動中國人相互仇恨、鐵了心要把中國推向崩潰和內戰
——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了一條：以文化為軟暴力的敵人是軟刀子殺人犯，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拿筆的敵人比拿槍的敵人更壞更陰險更兇殘，罪惡更大。
中華民族要生存就必須堅決消滅以一切文化為軟暴力的拿筆的敵人，看透這是一場民族生死大搏斗，再也不對拿筆的敵人講什么“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改造而不是消滅”，而要老實不客氣地按照“拿筆的敵人比拿槍的敵人更兇殘、罪惡更大”、“交槍不殺，不交筆就殺”、“交筆也要算老帳”等常識處理。必須焚書，必須坑儒。
另一條教訓是：必須徹底剝奪拿筆的敵人對軟暴力的壟斷——“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絕對硬權力是絕對權力，絕對軟權力也是絕對權力。絕對硬權力來自絕對軟權力。要破除絕對硬權力就必須先破除絕對軟權力。不破除絕對軟權力，所謂“反對絕對權力”就是賊喊捉賊
——如今叫嚷“絕對權力、絕對腐敗”最兇的人，正是壟斷著絕對軟權力、正在用絕對軟權力攫取絕對硬權力的“普世精英”——因為已經把握了絕對軟權力，所以有絕對把握通過“一人一票”獲得硬權力，這等于是自己選自己。
（“普世精英”們在沒有絕對軟權力時叫嚷的決不是“民主選舉”、“一人一票”，而是“反對民粹主義”、“禁止暴民政治”、“反對暴力多數”。其立場變化的關鍵在于看自己是否掌握了絕對軟權力。）
明白了這些，就不難理解文化、文人與政治的關系、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為什么要“狠抓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為什么說“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等等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目標就是剝奪“普世精英”們的絕對軟權力，所以他們才會一提文化大革命就咬牙切齒。
要戰勝以文化為軟暴力的拿筆的敵人，就離不開毛澤東思想——拿筆的敵人最害怕、最受不了的就是這個。他們的全部行為其實就貫穿著一個根本原則：不惜一切去掉毛澤東。只要能去掉毛澤東，什么都好商量；為了去掉毛澤東，什么謊都可以撒，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他們自己都清楚：自己的一切軟暴力在毛澤東思想面前都不堪一擊。共產黨沒了毛澤東就不過是行將就木，氣息奄奄；回歸了毛澤東就起死回生。因此必須不顧一切靠妖魔化把毛澤東從中國老百姓心目中抹去，決不能允許共產黨回歸毛澤東。
贊揚毛澤東、宣傳毛澤東，就是參加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軟暴力的大較量。軟暴力較量的勝利將決定硬暴力較量的勝利。中國老百姓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重新凝聚起來之日，就是文化為軟暴力的拿筆的敵人徹底完蛋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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