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一下“機遇期”的反動性

揭示一下“機遇期”的反動性

陶  冶

時下經常聽到一個莫名其妙的官方用語——“戰略機遇期”。這個用語從什么時候出來的，是怎么樣出來的，背景如何，是哪個大人物“出語”的，我都不清楚，就覺得是在不知不覺中廣為傳開并被人們接受了。我甚感奇怪！你看，“實踐是……標準”、“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不爭論”、“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硬道理”、“最廣大”（“最廣大”的語法錯誤電腦都能識別出來）等等都有明主，唯獨這個“戰略機遇期”找不到發明人。剛剛過去的一年真的是令人憂心忡忡、心不落底啊，覺得我們的黨怎么了？不是有人要給改名變成“社會民主黨”，就是要結束一黨執政讓她下臺。更有甚者是像法輪功那樣直接喊出“打倒共產黨”、“殺掉7000萬”。我害怕了，但我不是害怕自己被殺，我都是古稀之人了；我也不怕我的兒孫輩被殺（他們也在7000萬之列）。因為我們整個家族與國家相比，就是根毫毛，就算是陶氏絕門能保住我們的黨不被毀掉、不被推翻，我們的國家不被顛覆和支解，我也會含笑九泉的。可惜，讓我這樣稀里糊涂地弄不明白是怎么搞的，是誰開始搞的，竟然把我們好端端的共產黨一步步搞到這個地步、搞到這個份上，我真的是死不瞑目??！

最近，我的腦子里始終抹不掉一個魔影，所以把他的大作放在床頭，偶爾翻翻（這部書盡管寫的是毛澤東，但我不肯把它放在案頭，不配），終于發現了這個奧秘，猶如一個偵察兵發現了一孔對著我們的發射的槍眼似的，反倒釋然了。

《紅太陽的隕落 千秋功罪毛澤東》（以下簡稱《隕落》）的導言《偉大的革命家  失敗的建設者》開頭就說：

本文指要：在機遇期內必須采取一個重大步驟是重新評毛。尊毛的意識形態，反毛的經濟政策，這種“打左燈向右拐”的機會主義組合可以茍安于一時，但早晚要翻車。當今領導人須知：你們在意識形態領域毛澤東旗幟舉得越高，在經濟政策上的‘錯誤’則越大，政治上的‘左’凸顯了經濟上的‘右’。真要以毛的是非為是非，你們就是‘正在走的走資派’。如此尊毛是頭頂砸自己的腳。　　

“在機遇期內”，顯然這里說的機遇期不是一時，而是一個時期。這就對我以往對“機遇”一詞的理解發生了“顛覆”。我特意翻閱了《現代漢語詞典》，上面明確的注釋是“機遇〈書〉好的境遇；機會”。我又查閱了“境遇 好的情況和遭遇”。我把兩者結合起來理解，就是遭遇好的情況的機會。而“機會”的注釋是“恰好的時候；時機：錯過機會︴千載一時的好機會”。這些注釋都沒有“時期”的意思。如果說機會和機遇都不是“時”，而是“期 ”的話，也就不用看準了趕緊“抓住”了，它還有個期限在等你的。因此，我說所謂的“機遇期”是不成立的，也是不存在的。那么，作為先知先覺的大知識分子宋科先生怎么能出口成詞，并被官方廣為使用呢？我苦思冥想也找不出其它答案，只能認為他們是用來欺騙人民！

“改開”以來，除了啟用（已經死去的）舊詞匯外，引進的不算，還有把貶義的變成褒義的，之外還生造了不少新的，甚至都不是話的詞匯（我以前的文章里談及過，如《漢語言到了該規范的時候了——致謝小慶教授的拜托信〉（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4/78955.html））。這個“機遇期”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那么我先說說它不是話？

機遇也好，機會也好，都是一閃而過，一過即逝的，它不可能停留下來等你抓它。國家的，我不是最高領導者，有了機遇也用不著我抓的。就說我自己吧：

我初中畢業時，班主任老師因為我9科5分（當時學習蘇聯實行五計分制）就擬定保送我上四平師范。因為培養目標是標準的小學教師，我拒絕了。但是，那年（1957年）沒有中等專業學校，而高中我又讀不起（只拿伙食費每月8員1毛錢），國家又進行勞動教育，動員中學（初、高中）畢業生回鄉務農，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我就寧肯務農以減輕父母的經濟負擔。為了表明我不是考不上高中，盡管不能讀高中也參加了招生考試。其實我就是要走個過場，數學考試我用40分鐘答了多半就交卷了。事后覺得沒答好，語文卷子我就認真對待了。這樣我就鬧個第二批榜上有名，把我編到10班，班主任是時廣湛老師。因為我已經“拿身子當地種了”，父母知道我已經“中用”了，就更不想供我讀高中了。這樣，我還真不如上“吃飯學校”（當時學生鄙視師范學校的稱謂）了。因為我不接受保送，就讓另一個8科5分的康姓同學享受了這個名額，結果畢業后都派到中學去了。倘若我去了，因為年紀小，還有可能保送到東北師大讀大學的。顯然，這次保送的機會我沒抓住。老天不是不給我機遇，而是我放棄了機遇。如果機遇能成“期”的話，我就不用后悔了。

倘若，我去讀高中，這個遺憾就不會是終生不可挽回的了?？上В咧形乙卜艞壛恕τ?958年大躍進，一些反毛的人揪住大躍進時期的缺點或失誤不放，殊不知那個大躍進給共和國奠定了多么雄厚的經濟基礎啊？工農業的已經說過了，軍事的不用我來說，就說文化、教育、衛生方面的教育吧，那時候和創辦了多少各級學校??？文化教育大躍進原有大專院?；謴驼猩?，還創辦了一些新的院校，大學招生數比報名數都多。我一個外號叫“萬事通”的李姓同學就以“同等學力”的名義報考了東北師大中文系。那時候通訊不發達，他又不知道我家住哪里，沒法通知我。他沒有我學習好，卻也被錄取了。他把這個消息告訴傅大千同學了，也都被錄取了。這個機遇不是我錯過的，而是我想不到的，也不知道的?；剜l務農了也看不到報紙，自然不看招生簡章了。

因為我不甘心現狀，就開始注意招生簡章了。1966年我頭一次去長春報考藝術學院，面試合格正式填了表，準備參加考試（我報的編導專業），可是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停止招生了。這個機遇自然也就沒了。

恢復高考的時候，我在縣文化館從事文學輔導工作，同事們覺得我的函授大學文憑比不上正式大學的，都建議和鼓勵我報名考現代文學研究生，可以帶工資并且享受出差補助。而我覺得六口之家的家庭負擔不該扔給妻子一人承擔也放棄了。這個機遇是我沒去抓。

路遙的《人生》里說，人生關鍵的就那么幾步，如果都邁到了，走對了，就成功了（我記憶的不是原話）。而我的關鍵幾步都讓我錯過了。

在我頭一次參加農村工作隊那年，有個機遇是后來知情的朋友告訴我的。我在年終寫的總結是《如何做好生產隊的指導工作》，開列了12條，除了交給工作隊領導外，還郵寄給縣委書記了。當時的縣委劉書記看了，就找縣委宣傳部了解我的情況，目的是要用我做縣委常委秘書?？墒?，我填完的《入黨志愿書》本單位黨支部通過了報到局黨總支還未報到機關黨委，毛主席就逝世了，接著那四個人就被法辦了，黨就停止發展了。這樣，縣委就另選他人了?，F在這個同志早已經是副省級領導干部了。

我羅列這么多，為的就是說機遇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它不是常駐的，不可能成為“機遇期”的。

那么，為什么偏偏有人要這么說，還一直這么強調。什么“戰略機遇期”？那無非是說“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環境對我們國家的建設是有利的，我們可以放心地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當初判斷是“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環境現在還存在嗎？美國轟炸南聯盟是不是戰爭？阿富汗戰爭算不算是戰爭？從伊拉克，再到利比亞，是不是戰爭？眼下美帝國主義又把矛頭指向伊朗了，戰爭接連不斷，怎么還能說是和平呢？就是針對我國的威脅我們安全的一系列事件都層出不窮。我們為了維持“和平與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就自我麻痹，自我安慰，就是不能正視被侵略的現實；而且還用“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妥協辦法，維持“和平與發展”的局面。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耗費軍費1萬億美元，有沒有我們提供的？這在以前我們不知道中央意圖的時候，也就不說三道四了。現在，看見了辛子陵對國家領導人的建議（須知）了，我就認為這個口號不乏一定的反動性。他就是在忽悠中央領導，忽悠中國人民。

我們到現在還堅持“和平與發展”的判斷，仍然認為處在“戰略機遇期”而自我感覺良好。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說過，歷來的武裝侵略都是為了經濟掠奪。“改開”之后國門大開請人家資本家進來投資“共同開發”，并且也成了“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了，人家已經實現了經濟掠奪的目的，你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人家的掠奪了，人家國家當然就沒必要用動武打你了。可是，這樣沒有發生武力沖突的原因是什么？還不是自己軟弱怕挨打的心理和屈辱忍讓的作為造成的嗎？那是真正的和平嗎？如果伊拉克薩達姆乖乖地聽美國的，能挨打嗎？利比亞卡扎菲也能乖乖地把資源奉獻了，能讓多國轟炸個稀巴爛嗎？原來中央的說法是“落后就要挨打”，所以不顧一切來“發展”，并且說“發展是硬道理”。而我就說落后不一定挨打，先進了也不一定不挨打。而是你的國家有資源不給他，他才虎視眈眈想打你。而你的政府腐敗無能，他才敢打你。所以，我說挨不挨打主要在于國家領導人能不能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能不能把民心凝聚起來形成國家意志？如果像現在又回到清朝末年國民是一盤散沙的狀態了，挨打是早晚的事情。我外孫兒放學后就跟我說，有伙硬氣的學生就專門欺負幾個有錢人家的同學，不給錢就動手打。有個同學回家跟家長說了，家長為了不吃眼前虧，不讓孩子挨打，就讓孩子滿足他們的要求，事先準備好了，一見他們來了就主動奉獻，當然鬧得了“和平”的局面和“友好”的氣氛。可是，那孩子要“奉獻”到多咱??？

辛子陵明確地說：

本書是拙著《毛澤東全傳》（1993年香港利文出版社初版，1997年出新訂本）的續篇，充實了大量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史料，并增強了評論的分量，意在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所允諾的在他的任期內重新評毛提供支持。

一開始看見這段文字的時候，我就找到了非毛、貶毛、棄毛的所在。于是我發表了《自曝的“棄毛”源頭》（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4/224621.html）?，F在又明白了辛子陵所謂的“機遇期”是什么貨色了？他所說的機遇期無非就是現在的反毛分子和反共匪幫的丑惡表演的高峰期。他們認為大罵毛澤東的就該大罵中國共產黨，這樣對于他們想推翻共產黨或者改變共產黨的宗旨，進一步給中國共產黨更名換旗號是極為有利的好時機。在他們看來，這個時機要充滿胡錦濤的整個任期。既然胡錦濤已經“允諾”了，胡錦濤就該力求完成的。這個“須知”胡錦濤知道不知道，我無法證實。但是，作為軍委主席的胡總書記對于一個在國防大學任職的大有名氣的宋科（辛子陵）教授是不能毫無所知的。如果知道了也能這樣包容，我想只能表明我們黨的寬容和克制。既然宋科能建議我們黨的總書記要在任期內完成“允諾”的所有承諾，那么我也要建議總書記到國防大學看看這個筆名叫辛子陵，并且以“老員外”自稱的教授，問問他你到底“允諾”了什么？問問他，重評毛澤東該怎么個評法？是黨內評，還是全民評？是黨內的大人物評，還是包括普通黨員的全黨評？

現在再看看辛子陵《隕落》“導言”里的說法：

毛澤東一生，開國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這是以講真理不講面子在中共黨內深受敬重的元老陳云說過的話。這個認為毛澤東過大于功的評價是有群眾基礎的。一九九四年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政策研究室、社會科學院政策研究室和國家教委聯合搞了一次民意測驗，就兩個問題進行問卷調查，第一個問題是：毛是功大于過還是過大于功？第二個問題是：毛澤東熱是否正常？調查的結果如下：（一）高級干部；百分之三十七認為毛過大于功，百分之三十認為功大于過，百分之三十三不回答；（二）高級知識分子：百分六十七認為毛過大于功，百分之八認為功大于過，百分之二十五不回答；（三）記者和理論工作者：百分之四十八認為毛過大于功，百分之十八認為功大于過，百分之三十四不回答；（四）教職員工和學生：百分之四十認為毛過大于功，百分之三十四認為功大于過，百分之二十六不回答。總的概念是過大于功。至于毛澤東熱的問題，百分之六十三至百分之七十二認為不正常。（《你怎么看毛澤東？》《中國聚焦》（China scope）一九九四年英文版第二卷第一冊第三頁）

不回答的人實際上是認為過大于功，怕明確表態有風險。如果把不回答的人列入過大于功行列，認為毛澤東過大于功者，高級干部占百分之七十，高級知識分子占百分之九十二，記者和理論工作者占百分之八十二，教職員工和學生占百分之六十六，四部分認為毛澤東過大于功者平均數是百分之七十七點五。所謂過大于功，就是倒三七開，三分功勞，七分錯誤。這是個總的概念。

毛澤東是偉大的革命家，失敗的建設者。建設失敗了，革命并沒有搞錯?？隙ê桶l展他締造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功勞，否定和糾正他使國家陷入空想社會主義迷途的錯誤，是我們的歷史責任。

這個2006年3月就提給胡錦濤總書記的建議，胡總書記不是錯過了機遇了嗎？當時人們信仰危機了，眼看改革開放問題接連不斷，國有企業開不出工資，養活不起員工了；農民種地不剩錢，生活越來越拮據。工農群眾并不清楚造成這樣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根子在哪里？他們還是跟“改開”之前的毛澤東時代相比，所以總是懷念那個沒有剝削、沒有不公平的、人民當家做主的時代。因此出現了呼喚毛澤東，懷念人民領袖、懷念大救星的熱潮。這是辛子陵們意想不到的，也是不愿看到的。他們不敢到工農群眾中搞調查，只能在高級干部、高級知識分子、記者和理論工作者（捎帶教職員工和學生）等知識分子范疇搞個問卷調查。這怎么能代表民意?。侩y道中國人民就只是上述這四部分人嗎？更可笑的是，他還把四部分人當中判斷為“不回答的人實際是認為過大于功，怕明確表態有風險”。當時的情勢不是給毛主席說好話有風險，而說毛主席壞話是沒風險的。就是到現在不也是說毛主席不好可以旁若無人，而若說“永不翻案”人一個“不”字都是各方面一起出動圍剿的嗎？辛子陵、李銳、茅于軾、袁騰飛等有風險嗎？

胡錦濤總書記看來得讓辛子陵們失望了。當時，那么好的時機都沒能把握住，把機遇給你延長到整個任期，說成“機遇期”了，你也不趕緊抓住。今后只有半年多的時間了，恐怕難以兌現承諾了。而我卻要說，現在的胡總書記可不是先前的那個胡總書記，他是頗具穩健風格的，是很有主見很有城府很沉穩的領導人，他是充分發揚民主讓各方面代表人物出來表現和說話的。我看現在，在言論自由方面還是不錯的，真是有點兒“百家爭鳴”的意味。胡總書記對辛子陵們的容忍也許不是贊成，更不是慫恿。傳說的“不宣傳，不打壓”我想就是要把這個問題交給人民，交給大眾，而不是交給“知識分子”范疇的一小部分。中國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它是敷在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兩張之一的皮上的毛。毛主席主張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通過勞動，接受工農勞動群眾的再教育，以完成其思想改造，真正脫胎換骨成為無產階級的一員。這個過程是痛苦的。小知識分子覺得難，高級知識分子覺得很難，大知識分子覺得更難，簡直是要他們的命一樣。因此他們大多對毛主席這個相關的指示，如“五七指示”、“六二六”指示是不歡迎的。就是個小知識分子中的中小學教師到生產隊或農場勞動，隊長給安排個喂豬的活，那是照顧了。他們還是開工資的，住宿不用花錢的；盡管40元上下收入也比社員多的，也還能供起個大學生的。可是他們的兒子竟然耿耿于懷到現在。高級干部在文革期間大多被革命造反派沖擊了，“上樓、靠邊”或“洗手洗澡”了。盡管過了關，或解放了，后來有的進入“三結合”新政權，官復原職了，但是，不能再養尊處優、作威作福了；而且在老百姓跟前要謹小慎微、小心翼翼生怕惹怒了人民群眾，就是那個人說的還得“看老百姓的臉色行事”。所以他們自然是不舒服的不甘心的。因此，他們不聽毛主席的話，不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對毛主席實行的干部政策也不滿意。他們之中上干校的，就說“進牛棚”，走“五七道路”就說“去勞改”。有的知識分子對參加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深惡痛絕，而自從宣布“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后，就不用接受再教育了，不用參加勞動了，就可以高高在上鄙視勞動和勞動人民而不覺得心里有愧了，甚至還可以用從勞動人民那里獲得的知識，或者說靠勞動人民供養所學成的知識奴役人民群眾（自覺是“精英”了）。這樣一個所謂的調查問卷，拋開了中國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調查的結論有代表性嗎？這不等于到家雀群里搞調查，問它們對天空中高飛的頭雁的看法一樣嗎？他們能得出這樣的所謂“民意”是很正常的。我敢說，這幾個調查單位現在再搞個面向全國人民的問卷看看，恐怕就不是辛子陵們希望的那樣“倒三七開”了，也不會是“三七開”了，倒是應該“一九開”的。若不相信，你們就試試！

辛子陵說胡錦濤總書記已經“允諾”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實，沒見過主流媒體的報道，但是，我卻看到了黨的十六大后，胡錦濤帶領中央常委們去西柏坡，并且發表重提“兩個務必”的報道，一些老前輩稱贊說：“這兩個年輕人不錯！”我想，當初胡總書記也是向毛主席“允諾”了的，或者說在他心里已經默默地承諾了，他是要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這在紀念毛主席誕辰110周年的大會上聽到的。至于后來有了變動，不僅黨的“指導思想里”不提了，解放軍的《條例》里也不提了，我感到不可思議。這個跟辛子陵的大作《隕落》有沒有關系，我不得而知。不過現在看，黨魂沒了，軍魂也沒了，這是很危險的！失魂落魄后招徠了孔夫子，那是救不了黨，也救不了國的。我不是全盤否定孔夫子，作為古代的一個大教育家我們應該尊敬，但用儒家思想治國是徒勞的。何況他一生也沒治理一個國家，何況中國共產黨從來就是持批判態度繼承儒家思想中積極部分的，而不是頂禮膜拜的。

至于老前輩陳云同志說沒說那樣的話，是在什么情況下說的，我不得而知。但是，我能想到的是，他是不贊成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的。當計劃經濟深受批判的時候，表面是在批毛，而實際卻是在批陳。為什么這樣說，因為毛澤東時代搞計劃經濟，就是靠陳云同志貫徹落實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也就是陳云同志搞的。陳云參與了整個28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他能說毛主席建設有過？過在哪里？我認為聽到陳云同志說這句話的人應該站出來證實一下。如果沒有，那就是辛子陵們的編造。

至于毛主席是“失敗的建設者”那更是放屁！如果說毛主席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失敗了，我們共和國的家底兒是怎么來的？毛主席帶領全國人民搞社會主義建設是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開始的，莫非改革開放也是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開始的嗎？我倒覺得，改革開放正是把毛主席給攢下的家底給造空了，反而還說毛澤東時代。到文革期間“經濟瀕于崩潰”了。既然是崩潰了，改革開放就該是白手起家了。事實上是這樣嗎？這方面我在以往的文章里多有涉及，在此就不多說了。

我覺得《隕落》真是一株絕頂的毒草。由于它是在香港出版的，流毒還是有限的。但是影響卻是很壞的。因為中毒的不是普通讀者，而是高層，甚至是最高層。不是有傳言說“一致鼓掌了”嗎？我希望這個說法是謠傳，是海內外階級敵人的編造。我不相信是真的，但我缺乏底氣。所以，我希望中央領導能說句澄清事實的話來，好讓全黨、全國人民放心和安心。這樣，是有利于中共十八大召開的！

                        2012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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