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時許趁著陽光還燦爛出去購物，路過一老熟人家門前時，見有幾個老年人在那坐著曬太陽，一邊閑聊著天南地北。這家子平日里就夫妻倆，家門前是條大路，緊挨著將全鎮分為南北兩塊的河流，所以，只要有太陽，家門前就能從早上到太陽落山時分，都能夠享受到陽光的溫暖。男主人好客，安放了好幾把軟椅和長石條，供大家坐聊、曬太陽。那聊天者中的其中一個我稱呼他為“國毛哥”，77了，嗓門還很大。“到哪去？”他問我。我說“國毛哥，你看我苦不苦？這么冷的天還要自己去買香煙。”他反駁我說“苦什么苦啊？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最好了！”我說“這八個字你還沒忘記，能脫口而出？——知道是誰說的嗎？”他不屑地說“就你讀過書？看不起農民大老粗？”他確是地道的農民，被改開“精英”們最瞧不起的人之一。我別過他繼續走我的路，一邊想，有多少“傷痕文學家”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學習與鍛煉機會描寫成了“勞動改造”，把農村這一片最開闊的天地描繪成了愚昧、封建與落后的“人間地獄”；又有多少“精英”將農民視作為中國最最不文明不開化的群體。這些數典忘祖之輩全然忘卻了中國農民世世代代祖祖輩輩為了人們（當然包括“精英”們）的生存，而披星戴月地勞作于田間地頭，盛夏被螞蝗叮得鮮血直流，寒冬被西北風吹得手足開裂，但他（她）們并無怨言，年復一年，做著貢獻，還自嘲自己是“農牛民”。也就是這樣的“農牛民”，懂得“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道理，而且至今仍然沒有忘記這八個大字。最可惡的茅賊于軾是不懂這八個大字的政治、經濟含義的，遠比我的那位“國毛哥”低能得多。
新年元旦前夕，從廣播里聽了一組連續性報道，是省交通臺某“愛心主播”以及一撥人攜帶著32萬元善款去貴州山區的幾所小學獻愛心。報道里說，驅車往前趕時，路上遇到了上學去的孩子們，這時候孩子們站在路邊放下書包，站得筆直地齊刷刷地向車隊行隊禮，以至于使記者熱淚盈眶。后來老師告訴記者們，這是一種慣例，行禮包含著三層意思：一是歡迎，二是感謝，三是告訴車隊，前面還有他們的同伴，希望車隊注意他們同伴們的安全。老師還說，這里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學校的條件還很差。許多學生的家長都外出打工了，有的學生就帶著弟弟妹妹來讀書。記者的報道說，一次有一個女生在發到一塊巧克力后，只微微地咬了一點，然后給了弟弟。——聽到這里，草民禁不住潸然淚下，多么淳樸懂事的孩子呀！在當下大城市已經離不開農民工——尤其是在節假日里——時，農民工的子女們留守在貧困的山區、家中。而如今農民工的待遇又有多少的提升呢？政府、市民、“精英”們不應該感到慚愧么？
草民第一次接觸農民工還是在1994年中期，有一些已經把家實際上安在了本鎮，出生于本地的孩子都讀高中了；草民完全知道他們是怎樣在此地生存下來的，傷的傷了因傷而回老家了，殘的殘了因殘而回老家了，死的死了因死而魂歸故里了——來時亭亭玉立妹，歸去已成盒中灰，悲，悲，悲！可以說，沒有農民工，就沒有資本家的大發財，就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發展，就沒有高樓林立的城市“鋼筋水泥森林”。想當初，本地人十分地瞧不起他（她）們，因為幾粒“老鼠屎”而使整個農民工群體蒙羞受屈，尤其是派出所某些民警有時竟施之以暴力，我是目睹者，就發生于我身前不足一公尺之遙。但他（她）們硬是挺下來、熬過來了。“我們是來找錢（他們把掙錢叫找錢）的。”他們如是說。如果說，沒有毛澤東時代，就沒有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GDP；同理，假如沒有農民工，一樣地沒有改革開放的大部分成果。這是歷史的結論，誰也否定不了，也無法否定的！
終究是在寒冬臘月，時過下午三點鐘，太陽西下的速度相當地快，歸途中已覺寒風吹臉分外的冷。我想，聽了國毛哥的話，晚上或者明天寫一篇感想，天冷筆不能冷，眾人拾柴火焰高哇。
由此及彼，我聯想頻頻，對農村和農民的感情更加地深厚了。我非正宗的農民，但我不如農民，所以我尊敬農民，欽佩農民。城里人總是在農民面前表現出一副十足的優越相，以為自己就是天生的干干凈凈的文明人，文化知識遠在農民之上。其實大錯特錯大謬特繆矣！草民好歹在大上海一次性呆過125天，那是在文革結束之前三年，后又在改開開始后數次赴滬，踏遍過自崇明島、遠郊以外的大上海，接觸了不少上海人，看到了一些大城市才有的事情。我居住的一幢三層加亭子間的樓房里，最高層的人家最富，第二層次之，底層最差（以上之“最、次”只特指經濟條件）。全幢樓里居住著六戶人家，其中二層有一戶人家，男主人姓徐，但他作不了自己家里的主；他有一女一子，論權威他家中12歲的兒子最大，他只排第四位。我住進這幢樓去不到半月，老徐右手的大拇指因不幸被工廠的機器軋斷需要治療并休養數月，于是他成了我的義務向導，幾乎天天游覽大上海，就是幾乎不逛商店，原因是老徐在家里地位太低沒有什么錢，我呢因還沒有工作囊中更是羞澀得很，我們都不愿意做“眼飽肚中饑”的漢子。他叫我“爺叔”，其實老徐大我十八、九歲，但他又與我的長兄年齡相仿，所以他就用“爺叔”來尊稱我了；而我只是直呼他“老徐”。他祖籍蘇北，解放前夕來到上海謀生，解放后進了工廠當了工人，完成了從農村的農民到城市的工人的轉變。老徐是個極樸實的人，說話有點含混不清，相貌也很一般，穿著猶如一個地道的農民，可別輕瞧他呵，他不是穿不起，月薪90元，妻子也有80元。當時上海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是12元，哪家不足由政府來補足。老徐的心腸特好，常常給我講他的老家，他是因貧窮而到上海謀生的，當時70年代初期還是窮，所以每月匯給老家20元；也講上海各處的特點，并領著我到處跑，右手臂用帶子圍著脖子吊著，似一個傷兵。看老徐的待人、衣著、談吐和他對老家的念念不忘，可以看出他基本上還沒有擺脫農民的本性，（貌相像 母親年輕時一樣漂亮的女兒及兒子也很不屑于“爺老頭子”的蘇北籍貫，正宗、半正宗的上海人最瞧不起的也是蘇北人）但他卻實實在在早已是一個上海工人。當我要返回自己老家同他告別時，他說：“爺叔，年底再來，我領著你跑。”我終于告別這位看上去渾身農民相的大上海工人，回了老家。
時過境遷，如今數億農民擠入大城市，想在大城市落地生根，已非易事，盡管已經干了八年、十年或更多年的，依然還是農民工——外地人。這怪誰都無用，誰也怪不著，螺螄殼里本來就做不得道場的。今日看一則網絡新聞，一年輕農民工在車上給母女倆讓座，反倒落了個“臟”名，小女孩也被其母親恨恨地訓斥了。退一萬步說，即使當時讓座的農民工身上真有些臟，你城里人也得好好地說聲：“我們站著不累，還是你自己坐吧。”胡說人家農民工“臟”，反而讓人們看出了到底是誰真的“臟”；身上的臟可以洗清，思想上、心底里的“臟”才是很難洗干凈的“臟”。“擒山中賊易，擒心中賊難”。任勞任怨的年輕農民工又給城里人上了做人最淳樸的一課。我又想起了那位“挽救了道德，守住了道德底線，卻守不住工作，遭房東拒租（注：均為媒體語）”的佛山小悅悅事件中好心的拾荒農婦陳賢妹。
2012年1月6日...兩位政協委員在訪談中稱，小悅悅事件、南海棄嬰事件等，不能代表整個佛山的道德水平，“冷漠，這種評價，非常不客觀。”李建麗稱，自己是北方人，在佛山工作...”這是新鮮的報道，時間新鮮，內容尤其新鮮。難道要讓全體佛山人都從重傷的小悅悅身邊走一遍，方能檢驗出“整個佛山的道德水平”嗎？實際上來城市拾荒謀生的陳阿姨已經檢驗出了包括佛山在內的整個和諧社會的道德水平。陳賢妹因此獲得了一份工作，她也租了房子，因為她此時已成了道德的楷模。然而媒體無休無止的捧場褒獎，某些人對她毫無理由的質疑，反而使她失去了工作和租房。一個善良淳樸的農婦連做一件好事都會感受到莫大的勞累，難道她來到城市只能拾荒？她當然挽救不了速滑的道德，但她守住了自身的道德底線，向包括佛山人在內的全體國人敲響了警鐘！——“多謝大家。我只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 ——陳賢妹在領獎臺上如是說。
【陳賢妹這位看起來弱不禁風，卻行動靈便說話利索的婦人，從清遠陽山出外打工已經12年，平時當保姆。“我兒子在五金城的店鋪跑業務，所以我中午就幫他的公司煮飯，到了傍晚就出去拾下紙皮破爛，幫補家用。”她對記者說。】這是媒體的報道。
請記住，陳賢妹是一個淳樸勤勞善良的農民；也請記住，沒有中國的農民，就沒有毛主席締造的新中國！
201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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