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炎黃春秋》的“反毛”絕技并淺談如何對待包容

評《炎黃春秋》的“反毛”絕技并淺談如何對待包容

    

    近幾期以來，《炎黃春秋》反毛澤東、折騰毛澤東，登臨了一個新的高度。時而瘋反一通，時而又發一個“澄清”和“更正”，似乎表示在反毛上有所“收斂”。但接著又把“澄清”和“更正”過來的東西再次翻轉過來，對那些“澄清”和“更正”的內容表示“質疑”，認為那些“澄清”和“更正”的內容“不得要領”。說《毛選》中的文章由毛自己寫的多和《毛選》中的文章多數是由他人所寫的爭論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問題。反了一通要“正”，盡管這個“正”是名義上的，理不直氣不壯的，而且是屬于“爭鳴”的范圍；但“正”了以后又馬上翻過來，接著，又瘋反一通。真可胃是翻手為云，覆手為雨。這些文章有的見之于文章的形式，有的見之于來信摘登的形式，花樣不斷翻新。我們從《炎黃春秋》第九期開始，一路讀下來，到了第十二期，就是看著他們這樣反復不已地把反毛的文章做了下來。第十二期索性再加上一篇作為“《毛選》大部分不是毛澤東寫的”這個謠言的“續貂”：質疑稱“‘矛盾論’是毛澤東的原創嗎？”一文。在這篇奇文里，用了許多“可能”這樣一些不確定的說法。諸如，一面說“矛盾論”是從《社會學大綱》中抄襲而來，一面又說毛澤東完全有可能引用《社會學大綱》；陳伯達（時為毛澤東的秘書），也完全有可能閱讀或引用；“矛盾論”改寫過程中也有可能參照《社會學大綱》；“矛盾論”初稿有可能出自陳伯達之手，等等。用了一大堆這“可能”，那“可能”，似乎很給毛澤東留下面子，但馬上又引學術理論界的議論稱“毛的‘矛盾論’、‘實踐論’是抄襲李達的《社會學大綱》；‘矛盾論’、‘實踐論’中沒有一個論點不是從《社會學大綱》中來的”，簡直說得鐵板釘釘，無可辯駁。第十二期《炎黃春秋》拋出這樣一篇文章，不啻是給當初燃起的“《毛選》不是毛澤東寫的”這把邪火又澆上一勺油，讓這把邪火燒得更旺了。
    上面揭露的只是就有人蓄意挑起“《毛選》不是毛澤東寫的”這股黑浪稍稍勾勒了幾筆。至于《炎黃春秋》各期中反毛、丑化毛、妖魔化毛的文章那是多得海了去了。僅第十二期就有多篇涉及，無論是城鄉二元戶藉制度的形成，新三民主義和舊‘三民主義的表述’，毛澤東一再對郭嘉的贊揚……許多事情凡是能和毛澤東掛上一點邊的，就都是毛的不是和罪過，《炎黃春秋》都加以隨心所欲的鞭撻和譴責。《炎黃春秋》真是身懷反毛貶毛的絕技。無論是與毛有關的還是無關的；毛親為的還是隔著一層的，凡能把鞭子抽到毛身上的，統統無吝惜地把鞭子抽打下去。對毛懷有如此深仇大恨，刻骨仇恨，必欲“絕殺”而再鞭尸三百，無他，就是因為毛澤東的崇高威望和毛澤東思想的巨大威力，是《炎黃春秋》這些黨內民主派、國外敵對勢力在國內的積極政策應者們在推行普世價值和體現西方社會制度的西方憲政民主這條謀反道路上最大的障礙。有毛澤東這個偉人和毛澤東思想這個戰無不勝的指導思想橫在他們謀反的路上，他們把西方制度引進中國的一肚子念想，就再不能得逞。這個“念想”，不是我們今天在這里給他點將出來，予以曝光，他們打一開始就是懷著這個“念想”。但是他們卻從來也不敢正面回應這個“曝光”。他們敢說他們不是為了把西方的憲政制度引進中國嗎？不敢。他們是任甚也不敢的。
    這里，我們不妨把“包容”這個命題提出來。包容，這是時下十分流行、時尚而且美好的字眼。北京精神和上海精神中都包含著這個字眼。我們這里暫且先不說我們同異國相處中孰應包容，孰不應包容。就先說我們國內，應該如何對待包容。在愛國主義的共同旗幟下，在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為了建設我們的共同事業，正如有的學者在文章中提出的，“包容就是把東西南北中包容起來，就是把‘三百六十行’包容起來，就是把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十分清楚，在共同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哪怕有什么不同意見、異質思維，哪怕這些不同意見、異質思維看上去不同得出格，異質得懸殊，相互之間爭論得有多激烈，都是正常的，甚至是十分必要的，完全應該予以包容。這種包容，歸根到底，有利于把各方面的，大大小小的積極性都悉數調動起來，集思廣益，集中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業上去。但是，包容又不是無邊無涯，可以延伸到無限的境地。包容，應該分清是非曲直，尤其是大是大非。例如那些涉及我國核心利益的六個方面，包括我國領土、主權完整、獨立以及現行社會制度，等等。《炎黃春秋》這樣的西方敵對勢力安插在中國國內的前哨陣地，多少期，多少篇浸透了攻擊我核心利益的文字，難道是能夠包容的嗎？正如人民日報近日一篇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國內外敵對勢力，就是圖謀挑起事端，制造混亂、分裂，如果不與之作針鋒相對的斗爭，而采取寬容態度，任其隨心所欲，我們的社會就不得安定，就會嚴重干擾現代化建設事業，損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對于《炎黃春秋》，絕不能輕言包容，絕不能籠統地予以包容。人們提出任何一個概念，都要考慮到它必然包含著一定的前提。任何概念都具有一定的質的規定性。異質思維，這樣的概念，就不能籠統地使用。例如，不能籠統地說凡異質思維都要做到與其“協調立場，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識，推動思想觀念的進步”。做得到嗎？人們怎么同《炎黃春秋》協調立場呢？難道《炎黃春秋》能站到人民立場上嗎？那么，硬要去“協調”，就只有站到《炎黃春秋》的立場上去了。要化解矛盾，他瘋狂反社會主義制度，反毛澤東，你要竭力維護社會主義制度，要實事求是地對毛澤東作出正確評價，這個矛盾化解得了嗎？立場協調不了，矛盾化解不了，怎么做到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識，而又共同推動思想觀念的進步呢？如此一廂情愿，單相思，不是退避三舍，恐怕是九舍、十舍，也滿足不了人家的胃口。而人家則一點也沒打算“包容”你，他們步步緊逼，咄咄逼人，那么，你退到哪里是個頭呢？莫非是要全部解除武裝，讓別人活活把你吞吃掉，或一刀一刀凌遲掉，才算到了頭嗎？籠統地提出異質思維的人，我們不能無端說他懷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動機和目的。至少人們也可以認為這樣一些人真是迂腐、天真得太可以了。
    總之，對于HOLD反毛、貶毛、否毛絕技給力到極致的《炎黃春秋》，必須與之進行針鋒相對、毫不妥協的斗爭。把他們的一切陰謀詭計、惡毒心腸兜底晾到陽光底下，讓國人都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否則，我們就是自取滅亡了。（2011年12月22日）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