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外毛派必須重視和充分發揮憲法的武器作用

黨內外毛派必須重視和充分發揮憲法的武器作用　　

講法，不能不先講政治，我們黨的領導機構中有個政法委，政法政法，把政治擺在第一位不是為了讀起來順口，在階級社會里，政治就是決定由誰掌握國家政權來為誰服務的問題。所以，有什么樣的政治就有什么樣的法律。　　

誰都不能否認，美利堅合眾國是經過美國勞動人民浴血奮戰，趕走英國殖民者獲得獨立的。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后，在第一個憲法文件——1777年所通過的邦聯條規有效期間，邦聯機構是非常軟弱無力的。美國各州基本上處于各自為政的狀態，這是由于個別州的統治階級互不信任，及由此產生對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懷有恐懼心理，因為在中央政府掌權的可能是一州或數州的代表。當時美國國會要通過一項為全國各州必須遵守的決議，在13州中必須得到9州同意。由此可見美國中央政府機構的軟弱和因此可以想象出的邦聯的松散程度。然而這種局面因為美國小農場主和工人的起義而改變了。1786——1787年，在趕走英國殖民者之后，仍然受到美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小農場主和工人，在美國許多州舉行起義來反抗壓迫和剝削。美國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在惶恐之下，被迫急需加強聯邦中央政權來組織力量鎮壓起義，維護自己的利益。這也就成為推動美國制憲會議召開的政治背景。　　

參加美國費城制憲會議的的55名代表中，有14個大地主、24個高利貸者、11個擁有輪船和工業企業的資本家、15個奴隸主。甚至象艾倫.波特這樣的資產階級學者也從不否認，“在費城制憲會議上，全國十分之九的居民實際上沒有人代表。全國大多數居民是小農場主，可是制定憲法的人卻代表著少數人——商人和大地主所有者的利益，” （艾倫.波特：《美國政府與政治》第17頁）而且“參加制憲會議的全體代表都同意這樣一個意見：新的國家政權機構必須保護私有者的利益，并且限制人民參加管理工作。”（艾倫.波特：《美國政府與政治》第19頁）而且與會代表投票一致通過制憲會議要在秘密狀態下進行。從參加會議的代表所發表的演說和意見沒有留下任何正式記錄這一點，就可以看出美國制憲會議秘密到了什么程度。這就是因為美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要制定一個欺騙美國勞動人民接受，而實質上完全保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憲法。簡而言之，美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主宰的政治的現實，決定了美國憲法從娘胎里開始，就不是為美國人民服務的！（以上資料參考1959年上海出版社出版的《美國國會》，前蘇聯安.葛羅米柯著）　　

“我們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保障國內的安寧，建立共同的國防，增進全民福利和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後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乃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和確立這一部憲法”。　　

這是不足七十字的美國憲法序言。對美國人民在獨立戰爭中的浴血奮戰的歷史只字不提，唯恐喚起人民武裝反抗壓迫和剝削的記憶。它表面宣布美利堅合眾國的憲法是為全體美國人民的自由幸福服務的。然而，當代席卷全美，波及全球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再次充分地向全世界證明了，美國和所有資產階級國家的憲法所服務的“人民”，是絕不包括那些被生存所迫，奮起以“占領華爾街”的形式抗議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中下層人民，而是以華爾街壟斷金融資本家們為代表的那“百分之一” 的大富豪。　　

以“全民”的名義掩蓋為極少數壟斷資本家服務的目的，正是資產階級憲法的虛偽和反動之處！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有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　　

相對于以美國代表的資產階級憲法而言，在政治上代表工農勞動人民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下的新中國，“起草憲法采取了領導機關的意見和廣大群眾的意見相結合的方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初稿，在北京五百多人的討論中，在各省市各方面積極分子的討論中，也就是在全國有代表性的八千多人的廣泛討論中，可以看出是比較好的，是得到大家同意和擁護的。”“我們這個憲法草案主要是總結了我國的革命經驗和建設經驗，同時它也是本國經驗和國際經驗的結合。我們的憲法是屬于社會主義憲法類型的。”（毛澤東：《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在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里，凸顯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和堅持人民創造歷史的立場；我們從序言中可以看到，這部憲法是1840年以后，中國各族人民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進行前仆后繼的英勇奮斗的結果，最后“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現行憲法還明確告誡我們“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斗爭。”　　

我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仍然以法律形式更加明確完整闡述了工農階級在國家中的主人地位，和我國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這個原則在建國六十年來至今沒有改變。也就是說，我們這個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國家，現行憲法為工農階級服務，為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的性質始終沒有改變。　　

毛主席曾經教導我們：對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每一個人都要實行，特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帶頭實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因此，我們毛派同志是沒有理由不遵照毛主席的教導，讓我們的一言一行都應該符合憲法。　　

紀實報道《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描述了在1960年春節期間，新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軍隊和人民，為了挽救61個食物中毒的農民工的生命，同心協力奮戰數晝夜的故事。　　

2009年下半年的一期《收藏》雜志上，刊登了這么個故事：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紅衛兵抄了著名畫家和收藏家劉海栗先生的家，并把國寶級的藏品當街焚燒，被一名工人制止了。從而挽救了一批國寶。在文化大革命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紅衛兵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卻“怕”一個“工人”，為什么？因為在那個年代，在整個國家的社會環境里，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絕非一句空話！是真真實實的。　　

這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故事說明，新中國在以毛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代表工農勞動人民，在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里面，不但規定工農階級是這個國家的主人，而且是說到做到的。它和虛偽反動的資產階級憲法是有鮮明的本質的區別的。我們也有理由認為，前三十年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的一切政治運動核心，其實就是貫徹落實憲法第一條。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對黨政機關的直接監督，使得黨政干部不能不每時每刻地思考，如何貫徹執行規定工農當家做主的憲法規定，和貫徹執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章的根本宗旨。　　

傳統左派，尤其以一些可能對毛主席有特別深厚的個人感情的老同志為代表，之所以不能接受，或者不能完全接受現行憲法的原因，主要首先是因為后來修改憲法，把指導中國改革開放的鄧小平理論寫進去了。再就是去掉了1975年憲法規定的“第十三條：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新形式。”　　

我們毛派就這兩點應該有個統一的正確的認識，不然，是難以在現行憲法和黨章的旗幟之下，建立廣泛的反修反官僚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更難以實現我們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偉大政治目標。　　

一般普遍的情況下，我們作為父母的子女，無論對父母犯了多么嚴重的錯誤，都不能否認我們是父母生命的延續。我們的姓是父或母親的，名字是父母取的，身體里流的是父母的血液……　　

在政治范疇也是這個道理，拿近代中國的共運史來說，代表右傾機會主義的陳獨秀，和代表左傾機會主義的王明，和公開叛變投敵，出賣革命同志，向敵人邀功請賞的張國燾分子是不同的。他們代表的機會主義，或者說修正主義，都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思想派別，雖然他們的錯誤給革命造成了慘重損失，但不能否認他們代表的路線是國際和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延續。這也是王明在延安時期還能成為黨的中央委員的原因。陳獨秀因為不服從黨的組織紀律，一直反對黨的方針政策，并意圖另建黨才被開除黨籍。共產黨人是不能割斷歷史的。在人類探索實現共產主義這個最先進、最公平的社會制度的過程中，不經歷反復和挫折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在走前人從未走過的路，是沒有經驗可循。　　

尤其值得我們探討的是，無論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還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都有它特定社會環境和黨內外群眾的思想基礎的條件的。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共產國際和蘇聯對國民黨蔣介石的過度信任，造成黨內相當多的同志迷戀國共合作，迷信國民黨，對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放松警惕，一再妥協，是造成蔣介石悍然發動4.12政變，大肆逮捕和屠殺中共黨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在毛主席領導下，黨從以井岡山為根據地到以瑞金為都城的蘇維埃共和國政權的建立，革命形勢蓬勃發展，讓黨內一些同志對革命產生急于求成的心理，加之在殘酷斗爭形勢下，內奸和叛徒對革命的破壞，造成蘇區軍民對內奸和叛徒的刻骨仇恨，是王明對外實行軍事冒險主義，對內實行肅反擴大化路線得以實施的主要原因之一。　　

……　　

毛派對人對歷史應該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就像毛主席說的：中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對的就是對的，不對的就是不對的，不然就叫做迷信。在史學界，我們應該肯定資本主義制度對推動人類歷史發展上的積極作用，否定它從一降生，每個毛孔里都滴著血的社會制度。在科學界，我們肯定牛頓代表的科學家們在自然科學上的唯物主義，否定他們在社會科學上的唯心主義。在政治界，像毛主席肯定斯大林同志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否定斯大林的很多形而上學的思想。包括對文化大革命也是這個態度，肯定文化大革命反對修正主義的輝煌成果，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現象。我們毛派同志對鄧小平之類的人，應該肯定他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否定他們改造不徹底的資產階級世界觀。肯定改革開放政策是毛澤東思想的延續，否定這個政策激活的資本主義思潮的泛濫實際作用。我們應該肯定鄧小平在89學潮問題上，鐵腕鎮壓西化派勢力的態度，否定他在處理這個事件中，違反了毛主席要求全黨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　　

在農業合作化期間有過這樣的現象，就是農民在碾麥打場時，給麥桔桿上故意多留谷粒麥粒，等集體生產活動結束后在把這些麥秸稈“騰揀”一遍。就可以在應分得糧食之外，獲得一部分糧食私有。在當時農村類是這種現象并不少見。這是一種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典型體現。也正是家庭聯產承包制政策產生的社會條件。同時也是改革開放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礎之一。　　

當我們看到，當年農民階級對土地承包增加了余糧，和工人對漲工資和獎金的物質刺激政策歡呼雀躍，那么就應當承認改革開放政策絕非一小撮權貴的陰謀，更不是鄧小平等個人的能力所能為之的事情。而且所謂鄧小平代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并沒有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黨的執政地位，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再者，在前三十年為社會主義付出過青春的工農商學兵分子，在離退休的后三十年仍然享受應有的待遇，至少黨和國家出臺了相關的政策，盡最大限度來確保這些人群的利益。諸如此類，說明了一個問題，新中國前后三十年在政治上是有斬不斷的血肉聯系的。以鄧小平為符號的改革開放政策無論錯的多嚴重，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講，不能否認改革開放政策是毛澤東思想的延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延續。這個政策的開始和終結，都是和中國的社會條件，人民的思想條件的實際有密切聯系的，而不是極少數人的愿望所能決定的。　　

下來我談談關于鄧小平掌權之后的憲法，去掉了“第十三條：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新形式”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三十多年以前，就是我們在天門廣場貼一張大字報，閱讀人數不過百余人。我們現在在家里不出門，在網上發個帖子，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科技進步加上人類的正當需要，讓一切想利用行政手段限制人民言論自由的方法都顯得徒勞無益。　　

不錯，現行憲法中去掉了罷工自由，可是杜絕罷工現象了嗎？當代中國不但早出現了工人罷工現象，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蔣介石用屠刀來遏制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結果怎么樣呢？結果“殺”掉了他在大陸的獨裁統治，“殺”出了一個共產主義的新中國。在國際國內條件、社會條件、自然條件、人的思想等等條件日漸成熟的前提下，要發生的一些事物，是不可能人為的抹殺掉的。中國革命先行者中山先生早就說了：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著眼于現在來講，中國共產黨內那些背叛黨章違反憲法的官僚們，根據他們的利益需要，企圖用共產黨的專政機器來鎮壓共產主義分子，鎮壓工農依法維權，為復辟資本主義開路，而且頑固不化的話，等待他們的結局會如何呢？　　

20多年前，葉利欽動用坦克屠殺白宮那些意圖利用蘇聯的民社憲法限制其總統權力的人，并借此實現徹底摧毀蘇聯憲法的目的。可是之后帶給俄羅斯人民的，是更加腐敗的官僚機構，據媒體消息，俄羅斯每年預算的三分之一都被貪官污吏侵吞了。現今俄羅斯人民餐桌上離不開的土豆，現在貴成“金豆”了，這是一個完全復辟資本主義之后的國家的人民生活陷入困境的寫照。俄羅斯執政當局還不得不在形式上借用蘇聯的影子，恢復自己在外交上的大國地位。蘇聯的前車之鑒對中國人民來說是個刻骨銘心的血淋淋的警示，所以說，中國的葉利欽想走前蘇聯-俄羅斯的復辟之路是一定會付出沉重的代價的，中國人民是不會答應的。所以說，我們現在捍衛憲法，不僅是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捍衛，同時也是對人民利益的捍衛。　　

毛主席曾經說過，“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人人需要改造”，這說明人民也是需要教育的。從現實意義來講，每一位工農階級分子，都必須要意識到自己在這個國家中的當家做主的政治地位。而且要團結起來以憲法為武器，時刻捍衛自己的政治和經濟的權益。工農群眾忽視自己法定政治權利的結果，就是被修正主義頑固分子和官僚資產階級欺騙、壓迫和剝削。　　

在現實條件下，中國工農群眾面臨著被自己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思想，所支持的修正主義政策來進行反面教育。黨內外毛派的任務，應該是致力于引導工農群眾，尤其是現在那些被各級黨政官僚打著改革開放旗號，剝奪了工作和土地的失業工人和失地農民。要引導他們進行自我革命，從思想上埋葬資本主義，樹立個人服從集體、眼前服從長遠、局部服從長遠的共產主義新思想。在此基礎上促進工人農民的階級團結，鞏固工農聯盟，以階級的名義，依憲法為武器，和各級黨政機關那些背叛黨章和憲法的修正主義頑固分子以及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展開堅決斗爭，奪回工農階級在這個國家以憲法享有的當家做主的政治權利，并以此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鞏固公有制經濟，鞏固社會主義制度。　　

2009年上半年，我和陜西同志曾赴河南搞工人運動聯誼，鄭州的工運代表同志表示，當地工人運動進入瓶頸，開封的同志講，“民運”分子在工人維權運動中大為活躍……這不能說是個讓毛派同志輕松的現象。就在這種情況下，　2009年6月15日　和　6月25日　，陜西有十幾家企業代表近二百人，響應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的維權倡議，聯合起來依工會法和工會章程，在“罷免工賊”的口號下，兩次群訪陜西省總工會，一些區縣的農民代表聯合以簽名形式給予了工人聲援，有的甚至直接參加到工人維權隊伍中。雖然沒有堵門堵路，更沒有打砸搶。卻給陜西工會機關的工賊分子，和陜西省黨政機關內支持工賊的修正主義分子以及官僚資產階級分子，造成極大的恐慌。因為，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推動工人群眾在依法維權斗爭中實現階級聯合，以及實現工農聯盟的方向，才是把他們中的頑固分子清除出黨政機關，在政治上置他們于死地的方向。當然，陜西的黨政決策層的涉嫌叛黨叛國官僚們，也給予了作為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臨時負責人的我以“特殊禮遇”：先采取先抓再查，再實行非法的超期羈押，最壯觀的是在我一審開庭前幾天，　2010年9月19日　，陜西的“封疆大吏”們“命令” 武警陜西總隊舉行了組建以來最大規模的實兵演習，之后還對西安市區進行了武裝巡邏，以此恐嚇工農群眾，為對我順利進行“公審”鳴鑼開道。這暴露出背叛黨章和違反憲法的陜西黨政決策層個別官僚，對工農群眾掌握憲法為武器的反抗，驚恐到了何等程度！　　

前不久，又有陜西兩家企業的工人代表近百人直接響應了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的維權倡議，兩次群訪了陜西省總工會。這僅僅是繼“趙東民事件”之后的一個新的開端。　　

這說明，只要我們工作的方向正確，工農群眾是完全可以發動起來的。我們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根據憲法原則，通過依法維權喚起工農群眾覺悟的經驗，應該是值得全國各地毛派同志關注、和在實踐中參考并繼續完善的。　　

最后談談自我革命的問題，自我革命，是我們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根據國際和國內的共運史，結合歷史現狀，對毛澤東思想繼續革命的一個總結。　　

工農階級在憲法上享有的當家做主的政治權利，與其說被剝奪了，不如說自己因為過分顧及個人利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放棄了。被資本主義思想支配的工農群眾是一盤散沙，既形不成監督違反黨章憲法的官僚的力量，也形不成支持忠誠于黨章憲法的黨員干部的力量。結果造成那些以貪官污吏為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分子，不僅從工農中產生出來，而且越來越無法無天了。　　

我們倡導工農群眾進行自我革命，就是少發牢騷，每個人從我做起，克服妥協、投降和自私自利的思想，依法行動起來，工人依法罷免工賊，村民依法罷免貪污腐化的村干部……以此影響和帶動周圍的人們，逐步在依法維權活動中團結起來，和一切背叛黨章違反憲法的官僚斗爭。只有這種局面的不斷發展，才會推動散落在廣大失業工人和失地農民中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聯合起來，根據黨章對黨的各級干部依照黨章行使權力，確保黨的各級領導權是掌握在忠誠于黨章和憲法的人手中！　　

我們所有毛派分子，都是工農階級隊伍的一員。也是不可避免的受到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的。在看待問題，和行動上往往犯錯誤。　　

拿我來說，讓我無法原諒自己的是，在我們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的一次工作總結會召開之際，我因為和多年不見的男女同學聚餐，沉浸其中，不能自拔，最后竟然取消了這次重要的會議；被抓之后，我也進行過激烈的思想斗爭，因為我稍微妥協就很快能獲得自由，重新過我小資產階級生活，我原來為大小資本家服務，他們能根據我的“貢獻”，滿足我在物質上的一切要求，不眷戀這些是不可能的。今年初來北京，范老師帶我去拜見一些關注和支聲援過我的左翼同志，回來時下了大雨，我們下的公交車站離烏有之鄉所在地還很有兩站路，結果范站長帶頭頂張報紙在大雨中狂奔，我無奈也頂著他給的報紙跟在后面，腦袋里自私的抱怨他連個出租車也不攔，可是我們眾所周知，像烏有之鄉這樣的左翼網站，是沒有官僚資本家的財團支持的，每一分錢都來之不易……這些事情，我們每個人經常遇到，如何處理，就是正確和錯誤的選擇，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世界觀的選擇。我的經驗是，只要切實學習毛主席的唯物主義思維方法，堅持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態度，尤其是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接受同志的批評，甚至包括右派的批評，就會克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對過去有個客觀正確的總結，在現實中不斷以正確戰勝錯誤，以共產主義世界觀戰勝資本主義世界觀，就能保證我們在多數情況下保持正確堅定的立場。　　

我們再次回顧我國現行憲法序言里所寫的：“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斗爭。”　　

據此，我這里最后的結論就是，毛派同志應該在進行自我革命的基礎上，實事求是，團結起來。把現行憲法作為武器，喚起工農，和一切背叛黨章違反憲法的官僚資產階級開展堅決的斗爭，為實現依法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法定指導思想地位，捍衛中國共產黨的法定執政地位以及捍衛我國法定的社會主義制度而努力奮斗！                 　　

 （ 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臨時負責人　　

法律工作者：      　　

趙東民　　

（初稿完成于　2011年12月25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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