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公有制不僅是一項實現共同富裕、帶給廣大人民群眾福祉的根本制度，也是一項能帶給大多數人真正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的根本制度。不管我們對過去實行社會主義國家的失誤有多么的不滿，不管改革如何進行，我們始終都應該堅定這樣的信念：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是人類的偉大創舉和實踐，是符合人類歷史發展潮流的；公有制應成為我們毫不動搖的基石，它比任何短暫而虛幻的金錢和福利都要來得長久和實在；能否擁有和保證這一根本制度，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人民群眾自己！
從紅歌會說開我們的改革
原先，我以為紅歌會發源于重慶，因為是重慶的“打黑風暴”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才使我留意到了重慶的“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后來，我才知道中國紅歌會是江西衛視原創并于2006年開始舉辦的大眾歌手選秀賽，就象快樂女聲、青歌賽等一樣，是一檔大型選秀電視直播節目。但和那些以流行與時尚為主的選秀節目有所不同的是，它是以優秀的紅色經典歌曲為主，這就在客觀上暗合了當今中國社會一種紀念、追憶與反思的潮流。也許這種潮流最初的萌芽是《白毛女》、《紅色娘子軍》、《智取威虎山》等樣板戲的重新排煉和演出吧，所以我等追求文學藝術豐富多樣化的人不以為然，也就很少關注它了。
2011年夏天在重慶舉辦的中華紅歌會，竟然邀請了美國的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出席開幕式并致辭，看來基辛格博士不僅是一個思考美國命運同時也是一個思考當今世界與人類共同命運的政治家，這使我頗感好奇地觀看了這場紅歌會的電視直播，還真別說，我感到了一種多年不曾有的振奮與激動：那光輝的歷史、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追求，尤其是那氣勢磅礴的多聲部大合唱所迸發出的激越、震蕩、和諧、集體的合力與共鳴，不由使我心潮澎湃、熱血沸騰。于是，我明白了紅歌會現場為什么常常會有人淚流滿面，明白了許多城市的社區為什么會自發地組織起來搞合唱活動，因為在合唱團里，成員們通過合唱能達到圣潔、和諧的群體效應而形成一個相互關心與扶持的群體。我不知道沒有唱過大合唱的人是否能夠體會到合唱藝術的這一魅力？
然而，也許正是紅歌會這種獨特的藝術魅力所帶來的效果與當今主流社會金錢至上、狂熱追逐個人利益而不惜損害大多數人利益的價值觀相抵觸，所以，引起了一些人深深的憂慮與不滿。他們指責唱紅歌是對極左的懷舊，是企圖回到“文化大革命”，是試圖否定改革開放搞倒退。
其實，要我說心里話，“文化大革命”這一事物在客觀上來說就像資本主義的經濟大危機一樣也造成了經濟的停滯，但在目前要正確評價它的話，歷史的時間跨度還不夠，所以我們只能盡量一分為二的去看待它，吸取它有益的一面，摒棄它有害的一面，因為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至于說“是試圖否定改革開放搞倒退”則有點杞人憂天了。今天的互聯網是如此的普及，受過大量教育且擁有學識的人又是這樣的廣泛，對待世事的看法，人們心里不可能沒有自己的一桿“秤”。不管你是屬于哪一個階層，我們都不得不承認：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確實取得了飛速的發展；但是同時，中國的社會也積累了很多的問題，如貧富差距擴大、環境污染嚴重、社會風氣惡化、道德觀念淪喪、犯罪率上升、腐敗難以遏制、食品安全事故層出不窮、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指數下降、年輕一代生活壓力加大等等諸多問題。這些問題，有些是歷史遺留的，但更多的是伴隨著改革發展而新出現的，而且它們的矛盾在加深，沖突在加大。面對這樣一種有可能危及社會穩定與可持續發展的狀況，難道我們不應該有所改革，有所變化革新嗎？
也談“摸著石頭過河”
談到“改革”一詞，我們的一些人總是僵化教條地理解它，認為就是對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所有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改革。這是極其錯誤的！事實上，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在推動改革的時候，面對當時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到底應該怎樣改？尤其是到底怎樣改才能更好更快地建設社會主義？他們還缺乏成熟的理論，就是到現在我們也還缺乏。但他們基于自己大半生所為之奮斗的目標就是為了讓祖國富強起來、讓大多數的人民都過上美好幸福生活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的崇高目標，所以把它列為了改革必須堅持的一項基本原則而寫進了憲法，其它的便需要“摸著石頭過河”了。既然是“摸著石頭過河”，那么我們就應該始終以發展的觀點與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態度，來認識、對待與進行我們的每一步改革。
我們之所以要“摸著石頭”來“過河”，就是怕湍急的“河水”把我們沖走，不但過不了“河”，反而被“河水” 吞噬了，就像前蘇聯的解體那樣。由此，我們便可以形象而又直觀地看出這些年來“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所出現的最大問題就在于：雖然憲法給出了“過河”的目標和“摸著石頭”的避險原則，但是它卻沒有給出維護“過河”和“摸著石頭”的一些必要的措施和紀律，更沒有培養民眾自覺維護憲法的意識。以至于一些自信自己本事好會游泳的精英人物便認為“摸著石頭”是多此一舉，于是便松開了“石頭”而一時游在了前面。游著、游著，他們不僅聽到后面有聲音喊：“喂，前面水性好的別游那么快，回過來照顧一下后面的，大家一起共同過河”，而且他們看到河對岸的景象不過是一片鮮花盛開的桃花源和諧世界。這時，河的下游又傳來一個巨大的聲音：“歡迎有本事的成功人士前來我們天上人間享受你們不曾體驗過的人生幸福和快樂”。這是從停泊在下游的一艘豪華郵輪的擴音器中發出的聲音，聽到這聲音，聯想起平時電視電影中看到過的西方世界那夢幻般的生活，前面的人便毫不猶豫地朝它游了過去，后面的許多人一看，不信自己的本事就比別人差，不會不成為成功的人士去享受那高人一等的人上人生活，于是也紛紛松開了手中的“石頭”……而下游的水更深，郵輪能容納登船的人數也極其有限，因為人類社會的富人俱樂部成員從來就沒有超過20%，所以大多數松開“石頭”放棄“過河”而轉向下游深水區郵輪而去的人們將勞而無功甚至沉溺“河中”的悲慘結局也就不言而喻了。這不正是這三十年來我國由改革開放之初的“千軍萬馬紛紛踴躍下海經商”到后來經久不息的“公務員熱潮”、到漸漸地就有“很多人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到慢慢地“很多大學畢業生也開始找不到工作”、甚至連一度在普通百姓面前強勢的警察也漸漸地在富人面前失去尊嚴等等這些社會現象的真實比喻和寫照嗎？
就在這迷茫、憂郁而又焦急的時刻，籠罩在霧都上空的濃霧散開了，“重慶模式”顯現了。說起“重慶模式”，其實比它更早的還有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與地方，那就是位于河南省臨潁縣城南隅的南街村。為了更清楚地看清“重慶模式”的真實內涵及其代表性，我們先來看看大寨、小崗、南街、華西這幾大中國名村這些年來的發展歷程與時代背景，自然就會對這些年來我國的改革產生一些思考與認識。
大寨旗幟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化時期，全國農村 “農業學大寨”。其實學大寨并沒有錯，只要將大寨的前后狀況做個對比就能清楚地知道這一點?！ ?/p>
解放初期，被當地歌謠形容為“扛長工，沒鋪蓋，賣兒女，當乞丐，有女不嫁窮大寨”的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全村僅有700多畝地，卻被各個“梁、溝”分割成4800多塊這樣一個“七溝八梁一面坡”的地貌特征；全年無霜期只有5個多月，畝產量只有七八十斤；十年九旱，下場急雨地沖光。其自然環境之惡劣可想而知。但就是這么一個窮山惡水的地方，后來卻造出了能與當今著名的元陽哈尼梯田相媲美的旱澇保收的“海綿梯田”，跨過了令當時的“江南”也難以實現的畝產千斤關。在中國農業最困難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大寨不僅沒有人挨餓，反而每人向國家上交余糧400多公斤。特別是在1963年8月，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山洪沖垮了大寨村60%的房屋和一大半的梯田。面對如此大的災害，陳永貴和大寨人拒絕了上級所有的援助，并且還向國家提出，遭災之后的大寨不要國家的救濟款，不要救濟糧，不要救濟物質，同時保證向國家賣糧不少，社員的口糧不少，集體的庫存不少。真是自己奮發圖強，同時又胸懷國家大局啊。大寨人完全靠自己恢復生產，創造了當年災后剩下的糧食還能達到畝產700多斤的奇跡。
這樣的精神和功績難道不值得我們景仰、贊美和學習么？完全值得！所以，大寨的事跡感動了當時那個時代幾乎所有的人，陳永貴不需要講稿的長篇報告場場獲得了經久不息的掌聲，“農業學大寨”這面旗幟可謂實至名歸。然而問題錯就錯在我們不是學習大寨人和惡劣環境頑強抗爭、積極營造自身美好生活的這種“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當代愚公移山精神，去科學靈活、因地制宜、創造性地建設自己美麗富饒的新農村，而是將小范圍內的成功經驗做為樣板通過行政手段和政治壓力在全中國廣大的農村范圍內推廣。于是，機械教條、死板照搬、甚至消極應付等現象風行，盡管那時期全國的水利設施和農田基本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整個農業和國民經濟并沒有得到快速的發展，反而以糧為綱的大量開荒造田在一些地方還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生態環境的破壞?！ ?/p>
（題外話：我們常常稱贊和羨慕美國的民主制度讓一個出生于貧苦農民家庭、受教育不多、為了家計四處謀生而干過河流擺渡工、種植園工人、店員、木工、測繪員、最后憑自學考上律師的林肯能當上美國的第16任總統，并成了美國人心目中其威望甚至超過華盛頓的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世界歷史中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但是對于我國政壇上一個沒有多少革命資歷和文化的普通農民只能靠人提拔而當上國務院的副總理、并且在當上副總理后仍然頭系白毛巾并始終保持著一個農民形象和本色的做法卻大加嘲笑和諷刺，并歸結為“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笑話”。這種廣至民間的社會性思維不正是促使官員權力異化、走向貪腐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精神土壤么？所以，中國的民主與反腐任重而道遠。）
小崗村典型
就在同樣的時代背景和形勢下，以“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而聞名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在1978年冬， 18位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險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鮮紅手印，實施了“大包干”的壯舉。壯舉后的第一年，小崗村就發生了巨大變化：全村糧食總產13.3萬斤，相當于1955年到1970年糧食產量的總和；油料總產3.5萬斤，相當于過去20年產量的總和；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22元的18倍。（根據百度百科資料來源，按1978年小崗村擁有的耕地517畝計算，那么1955年到1970年這15年間地處平原地帶的小崗村畝產糧食年均只有17斤；低得有點離譜，因為大寨解放初期的畝產量就有七八十斤。小崗村“大包干”后的1979年平均畝產為257斤，相當于大寨16年前那場百年不遇的特大山洪災害后剩下的糧食畝產700多斤的三分之一，并且略少于60年代初大寨人每年上交國家余糧的每畝平均量——筆者注）
所以，從前的絕對低產使得新的改變導致絕對的高增速。但這也仍然不失為一個奇跡，之所以說也是奇跡，是因為從客觀的現實來說，既然新中國建國二十多年來整個農業和國民經濟并沒有得到快速的發展，那就說明小崗村落后的現象并不是孤立的，肯定還存在著千千萬萬個類似的小崗村；由于受諸多客觀因素的制約，他們的發展暫時還需要依靠一種新的激勵機制（例如“大包干”形式）。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p>
1980年11月23日 ，中共中央在轉發山西省委迫于時勢寫的《關于全省農業學大寨經驗教訓的初步總結》這篇自我檢討的文章時所加的批語中，不僅蓋棺定論地否決了大寨這面旗幟，同時也否定了靠行政手段和政治壓力推廣經驗的辦法，強調了提高群眾自愿和重視經濟利益的原則?？墒牵驮诖文辏?981年），當局還是像當年的“農業學大寨”一樣，仍然靠行政手段和政治壓力將小崗村這一小范圍內的“大包干”成功經驗做為樣板在全中國廣大的農村范圍內轟轟烈烈地加以推廣，并迅速推進至已經初步進入現代化階段的城市工廠。
這種不是學習小崗人 “實事求是的和諧求真，敢為人先的突破創新”的小崗村精神，去科學靈活、因地制宜、創造性地建設自己美麗富饒的新農村，而是將小范圍內的成功經驗做為樣板通過行政手段和政治壓力在全國廣大范圍內推廣的老一套計劃經濟的做法，不僅只能在一段短時期內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而且害苦了諸如大寨一類有著集體主義思想土壤和良好集體經濟積累的村莊寨落。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18世紀的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他那本被評為影響世界歷史的十大著作之一的、著名的《國富論》中揭示了國民財富產生的兩大秘訣，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秘訣就是：分工！分工就能產生市場交換需求，更主要的是分工能提高效率，而效率在市場的交換中就能產生財富（利潤）；分工越多、越細就越能提高效率，因而也就越能產生更多的財富。而“大包干”的形式恰恰違背了這個秘訣，它是將單一的農業生產分給所有的村民都去做，解決的僅僅是一個積極性的問題。這就注定了它的產業拓展速度和整體經濟發展速度都將落后于“將一部分村民分工為專業進行農業生產而其他的村民再不斷地進行其它新的分工”這種組織和生產方式，更將落后于已經工業現代化的城市。后來中國農村的發展果然印證了這一點。只是當時還缺乏市場交換觀念的國人大多還不懂得這一秘訣，所以還不能理解這種現象的實質，所以直到二十一世紀來臨了還在那里信誓旦旦地承諾“維持承包制幾十年不變”（參見筆者《無相言論集》中對農村改革的論述）。山溝里的大寨人就更不懂了，再加上背負著沉重的政治壓力和當時輿論的口誅筆伐，所以迷茫、困惑、不解地堅持了一年便還是跟著中央的新政策走了。這樣，新的歷史殊榮便降臨到了河南省臨潁縣的南街村。
南街村精神
南街村人口3180人，共有848戶；耕地1000多畝，總面積1.78平公里。早在1975、1976年就是臨穎縣紅旗單位，被縣委當作榜樣號召全縣農村學習的南街村自然名不虛傳：不僅擁有一些農業機械和集體設施，還擁有磚瓦廠、面粉廠兩個村辦企業。
1981年，全國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時，南街村的土地與集體資產也一樣分到了各家各戶；村辦的磚瓦廠、面粉廠不好拆散分掉只好包給了所謂的“能人”。這樣一來，公共的事務便沒有人進行了（如農田水利設施等，這就靠吃公社化時期留下來的老本了，所以，任何事情都不是一無是處的，任何發展也不是孤立靜止的），而對于單一的糧食生產來說，一方面，積極性出來了便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勞動力，從而也就節約和剩余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另一方面，單一的糧食生產也帶來不了那么多的利潤。于是，被發家致富的欲望激發起來的人們紛紛尋找其它的致富門路，或進行種植、養殖，或進行加工、販運，或開店、擺攤，或外出打工。而這正是當時廣大中國農村的一個縮影。故此，中國的商品，特別是基本生活資料商品幾乎是一夜之間就在中國的大地上豐富了起來，各地農貿集市、商店里的商品種類繁多，琳瑯滿目，一改過去憑票供應的物質短缺局面。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至少產生了如下幾個積極的作用：
1、迅速豐富了人們的基本生活資料商品；
2、初步培育了人們的市場意識；
3、節約和剩余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為我國沿海地區經濟的領先發展以及后來全國快速的工業化進程提供了寶貴的人力資源?！ ?/p>
但是，這種大局的積極作用體現到作為農村的南街村身上卻正好相反。由于南街村地處縣城邊郊，方便村里的人進城做小生意，于是，村民種田的積極性沒了，不施肥，不澆水，不管理，或者轉包，甚至拋荒，以至糧食減產近一半。（這些情形在全國各地農村都不難看到）。而村辦企業的承包者，既不交國稅，又不交村提留，還欠發和克扣工人的工資，自己卻蓋起了小洋樓，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凸顯出嚴重的社會兩極分化。精神層面也是一團糟，打架斗毆等事情層出不窮。南街村一下子由全縣的先進村，變成了貧窮、雜亂的落后村。為此，群眾意見很大，他們懷疑是黨支部書記王宏斌和支部一班人與兩個村辦企業的包頭串通一氣，形成個別承包人發財，少數干部受賄得益，廣大群眾吃虧的狀態。因此聯名寫信告到縣委、地委和省委、，還把大字報貼到縣委的大門口（這些做法無不是文化大革命留下來的遺風）。
這樣一來，促使王宏斌進行了前后的對比和反思，他感覺很窩囊。于是召開黨支部成員探討商量，形成了共識：
1、先把兩個包出去的村辦企業收歸集體經營；
2、土地經營問題，交由群眾討論，愿承包的繼續承包，愿加入集體的，由農戶申請，逐步收歸集體經營；先吸收一部分比較困難（如軍烈屬、五保戶、沒勞動力）的農戶集體經營?！ ?/p>
那時是1985年，到1990年全部農戶都加入了集體。南街村逆勢而行再次走上了集體化道路并一路體現出明顯的優勢。如今的南街村，已是全國為數不多的資產達30億，年產值上十億的“億元村”了。
《百度百科》記載：南街村實行的是“工資+供給”的分配制度，村民們免費享受水、電、氣、面粉、節假日食品、購物券、住房、上學、醫療等多項福利待遇，生活上無后顧之憂。全體村民居住在30多棟配備齊全的花園式的現代化公寓里，人人安居樂業、家家生活幸福。南街村大辦公益事業，相繼建起了一系列公益設施。街道寬闊平坦，道旁綠樹成蔭，路燈彩燈交相輝映，廠房住宅鱗次櫛比。成立了藝術團、軍樂隊、盤鼓隊、門球隊，建起了文化園、圖書館、檔案館、醫院、康壽樂園等。同時，大辦教育事業，投巨資建起了現代化、高標準的幼兒園、中小學和高中，還辦起了報社、廣播站和電視臺?！ ?/p>
華西村榜樣
較之南街村，江蘇省江陰市華士鎮的華西村成就更大、實力也更大，是中國目前最富有的村子。原華西村是一個只有380戶人家，1520口人，面積0.96平方公里的小村子。它富裕后將周邊的16個村子合并進來組成了大華西村，面積由原來的0.96平方公里擴大到30平方公里，人口由原來的近2000人增加到5萬多人，帶動了更多的人共同富裕。2004年，華西村人均工資收入12.26萬元。同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2936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華西人的收入是全國農民的41.76倍、城鎮居民的13.01倍。2009年，華西村入選中國世界紀錄協會中國第一村，創造了中國世界紀錄協會多項世界之最、中國之最。
華西村的發展之路是很耐人尋味的。和大寨、南街村一樣，華西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也是我國農村的先進典型，吳仁寶在那個年代就開始擔任華西村黨支部書記了。而和大寨、南街村不同的地方在于：
1、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國農村普遍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核算方式（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而華西村實行大隊統一核算。也就是說，華西村實行的是更大的集體化統一
2、1981我國農村全面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時，華西村頂著很大的壓力還是實行大隊核算。只是在全面改變農村公社化時期的稱呼之后，原華西大隊才改為華西村。這實屬非凡與不易?！ ?/p>
華西人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努力發揚“艱苦奮斗，團結奮斗，服從分配，實績到位”的華西精神，走共同富裕之路，終成正果取得了今日這般輝煌的成就?！ ?/p>
企業文化
既然華西村的成就與實力都要大于南街村，那為什么看起來南街村似乎更受人們的關注呢？這主要是因為南街村獨特的管理模式與行為特征。說是獨特，其實并不新鮮，他們只是繼續沿用了過去毛澤東時代的許多做法因而在私有化傾向大行其道的環境中才顯出了獨特。他們將毛澤東思想的集體主義捧為理念，把建設“共產主義小社會”樹為目標，這里人人佩帶毛主席像章，天天在唱《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政治掛帥”、“堅持毛澤東思想育人”、“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等口號隨處可見。于是，擁護者和反對者便圍繞南街村進行了大量的爭論。因此不難想見，兩種意識形態的人們為了證明各自的正確，多少會在自己支持的對象上作些扶持，而順應當時政策的對象自然要順利得多。所以，人們不妨這樣想一想：如果一個順應當時政策的村莊尤其是成了當時政策先驅的典型村莊都不能或者沒有得到資本扶持的話，那是不是說明它分散的力量和缺少規?；б嫫浔旧砭筒痪邆鋵Y本的吸引力呢？憑心而論，假設你自己是銀行家或資本家，你是愿意將資本投到南街村還是小崗村呢？你的哪種選擇更符合市場行為呢？例如：“1992年，禹作敏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認為全國即將迎來更大一輪的建設高潮，鋼材的市場需求會更大。那時候，銀行對大邱莊也趨之若鶩，不少行長都求著大邱莊貸款。大邱莊開始走上依靠高負債、畸形發展鋼鐵工業之路”（參見2002年03月26日《南風窗》刊發的新華社記者曹健《大邱莊的困境與改制》一文）。而且關于擴大農村金融傾向的問題，我正巧看了央視二頻道2011年12月18日播出的一檔探討當今中國農村金融政策的財經論壇節目，臺上的幾位專家、官員等特約嘉賓從金融創新、機制改革、政府扶持、政策導向、利率政策、信用體系等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但就是沒有一個人想到最簡單的辦法：假如也像南街村、華西村那樣實行集體化，那么以上諸多問題豈不是全都迎刃而解了？
所以，那些指責南街村的發展是靠政府的巨額貸款堆積起來的說法是難以令人信服的，也是一種曲解了事物本質的偏見。而且，假如要人們在南街村和小崗村各自生產的食品中進行選擇的話，在目前監管缺位的情況下，人們會選擇誰生產的食品覺得放心些呢？人們的這種選擇是不是一種人之常情呢？而人之常情又是什么呢？是人心；人同此心，就是民心?！ ?/p>
其實，大寨、南街、華西這幾大典型都不過是中國農村里的幾個村，把它們放到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中來考量的話，充其量不過是幾個中、小企業。把它們看成企業的話，事情就變得簡單透明多了。
分散的個體形成社會，統一的個體組成社會中的集體（包括企業、組織、團體等）；社會和集體都存在管理，社會要管理的是其中一個個的集體和游離于集體之外分散的個體，而集體要管理的是統一于其中的個體，否則分散自由的個體只能是社會而不是集體。所以二者的管理肯定是不一樣的。由此看來，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管理方法盡管有可能存在“軍隊”翻版的一些弊端，但南街村把它們移植過來形成自己的企業文化以統一南街村人的價值觀、信念、儀式、符號、處事方式等，卻未必不是有效和富有成果的，最低限度在廣告這一方面的效果就是非常巨大的?！ ?/p>
但是，我們卻不能簡單地去復制南街村的企業文化，一如日本松下那么成功的企業文化也難以被其它企業簡單復制一樣，因為事物的發展占主導作用的是規律和科學，文化只是起輔導和推動作用。所以，華西村的企業文化與南街村不同卻同樣取得了今日這般、而且是更大的共同富裕的輝煌成就?！ ?/p>
一個反思
從企業的視角來看，我們不禁產生一個對以往經濟改革的反思：農村自發的村集體企業通過市場拚博使全體村民實現了共同富裕，為什么國企的改革卻反而加大了國民的兩級分化呢？根源就在于所有制。農村自發的村集體企業的所有權屬于全體村民，所以，村集體企業的發展成果歸全體村民共享；而國家經濟領域的改革，一方面，不但不維護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反而大舉實行國企改制，將大量的國企私有化，這樣一來，改革發展的成果大部分自然就落入了私有企業的所有者手中；另一方面，就算沒有改掉的國企，就算國有企業仍占主導地位，但由于民眾缺少真正當家作主的權利，不能主導國家的方針政策（包括資源財富的利用和分配），所以還是有相當多的一部分民眾沒有享受到改革發展的成果；也可以說有相當多的一部分改革發展成果被一部分特權階層所浪費、交易、攫取與占有了。
由此，這些自發的村集體企業的成功和國企改制的經驗證明：
1、全民所有制和眾多分散的集體組織的集體所有制等公有制形式是有發展優勢的、是可行的，是共同富裕的最佳途徑；
2、民主的政治生活是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證?！ ?/p>
有人質疑：如果說南街村、華西村的成功是得益于堅持集體經濟的話，那么為什么在過去毛澤東全民集體經濟的時代它們并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這是不是說明分產到戶的包干制還是優于集體制呢？
這個問題提得好，現在我們還是用亞當•斯密的財富秘訣“分工”來解釋這個問題?！ ?/p>
效率來自于分工，但分工產生的效率卻有賴于交換來實現利潤。在毛澤東時代，我國實行的是單一計劃經濟，一切只有計劃和調配而沒有自由交換的市場，雖然有分工，有效率，但沒有自主的交換就沒有實實在在看得見的、有歸屬的利益，縱有再大的效率也只是社會效益而難以直觀、直接地體現出來，而且生產和進一步分工的積極性也會受影響。因而積極性和保證積極性的思想就成了那個時代生產的重要因素，這也是當時大寨、南街、華西為什么都會成為先進單位的原因，它們確實有極高的積極性，因而也確實取得了高于周邊村莊的較大成績?！ ?/p>
而實行市場經濟后，它們的分工所產生的效率更是成倍增長，交換的空間也更大更廣。其它的發展要素也是如魚得水，要資源有資源，要資金有資金（因為資本也是趨利的），要外來勞動力就有外來勞動力。所以說，市場經濟與集體經濟、公有制經濟并不矛盾。相反我們還可以引伸出：一個管理集權而又高效、分工眾多而又科學的社會主義國家參與自由的國際市場競爭，也是有優勢的。歷史上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在戰爭時期采取的“戰時體制”往往就是與“集權和計劃”相近似的體制?！ ?/p>
重慶模式
以上都是農村村級單位的致富典型。2007年底，隨著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到任，一個地域更廣、人口更多、環境完全有別于農村、屬于中國四個直轄市之一的大城市開始了全面探索共同富裕之路的一系列新舉措，被稱之為“重慶模式”?！按笠幠４蚝诜锤?、“唱紅”、“建立公租房”、“官員下基層同吃住”（三進三同）、“嚴厲打擊食品藥品行業的犯罪行為”、“啟動戶籍制度改革”、“貧困學生提供免費營養餐”、“綠化重慶”。重慶人把它們概括為 “宜居、森林、暢通、健康、平安”五個重慶建設，突出的就是“民生”二字。這一條條、一項項哪個不是針對我們當下的腐敗、信仰缺失、官民脫節、食品衛生、城鄉差距和環境污染等時弊？
關于民生，薄熙來這樣談道：一是發展不能僅僅追求GDP、財政收入。重慶不是先發展經濟，等有了錢再去改善民生，現在就把民生作為發展的出發點、落腳點和動力。二是經過實踐發現，民生改善越多，百姓越受益，經濟也越活躍、政府越有錢，經濟越發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立竿見影?！ ?/p>
這樣的觀點，對于渴望改善民生、要求分享改革成果的中國普通百姓來說，猶如東方露出的一線曙光，看到了明天的希望，因而熱切地關注著重慶。世界也在關注著重慶。重慶人的探索到底成效如何？能否帶來經濟方面的發展？重慶的未來是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糟呢？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據媒體報道：自打黑以來，重慶的知名度和形象大為提升。全市生產總值增速連續兩年居全國第三，去年居全國第二，西部第一；人均生產總值超過4000美元，趕上了全國平均水平；地方財政收入5年翻兩番，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了2.8倍。 實際利用外資、內資分別增長47.7%和74.2%。事實上，薄熙來到重慶以后，全市利用外資增速連續3年居全國第一，去年實際利用外資63億美元，居中西部各省區第一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年恰逢西方深陷經濟危機），還在境外投資50億美元（全國500億美元，中央為400億美元，地方合計100億美元）。2009年重慶進出口量達80億美元，2010年增長50%多，達124億美元，今年預計會增長100%以上，達250億甚至300億美元?！ ?/p>
所以重慶模式引發轟動并得到下自百姓上至國家決策者以及海外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認可。
對反對者的分析
“一致肯定和高度認可”是夸張之詞，事實上，就象南街村多年來所遭受的圍剿一樣，今日的重慶也遭受了反對者的許多斥疑與指責。這些斥疑與指責大多集中在“打黑唱紅”和“民主與人權”這些方面。
為了形象而真實地了解這種狀況，我在自己的QQ好友群里發起了一個針對“紅歌會”的調查問卷，從75%的回復率中得到的結果是：65%的人是贊同支持和肯定的，中間派占15%，只有20%的人覺得是思想洗腦、是形式主義等?！ ?/p>
這一結構比例基本符合我在網上所看到的言論分歧狀況。我分析了一下，這些反對者大致可以歸納為這樣三類人：
1、改革過程中一味只想到個人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以私營企業主、部分政府官員和國企高管為主）；
2、天真浪漫的民主追求者（以法律、知識、文化和傳媒界的精英為主）；
3、對現實不滿的失意者（以缺乏政治覺悟的社會底層人士和現代年輕人為主）。
對于第一類人，我就不想說了，因為太顯而易見了。說“被利益蒙住了雙眼的人看不清事物的真相”，那是粉飾他們了；事實上，他們往往清楚事物的真相卻努力地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作為。這也就解釋了文強臨刑前為什么會囑咐兒子說“不要仇視社會?！币驗槭茳h教育多年、因工作成績突出而獲得提拔重用位居高位的他，自己心里也很明白：一個正常健康的社會是容不下自己當權后的所作所為的。
對于第三類人，初看似乎有點不好理解。按說今日的重慶所做的一切正是代表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與愿望，為何他們中的一些人僅僅因為“打黑唱紅”就對重慶充滿了反感與厭惡呢？
請看一位網友如此偏激的言論：“問題是不但沒有人給我們鈔票，而且還要將我們拋棄、把我們遺忘，還要讓我們為之唱出充滿情感的贊歌，那不是強人所難嗎？這可能就是所謂的強奸民意吧！哪有強奸的時候還要被強奸者唱出對強奸者贊美的歌聲，如果不是演員誰唱得出來？”
我們剖析一下他這番話的心理軌跡和思維模式也就不難理解第三種人了?！ ?/p>
改革三十年來，我國居民收入由世界上最平均的一個國家一躍而變成了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國家。這一為國際所罕見的基尼系數變化速度確實沖擊和傷害了以工農為主的廣大中低收入階層，因而一些人的內心里對黨領導下的政府有著不滿情緒是很自然的?，F在，面對重慶所進行的探索，他們認為仍然不過是黨領導下的重慶政府在強勢人物薄熙來書記的推動下所進行的，而且“紅歌會”這種形式太具有鮮明的紅色革命年代特色了，所以，出于一種失望和不信任的心理，就把自己心中原來的反感與厭惡繼續套用到重慶頭上了。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一國之國民總是會有不滿時局之人的，關鍵就看這些不滿的人占國民人口之比例了；如果執政的共產黨完全背離了自己立黨宗旨的話，就難免不產生執政危機。這一點是值得支持和擁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人們深刻思考和警醒的?！ ?/p>
至于第二類人則值得專節一談。
民主是個好東西
2006年10月至2007年1月，我國一些媒體紛紛轉載了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先生發表的一篇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引來一些有著強烈民主訴求的人士額手相慶，認為這是中國政治改革的風向標，顯示了執政黨試圖突破意識形態，進行政治改革的意愿，美好的民主時代即將到來。但是，他們顯然沒有深刻理解《民主是個好東西》的立意：在正面肯定了民主是個好東西之后，通過五個方面的“不是”或“決不是”做出了最后的結論：“一方面，我們要充分吸取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優秀成果；但另一方面，我們不照搬國外的政治模式。我們的民主政治建設，也必須密切結合我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條件?！彼?，這么多年過去了，我國的民主制度沒有、也不可能如一些民主人士所推崇和鼓吹的那樣朝著西方式的民主模式發展下去。對此，我認為是有它一定的內在邏輯的?！ ?/p>
從我個人來說，我的人生經歷、我的理想信念和我的性格特點都決定了我骨子里對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向往與追求（參見筆者的《論思想啟蒙與當代中國的需要》一文，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同時經歷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的我，通過親身的體會和兩相比較，才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樣的社會才能帶給我們真正的民主、平等與自由——那就是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翻身作主人而幾乎沒有階級之分、人人生而平等的社會，而絕不是今日這般嚴重貧富分化、人一生下來就早已經嚴重不平等的社會。所以，我自認與我國當代一些所謂的“精英”們有點格格不入，甚至心生反感。為什么呢？這還得從八十年代末期說起，那時候我國還處于改革的初期，盡管整體的經濟水平并不太高，但人們相互之間的經濟差別還不是那么大，大家都在為先富起來而努力朝著“萬元戶”奮斗，所以，人們對“民主與平等”的訴求大多來自企業和社會組織的管理、來自市場中價格雙軌制帶來的腐敗和不公平現象。故“八九動亂”發生后，我們這些思想激進的青年聚在一起熱血沸騰，真像學生時代的毛澤東那樣：“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薄 ?/p>
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當年的熱血青年有許多人卻一味沉醉到金錢與利益的追逐中去了，而且在追逐金錢與利益的過程中顯得是那樣的自私和損人利己。這些人由于受教育的程度大多比較高，所以，在學歷稀缺而唯學歷論的年代，他們如魚得水，很快成了先富起來的階層成員之一部分。他們的生活過得十分的愜意：鈔票、汽車、房子、妻子都有了，就連最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和民主精神的情人都有了；他們的談吐是那么的優雅和自信，行為舉止就象中世紀歐洲的貴族紳士一般，甚至是不可一世，特別是在講臺上演講的時候。例如，他們中的個別著名人士狂妄而又沾沾自喜地向全社會宣稱“我一句話就可以駁倒共產主義：那就是人一生來都是自私的?！闭f得那么豪邁而又斬釘截鐵，自以為掌握了人間大道和真理，殊不知連“人生下來本無善惡，或者有善就有惡”這樣基本的哲學常識都不具備，連“我們的社會從來就不缺為國為民奔走呼號而舍生忘死的仁人志士、不缺好打抱不平、見義勇為的民間英雄、不缺慷慨解囊捐出全部家產的祼捐豪俠、不缺踴躍的義工、不缺無償獻血的人群、不缺樂于獻愛心的民眾等等”這樣基本的社會光明面都沒有看見，而一味地要將人們往陰暗面多的方向引，以至現實中的光明面越來越被更多的烏云所遮擋。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中國精英”?！ ?/p>
如果僅從政治與文化方面來看“中國精英”們有關民主的一些思想和觀點，我倒覺得其不乏吸引力，而且在針對官僚腐敗、信仰缺失、官民脫節、環境污染嚴重、食品安全事故頻發、治安形勢嚴峻等社會問題上，其解決的訴求與目標也和廣大的人民群眾相一致。但他們就是被廣大人民群眾嗤之以鼻。原因不外乎是這樣兩個大的方面?！ ?/p>
首先，在經濟發展的方式上，他們完全信奉自由資本主義的私有經濟，因而在根本上背叛和損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使廣大人民群眾在經濟上陷入貧富差距拉大（不是一般拉大，而是嚴重拉大）后嚴重的不平等地位?！ ?/p>
所以，他們的自私再加上視自己為人中蛟龍的自信，使得他們情不自禁地鼓吹“收入差距的拉大充分體現了人的能力大小”、“弱肉強食、優勝劣汰是符合人類社會的自然法則”、“改掉過去的絕對平均主義，其結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這沒有什么嚴重、可怕”。凡此種種，無不嚴重傷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感情?！ ?/p>
所以，他們對“自由、民主、人權與法制”的呼吁和努力也就變成了脫離現實的海市蜃樓，成了一種虛偽的東西，甚至成了邪惡的幫兇。因為誰都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維護的是人間的公平與正義。可是，現實的情形卻是：人們一旦連最基本的經濟基礎和生存條件也失去了平等，又何談建立在此之上的其它諸多平等？在此，我將自己在《云南高院為什么要這樣判》一文中的一段話摘錄于此：
“在探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道路的問題上，人們比較傾向一致的看法就是必須改掉過去權大于法、以權治國的狀況而走向法大于權、以法治國的道路，一些法學界的人士更是追求法高于一切，強調司法獨立、法院獨立、法官獨立。對此，我曾經深表贊成和支持。但是，現在看來，事情并不是那么美好。因為追求司法獨立、法院獨立、法官獨立的一些精英們的表現是這樣的脫離廣大的人民群眾而高高在上和不可一世，是這樣的崇拜和依附于金錢，所以對于人民群眾的社會輿論監督是這樣的不滿；他們曾經幻想和標榜的‘具有最專業的法學知識、良好的職業操守和堪稱道德楷模的法官們’將維護人間的正義而帶來美好幸福生活的圖景不僅沒有實現反而背道而馳。于是，我們明白了，法律并不是超然于階級之上的普世觀音，它只要信奉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就不可避免地將淪為金錢的奴隸，淪為替少數人服務的工具。這一點，‘中國最著名的鄉黨委書記 ’李昌平先生看得最清楚，針對當今的貧富分化現象和法律實踐，他說：‘窮人是用不起法律這個奢侈品的。當窮人用不起法律的時候，法律就是富人或有權人用來欺負窮人的工具了?！ɡ畈健稄呢毨У脑蚩粗袊磥碚蔚姆较颉罚?
其次，在政治體制的選擇上，他們十分推崇和信奉的西方民主模式在當今的世界事務中已日益顯露出本身的缺陷和西方資本主義所謂的“普世價值觀”的自私與虛偽。前蘇聯民主精英葉利欽以民主的名義推翻了蘇共，企求西方的經濟援助，結果換來了蘇聯的解體、西方的失信、北約的加速東擴、獨立后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間的磨擦、沖突與戰爭、盧布的巨幅貶值和國民經濟的停滯倒退；生活原本富裕的南斯拉夫聯盟在“實現民主與自由”的改革中解體，經濟大倒退；科索沃戰爭，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使用導彈襲擊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南海撞機，黃海軍演，C型包圍圈；伊拉克戰爭，中東動亂，利比亞軍事行動……這一切讓世人再也清楚不過地懂得了這樣一個道理：沒有了國家實力的強大和國家主權的獨立與完整，人們對最基本的經濟基礎和生存條件的追求也將成為泡影，更遑論建立在此之上的其它諸多平等與追求！
所以，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民主得保證廣大人民群眾在最基本的經濟基礎和生存條件上的平等，得促進國人的愛國心和團結心以維護和鞏固國家主權的獨立與完整。凡是不利于、或者是有損于這樣兩個方面的一切民主，到頭來終將被歷史證明是違背廣大人民群眾最根本利益的假民主?；蛘哒f，這樣兩個標準，也成了一切真假民主的試金石?！ ?/p>
所以，當那些高喊“民主、自由”的“精英”們對大多數的社會成員在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中所感受到的生活與生存壓力日益加大以至發出了“新三座大山” 的感嘆而漠然視之、甚至蔑視大眾的時候，我們沒有理由不懷疑他們的追求是一種自私的行為，是他們在經濟上獲得了滿足之后企圖追求政治權利的野心，最終目的仍然不過是為他們自己爭取更多、更大的利益而已?！ ?/p>
一個政黨，無論其宗旨有多么的崇高和偉大，只要它的大多數成員注重和追求個人的利益而不是大公無私地為人民著想，那么，他們的信仰堅定心和組織團結心就必然會大受影響，也注定不被廣大的人民群眾所擁護從而喪失民心。這正是前蘇聯解體時為什么一隊隊“蘇共黨員”走向莫斯科紅場將自己的黨證丟進熊熊燃燒的火堆中的真正原因，也是中國民主精英圈子為什么分歧嚴重、自嘆一盤散沙的真正原因。所以，中國的民主精英們盡管在反對專制、官僚和腐敗等目標上與廣大人民群眾相一致并因此而常常利用廣大人民群眾，但他們最終并不能、也不會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因而遭到人民群眾的唾棄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p>
幾個重要的問題
當本文“要社會主義不要資本主義”的主題已經明確并且快要結束本文的時候，我想就本文還提出幾個問題與大家商榷。
一、方針政策與創造性的問題
前面我已經說過，將“改革”理解為僅僅是對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所有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改革，是相當片面和錯誤的。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就是改掉現實中存在的不合理部分，使之更加合理完善、能適應新的客觀情況。也就是說，改革是因應現實的變化而采取的新的措施與調整。而現實的變化是永恒的，因此，改革也是貫穿人類社會發展始終的。不唯其如此而是任由社會問題累積和發展下去的話，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會是群眾發動自下而上的、劇烈動蕩的、流血的暴力革命。既然今天我們的社會積累了貧富差距擴大、環境污染嚴重、社會風氣惡化、道德觀念淪喪、犯罪率上升、腐敗難以遏制、食品安全事故層出不窮、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指數下降、年輕一代生活壓力加大等等諸多問題，那么，我們就應該通過新的改革來解決這些問題。特別是偉大的鄧小平同志早就指出過：“如果改革出現兩極分化，那么改革就算是失敗?！蔽覀兙透鼞摬粩嗟剡M行新的改革。為什么一些人把鄧小平同志高高地捧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卻又總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他的這一告誡呢？所以，現在不是要不要繼續改革開放的問題，而是怎么繼續改革開放的問題。尤其是在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世界各國之間經濟聯系更加緊密同時矛盾和沖突又進一步加劇的背景下，中國怎樣通過自身的改革和探索走出一條全新的、讓世人不禁景仰和學習的發展道路來。作為國家治理，政府總是有必要制定一整套的方針政策來全面加以實施的。如果方針政策正確，無疑會產生很大的效益；如果方針政策錯誤，則會帶來很大的害處。而且即使是正確的方針政策，也難以保證每個具體實踐的正確，這就凸顯出了具體實踐中人們的創造性的重要。同時我們也已經看到，每一次重大方針政策的改革調整，其依據都是來源于具體實踐中的某個成功經驗，并且往往是有悖于當時方針政策的成功經驗。這就給了我們解決方針政策與創造性的矛盾的方法：
當我們原有的方針政策隨著時間的變化而面臨著明顯的缺陷導致發展停滯或嚴重社會問題的時候，我們就要從國內、國際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實踐中去尋求新的方針政策，并謹慎地先在小范圍內進行試驗，待取得成功后再進行大范圍的推廣實施，并且在推廣實施過程中始終奉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強調和重視人們的創造性，不作逼迫和打壓，讓事實的成效來引導和吸引更多的人們自覺接受新的方針政策。
二、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的問題
以前我一直將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分別等同于公有制與私有制，并認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實質就是從公有制向私有制的過渡（參見筆者《無相言論集》中對腐敗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但就在寫作本文的過程中，從南街村、華西村和重慶這些典型事例上，我猛然意識到：原來市場經濟并不等同于自由經濟，更不等同于私有制；而且相反，公有制在一個廣闊自由競爭的市場里反而能獲得比分散的私有制更強的力量和更好的效果。（由于內容較多，我將把這個問題放到《社會主義新探》一文里論述。）
三、公有制企業的領導人及其公民的人權與自由問題
在本文的論述中，我們可能都注意到了這樣一個現象，它就是：無論是大寨村、南街村、華西村，還是重慶市，它們的超前發展都存在著一個英明的核心人物，如大寨村的陳永貴、南街村的王宏斌、華西村的吳仁寶、重慶市的薄熙來?！ ?/p>
對此，支持的人不無善意的擔憂道：假如沒有了這些核心人物，它們還能繼續發展下去嗎？會不會象另一個曾經也是集體經濟共同致富的典型大邱莊那樣，隨著禹作敏的倒下而解散原有的集體經濟實行當下流行的企業改制？
反對的人則憤憤不平地指責道：這些致富典型逆時代潮流而動，是極左思維的人們刻意培育和維護的怪胎；在這些典型里，無不依靠個人崇拜來代替法律準繩，通過高福利來限制和剝奪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p>
我認為二者的觀點要不就是存在認識上的誤區，要不就是其立場使然。
1、先說支持者的擔憂吧?！ ?/p>
這完全是一種唯心的歷史發展觀在作怪，在他們的意識深處里，始終認為人類的歷史是由杰出人物來創造的，而不是由人民群眾來創造的，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擔憂?？墒窃谇懊娴氖吕校覀兦宄乜吹竭@幾個致富典型最大的共同點就是：集體經濟。根據我前面說過的“事物的發展占主導作用的是規律和科學，文化只是起輔導和推動作用”這句話的道理，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正因為集體經濟的組織形式符合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所揭示的財富規律，所以，在農村的包干到戶大潮中，只要選擇集體經濟就能取得比鄰近的分散個體經濟而較優的發展成果，特別是共同致富的發展成果以及共同致富所帶來的其它方面難以用金錢衡量的成果。而且更重要的地方就在于，這些典型之所以能選擇集體經濟，完全是因為這些村的絕大部分村民自己贊同、擁護和支持集體經濟，特別是南街村，是由村民們的告狀、貼大字報、咒罵才將村領導重新趕回了集體經濟。離開了這一點，假設把這些核心人物放到小崗村里面，那么縱使他們有通天的本事，也不可能取得今天這般大的共同致富的成就，而充其量只會是一位個人致富的典型罷了。所以，在這里，真正起作用的、真正創造歷史的是村民們自己而不是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只不過是順應了村民們的這種符合時代發展規律的愿望和要求，并以個人的能力影響了發展的進程而已。所以，只要村民們自己相信和選擇了集體經濟，那么，其核心人物就必然會順應時勢而生，不是這一個，也會是另一個，不怕其能力平庸，也不怕其道德不高，因為歷史的潮流終究會大浪淘沙。這就是我們主張的唯物史觀的具體運用。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還會有上述擔憂嗎？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還會神化和迷信核心人物嗎？有了這樣的認識，核心人物還會慢慢地變成專制和專橫跋扈嗎？
可是，我們畢竟是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子民，我們很善良，我們很感恩，于是我們非常熱愛和感謝帶領我們走上幸福生活道路的大大小小的核心人物，我們衷心地希望核心人物長久地繼續領導和帶領我們，以至于核心人物也慢慢地相信這個世界少了他還真不行，就連我們自己也慢慢地不再相信自身的力量和歷史作用了。而這時，那些相信是自己的卓越領導創造了歷史的權貴們、那些相信是自己的資本力量創造了歷史的資本家們、那些相信是自己的聰明才智創造了歷史的精英們，也都紛紛拚命地向我們灌輸和強化這樣的唯心史觀。就這樣，毛澤東一再呼喊的“人民萬歲”理念、文化大革命塑造的“造反有理、敢把皇帝拉下馬”精神被滌除得干干凈凈后，時機終于成熟了，機會終于來到了。于是，當毛澤東堅持了20年才寫進憲法的《罷工自由》7年之后通過修憲又被取消時社會上竟然看不到一點抗議的聲浪；于是，當各級政府實行企業改制戝賣國有資產時，我們老老實實地就下了崗；于是，當禹作敏因為個人的問題而下臺時，大邱莊的村民也就乖乖地聽從當代主流經濟學家們傳授給主政官員們的“良策”：“唯有實行企業改制以明晰產權，變集體公有制為個人資本控股的私有制才是提高經濟效率之舉?！笔獠恢思胰绱藢嵭兴接兄贫嗄甑睦吓瀑Y本主義國家也會因為經濟危機而喪失經濟效率不得不實行部分國有化呢?！ ?/p>
所以，公有制是一項實現共同富裕、帶給廣大人民群眾福祉的根本制度。能否擁有和保證這一根本制度，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人民群眾自己。
2、反對者的理由。
反對者的聲音盡管千差萬別，但都不脫離一個宗旨，那就是針對公有制。所以南街村、華西村這些以公有制為基石進行共同富裕的探索和實踐就必然招致反對者的種種斥疑與指責?？纯捶磳φ叩囊恍┚唧w理由吧，
例如：“每日清晨，南街村村民們在《東方紅》的樂曲中齊齊走進工廠，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樂曲中齊齊走出工廠；他們強調著自己的‘集體主義’，”就象一個準軍事化的工廠一樣?！ ?/p>
例如：“謀求發展，應該是為人們提供更自由、廣闊的選擇機會去享受勞動成果。而在這些首富村，選擇機會在村規面前顯得無能為力：對財富的控制，變成了對人的生活本身的控制。如果自由選擇意味著失去一切，村民也只好忍受村規的主宰?！徽撃阍覆辉敢?，首富村村民絕大部分勞動所得都拿不到現金，只能變成股份，即使要獲得一定的現金，也要經過管理層批準。……巨大的私人財富被集團管理者控制，那么這些資本會用到哪里去呢？它的投入方式是不是要與村民商量？不得而知?！绻駹I資本在這種加速擴張和重復建設中受到傷害，倒霉的將是被強行將工資獎金納入股份的村民。但愿我是杞人憂天。”
例如：《華西村書記4名兒子支配全村90%資金 全家任要職》、《堅決剝下華西村土皇帝吳仁寶的畫皮》、《華西村：交出你的自由，我給你福利》……
首先，我要承認反對者的這些理由全部都是事實，全部都成立。但是，我卻有兩個問題：
第一，有沒有比南街村、華西村存在這些問題更嚴重的對象呢？這么多年來，凡是在私企、尤其是在血汗工廠打過工的人們，凡是關心一點時事、看看新聞的人們，心里都非常的清楚：有！就是那些無良的黑磚窯、黑煤窯，那些導致員工接連跳樓自殺的血汗工廠，那些殘酷剝削員工而自己卻荒淫揮霍無度的大大小小的老板們?！ ?/p>
不錯，“謀求發展，應該是為人們提供更自由、廣闊的選擇機會去享受勞動成果。”可在如今的市場社會，人們為了謀求發展，首先出賣的就是自己的勞動力，希望有了積累后就能自由、廣闊地謀求新的發展機會?？墒乔趭^的人們奔波勞碌，所得卻是那樣的少，而且還要面對高房價、高學費、高藥費。不得已，只有懷揣著個人自由發展的夢想，呆在工廠里繼續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遵守著苛刻的廠規廠紀和作息時間，象機器齒輪般的在流水線上加班加點。他們交出了自己的自由，可是卻沒有人給他們過上無后顧之憂（且不說象南街村、華西村那樣舒適）的生活呀！
第二，為什么不去斥疑與指責那些問題更嚴重的對象呢？也許反對者中就有剛才所說的黑磚窯、黑煤窯、血汗工廠等等對象，那當然不會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了。但我相信反對者中也不乏那些“為了自由寧可拋棄金錢與愛情、為了尊嚴寧可放棄自由也不鉆狗洞”的真正民主自由人士，所以我要指出一個人類幾千年來被歷代少數統治階級固化了的錯誤認識：人類社會自無階級的原始社會進入到有階級的社會以后，由少數強勢階級確立的私有制不斷地被后來新的統治階級所繼承和維護，經過幾千年來的沉淀，已經在人們的觀念中形成了類似過去“君權神授”那樣的法理性認識。所以，同一件事，同一種現象，發生在公有制身上就是罪過，而發生在私有制身上則是天經地義的一句話“那是業主自己的事，與他人無關?！闭娴臒o關嗎？生產的社會性決定了不可能與他人無關，可是一個“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就把他人的種種利益和權利都排除掉了，更別說斥疑與指責他們了。而且他們也完全可以不把你的斥疑與指責當一回事，讓你說了也白說，只有無可奈何的份，只有恨自己沒本事不能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因為他們有錢，錢能讓你少說或不說，錢能讓更多的人和媒體替他們說話，尤其是錢（和福利）能讓更多的選民投他們的票。如此看來我們之所以能斥疑與指責公有制身上的“罪過”，完全是因為公有制給了我們這樣的權力與平臺，因為公有制中也有我們的一份。而且公有制也非常需要我們這樣的斥疑與指責來監督其公仆，以防止其形成特權變成新的少數統治階級推翻公有制而再次繼承和維護私有制，這也就是我前面所說的“民主的政治生活是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證”之理由。
結束語
所以，公有制不僅是一項實現共同富裕、帶給廣大人民群眾福祉的根本制度，也是一項能帶給大多數人真正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的根本制度。不管我們對過去實行社會主義國家的失誤有多么的不滿，不管改革如何進行，我們始終都應該堅定這樣的信念：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是人類的偉大創舉和實踐，是符合人類歷史發展潮流的；公有制應成為我們毫不動搖的基石，它比任何短暫而虛幻的金錢和福利都要來得長久和實在；能否擁有和保證這一根本制度，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人民群眾自己！
（全文完）
無相
2011年7月始筆于家鄉小鎮
2012年元旦完筆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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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相新浪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u/1481345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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