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桂廖曉評論:李敖 不怕孤立,才有獨立
李敖 不怕孤立,才有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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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敖 文章發于:烏有之鄉 點擊數:131 更新時間:2011-11-23
林希翎到臺灣來,正趕上選舉期間,臺灣黨外政客們,千方百計利用她助選。林希翎氣勢第一流、口才第一流,所向披靡,不可一世,顯然的,那是一次成功之旅。唯一失敗的,大概是她想見李敖卻沒見到。林希翎氣得跟別人罵我“有臭架子”,后來寫信給我也罵我“有臭架子”,她罵得很對,我的確“有臭架子”。基本上,我不太喜歡見人;基本上,我很難看得起人,我自視甚高并且全神工作,自然也沒多少見人的心情與時間。偶爾有見到我的人,他們又往往先經過我那黃石公式的考驗,才能見到我,這樣懸格甚高,自然架子之臭,也就不在話下了?! ?/p>
奇怪的是,我自己不但“有臭架子”,還欣賞許多“有臭架子”的怪杰,從古代的嚴子陵、狄阿杰尼斯(Diogenes),到現代的李鴻章、戴高樂(de Gaulle),我都一體注目,這些人或傲同窗、或傲王侯、或傲洋鬼、或傲政客,總之多是“青山當戶、白眼看人”的氣概,他們在泯滅個性的環境中,強烈表現出一己的個性,真是大丈夫。這種氣概,正是孟子所說的:“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彼麄冞@些人,不論得不得志,都不失掉自己的獨立氣概,這是他們人格上的最大特色?! ?/p>
我常常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能使這些人保持獨立氣概,而不取媚于當世、茍同于流俗?是上帝嗎?不是,靠上帝的人還談什么獨立?是良師益友嗎?也不是,靠師友扶持的人,也算不上什么獨立。真正獨立的力量,其實是內發的,它的基點非他,純粹就是自己。自己清醒的知道:自己的獨立,絕不靠別人,別人的掌聲也好、叫罵也罷,其實都是浮面之物,正像莊子所說的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境界。自己的獨立所靠的,其實是一種單純的心理準備、一種單純的信仰,那就是:“不論得不得志,我都不怕孤立?!薄 ?/p>
古往今來,多少志士仁人,最后都毀掉了,隨波逐流,失掉了自己,原因不在他們不優秀,而在他們怕孤立。為了怕孤立,該說的,他們不敢說,為了怕得罪人;該做的,他們不敢做,為了怕獨居牢。他們渴望活在同志里、群眾里,名為合群,實為自喪,淪落到這種地步,自己就只會做秀(show)、不會做人了,這種人,只是群居動物,不再是特立獨行的人了。我做預備軍官排長的時候,我們的副連長連上廁所大便都要找人陪他,理由是他怕“孤立”,一個人,活到這樣完全喪失了自己,也太妙不可言了?! ?/p>
真正的志士仁人,他們為了不喪失自己,往往甘于在草澤、在溝壑,而不求聞達——不求屈己的聞達。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寧愿給人磨眼鏡片度日,也不愿去做大學教授營生,為的就是要有批評皇帝的自由;陳獨秀寧愿去做出獄后的隱士終老,也不愿歸隊去做共產黨的元勛復活,為的就是要有批評政治的自由。一九三七年,在他出獄后三個月,他寫信說道:
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所發表的言論,已向人廣泛的聲明過,只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 ?/p>
“我絕對不怕孤立”,這是何等大儒的氣概!又是何等犬儒(cynic)的氣概!
勃朗寧(Robert Browning)在《科倫布的生日》(Colombe’s Birthday)里,曾提出“孤立者強”的啟示(When is man strong until he feels alone);易卜生(Henrik Ibsen)在《人民公敵》(The Enemy of the People)里,也曾點破世界上最強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的真理(The strongest man on earth is he who stands most alone.)。真正的志士仁人,必然清醒的知道他該走哪一條路,不怕孤立,才有獨立,乃是他宿命性的選擇。大丈夫夷然而做這種選擇,吾道必孤,不亦強乎?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在臺灣寫
希翎:
你來臺灣時,對你前呼后擁的人,如今利用完了,都不理你了,唯有我這位當時“有臭架子”的人,今天很義氣的支持你,并鼓勵你做“逐臭之夫”。這篇文章雖然不長,但它表達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信念,彌足自珍。如今寫下給你,愿共勉之?! ?/p>
李敖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斯賓諾莎陳獨秀勃朗寧
關鍵字: 孤立 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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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桂廖曉評論:有點意思?。 ?/p>
我想,人活在世上一回,主要不外乎兩項,即一、做人;二、做事?! ?/p>
此兩項,如將其分開來看,則必需首先做好人,即大眾至少不強烈反對之人;其次則是做好事,同樣是做大眾至少不強烈反對之事。當然,人的一生中,做人與做事,實際上是在相輔相成、互相融合促進中成長的?! ?/p>
作者的“不怕孤立,才有獨立”此文中,則有著“為了獨立(孤立)而獨立(孤立)”的強烈意味。在我看來,這實際上可以形象地比喻為十五六歲少年“逆反”心理的“成人化”。也就是說,即便人已經長大為成人了,心理依舊處于“少年”狀態而未成熟?! ?/p>
這可以即可從作者的“真正獨立的力量,其實是內發的,它的基點非他,純粹就是自己”看出來,也可以從作者所欣賞的“現代的李鴻章、戴高樂”看出來。如果說戴高樂還可認為是一“大丈夫”,把李鴻章也當作一“大丈夫”,則顯然是會受到大眾強烈反對之事了。李鴻章如果真如作者所說有“自己的獨立氣概”,就應該寧可不做官也決不能賣國。當然,如果李鴻章真有比較成熟的“自己的獨立氣概”,那還應該借用手中的權力起來造反才對。因為賣國,不僅僅是把自己后輩的生存基礎,同時也是把中華民族的生存基礎給斷送了的事。此二者都可看作為是少年“逆反”心理的典型表現。另一典型表現就必需說到“后輩”的問題了。從最徹底的“私”來說,自己的后輩都不能說成是“自己”,更別說他人的后輩了。由于十五六歲少年自己都尚不成熟,就根本不可能去考慮“自己后輩”問題,所以,有少年“逆反”心理之人,其一典型表現就是決不會考慮“后輩”問題?! ?/p>
作者說“古往今來,多少志士仁人,最后都毀掉了,隨波逐流,失掉了自己,原因不在他們不優秀,而在他們怕孤立。”這可就極不妥了??!這世上任何一個人,除非他把自己當作了“神”,或者活在自己打造的“真空”中,都是不可能認為這世上“純粹就是自己”的。因為所謂“做人與做事”,本質上都是為了他人(或社會)而做的。否則就完全沒有任何意義了。例如,作者發出此文就是為了讓他人看的,否則為何要發??那么,什么樣的人能夠稱為“志士仁人”呢?從歷史與發展的觀點來看,顯然,理應只能是得到大眾認同的人和事。又因為一個人的一生中,可以只做一件事,也可以做過許多件事。對于做過許多件事的人來說,這其中就可能有得到大眾認同的事與反對的事,這人都做過。這時,評價此類人是否可認為是“志士仁人”,就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了。中國古人對此早有認識,因此才會有“蓋棺論定”一說。......
作者說“真正的志士仁人,他們為了不喪失自己,往往甘于在草澤、在溝壑,而不求聞達——不求屈己的聞達?!边@話就說得不準確了。其原因可能是對“聞達”的概念不清楚;或者是缺乏唯物辯證法的思維方法所至。“聞達”這概念在古代主要指向“做官”,有名言“不求聞達于諸候”為證。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聞達”這概念的訴諸對象就逐步可以區分為“諸候”與“社會、人民”完全不相同的兩類了。例如,“四大名著”的作者就是“聞達”于“社會、人民”,并不是“諸候”;又例如,從陳勝吳廣到歷朝歷代的農民大起義的領導人們,就是(首先)“聞達”于“社會、人民”,并不是“諸候”。實際上,如作者所說的“往往甘于在草澤、在溝壑,而不求聞達”,按照如今觀念說來,就是“聞達”于“社會、人民”,并不是“諸候”的原始形態。道理極簡單,如果他們沒有“著名”作品通過“社會、人民”的選擇留傳于后世,那么,他們的名字就都無從知道,何談“聞達”??誰“聞達”??之所以說是“原始形態”,是指當時的這些“著名”作品,并不能給其作者帶來收入、待遇等而言的?! ?/p>
至于“斯賓諾莎、陳獨秀、勃朗寧”們的做人做事原則,就比較復雜了。即涉及到社會進步和人民選擇問題;又涉及到人由少年到成年后是否考慮“后輩”問題;還涉及到人生一世的“價值”和“主義”問題。如作者所述,斯賓諾莎“要有批評皇帝的自由”;陳獨秀“要有批評政治的自由”。這些都僅僅屬于社會進步中的言論自由是否得到允許的問題。此類問題實際上僅涉及到促進社會進步本身的形式,并不涉及到促進社會進步本身的內容。而真正的社會進步主要是由內容推動的!當社會是進步而不是退步時,這些問題也就不再成為問題了。但這里所說的“批評”,是建立于“講理、有理、合理”基礎之上的批評,而絕不能是胡說八道!!
實際上,作者所說“真正的志士仁人,必然清醒的知道他該走哪一條路,不怕孤立,才有獨立,乃是他宿命性的選擇。大丈夫夷然而做這種選擇,吾道必孤,不亦強乎?”此處所說的“清醒的知道他該走哪一條路”,實際上就是此人事關其“人生一世的“價值”和“主義”問題”。這個問題,對于現代絕大多數人而言,還涉及到一個是否意識到、認識到此點的問題。當然,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現代社會中認識此此點的人會越來越多。這正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覺醒的重要標志之一。同時,還涉及到了人民選擇問題與“后輩”學習和繼承問題?! ?/p>
前面說過,什么樣的人能夠稱為“志士仁人”呢?從歷史與發展的觀點來看,顯然,理應只能是得到大眾認同的人和事?! ?/p>
作者所說的“陳獨秀寧愿去做出獄后的隱士終老,也不愿歸隊去做共產黨的元勛復活,為的就是要有批評政治的自由”。這只能說明陳獨秀事實上是在其人生道路上倒退了!!從原來“爭主義”->“有主義”->“有組織”->“有行動”,又倒退回到“爭主義”了。這有當時的共產黨人所做的事,正是得到大眾認同的人和事為證。當然,如果陳獨秀當時倒退回到“爭主義”,并且能夠以行動證明其“陳獨秀主義”比當時共產黨的“主義”更好,也行。但事實證明沒有得到當時的人民認同,也就是說“陳主義”是沒有用或行不通的。那么,陳獨秀就應該再回到當時共產黨的“主義”中來,同做得到大眾認同的人和事。否則,其“陳獨秀主義”就如“永動機主義”,無論陳獨秀如何說自己思想“獨立”、不受“命令”、不怕“孤立”,這時的他也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志士仁人”,或者只能算一個“過氣了的志士仁人”了!
這時的陳獨秀,絕不認為是什么“大儒”,而只能認為是一個大時代的落伍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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