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了46年前的一篇文章，是位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寫的，叫譚顯彬，從字里行間推斷，當年他28歲（十年軍齡），如今已是74歲的老伯伯了；彼時他是成都軍區的汽車兵，如今他該在家里含飴弄孫了。為什么從故紙堆里把他的文章刨出來呢？原文精彩！不排除有筆桿子幫他，但開大卡車的種種細節和體會，卻不是辦公室里可以胡編亂造的！其中一個細節，豈是筆桿子能編出來？譚顯彬說：“有一次我開車快要到一個巷子口，忽然從巷子里滾出一個小皮球，當時我馬上想到，后面可能跟著有人，于是迅速地把車停下來，剛把車停下，果然從巷子里跑出一個追的小孩來。事后，我由皮球聯想了許多，想到鐵環、水果等東西的后面，都可能跟著有人……”嗯，玩具后面的確跑出來了小孩！
如果譚顯彬今年74歲，那么他應該是1937年生人，從他文中“巷子”、“二桿子”、“紅苕”用詞判斷，應該是四川人。這個在新中國成立時已經12歲、于1955年參軍的四川老兵，在文章里以汽車為坐標，進行了縱向對比：“比如同一輛車，在解放前，車還是新的，可老是出事；解放后，車舊了，反而不出事或者出事少了，為什么？是人變了。解放初期，大修一次車只能跑八千公里，后來大修一次能跑五萬多公里，為什么？也是人變了，是開車和修車的人都變了。行車中的事故也是同樣的道理，很多事故的發生，都是在人不在車，有時看來是機械事故，但背后站的是人，歸根結底是人的思想出了事故。所以說，開車靠人就是要靠人的思想好，要憑政治開車，開政治車。”
“哈哈，你看他說‘開政治車’哩！多么“左”啊！”
南方系會這么說。
咦？譚顯彬明明先說 “開車靠人就是要靠人的思想好”的喲，怎么到了南方系眼里就變成選擇性失明了呢？
共所周知，南方系最討厭群眾“講政治”，好像群眾一講政治就是“左”，那個老老實實的兵哥哥能“左”到哪里去？如果今天的司機們都能做到他那樣“靠思想好的人開政治車”，我們還巴不得呢！動車啊校車啊就不會翻了不是？
“人的思想好”很重要！“思想好”不能曲解成“毛左”，是指人的品格、感情、道德、價值觀等一系列綜合素質。
記得有一次采訪的時候，湖南溆浦公安局的一個治安股長對我說：“一次治安事故死亡的孩子其實比一個刑事案件中死的孩子多，”他伸出兩只拳頭，“要治安、刑偵兩手都抓緊才成！”他舉例說，某小學茅坑的木板斷了，三個女孩子掉進去淹死了；某渡船翻了，十幾個放學回家的小學生淹死了！“不能重刑偵、輕治安。”他充滿感情地、急切地說。
現如今距譚顯彬寫文章已經46年零6個月了，距治安股長說“兩手抓”也很多年了，江蘇等地發生的校車事故，既涉及開車又涉及交通安全，別說小皮球了，小皮球的主人都沒命了！悲摧啊，開校車開得影響了穩定，這不是“政治車”么？
難道是因為我們變得包容了么？變得能包容“思想不好”的人開車了么？這不是等于承認“歸根結底是人的思想出了事故”么？
說事故就來了事故，12月16日看北京衛視看到一起事故：在加油站，前車加滿，司機剛剛坐進車里，后車就跟進了，結果把加油員活活擠在兩車中間，造成其腿部骨折！交警分析事故原因：后車司機光看前車司機要走，根本沒看近在咫尺的加油員！
見物不見人啊！
交警還舉例，有的司機加滿油后就啟動，連油槍都沒拔！心中只有自己發財，哪管他人生死啊……
譚顯彬的文章繼續說：“毛主席講打仗的文章，講進攻有革命精神，講退卻也有革命精神，退卻是積極的，是為更多地消滅敵人”，進而他分析到：“我們應以愛護人民的生命財產為前提”，“誰讓誰？應該是互相讓，自己多讓；你有理，加上多讓，就更有理了。沒有讓的思想，往往會從有理變無理，這就涉及對人民負責和思想修養的問題。”
如果提煉譚文的主題詞，那么將會是“毛主席”、“人民”，把毛主席和人民聯系在一起，不是譚顯彬的首創，《東方紅》里就反復出現這兩個詞，再就是“黨”和“我們”。別忘嘍，這原本是李有源創作的陜北民歌喲。
譚顯彬的文章是“中三十年”的產物，那是一個什么樣的年代呢？孔慶東在《想念父親》時形容了那個年代，“一個基層的工人，能夠跟他的一群狐朋狗友，幾十年沉浸在這種生活里——強大的國家，平等的社會，穩定的收入，純樸的人情。你就不能不承認，那是一個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平民百姓的幸福時代（《無限江山》第152頁）。”我們這些公安戰線的后生晚輩也曾羨慕過五十年代北京“玻璃板、水晶石”般的治安環境，可部里的老公安說，回不去啦，時代發展啦！人財物大流動啦！
的確，作為徹底的唯物主義者，誰都明白“回去”是不可能的，但能不能做到螺旋式上升呢？當然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要不中央怎么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安管理呢？
關鍵在人。
譚顯彬從滾出的小皮球想到了人，認為人是第一可寶貴的，故洞察到：“在城市行車，與行人關系很密切。我便經常有意識地去觀察行人的情況，看這個人，是有事還是在散步？是剛從鄉下來還是常住城市的？是在考慮問題還是在趕路？是二桿子脾氣還是不懂交通規則？……比如遇到正在考慮問題的人，我在比較遠的地方就按喇叭，決不到他跟前的時候才按喇叭。到他跟前按喇叭，他猛一驚，就會著慌，不知道向哪邊躲才好，結果，人躲車，車躲人，躲來躲去就可能躲到一起，發生事故”，如此體察細微，難道不是人性在閃亮嗎？
滴水映日，譚顯彬是那個時代的縮影，他的“靠思想好的人開政治車”如果“翻譯”成今天的話，相當于：“辦事講良心”，“守住道德底線”。而 “辦事講良心”如果“翻譯”成大眾當年學習《老三篇》的體會就是：“用‘完全’、‘徹底’兩把尺子，來衡量你‘為人民服務’的質量和水平。”
八零后、九零后甚至七零后可能要問，啥叫“完全”、“徹底”？咋又成了“尺子”了捏？
毛主席的原話是：“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見毛澤東選集《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時代的我軍一個普通司機，都能對人、車、路進行哲學分析，提出“車是人開的，出事故是人通過車造成的，所以不重視了解車的構造、性能，不好好學習開車技術也是不行的。思想再好，技術不好，也開不好車”的辯證觀點，《人民日報》還號召“各個戰線的同志們，都能像譚顯彬一樣，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總結自己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 無數像譚顯彬那樣的工農兵學商把“完全”、“徹底”作為標準“提溜”出來，當作尺子來衡量自己思想覺悟之高尚否、道德底線牢固否，倘若做不到，會很慚愧。
這種廣泛的自省，正是南方系很厭惡的“思想改造”，恰恰是當今最缺少的，人人早上醒來后就是想著如何掙錢、個個晚上睡前就是想著自己如何委曲，更有甚者，小算盤打得震天響，人生完全是為著個人的，是徹底地為人民幣服務的。有學者分析當今青年教師時，作了一個相當冷峻的結論：
“一方面，他們追求更為實用的科技技能（如擁有多類資格能力證書），敢于展現自我，渴望自我價值實現；另一方面他們又關注自我，一切努力都圍繞著是否有利于個人職稱晉升和職務升遷，謀求‘工具合理性’。他們不是老一輩那種理想的、奉獻型的群體本位主義者，而傾向于務實的、功利性的個體理性主義者。”我實在不明白“群體本位主義”、“個體理性主義”是指啥？我覺得應該是指“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吧？
青年教師倘如此，遑論社會上的蕓蕓眾生。
這令我想到前些日子到貴州遵義采訪公安部掛牌督辦的特大拐賣兒童案。別的先不講，單講一講此案犯罪團伙的成員構成特點。在地域上，除了實施拐騙兒童的“一拐（拐出）”是遵義籍，其他“二拐（中轉）”、“三拐（拐入）”為陜西或河南籍；在職業上，除了“一拐”是城里無業人員，“二拐”、“三拐”，乃至“四拐”均為農民；在年齡上，所有拐子均為中老年人，且多為有前科者。這時我就在想啊，要是人民公社還在，如果黨的基層組織還健全，這些文革結束時還是二、三十歲青年的人們，他們能在后半生“發展”成犯罪嫌疑人嗎？
這些人的前科，多為“放飛鴿”，即騙婚。這是一項古老的犯罪，我在插隊的時候就聽村里老人們講過，還知道村里有一位老大娘就是“放飛鴿”時沒有按騙子的指令辦留下的，騙子先讓被他們拐來的姑娘嫁到某個光棍家，從中賺夠了聘禮，然后于婚禮后的某天清早，在姑娘挑水的井里放上兩種草棍兒，草棍兒的數量就是讓她于幾天后的幾時出逃的命令，騙子們會在村口接應……
如今方便了，用手機就可以發指令了！但新時期的騙子們通過痛苦的牢獄生活，認識到“放飛鴿”容易敗露，于是汲取教訓，“改革”了，改成拐賣兒童了！此案涉及的兒童都在三、四歲左右，這個年齡段的小朋友剛剛學會生活自理，既能與成年人吃同等食物，又不容易生病，還沒長記性，是人販子眼中的“上等貨色”！
這些爺爺、奶奶級的犯罪嫌疑人，把人家的娃娃不當人而當成貨物，良心上絲毫不受譴責地將被拐兒童產、供、銷“一條龍”地一拐、二拐、三拐……然后喜笑顏開地數錢數到手軟！
如同吸毒者是販毒者的“市場”，收養被拐兒童的養父母就是人販子的“市場”，這另類的“市場經濟”像一只無形的手，指揮著被拐兒童的數量及去向，在公安機關解救時，養父母們會聲稱自己不知道實情，或說，孩子是因父母離婚沒辦法養活才賣的；或說，孩子的父母全都死了；或說，孩子的父親嫌是個“不帶把兒的”不想要，等等。有的還恬不知恥地說“我們這里生活水平高，孩子從窮山溝到這里是享福！”
放狗屁！正如貴州省公安廳女刑警鄧俊副處長說的：“媽媽再窮，早上也要煮一鍋飯放在那兒給孩子吃!(法律用語規定)叫什么‘養父母’？我(從感情上)不同意這么叫，誰養不起孩子啦？要你養？偽善!”
有人以愛的名義，偽善地活著；有人以官的身份，偽善地撈著；有人以普世價值的名義，偽善地“民主”著……
所以當我看到解放軍譚顯彬寫的“我由皮球聯想了許多，想到鐵環、水果等東西的后面，都可能跟著有人……”這一段時，百感交集！
有人說現在也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倒沒有那么“悲觀”，我認為是中華民族最清醒的時候。前三十年、中三十年、現三十年，對比著看，對比著想嘛！還得境內外、東西方對比著看、對比著想嘛！
那么是不是否定危險的存在呢？不！危險是存在的！胡錦濤同志在紀念建黨九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就提到“四大危險”和“四大考驗”了嘛！如何化解危險呢？譚顯彬46年零6個月前就說過：“遇到危險的時候，千萬不能有‘沒法了’的念頭，有了這個念頭，就在危險面前失去了主動性，應該沉著地、謹慎地克服險情。”當然，他說的是開車。
有了主動性，具體操作上怎么辦呢？譚顯彬說：“應付突然情況的根本辦法，是努力學習政治，提高思想覺悟，加強責任心和防止事故的警惕性，而不把克服險情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方向盤和剎車上。從根本上說，要依靠人，方向盤和剎車只起工具的作用。”顯然，他說的仍是開車，但誰又能說以上兩個觀點不對“宏觀調控”有作用呢？
倘若所有對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穩增長、控物價、調結構、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諧”有責任者，能用完全、徹底兩把尺子作為工作標準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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