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忘記1978年以來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我們的出賣——深圳葵涌大火11年祭（舊文）

1993年11月26日，《工 人日報》首次對這場大火進行了詳細報道：
　　致麗工藝玩具廠是港商租用葵涌鎮廠房進行獨立經營的“三來一補”獨資企業。生產、經營皆由港方負責，利潤由港方獨享。葵涌鎮派一名廠長協助港方經理管理企業。廠房是一幢三層鋼筋混凝土建筑物，于1988年5月建成并投放使用，建筑面積2166平方米。第一層是裁衣車間和倉庫，第二層是手縫和包裝車間，第三層是衣車車間。該廠注冊員工418人，事故當天在廠工人404人。11月19日13時25分，該廠一層東北角倉庫起火，火勢順風向廠房東南和西側迅速蔓延。經全總調查組確認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港商違反我國法律法規，無視工人生命安全，強制工人冒險作業。廠倉合一,安全通道被堵塞。該廠窗戶全部用鐵條焊死，大部分窗戶還用鐵絲網罩閉；廠房內東西側各有一個疏散樓梯，但港商將東面疏散樓梯用拉閘門上鎖封死，只留西面一個疏散樓梯，而且這個樓梯通道上堆放了貨物；一層有四個安全出口，有三個出口被鎖死或焊死，只留西南面一個出口，并在僅留出的西南面出口中間處裝上鐵欄，形成一條長約8米,寬僅0.18米的窄長通道。在疏散通道少且不暢通的情況下，近300名工人根本無法迅速逃生，再加上燃燒的化纖物散發出的毒氣，許多工人窒息在樓梯口處。這是火災事故造成嚴重后果的原因。雇用無證電工，違章接線。中方廠長負責消防等監督職責，然而對港商的違法行為不加制止，盲目服從。
　　我們在13年后進入忠縣采訪時，一直不知道該如何開口談11月19日那天的大火。但是出乎意料，陳玉英主動談到那次恐怖的逃生經歷。
　　“1993年11月19日，吃過中午飯以后，大家趁下午趕工前的休息時間忙著洗澡。深圳的11月開始有些涼了，但是工廠沒有熱水洗澡，我們都是中午打了水在太陽下曬，曬熱了趕緊去洗。那天太陽也很好，所以幾乎所有的姑娘都洗了頭洗了澡。我記得自己換了新衣服和新鞋子，很多人都換了新衣服，像去赴一場約會似的,但是我們怎么也沒有想到的那是死亡之約。
　　“到中午一點多，大家陸續到車間去干活，因為新來的訂單要趕貨。大約是一點半左右，我們就聽到有人喊起火了。大家紛紛往樓下跑，我們的廠房是三層樓，工廠為了管理方便，將所有的窗戶全部封死了，只留了一個樓梯作為通道。要命的是，當時車間已經不夠用，很多貨物都堆放在通道上，使樓梯更加狹窄。我們當時沖到一樓時，發現人全部擁擠在一起，好像惟一出口的卷匝門掉下來了，沒有辦法打開。這時候只聽得哭喊聲一片，有人大喊爹娘啊，說自己要死了之類的話。我當時心里還很鎮定，還在死勁叫大家別急，‘不要急，別人逃得出，我們也一定逃得出，會有人來救我們的。’很快，有毒的濃煙彌漫過來。我想起學習過的消防知識，一定不能讓煙嗆住口和鼻子。于是我扯出衣袖，用口水弄濕，然后捂住鼻子和嘴巴。但是很快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王雪花對于1993年11月19日發生的事情可能比其他人留有更多感性的認識，這是第一次由當事人用博客記錄那起可怕災難：
　　1993年11月19日那一天，上午和往日一樣正常上班，就在中午吃過午飯，所有的工人午休過后，來到車間沒過多久，我看到別人在往外跑，聽到外面有人在叫“著火了，快跑啊”，然后才跟著前面的人跑。沒想到大概只有一米寬的樓梯上已經擠滿了人，因為沒有人維護秩序，所有的人就在哭爹喊娘往那里擠，最后造成通道堵塞，下面已經變成了人堆了，我在一瞬間也被擠壓到了人堆里。不管別人怎么拉，也沒能把我拉出來。那時我想到的就只是”死”，因為人根本無法從那里掙扎出來。幾百人堵在這惟一的通道里，誰都有逃生的欲望，結果我們就成了后面那些人的犧牲品，踩著我們為她們搭成的人橋就往外跑。正在我絕望的時候，后面那些能跑出去的工友們已經跑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我們了。可我們這些人已經被踩得喘不過氣來了，也許處在最下面的姐妹們已經被活活壓死了。我用盡所有的力氣一下子從那里掙扎出來了，本以為自己有了逃生的機會，可沒想到當我來到惟一的出口時，門已經被關上了，我怎么也打不開，不知是人為拉下的還是門壞了呢？我到現在都還沒有得到最后的答案。這真是上天在和我開玩笑，本該跑出來的，可門又被“卡死”了。在那一瞬間，我在死神面前跪了下來。可我也曾經在蒼天面前為自己祈禱過啊！“天啊！我做錯什么了？你真的就那么無情嗎？放過我吧！我不過才來到這世上僅僅16年而已，你就這樣讓我匆匆地離開嗎？”在那時，我突然間吸入了一口毒煙，一下子暈過去了……在幾小時的熊熊烈火中，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記得我從里面被別人抬出來時，他們根本沒有把我當成活人，只當我是一具送往火葬場的尸體。兩人抬出來用力的扔到一邊，可就在我重重落地摔得滿嘴泥沙的時候，強烈的求生愿望告訴我一定要拼命地動。我模糊地聽到旁邊的人在喊：“這人沒死，還能動！”那時醫院的救護人員才過來將我抬上救護車，然后就直接送往醫院，進行搶救。我當時說不出話，眼睛也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現在我想起來真是可怕，要是當時直接把我抬上殯葬車就可能沒有我的今天了，這也是我惟一值得慶幸的事。比起那些葬身火海的姐妹們，我還是幸運的。
　　王雪花說，這是改變她命運的一天，“不管自己怎樣努力去忘掉所有的一切，都無濟于事，反而更加增強了記憶……已經過去了這么多年時間了，那場災難就好像是發生在昨天一樣。”
　　徐淑蓮徐淑華姐妹在火災中應該算非常幸運了。她們雙雙在火災中成功逃生。
　　姐姐淑蓮性格內向，而妹妹淑華則豪爽，干活也特別賣力，所以不到一年就提升為三樓車位的組長。火災發生的時候，徐淑華當時在三樓上班，因為沒有事情就靠在窗戶上看風景，對面的人告訴她廠房起火了，敏捷的淑華立刻飛奔而下。走到樓梯時已經相當擁擠，于是從樓梯的扶手飛身而下，迅速找到門口，幾乎是最后一個逃出的。
　　“我下來的時候，發現樓梯全是人，有的被卡住了，有些人已經不能動彈。我只好靠著扶梯溜下去。接近門口的時候，我的腳踩著了一個人，一看是雪花，我就死勁去扯她，可是怎么也扯不動。這時候煙霧越來越濃烈，雪花對我說：‘你快跑，別管我了！’我和雪花是很要好的朋友，看到自己的朋友身處危境而無能為力，真的很痛苦。”
　　2003年，在致麗大火10周年紀念活動上，兩個死里逃生同在一個縣城生活的姐妹才又相遇。徐淑華一直以為她的姐妹雪花死了，當她再次在家鄉看到還健在的雪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兩個人只是抱頭痛哭。
　　徐淑蓮當時在二樓，等她知道起火的時候，樓道已經堵住了，正好有人鑿開了一個窗戶，冒險從上面跳了下來。于是她也蹲在窗沿上，飛身跳下。13年之后，徐淑蓮還記得當時的想法：“我沒有想過能活下來，因為二樓也相當高。我只是想，要死也要死在外面，好讓家里人能分辨出我的尸體。”
　　徐淑華逃出生天后，開始瘋狂地在各處尋找姐姐。當她大喊姐姐時，正好看到姐姐從樓上跳下，于是奔過去想接住姐姐，但是沒有接到。姐姐重重地跌在地上，褲子摔得稀爛。
　　當時在板房工作的秦素芬知道起火的消息時，已經很晚了。
　　“逃生的那一刻我記得清清楚楚。因為我下來的時間比較晚，所以樓道里擁擠的人很少了。但是到一樓的時候樓梯和地上全是人，當時已經有毒煙滲入，看不清楚人。再說，當時非常驚恐，只顧逃命，所以用手死勁抓住扶梯往下走。地上跌倒的人太多了，有的人好像已經被踩暈了，我也在人群的縫隙中找落腳處，結果腳拔出來后，鞋子就掉了。爬出人堆后，卷匝門是半開著的，我呼吸了好些濃煙，踉蹌著出了大門。”
　　光著一只腳的素芬出來后四處尋找表妹陳愛華，她在樓下驚恐地到處喊叫。但是看到的是她很多年后都不愿意回憶的恐怖場景：“我不知道表妹在哪里，但是當我出去后在廠房外四處尋找時，親眼見到好些人從樓上跳下的場景。我看到我們的主管從樓上跳下來，砰地砸到地面上，聲音很響。我走過去，發現她受傷了，下顎全是血，而且死活止不住，后來才送進醫院。還有一個辦公室文員，就是黃廠長的女兒，她身體有些胖，不敢跳，有人找來竹竿，要她順著竹竿滑下來，結果還沒有完全到地上，竹竿斷了，她也摔傷了。那時候有人又找來繩子吊在窗戶上，讓人順著繩子滑下來，有的人使用不當，就把手弄傷了。跳的還是比較多，砰砰的聲音砸在地上，很嚇人。后來有人找來一些做玩具剩下的爛布頭，一袋子一袋子，就放在地板上，讓跳下來的人不會直接砸在水泥地上。”
　　素芬沒有找到表妹，只能絕望地上醫院去尋找，到太平間去分辨尸體。“但是我只看了幾具尸體就受不了了。因為很多人的五官全部燒沒了，臉上平平的，黑黑的，什么也不能分辨。有的死者肚子也變得很大，好嚇人。”
　　后來素芬終于找到了表妹的尸體，“她并不是燒死的，頭完全變形了，肯定是被踩死的。等到死者家屬接到電報來到工廠，廠區就只聽到號哭的聲音。有一個湖南的老婆婆，她的女兒在這里燒死了，消息確證后她就瘋掉了，到處抓我們姐妹。有一天她走到我面前，一下就把我抓住，大聲叫我閨女。”
　　事件處理完后，素芬回到老家。“剛回來的一段時間不敢一個人睡覺，很害怕，每天和母親擠在一張床上，后來母親也不愿意和我睡在一起，因為我在睡夢中老是又哭又鬧，弄得媽媽很害怕。我做夢時，總是看見人一個個從樓上跳下來。”
　　徐淑蓮也有“后遺癥”。她已經老邁的媽媽回憶說：“出事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她們姐妹從窗戶進了家。我很納悶，她們回家為什么不走門而走窗戶呢？醒來后心里生出些擔憂。幾天后兩姐妹真的回來了，我才知道出了這樣的大事，只是慶幸她們還活著。”徐淑蓮說，她們雖然很幸運活下來，但是很長時間都處于驚恐中，每天晚上都做惡夢，而且再也沒有勇氣出外打工了。幾年后，淑蓮在縣城的一個飲料廠打工時，有一次車間的電路板突然打出火花，她拿起包就拼命跑。“結果被工友笑話了很久，但是像我這樣有過致麗大火經歷的人來說，這種事情一點也不好笑。”
　　1993年9月才到致麗打工的戴天玉，工作時間不到兩個月，在大火中卻成為燒傷最嚴重的女工之一。她和小英、雪花都是最后轉到南方醫院的打工妹。她的背部和腿都嚴重燒傷，1994年6月出院后回到了酆都老家。
　　“我1990年就出來打工，一直做玩具廠，到1993年已經成了熟練工。我轉到致麗來的時候，是過來當師傅的，所以在三樓的辦公室上班。我知道起火的時候比較晚了，就急急忙忙跑下來，發現樓梯上很多人，我想擠過人群沖到門口去，可是我突然發現一個我不認識的男工人將門拉下來了。”
　　在采訪的過程中，我們聽無數人提到了這扇死亡之門。幸運逃脫的秦素芬說它是開著的，所以她才能走出來；僥幸沖出來的淑蘭說它是半開著的，所以她才能爬出來；雪花說它是關著的，所以已經爬到門口的她與自由只有一步之隔；天玉說它被人拉下了，所以她才沒能夠在最后時機沖出魔窟……或許，某些人的記憶有了誤差；或者，她們說的是在不同的時間階段，首先是開著的，后來掉下來了，再后來被人打開了；或者，因為某種不再可以追尋的原因，那扇門被人故意放下。這，或許也是致麗大火中的“天問”吧。

廢墟里的憑吊
　　火災發生后，到場的新聞媒體并不太多，現在能夠看到的錄像或者照片甚少。但是正好在此地考察的學者常凱卻第一時間目擊了慘劇后的凄涼景象：
　　整個廠區一片狼藉，一片死寂，一片劫后廢墟的凄涼景象。三層的車間大樓，已被大火燒得斑駁陸離、滿目瘡痍。唯一能夠逃生的樓梯口，結果成為八十多個年輕生命的死亡之處。濃煙和擁擠使驚惶的逃生者堆積在樓梯的拐角處誰也動彈不了。毒氣的窒息和烈焰的焚燒，使那些剛剛從農村來到現代城市的花季女孩們的靈魂，隨著滾滾升騰的濃煙，通過樓梯上方的天窗融入藍天而杳杳西去。她們不甘就此而去，她們的生活還剛剛開始。樓梯內，似乎還回響著她們那哀切的求生呼喊和人生艱難與不幸的悲痛訴說。我站在樓梯中間，心底震顫著，仰天長嘆，熱淚橫流……我向天發問：是誰奪走了她們寶貴的生命？……在車間，唯一的遺留物就是逃生者拼命掙扎往外擁擠時留下的鞋子，各式各樣計有200多只。就是說，現場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是穿著兩只鞋逃出去或被抬出去的。當時逃命爭奪之慘烈，由此可見一斑。我又來到打工妹的宿舍尋覓。而今，這里已經是人去樓空。那些幸存逃命的人們，卷走了自己的小鋪蓋卷。那些遇難工友的行李和雜物則無人收斂。人已去，她們的親人們不愿再睹物傷情。一些紙片、飾物和女孩們喜歡的小玩意，堆積和散落在床板、地面和走廊上，隨著陣陣的西風，在雜亂不堪的地面上輕輕地飄浮、緩緩地滾動，使得這座本已森森然的建筑物更加滿目凄涼。
　　香港老板勞釗泉從國外趕回來處理事故。但是當他目睹著幾十具從樓道里抬出來的尸體，看著完全毀滅的廠房，無法不崩潰。據說他曾經有過逃走的想法，但是終于被拘留。
　　香港老板勞釗泉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呢？我們聽過很多人對他的憤怒心聲，在13年后還有人要打聽他的下落。他自己一定不愿意發生這樣的事情吧，但是是什么使他釀下如此大錯并最終因觸犯法律而獲刑呢？他有過什么樣的成長背景？為什么要來內地投資設廠？
　　有一天，我們很吃驚地聽到了另一種聲音，來自當年一個女工，她在工作一年之后被提拔為主管。
　　“我覺得老板也不容易，他來工廠的時間并不多，但是每一次來，對我們員工都很友善。有一次他從香港趕過來處理一起**事件，召集我們組長以上的干部開會。他并沒有表達對大家**的看法，而是給我們講了自己的經歷。他說自己很小的時候偷渡到香港去，那時候內地的生活實在很艱難，雖然他年紀不大，在別人的照顧下，還是到了夢寐以求的香港。但是真的到了以后，舉目無親的他只能去做童工，甚至做童工都沒有人要，因為怕**罰。所以他盡量找一些沒有人做的工作，連工錢也不要，只為填飽肚子。后來因為自己勤奮，多少賺了點錢積攢下來，終于有一天和別人合作開了工廠，但這已經是多少年后的事情了。有了自己的工廠也不輕松，每天擔心沒有訂單，擔心產品質量不過關，擔心發不出工資。他說其實大家都不容易，出來做事大家努力才大家都有錢賺。我那時候覺得他很誠懇，講的也有道理。”
　　這位女工說，當時玩具廠也很多，但是許多人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進致麗廠，因為還有的廠發不出工資甚至壓根就沒有想過給工人工資，有的廠沒有錢發，想走還不行，因為他把你的身份證都扣下了。
　　商人勞釗泉也許主觀上沒有想過他的工廠會有那么多打工妹死傷，畢竟他也是打工出身。但是他為自己想過什么？更重要的是他為他的工人想過什么？絕望的傷口
　　陳玉英醒來的時候是11月19日晚上。“四周是白色的墻壁，到處躺著受傷的姐妹。我明白自己也已經受傷了。我口渴得很，護士給我喂鹽水，很快我又昏迷。”
　　事后陳玉英得知，當時在清理死亡者時，已經把全身黑乎乎的她往死者堆里放，但是她突然動了一下，有人尖叫：“她還在動！”因此揀回一條性命。在不停歇的昏迷、疼痛、昏迷過程中，她先被送進龍崗醫院，接著轉到深圳市紅會醫院，最后被送到治療燒傷最著名的廣州南方醫院。
　　陳玉英是燒傷最嚴重的打工妹，身體75％被燒傷。“我全身包裹著紗布，并不知道自己燒傷有多嚴重。我曾問過護士，我好了后還可以回深圳打工嗎？她說可以。可是有一天給我拆紗布換藥的時候，我一下驚呆了：我的左腳沒有了，左手只剩下兩根手指。我對自己說，我以后該怎么過啊！”
　　還在深圳的醫院治療時，工廠辦公室的人來看陳玉英，問有沒有什么朋友和親人可以照顧她，陳玉英要求讓她的好朋友陳秀瓊來照顧她。“那時我還不知道，她已經被燒死了……”
　　陳玉英的父母兩次接到深圳發來的電報，后一封告訴他們直接到廣州的南方醫院。母親以為女兒死了，哭得昏死過去，第一次出遠門的父親在焦急和擔憂中總算見到了活著的女兒。
　　“沒有人認為我能夠活下來。我自己也悄悄和來醫院照顧我的父親商量，將來我死了，要把我埋在老家的什么地方。我們家的后面，有我剛出來打工時種下的一片林子，我想著我回去時，那些樹一定長得比我高多了。”
　　對于這樣大面積的燒傷患者，燒傷程度又達深三級，南方醫院最權威的專家也感到棘手。在醫院期間，大約進行了17次手術，這些植皮手術總是要將頭上好的皮膚移植到燒傷處，取下皮膚的新傷口和植入處都會疼痛難忍，而并不是每一次植皮都能成活。當麻藥失去效力之后，陳玉英就只能用大哭來減輕疼痛感。“護士真不知道怎么對待我。她說你也這么大的人了，怎么一天哭個沒完。但是她不知道我以前最愛笑。護士也怕我，因為我身上沒有一塊好的皮膚，身上的血管也打完了，有一次護士打了二十幾針，就是沒有辦法打進點滴。她也哭了。”
　　在忠縣采訪的時候，我們在靠近長江邊的新住宅區里見到了何玉蘭。長江三峽蓄水，位于三峽腹地的忠縣水位也上升了100多米，原來臨長江的街道都淹沒在江水中了，**撥款新修了居民樓，何玉蘭正是看中這里大量居民搬家的商機，在這里開了一家賣鍋碗瓢盆的雜貨鋪。
　　大火發生后，受傷的何玉蘭在深圳的醫院治療，她的右手嚴重燒傷，后來被迫截肢。何玉蘭的二哥當時也在深圳打工，后來就到醫院照顧她。1993年，23歲的何玉蘭正準備和遠在新疆的男朋友結婚。火災之后，男友退了婚。
　　何玉蘭有個表哥，在家里的親戚里，他和何玉蘭最要好。當時正在海南當兵的表哥聽說何玉蘭被燒傷的消息后，立刻請假趕往深圳照顧她。失去右手又遭遇情感變故，生活的打擊對何玉蘭來說太突然了，而表哥無微不至的關愛讓她重拾了生活的信心。兩個年輕人相愛了。
　　我們在酆都縣的中和場見到當時燒傷比較嚴重的另一名打工妹萬術蘭。她的腳、手和背部都嚴重燒傷，當時燒傷面積為50％，深二級。
　　萬術蘭是個羞澀的人，16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了，母親后來再嫁，她不喜歡繼父，所以決計出來打工。最先到了淡水一家生產塑料花的工廠，“結果一分錢沒有拿到手。”后來又去了一家名叫“傲群”的電子廠，“還是一分錢沒有拿到手。”1991年終于輾轉到了致麗廠。燒傷以后，萬術蘭也轉了三個醫院，先是在葵涌醫院，很快轉到龍崗醫院，發現燒得比較厲害，第二天就轉到深圳蛇口醫院。
　　萬術蘭在16歲時已經定了親。男友羅坤名先在上海打工，后來也轉到葵涌的一家機械廠打工。大火發生后不久，距離不太遠的羅坤名就知道了，“我心急如焚趕到了致麗，當時大火還在燃燒，我發瘋似的喊她的名字。已經出來的人里沒有她，我的心就越來越害怕，不顧一切要沖進去，當時現場已經被控制了，值勤的人不讓我進去，拿電棍打了我好幾下。我只好退出來。”
　　正當羅坤名茫然不知所措的時候，一個老鄉告訴他，他的女朋友受傷住進了龍崗醫院。羅坤名急忙跑到醫院，可是他找遍所有病床上的傷者，都沒有發現萬術蘭。羅坤名于是賴在醫院不肯走，甚至開始大哭，醫生沒有辦法，只能幫他去翻看病歷資料，才知道當天上午萬術蘭已經轉到了蛇口醫院。“當時傷者太多，醫院一片混亂，我要不那樣極端，他們根本就沒有時間管我的事情。”
　　從葵涌到蛇口需要邊防證，羅坤名只好臨時找當地**駐深圳辦事處的人幫忙，花50元錢買了邊防證，匆忙趕到蛇口。
　　“他到蛇口醫院還是沒有找到我。因為我的頭發已經被剪掉了，臉上被煙熏得墨黑，而且每個人都一樣，他根本認不出來。我喊他，可是聲音很小，完全聽不到，就這樣眼睜睜看著他從身邊走開了。”13年后，萬術蘭微笑著說出這段令人心酸又讓人感動的經歷。

浴火重生
　　9個月后，在南方醫院治療的４個打工妹全部被送回家鄉。她們躺在擔架上被運上飛機,沒有機會看看自己曾經工作過的城市.她們和她們的時代結束了。
　　“我是用擔架抬上飛機的。到重慶時，父親想把我送到西南醫院的燒傷科，但是人家拒絕了。醫生說，連南方醫院都無法醫治好，他們更沒有把握治好我。”陳玉英回憶說。
　　父親將陳玉英帶回忠縣，忠縣的醫院還是拒絕收治，原因是一樣的，他們沒有任何信心來治療這么嚴重的病人。沒有了醫院的無菌環境，沒有定期輸液和輸血的條件，陳玉英的傷口開始反復潰爛流膿，身上到處是翻露出來的肉。“我渾身發臭，不斷流出血水和膿水，沒有人能夠接近我。在那個時候，沒有人能想到我還可以活下來。”
　　父親在這個過程中的堅強與忍耐讓陳玉英在很多年之后還感慨不已。“其實醫生已經告訴他，3年之后我要是還不能坐立，我一定活不過去。但是父親一直沒有放棄，一直陪伴著我。”
　　為了治療的方便，父親在縣城租下一間房子，可是當房東看到陳玉英的情況又不愿意租了，最后又加了租金才住進去。陳玉英說：“周圍的人都是捂著鼻子過我的門，父親給我清洗紗布的水池子，后來再沒有人愿意去洗衣服。但是我理解他們。”
　　陳玉英的哥哥陳劍回憶，那時候妹妹的身體全是膿水和血水，家里為了治療方便，用一部分賠償款在縣城買了套位于9樓的房子。“小英想到地上看看，我從9樓把她背下來，我的汗水和妹妹的血水和膿水把我的衣服全弄臟了，我都無所謂。然后我再跑到9樓去為她背輪椅。”當年陳玉英出去打工，就是為了賺錢供哥哥上大學。因為這一點，陳劍的內心對妹妹始終存有一份愧疚。他甚至說，在交女朋友的時候，他都會首先說好，如果對方不能接受他的妹妹，他們就沒有交往的可能。
　　家里人其實對陳玉英的康復也沒有充分的信心。“1994年過年的時候，媽媽做了很多好菜，因為家人都在一起，但是妹妹躺在床上無法起身。實際是妹妹的賠償費買下的房子，才有這個所謂的團圓，那一頓年夜飯，大家都沒有動一下筷子。”陳劍回憶說。
　　陳玉英自己也說，不知道是怎么熬過那段日子。每天躺在床上，也不能動，家里幾個人，每人抓住床單的一角，才能夠幫她翻一下身。沒有電視和娛樂節目，沒有錄音機，每天只能呆呆地對著天花板。
　　倔強、勇敢，自信，更重要的是，家庭的溫暖，父母的堅強，哥哥姐姐的無私幫助都是支撐陳玉英活下來的動力。她的身體居然一天天好了起來，在床上躺了兩年多之后，有一天陳玉英突然能坐起來，還可以用手把自己從一條凳子挪到另一條凳子上，再挪到飯桌前，姐姐看到了，流著眼淚對她笑。“她一邊流淚，一邊笑，我知道她是為我高興，知道我終究又邁出自己的步子了。”陳玉英說，“但是這個過程之漫長，別人無法想象。在這之后，我又做了20來次手術。比如，我的胳膊與腋下的皮肉粘到一起了，手就無法抬起來。更要命的是，那兒還經常化膿，爛出一個大洞。這個地方做了３次手術，在萬縣做的，把粘在一起的地方慢慢割大點，這樣我終于可以抬起手來。我的左腳燒得厲害，腳趾全部燒沒了，最早是配了假掌，我就天天在家里練習走路，也許是康復訓練方法不當，每次流血，結果長滿了腫瘤，醫生最后不得不將左小腿全部截肢。那是2000年，我受盡折磨保留下來的腿在新世紀到來時失去了……”
　　但這還不是最后一次手術，陳玉英還有許多傷。她已經完成的手術共有37次，進醫院的感覺都很麻木了。而后來去重慶的醫院時，那些醫生都瞪大眼睛，不相信她還沒有死。
　　回到老家后，何玉蘭告訴父母，她要和表哥結婚。雙方的家人都反對這門親事，因為他們知道這樣近親結婚可能會帶給下一代人傷害。為此，本來關系很好的兩家親人大吵大鬧，關系變得惡劣。兩個年輕人則不顧家人的反對，他們甚至以死相逼，他們劃著小船來到江心，對在岸上的家人宣布，如果不同意他們結婚，他們就跳江殉情。當年，年輕的他們就是坐著船，沿著他們熟悉的長江漂流而下，去外面世界追逐夢想，可是誰知道命運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呢？
　　無奈之下，雙方家人只得同意他們的婚事。但是兩家的大人從此再無往來。在苦苦抗爭之后，兩個人結婚了。幸福來之不易，但是生活還是非常艱難。何玉蘭失去的是右手，給生活帶來了很多不便。從深圳回來，她也一直在進行后續治療。但是到2003年時，她再次住進醫院進行肺部切除手術。醫生將手術時間安排在11月19日。這一天，恰好是致麗大火10周年紀念日。何玉蘭拒絕了，她覺得這是她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但是對何玉蘭的過去毫無所知的醫生并不理會她的要求，因為無法排開日期，仍然勸說她在這一天做了手術。“我從此相信這一天是我的宿命。我開始接受這些，并說服自己變堅強。”何玉蘭說。
　　戴天玉也是最后從南方醫院回來的受傷最嚴重的四姐妹之一。從外表看，戴天玉和健康人是一樣的，她個子比較高，穿著桔紅色的夾克和牛仔褲，很陽光的感覺。如果不是聽同行的陳玉英介紹，我們很難從她的外表看出她曾經經歷過那么大的災難。她的背和腿燒得最嚴重。
　　“你看，”在戴天玉的房間里，她指著一排的高跟鞋對我們說，“連夏天的拖鞋都要穿高跟，因為我的腳后跟是不能放平的。”說完她突然把左腳從鞋子里抽出來，果然有很多傷疤。可能是腳后跟的皮燒壞后，沒有了伸縮性。我們問還可不可再做手術，戴天玉說可以，“可是我不想再做了，想到手術我都已經怕了。”在南方醫院的時候，戴天玉做過多次植皮手術，回到老家后，她又曾多次到重慶做手術，以前，她的胳膊和腋下也燒得粘在一處，手抬不起來拉不開。“做完手術后，我的手又可以拉開了，我也可以干點活了。”
十幾年后，這一群人都已經做媽媽了，大火的記憶已經深深鑲嵌進入她們的靈魂，無法忘記。但是，她們現在都自食其力，也從不抱怨。我們曾經問過她們是否對當年出來打工后悔，其中的何玉蘭非常堅決地說：“不，打工是我們走出去的惟一辦法。只是我們恰好成了犧牲最大的人。”
　　王雪花后來結了婚，有一個可愛的女兒。但是這是一段沒有真正愛情的婚姻，丈夫時常毆打她。前些年，王雪花離婚又再婚，丈夫以前還有一個女兒，所以她成了兩個孩子的媽媽，每天照顧孩子上學，生活忙碌緊張。但是一有空余的時間，王雪花就坐在電腦前寫博客，她說：“我要把自己的故事寫出來，希望那樣的悲劇再也不會發生。”
何玉蘭是我們接觸的致麗姐妹里最堅強最自信的人。她告訴我們：“我常常會忘記自己是個殘疾人，我不希望別人憐憫和同情，即使我只有一只健康的手，也要自食其力。”
　　陳玉英從病床上站起來后，也獲得了愛神的眷顧。2002年，她做媽媽了，女兒的降生讓她對生命有了新的認識，也讓她更加感念在遭遇災難時社會對她的幫助。2002年3月，陳玉英成立了忠縣自強殘疾人服務站，開通了兩條熱線電話，專為殘疾人分憂解難。她也因此獲得全球千名婦女爭評“諾貝爾和平獎”提名，被重慶市授予三八紅旗手和榮譽市民稱號。
陳玉英說，還有一件伴隨她終生的事要做，就是要建一個致麗死傷姐妹紀念館，把她們的遺物、照片和故事留給后來的人們。只要打工妹還在出發，還在流動，還在犧牲，致麗姐妹的故事就有必要讓人們記住。
　　火災多年之后，陳玉英應邀到香港去參加一個由國際社會舉辦的紀念致麗大火的活動。在會場，一個香港老板說，死幾個人有什么？那么多名人偉人最后不都死了，你們老糾纏過去干什么？
　　陳玉英拄著拐杖站到他的面前，嚴正地說：我還活著，我就是一個證明。
　　是的，玉英、雪花、天玉、玉蘭、術蘭……都是證明，那些死者衰老體弱的父母，讓人瞠目的破敗家境，那些修在大山禿坡上孤獨的墓碑，那些發霉的照片，那永遠的青春笑靨，都是證明。

──對深圳原致麗玩具廠百余封書信的分析

內容提要：本文歸納了打工妹們書信中的五個主要話題，并通過這些話題分析了工廠打工妹的交往圈子的活動和功能，她們的工作流動的原因和策略，她們與出生家庭的關系，她們的感情和婚姻，她們對打工生活的評價。分析特別注重了性別的角度，指出了打工妹們的處境、經歷和態度形成中的性別原因。

一、 事件與信件

我所分析的這些書信，是1993年11月19日深圳市葵涌鎮致麗玩具廠一場震驚全國的大火之后，我的朋友常凱在該廠調查時，從劫難后的廢墟中收集的。

這些信件的主人，都是那場可怕劫難的經歷者。在那場大火中，有81名（另說84人、87人）工人遇難，40余人（另說50余人）受傷。而今信中的文字依然鮮活，打工妹們年輕的人生經歷躍然紙上，使人閱讀之中心情異常沉重。

但作為研究者，不能夠止于同情和沉痛，這些信件的內容基本與那場不幸的事件沒有直接關系，寫信的人絕大部分是致麗玩具廠以外的人，信件反映的是打工妹和她們的親友們最平凡的生活和工作。它們沒有研究者在內的任何外來者的參與和干擾，可以說是打工妹群體內部的話題，使我們能夠近距離地了解打工妹的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特別因其偶然得之，更是研究者通過其他調查方式難以得到的珍貴的資料。

二、研究方法與同類研究綜述

農村外出打工妹，是近年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和流動群體中的一部分，本文將從兩個角度涉及同類研究：一是性別的角度，一是研究方法的角度。

在對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和流動的大型調查中，有大量數據顯示出男女兩性在轉移和外出的數量、人口特征、地區分布、行業職業結構上的差別，概括起來有這樣幾點：外出的數量上，女性的數量少于男性，占總體的1/3左右；外出的女性中，未婚女性數量高于已婚女性，已婚女性占女性總體的1/3左右；外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高于農村同齡女性的平均水平，但是低于外出男性；跨地區流動的女性分布比男性更集中，主要集中在沿海發達地區和大城市；這樣的趨勢又與女性的行業職業分布有關，數量最大的外出女性職業群體是進入新興工業區中鄉鎮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外來女工，她們絕大部分是來自內地農村的年輕女孩，就是本文所說的“打工妹”。

但是對于本文的分析來說，一個困難就是這些調查涉及性別的數據不少，但是往往“點到為止”，沒有更多的分析，我只能就已有的相關內容做綜述。

農業部農研中心在分析勞動力外出原因時，提出了農村家庭的性別分工問題。他們以農戶作為分析單位，認為，“一個勞動力是否外出，與其說是個人行為，不如說是家庭整體決策的結果。”（杜鷹、白南生，1997，40頁）如果一個農戶決定外出，那么家庭成員中誰最可能被選擇呢？其中他們注意到性別的因素，即如果全家不可能一同外出，那么選擇男性的可能性大于女性。他們的解釋是：其一，已婚婦女外出會使家庭為外出付出的機會成本高于男性，因為已婚婦女承擔的家務很難為男性替代。其二，女性外出風險大，家庭為此承擔的心理成本也高于男性；第三，女性的就業空間小，在農村人可能進入的建筑業。制造業、服務業三大行業中，容量最大的建筑業主要吸收男性。同時也提出，女性在婚前外出可能性大，而婚后由于家庭身份變化了，不得不服從傳統的安排，難以外出。男性婚后家庭身份也變化，但家庭責任并無本質區別，“婚前為大家掙錢，婚后為小家掙錢”。（杜鷹、白南生，1997，52－55頁）研究指出了婚姻對農村女性的巨大影響的原因在于傳統的性別分工，這一點與我們的研究是一致的。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課題組）在湖南鐘水村的入戶調查發現，女性結婚沒結婚，不僅影響她們外出不外出，還影響到她們外出的形式：未婚時外出是個人的流動，結了婚再出去一般就成了隨夫流動（譚深，1995）。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1994年的調查與1987年調查比較，發現農村外出勞動力中，婦女的比例有所提高，他們分析原因認為，其一外出的男性一旦相對穩定，便接妻子一同外出；其二當年外出的未婚女性在外結婚沒有返回（《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百村追蹤調查》課題組，1997）。但這一比例的變化并沒有改變性別分工的傳統，可以說正是這一傳統所致。

農研中心的研究強調外出主要是家庭的決策，但是我們的調查和其他調查也顯現出，家庭整體利益固然是外出者決策要考慮的基本因素，但是并不排除個人利益的考慮，對未婚的年輕人來說，外出可能是他/她們改變自己生活的機會。我們在珠江三角洲對外來工的調查，生存和個人發展是年輕人外出的兩大主要動因（李銀河，1995），在北京對郊區鄉鎮企業外來女工調查（譚深，尚未發表）和對市內務工女的訪談（馮小雙，1996）也證明了這一結果。那么什么是“改變生活的機會”或“個人的發展”呢？不同層次的男女青年的取向是不一樣的。聯合國糧農組織委托的課題組對四個地區8村的調查中提到一個有趣的情況，“未婚男青年外出務工…主要為掙錢回來蓋房子娶媳婦，未婚女青年外出務工一是見世面，二則是希望謀求較好的生活機會，包括尋覓在生活好一點的地方安家落戶的機會”。（黃平主編，1997，第311頁）這是8村中的一個村的發現，很可能代表了為數較多的青年男女的期望。但更大范圍內，比如我們的調查和一些新聞報道也發現為數不少的個案，即在為自己事業的發展努力奮斗的外出青年，其中有不少是女孩。她們有的參加務工地的各種技術培訓班、文化業校，有的有意識地積累資金，有的已經成功地在務工地或家鄉成就了自己的事業（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課題組，1996；王雪芝等，1996）。

然而就在這些為個人發展而奮斗的青年男女中，女性遇到的困擾比男性要多一層，那就是婚姻與個人發展的沖突。一個成功的男性，他的婚姻是“水漲船高”；而一個成功的女性，就可能遇到婚姻的不順。這是由傳統性別分工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傳統性別文化的又一結果，它影響到外出女性的發展上限和人生設計，一些女孩往往放棄個人的發展，以求一個和諧的婚姻；一些女孩在兩者間徘徊，形成極大的心理困擾；目前在外出打工妹中出現了一批大齡未婚女，這是農村傳統中從未有過的。

在研究方法上，近幾年國內社會科學越來越重視對普通人的研究，定性的方法也普遍地被采用。在對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研究中，大量地采取了訪談和觀察的方法。使人們能夠看到大量繁瑣數據的背后，人作為主體的行動和相互間的關系，女性在其中的作用、地位也受到一定注意。如聯合國糧農組織委托的課題組在流出地入戶調查聽到的反映是，“幾乎所有的被訪者都認為家庭主婦很辛苦、很累。部分女性被訪者感覺現在（丈夫外出后）比過去（丈夫外出前）更累”。他們認為，男性外出謀生使傳統的性別分工更明顯，留下的女勞力產生了更多的社會和心理上的壓力（黃平主編，1997，第220－221頁、第70頁）。這是指留下的女性。對于外出的看法，年輕人與成年人、老年人之間，外出戶與沒外出戶之間差異非常大，沖突也在所難免。一般來說，外出者的家人逐漸接收或寬容了外出年輕人的種種變化，沒有外出者的農戶則傾向對外出持否定態度，“對女性尤多非議”，認為她們“丟人掃興”（黃平主編，1997，第352－354頁）。由于這一調查是在外出者的家鄉做的，其中外出者的態度行為基本上是從他/她們的親人和村里人那里了解的。

對外出者的直接訪談和觀察的研究有些是極為出色的。有的入住到外來民工聚集區的出租屋中，以房客的身份與外來民工一起生活（如零點公司對北京“安徽村”的調查），有的參與到自己家鄉來的老鄉的經營活動和朋友交往中（如王春光和項飚分別對北京“浙江村”的研究），有的對重點調查對象的家庭進行了全面的追蹤包括他們留在家鄉的親人（如唐燦、馮小雙等對北京“河南村”的調查），這些艱苦漫長的調查提供了極為豐富詳盡的第一手材料，是純量化的調查所得不到的。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這些研究基本以記錄外出男性的活動為主，沒有涉及性別問題，使我們不能詳加論述。

我們在廣東和北京的訪談以女性為主，我們的談話得到打工妹、打工仔和打工女們的熱情配合，說到底她/他們處在“邊緣人”的打工地位，非常需要來自社會的關心。我們的調查還有一個優勢是她/他們是打工地的單身群體，遠離家鄉傳統和父母親友的束縛，談話更為坦誠。本文以及課題的大部分研究文章的思想都來自這些調查。我們的初步結論是：外出務工一方面為個人提供了較大的自由空間和更多的選擇，這是相對農村的封閉貧困和計劃經濟下禁止農村人外出的制度來說的，外出經歷使多數家庭因此改善了生活，也使一部分包括女性在內的優秀分子脫潁而出；另一方面，又強化了婦女在勞動分工、性別角色中的不利地位。這所謂不利地位，不僅指農村家庭“男外女內”的性別分工，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如“男強女弱”的性別文化、如重男輕女的教育投資傾向，等等，還指流入地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分層現象，其結果是女性勞動力往往流向收益低、難以積累資金技術的工作；前述是一般的結論，但是女性外出群體之間的差異仍然是相當大的。流入城市的與流入工業區的（還有流入鄉鎮、礦區、林區等，我們沒有做調查）之間，企業的工人與白領之間，工人、服務員、小時工、保姆等不同職業之間，不同的個性特征、不同的家庭境況和家庭地位之間，等等，都有非常不一樣的經歷和感受，對未來的打算也很不一樣，這使我們必須認真面對每一個具體的個人。

與對打工妹的訪談比較，本文所分析的打工妹的書信沒有研究者的設計，資料零散不完整，這使分析不可能事先設計一個框架；但是相對研究者參與的訪談，這些書信從內容到語言都是打工妹們“自己”最想說和說得出來的。這就為分析提供了另一種方式，即歸納的方式，一看她/他提出了什么問題；二看她/他自己怎么看待提出的問題；三看她/他怎么解決這些問題。

三、珠江三角洲打工妹的背景情況

第一是農村勞動力的流動。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半期，中國城鄉涌動起聲勢浩大的“民工潮”。從它一出現，就經歷了社會各界各種各樣的評價和態度。政府先是視作“盲流”堅決“清退”，后來轉向務實態度納入政府管理；流入地市民對外來農民工則既在生活上依賴，又在心理上抵觸，認為他/她們是“不安定因素”。最近由于經濟的不景氣，城市的下崗、失業嚴重困擾著當地政府和社會，對于來“搶飯碗”的外來民工又開始了新的限制。但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特別是市鎮政府那里，態度不太相同，他們比較早地接納了幾百萬的外來工，并且意識到外來工對本地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比較起來，研究者對農村人流動的態度是最為肯定的。他們提出，“民工潮”是中國農民自改革以來自我解放的第三次創舉，第一次是土地的家庭承包，農民獲得了土地的自主經營權；第二次是鄉鎮企業的崛起，為農村經濟注入新的活力；這一次大規模的外出，沖破了城鄉二元結構對農村人發展的束縛。此后大量對農村人外出原因的調查，都證實“求生存”、“圖發展”是他/她們走出農村的主要目的，特別是年輕人，自我發展的愿望更強烈一些。1994年我們在珠江三角洲調查時，不少年輕人用各種語言表達了他/她們不想一輩子當農民，出來闖一闖的心情，比如“在這里比內地事業好發展”“出來看一看世界有多大”。

廣東省是吸引全國各地外來人口的大省，而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又在其中占了8成。一些最發達的市鎮，外來勞動力已經超過甚至數倍于本地人口，這一“流動的青春部落”中，六成以上是年輕的打工妹。深圳市1996年總人口345萬，其中戶籍人口才88萬，在外來的129萬農村人中，有女性83.6萬，占64.8％。外來女工主要在制造業－特別是在寶安、龍崗區的“三來一補”工廠工作，她們的平均年齡只有23歲。

本文所分析的書信的來源地－原致麗玩具廠，就是座落在深圳市東端－龍崗區葵涌鎮葵涌村的一家港商的來料加工企業。該鎮1996年常住人口8千人，外來工1·8萬。致麗玩具廠400多工人，絕大部分是女工（1992年大火喪生的80多人中，有2人是男工，其余全是女工）。

第二是外資的引入和珠江三角洲經濟的發展。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經濟得到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之所以有這樣大的發展，一是受惠于中央政府給予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優惠政策，珠江三角洲成為80年代設想的“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內地”這樣的對外開放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受惠于當時的國際環境。在資本、產品自由流動的經濟全球化運動中，東南亞地區借助外資，出口加工業帶動本地經濟持續增長。到80年代，這些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由于成本上漲，開始了產業和資本的轉移，其中臺灣和香港的企業大量外移。珠江三角洲正是憑著濱臨港澳的地理優勢，吸引了以香港和以港澳形式投入的臺灣為主的境外資金，成為90年代前后中國吸引外資最多的地區。外商在這一地區投資行業重點是勞動密集型工業企業，因此珠江三角洲在“三資”企業就業的人數最多。（吳經邦，1995）

資本自由流動的一個趨勢，是尋求生產能力高、價格便宜的勞動力。外資大量進入珠江三角洲，極為廉價的外來勞動力特別是更為廉價的女性勞動力無疑是重要的因素。而珠江三角洲本地人在經濟發展、生活富裕之后，就不再從事苦贓累的工作，本地勞動力出現短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從廣東省貧困地區和全國內地農村來的浩浩蕩蕩的打工大軍，才得以登上珠江三角洲的經濟舞臺的。這一大軍的主體是年輕的打工妹，因為她們生產效率高、價格大大低于已經發展起來的東南亞地區的勞力。在我們和其他調查中，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說法，在珠江三角洲“女的比男的好找工作”，這是事實。但是女性“好找”的，都是那些不需要技術、工作時間長、低工資的工作，這在后面的書信中也可以得到證實。

四、書信的基本情況：

本文所分析的“書信”，包括：（1）109封信；（2）10首傳抄的不同版本的“打工之歌”；（3）一些請假條、工資表等資料。

在109封信中，93封是寫給致麗玩具廠女工的，14封是本廠女工寫而未發出的（草稿，或未來得及發），2封寫信人和收信人不詳。

所有寫信人和收信人，全都來自農村（能辨認出來相當一部分來自四川，還有河南）。

根據寫信人與收信人的關系，可分為幾類（參看附表。注：附表及下文統計所涉及的寫信人與收信人之間的關系是作者根據信件內容分析出來的，不一定準確。）：

本廠女工與在家鄉的父母兄長之間的通信（19封）；
在不同地或不同廠打工的兄弟姐妹之間的通信（22封）；
在不同地或不同廠打工的親戚、同鄉、同學之間的通信（44封）；
打工妹與男朋友之間的通信（10封）；
在家鄉的丈夫寫給廠里的妻子（2封）；
其他或不詳（12封）。
通過附表又可看出，工廠打工妹通過信件往來的對象，基本限于親人和同鄉中的女性朋友。她/他們之中的外出者，也基本上是外來女工，而且大部分在珠江三角洲（來自工廠的信件共63封，能推測出在珠三角的有48封）。她們所工作的工廠，根據信件的描述基本上是“三來一補”工廠。

寫信的日期，最早的一封寫于1991年10月，最晚的一封寫于大火之前8天－1993年11月11日。

五、打工妹的關系網絡

從信件往來可以看出，打工妹們來往的對象，除在家鄉的和男性的親友外，同質性極強，特點有三，一基本是同鄉，二是幾乎都在工廠，三絕大多數是女性。可以認為，這是她們最主要的社會網、最重要的支持系統。

在109封信中，有一些是寫給同一個人的，從中可大致看出“網”的概貌。試舉一例：

D組信包括14封（信10－信23），它們的主要人物是叫秀清（化名，下同）的姑娘，她和6個同鄉一同出來，1991年9月由同鄉張鳳介紹進的致麗廠。其他人有：

1、 秀，秀清的姐姐（信10），已婚，有2個兒子。寫信時（1992年3月）離家1個多月。投奔秀清來，因沒有未婚證不能進廠，“天天就在房里睡覺”。

2、小迎，秀清的堂姐（信21）。在廣州。信中提到另3個人“我們幾個都很團結”，這3個人可能是從深圳去的廣州。在深圳時與秀清等也有來往；

3、小玲，秀清的朋友、同鄉（信22－信23）。與“秀清的廠相隔5元錢的路費，”秀清去過那里，她們之間“好象親姐妹一樣”；

4、王剛鳳 （信11－信14），秀清的朋友，同學，1991年7月來廣東，秀清去她所在廠玩過。較早談戀愛，她和戀人（是同鄉）一同外出，一段時間在同廠，后戀人對她冷淡下來，最后分手。后經另一同學雅美寫信叫她去了寶安的石巖鎮。

5、雅美（信15－信20），秀清的朋友，同學，比秀清外出的時間早。一段在淡水鎮，但那里“沒有一個廠是好廠，我又沒有什么熟人可以轉廠”，想轉到葵涌來，以后不知怎樣轉到石巖鎮。

此外，這些信中還提到一些男老鄉和其他親友，他們之間有聯系，但是信件的聯系不多。

從D組信可以看出，信中涉及的人都是同鄉，彼此都認識，這是一個大的網絡，其中又有一個更親密的小網絡，就是同學的網絡，這個網絡5、6個人左右，她們之間以姐妹相稱。

那么，這14封信都談些什么事情呢？幫秀清的姐姐找工作是其中一件，但是看來很難，秀清托過小玲，但小玲說“要很好的熟人介紹，才行”，她不行，請求秀清原諒。怕秀清不信，舉出王剛鳳，說她“知道這一情況”；秀清也托過雅美，雅美“也苦于沒法，幫不上忙”。這些同鄉、朋友之間也時常相互介紹工作或請對方幫忙介紹工作。比如，剛鳳的工廠開工不足，請秀清幫忙轉廠；雅美請秀清“時間做久了，幫我物色一下”，轉到葵涌來。在剛鳳和她的戀人想出來時，來信問雅美那里好不好進廠，雅美當時說：“出門人憑運氣。”但當他們分手后就寫信給剛鳳，請她到石巖鎮來。

傾訴和心理安慰是這個同學小圈子通信的重要內容。“想起在學校時那無憂無慮的校園生活多么美好啊，真令人回首。（信17）”在學校時她們可能就是無所不談的朋友圈子，進入社會，每個人都有強烈的孤獨感，她們的知心話還是在這個小圈子里說。剛鳳和雅美都有戀愛的經歷，她們把其中的感受包括煩惱、矛盾和真情都無顧忌地告訴給朋友，同時也得到朋友真誠的關心和理解。剛鳳與男朋友分手后，雅美請她到自己所在地來，并給秀清寫信說“想起她也真夠可憐，以前和王聯余那么好，簡直形影不離，可如今只剩她孤零零的，再加上心靈的創痛，可以想象是多么的難受啊！我也想她來，我也有個伴，還可以安慰她。（信19）”可以想象，如果沒有幾位朋友的關心義助之舉，性格剛烈又敏感的剛鳳怎么度過這一人生的難關！

這樣的親密的朋友圈子加上家人和親戚，就構成了打工妹的社會關系網的主要部分。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親戚都會進入這個網絡，從信中可以看出，只有那些關系好的才能進入，而這樣一來，她們也就變成了朋友。我們看信1－信5，信的主人是個叫春芝的姑娘，寫信的人有她的侄女、妹妹、姑姑，她們可能和春芝年齡差不多，完全是朋友的口吻，侄女說“聽…說…你已來到了這里，我聽到后是十分的高興，萬分的難過，高興的是你已平安的到達了這里。我們這又多了一個親人。難過的是你和我們同樣的命苦，沒能進入好廠。…我有千言萬語想向你訴說，”妹妹說：“姐姐你對我真好，我怎么也忘不掉你。和你在一起多痛快啊！”姑姑說：“我很想念你，尤其你和我是經常在一起玩的人，每天做夢我都能見到你！”（從中看出，春芝的為人是非常好的，可是我們知道，她在那次大火中遇難了。每每讀到這段文字，都不由地令人心如刀絞。）

打工妹的關系網的功能主要有兩項，一是相互提供實際幫助；二是相互提供心理安慰。在提供幫助方面，找工作（包括轉廠）是最重要的一項，也是最困難的一項。這些信件的大部分，都有這方面的內容。在打工妹看來，親友幫自己找工作和自己幫親友找工作，是一種責任和義務，是義不容辭的。但是由于往往力不從心，也生出許多煩惱來。沒幫上忙的，感到慚愧，覺得自己欠了親友什么。最主要的還是怕親人朋友誤解，認為不肯幫忙。信14典型地表達了這種心情：“我表妹…至今仍未進廠。我們不知心里多么焦急，…如果不明真相的人認為兩個表姐在廣東廠都找不到，會誤認為我們不愿幫忙的。我的一個侄女想來廣東，…我們說難找廠，現在她來順利的進了廠，你看她父母會表什么態度？那是可想而知的。我真怕我的親人們會誤會我們。”而這種誤解在親人中也確實會發生。信50是妹妹寫給姐姐的：“二姐，你為什么來信叫我不轉廠，我心里想起來還流出淚水。在家里不是說轉過來和你在一起嗎？還有你在信中說五、六月份廠里要招許多人嗎，但你又說不轉廠，難道我就在這兒干一輩子。”當姐姐的看到這封信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除了找工作，借錢也是經常的。在初來乍到，帶來的錢不夠，或轉廠期間沒有新的收入時，打工妹們會向熟人借錢。還有的打工妹知道對方剛來可能缺錢時，會主動想到借錢給她（信91）。朋友需要自己又沒有錢時，會覺得過意不去。對于工廠打工妹來說，工資低，掙錢非常辛苦，又往往發了工資就寄回家，手頭的錢一般不會多。但只要有，就會借，這也說明她們之間是十分講信譽的。在這些書信中，我們還發現了一張借錢的記錄，上面清清楚楚地記錄著“93年2月24號上午借”XX多少多少錢，“2月28下午”、“三月18號下午”借XX多少，“回家最后借”、“最后又借”多少，其中多數人名后打了“ü ”可能是已經還清了的。身份證也是打工妹們常常互相借的東西，原因是進廠必須要身份證，而有的可能因為年齡小，沒有身份證，或者原來的廠扣押著暫時不給。

與實際幫忙同等重要的是她們之間的感情交往。我們看到的這些信中的打工妹，多數年齡估計在20歲左右，有的可能還不到。這個年齡的女孩，特別的需要同輩之間的交往。在沒有異性戀之前，同性朋友之間的“知心話”是她們宣泄傾訴的主要方式。而打工妹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面對許多陌生人，很容易產生孤獨感。特別是對于在工廠工作的打工妹來說，她們每天的生活就是從工廠宿舍到車間，活動空間和接觸范圍很狹窄，很多人都有孤獨苦悶、單調乏味之感，與老鄉特別是從前的朋友的往來是她們精神生活和社會活動的極為重要的部分。所以只要有機會，她們就會相約好見面暢談，平時就通過寫信。比如信13說：“你們來了（她們剛剛一起玩過），給我帶來了溫暖、關懷，使我暫時脫離了孤獨、冷漠，你們走了，把我的一切都帶走了”。信63也表達了同樣的感情：“我離開你們，好象身邊缺少了什么似的。頭上蒙上了一層烏云。”對于這樣的友誼，她們是十分珍視的。有的每過一段時間要互贈照片，以解思念之情。

從信件中我們可以看到，打工妹的在外的交往圈子基本上是親友同學同鄉，當然不是所有打工妹都是這樣，我們的其他調查也發現，有一些打工妹力圖發展新的交往對象，而一旦出現新的資源，她們甚至可能回避同鄉這類地緣關系。比如1998年春節前我們訪問了湖南省宜章縣兩個村，其中一位正探家的外出打工妹就不一般。她在餐館工作，會說“白話”（粵語），她就表示主要和當地人打交道，不和同鄉來往。這與工作的性質很有關系。本文分析的打工妹，幾乎全是工廠女工，工廠的工作和生活環境限制了她們的社會接觸面，她們的血地緣關系網就提供了打工妹社會需要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這個關系網的成份同質性極強，因此憑借這一網絡實現向上流動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信件中已經可以看到，幫助同鄉同學找工作往往是力不從心的。因為她們只是普通工人，而且在當地是外來人，只有在“趕貨”（加班）需要人時，她們才能抓住機會相互幫助。而她們能夠提供的機會，也只是自己所在廠或周圍正在招人的工廠。依靠這樣的網絡實現的流動，基本上是水平流動，從一個廠到另一個廠。如果拿外出女性與滯留女性比，她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但倘若不是和滯留農村的女性比，而是和務工地的本地人、和同樣外出的男性比，打工妹這個群體就是資源和機會都相對匱乏的弱勢群體，而工廠的打工妹更差一層。

六、轉廠：原因與行動

在這百余封信中，使用頻率最高的字眼就是“轉廠”，這是外來工特有的名詞。“轉廠”是一個意愿，一個行動。首先，我們看打工妹們為什么要轉廠？

一種是被迫的轉廠。重要的原因是企業“沒貨”或者“缺貨”，即由于訂單不足導致開工不足。有的廠“由于人太多而又沒貨做就大批大批地開除人”（信18）；有的廠就放假，什么時候有訂單就什么時候開工。有的一放就是兩個月（信27），有的斷斷續續開工，或者只是老工人有活做，新工人呢，要“要所有的人上班，才有機會上班。”（信12）而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或者只有少量的補貼（好些的每天補助2元），使打工妹陷入窘境。有的“身無分文，連寫信的郵票錢都沒有”（信57）。遇到這樣的情況，打工妹們就只有另謀出路。

第二種是主動的轉廠。從信件看，主要出自幾方面原因：一是工資低，這是最主要的；二是工作太辛苦；三是生活條件差；四是工作條件如毒氣問題；五是人際關系的需求。

在外來女工看來，工資和付出的體力是綜合計算的，付出的多得到的也多往往比較滿意，一般不會導致轉廠；付出的少得到的也少就不滿意，畢竟她們外出的主要目的是掙錢。有位女工聽說本廠要改成三班倒，就想到轉廠，因為“如轉成三班，我們一月除了生活費只有一百來元錢了。”（信54）所以“玩起也很心煩”（信31）；如果是工作累工資又低，轉廠的念頭就很迫切。

問題是她們認為什么水平的工資水平和多長的勞動時間是她們可以接受的呢？

在很多調查報告中（包括我們），都將每天要工作12小時作為一些外資企業女工勞動時間過長和權益受侵犯的問題反映。但是這些信件，會令人驚訝地發現，打工妹們并不認為12小時是不正常的，相反8小時工作才是不正常的。一位打工妹說，“現在我廠缺貨每天只上八個小時，這個月可能只有百把元錢。”（信88）另一位現在她所在的廠“只是白天上8小時”，她不想轉廠是因為聽說下個月就開始加班了，“我們還是想加班，不加班也就白白的玩過去。”（信30）不加班并不使打工妹滿意，因為“主要的是靠加班才有點工資。”（信23）

在所有關于工廠情況的評價中，有幾封是相對滿意的，工作時間都超過11小時。如信67認為她在的廠“相當可以”，她們每天上班11個小時，“有的一月可使（扣除吃住等開銷凈得）一二百，或二三百，多的五六百”；信91說：“我實在太累太累。現在累得我身體才８２斤體重”，但她的工作在同班中名列前茅，連續兩個月工資加紅包領到700多元，精神上也得到滿足。因此她說：“雖然好累，但是能有這樣的代價”；信51也說：“我不想轉，因這個廠現在很多貨，每天加班到十一點。如果走，要丟很多錢。”除可多掙錢外，個人的尊嚴、平等和人際關系也是重要因素。信72說，現在的廠不再象在原廠“受檢貨或組長的氣”，“要平等一點”，盡管“說起來很累”“加班較長”“天天至少１點鐘睡覺”，“我們習以為常”。

所有對加班時間過長不滿意的往往還有其他原因。比如信1、信2是同一個人寫的，在信1中她說“工作十分辛苦”，“每天最少要干12小時”，但更重要的是“那里的傘布的氣味真讓我熏的頭痛，一點也不想干”，這還不算，“三個多月領了二個月的工資。由于帶工的又扣了幾十元錢，我三個多月共領到五十多元錢”。寫信2時她已轉廠，新的廠也工作12小時，但是生活條件相對好，可能也沒有明顯的毒氣，她評價說：“這個廠還不錯”；再比如信4，一天工作15個小時，盡管“工資是多勞多得”，但是“一塊兒來的人都受不了”，因為她們還“很不習慣這里的生活”；信15－17也是一個人寫的，她覺得上班好煩，天天加班到十點，有時還加通宵，“前些天每天晚上加班至兩三點，就是前天至昨天連續上班有二十七個小時之久”，“趕貨累死人”，還有就是工資低，半年多才發三、四百元錢。她的評價是“我們原來那廠很不好”。后來轉了廠，“可現在的廠也不太理想，但比起原來好多了。”

從上述可見，打工妹們尚能接受12小時的工作時間，實在是她們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地。這種面向國際市場、靠訂單開工的企業要么加班，要么無工可做。這一點當地政府事實上也認為難以避免。1994年我們調查時，東莞某鎮鎮長就坦率地承認，“所有的工廠沒有不加班的”。對打工妹來說，要想得到基本的收入，只有接受這樣的勞動時間。

工人與工廠之間的矛盾，說到底還是工資的問題。從信件可以看出，這些打工妹的要求其實是極低的，每月除生活費（從信件可知，一般30－60元，沒有超過70元的）能得3－400元就知足。但是她們往往得不到這么多，特別是新工人，頭3個月一般每月只能得百元左右，第一個月的工資又被作為押金扣下，如果加上生活不習慣，孤獨，她們就會不安心，想到轉廠。她們想的往往是，轉一個廠會比現在好一些。

但是轉廠的結果如何呢？在轉廠過程中要付出一定成本，比如轉廠期間誤工的損失，用錢托人走關系，住在別人處要交生活費等等，有不少人轉廠時要向親友借錢。找到新廠的又可能面臨新工人的待遇，比如，工資低于老工人，第一個月工資作為押金被扣，有的還要還借的錢等。而且，對于那些學歷低，沒有技術專長的打工妹來說，她們能夠找到的，也是一些條件差、不規范的廠，結果是得不償失。

因此，那些多次轉廠的老工人勸說道，“其實，現在不管走到那一個廠都是一樣的，我現在還是有點后悔，不該轉廠”（信25），“轉去轉來，根本沒有找到錢，就是浪費時間，后悔又來不及。”（信26）所以，幾封信中都這樣提：“轉廠不如守廠”。有位致麗廠的工人寫道，“我于１９９２年元月１７日離開了我家，離開了親人。現在我在外面還沒有掙到一分錢，我心里是感到很難受的。”她（他？）回顧了幾次轉廠經歷后說“現在…我永遠也不想轉廠了”（信104）。

可見，作為個人的外來工與廠方的直接較量中，外來工是沒有任何優勢可言的，吃虧的總是工人。但是打工妹從遙遠的家鄉來到異土他鄉，她們唯一的資本就是可以出賣的自由勞動力，只要外來工不能擺脫純粹廉價勞動力的地位，只要勞資雙方力量的對比依然懸殊，要她們放棄流動的權利只能是更徹底的剝奪。事實上，盡管轉廠的結果并不盡人意，打工妹們依然沒有放棄轉廠的努力。

七、寄錢回家：責任感和成就感

打工妹外出工作，掙了錢寄回家是天經地義的，至少許多打工妹是這樣認為的。1994年我們在珠江三角洲調查，外來女工頭一年（1993年）寄錢回家的情況是：37·2％的人寄了不到1千元，23·2％的寄了1－2千元，6％的人寄了2千元以上，表示沒有寄錢的有6·7％（26·9％的人沒有回答這一問題）。

未婚打工妹早晚是要結婚的。按照農村的習慣，女兒出了嫁就是別人家的人了，她與娘家的關系基本是感情的往來，沒有經濟方面的義務，她婚前給家里的錢與她的未來沒有直接關系。不像男性本身就是家族的延續，給家庭掙錢和給自己掙錢是一回事。那么，打工妹對家庭的經濟支持出自什么原因呢？是父母或家庭的其他人要求她們這樣呢，還是她們自覺這樣做的？她們怎樣看這件事？再有，她們寄回家的錢用來做什么了呢？

信件中有10封/組（幾封信寄給同一個人，算一組）提到寄錢的事，因為不多，摘錄如下：

信33是姐姐（哥哥？）寫給姐妹倆：此前姐妹A寄過1000元，用了300元買樹，“這根樹…也是為你準備的（？）”，錢不夠了，希望再寄300元，這“是爸媽的意見，如果你萬一沒有錢也可以不寄”；姐妹B寄了300元錢，200元用于貸款，100元買化肥。（看不出“買樹”是做什么，但是寄錢事情看來是由家里安排的。）

信40姐姐寫給妹妹：7月寄的300元收到，“下半年過春節就把錢一切還清楚給你”。（估計姐姐已婚，錢是向妹妹借的。）

信50妹妹寫給姐姐：兩次給家里寄了150元。現在哥哥上學等錢用，自己沒有，急死了，姐姐如果發了工資多給哥哥寄一點。

信56姐姐寫給妹妹：發工資多留一些自己用，有多余再寄回去。哥哥的錢由我負責。

信57－58姐姐寫給妹妹：哥哥離家時，家里一分錢也沒有，爸爸媽媽只好去借，現知道妹妹剛出來短暫時間，就寄回100元錢。自己剛發了140元工資，寄回家100元。并準備下個月寄給哥哥。

信59－62哥哥寫給兩姐妹：哥哥在上大學，兩個妹妹在外打工，一是供哥哥上學，二是寄給父母。

信73妹妹寫給姐姐：這個月發了200元工資，給哥哥寄了150元，“他在等我們寄錢去”。

信88妹妹寫給姐姐：聽說一位同鄉今年已經給家里寄了2千元錢，自己只寄了500元，“問心有愧”。

信86哥哥寫給妹妹：（哥哥已婚，有3個小孩）家里急需錢，一年要有1500元才行，“我現在是應該節約的時候了”，一個月自己只用30元。妹妹借的錢收到，年底會還。

信92妹妹寫給姐姐：幾個月已經寄了2000元回家，但“實在太累太累”，沒有時間寫信，“苦了爸媽，天天盼月月盼都盼不到我的信”。

從已知的情況看，提到寄錢的10組信中，除了2封是借給已婚的哥姐外，其余都是打工妹提供給出生家庭的經濟支持，而且大部分是在收入不多，節衣縮食的情況下把大部分錢給了家里。信57－58兩姐妹中的妹妹，在姐姐無法寄錢的情況下，剛出來不久就寄回家100元錢（新工人在試工3個月期間月純收入往往只有幾十元），隨后又寄給了困境中的姐姐一些。而姐姐剛發下工資140元，立即寄回家100元。

這些浸透了打工妹汗水和青春的錢做了什么用呢？我們驚訝地發現，10組信中有5組是給哥哥，其中2人在外上學，1人外出不知做什么，2人不詳。而且都是姐妹倆在外，商量著幫助哥哥。估計這種情況可能是家里再沒有男勞力，父母年齡大了，姐妹倆就承擔起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責任。那么，姐妹們為什么要這樣做，這樣做的結果如何？信59－62比較完整地記錄了這一過程，我們試作分析。

信是受兩個妹妹資助的上大學的哥哥寫的，時間跨度為一年，從1992年5月1日－1993年6月29日。根據信推測，她們是四川人，當時家里5口人（一個姐姐出嫁了），父母50幾歲，在家種5個人的田，還養豬羊，二老都不識字。可以想象家里出了一個大學生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哥哥1989年到甘肅上大學，最初由家里務農的收入支付他的學費和生活開支，可能在后兩年（1991年？）兩姐妹外出打工，“為父母分擔憂愁、責任”。她們大概每月每人寄150元，一半寄給哥哥，一半寄給父母。哥哥也體諒妹妹錢來得不容易，寫信說，一個月不用寄150元，自己的生活費有100元就夠了。只是在實習的一個月需要300元，這段請妹妹不要寄給家里了。最后一封信（1993年6月29日）哥哥說他已分配在重慶，“從現在開始起，你們就不要給我匯款了，我已經有了工作，能掙錢養活自己了。”話語中充滿著自豪。對兩個妹妹的支持做哥哥的也感激有加，“你們無私地奉獻出自己的青春”，“作為當哥的我，又怎么會忘掉這一切呢？又怎么會忘記這一切呢？”（到這里，沉重的哀痛使我幾乎寫不下去了：那兩位無私奉獻的姐妹，后來都進了致麗玩具廠，就在她們的汗水終于得到回報－哥哥分配了工作后僅僅4個月，那場無情的大火結束了她們的打工生涯。這個結局太慘烈了！）

當前貧困地區的孩子讀書，是農村家庭中與蓋房、結婚并列的三項最大的開支之一。誰家有上中學以上的孩子，誰家的父母就要倍加辛苦，生活水平還會因之下降一塊。如果有人上大學，就非得全家全力以赴不可。那兩位姐妹就這樣與父母同心同德，默默地為家庭做貢獻。她們寄錢給父母、給哥哥是自愿的。另外幾位寄錢給哥哥的姐妹也是一樣，都是自愿的，而且是自覺的，沒有誰來強迫（但我們不知道是否有人安排）。比如信57說：“的確，家里的金錢是很緊張，…哥哥走家里一分錢也沒有，只好去借。現在在家的爸爸媽媽，收到才離開家女兒的錢，你知道他們是多么的高興。妹妹，我知道，你那錢是來之不易啊。”信50說，“不知道你們發了工資沒有，如果發了還是給哥多寄一點吧。…他說他到了學校只剩下130元，可現有兩個月了，不知道他現在在用什么。”在我們的其他訪談中，也遇到不少類似情況，姐姐出來打工的錢主要供弟妹上學。在談到這些時，做姐姐的臉上露出的，是莊嚴成熟之色。也許，打工妹從來不認為這是犧牲，自己能為父母分擔責任，與兄弟能上大學為父母爭光一樣具有某種成就感？

問題是為什么沒有兄弟外出打工，供姐妹們上學的例子呢？為什么如果機會有限，這機會總是給男性；如果需要有人做犧牲，做犧牲的又總是女性呢？在家庭決策或打工妹自覺的背后，我們看到的是傳統的性別分工的跡象。這種性別分工表面的出發點是家庭整體的利益，但是暗含的是兩性不平等的發展權利，它將男性個人的發展與家庭利益一致起來得到鼓勵，而將女性的個人發展與家庭的利益對立起來受到貶抑。當女性還沒有產生個人的什么非分要求時，比如在本文分析的范圍內，還看不到這樣的分工傳統對打工妹有什么直接的影響，因為她們的發展機會相對匱乏，她們還不知道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可能性。作為家庭的貢獻者，她們的家庭地位和在社區的地位都會有所提高。但是，倘若不是如此，她們之中某些人也可能上大學，也需要別人做犧牲時，這樣的分工就明顯地不利于她。

八、打工妹的感情和婚姻

在打工妹的書信中，戀愛和婚姻是另一個重要的話題，但是這個話題只是在最親密的人之間才可能說。收集到的109封信中大約有20封涉及到交朋友結婚的事。我們先看這些信件涉及了些什么樣的經歷，再來分析打工妹們怎樣看待和處理這一人生重大問題。

在前面關系網的敘述中提到一個叫剛鳳的姑娘，她比較早地進入了戀愛（為此耽誤了學業），與男朋友曾“好得形影不離”，兩人一同來到深圳，在同一個廠打工。但剛出來沒多久，兩人關系就時好時壞，男朋友“冷漠”，剛鳳也冷落他。“冷戰”使剛鳳陷入極其矛盾的境地，想分手，一是感情還在，“于心不忍”，二是怕他報復，“你知道他以前的為人”，三怕父母傷心。想“重新改變一下自己，好好愛他”，但是看來沒有和好如初，她“窺探不出他的心理”，“深深地懊惱”不該走錯這一步。最終兩人分手。這里看不出“男朋友”的心理狀態如何，但是可以從中看出，剛鳳把愛情擺在極為重要的地位，愛情的挫折使她改變了對社會對人生的看法：“世界太復雜了，人也太復雜了”，并告誡朋友“你以后行事一定要小心從事，不要輕信他人”；對人生，“是好運的，終身好命。不幸的，永遠不幸。我就屬于后者”。（信11－14）

與剛鳳比較，朋友雅美對愛情對男朋友態度更坦然更穩健一些。她說：“我是真心地愛劉云中的”，所以，寫信回絕了另一追求者，“傷了他的心”，但是，“我不能欺騙他”。（信15、18）

信24和25展現的是另外的情形。文玲的爸爸寫信要她與男朋友分手，她“只好跟他算了”（估計對這個男朋友她也不是太堅決），兩個月后她在外面交了一個湖南人，沒有告訴家里，她向朋友解釋說，“我不想回去面對那些事情，回到家里不是爸爸不同意，就是媽媽不同意”。這是一個自己作主的姑娘。

另一位姑娘建蘭則在父母與自己的情感之間取舍不定，“真想”和男朋友“算”，因為“我的心一直就不喜歡他”，但是又舍不得放棄他，主要是“他對我媽很好”。矛盾使她煩惱以極，“一天就像發瘋似的東跑西走”。（信68）

鳳玲交了一個外地的男朋友，寄相片回去給父母看，可是父親回信說：“單從照片看，是看不透人的本質的，加上不是本地方的人，就無法了解，所以我們無權提什么意見。全靠你自己了解，自己決定。你自己認為可以就行了，我們沒什么意見。”放棄了父母的權力。（信69）

信106的寫作者（沒有落款）看來是一個充滿自信又決斷的姑娘，曾經外出過又回家了。如英寫信給她提到自己對交朋友這件事的無奈（可能父母同意，自己不同意），自責“自私、愚昧、平庸無能…”；并且想把自己的哥哥介紹給這位姑娘。姑娘回信直率地批評了如英的自責和優柔寡斷，她的話擲地有聲：“首先就應該瞧得起自己，要敢想敢干，拿得起，放得下。你不是說你的年齡還小嗎？很幼稚嗎？那又為什么要把自己絞（攪）到不該去的里面去呢？既然你發現了這一點，就及早的退出來吧！你說你父母同意，你就應該跟他們說明，就說年齡還小，不想談朋友，同時也叫你父母去跟對方說清楚，拒絕了他。要干脆，不要藕斷絲還連。你不是說以后的路還很漫長嗎？就任其發展吧。”對于如英想介紹自己的哥哥給她，她客氣而堅決地推辭了：“你哥哥我很欣賞，…可是我講過我不想過早的投入，所以還希望你原諒”。

玉梅與男朋友之間鬧氣，可能一度不聯系。玉梅感覺這件事對自己的“傷害太大了”，寫信給他請他抉擇，不要拖下去。她的內心是矛盾的，希望與他和好，又不愿嘴軟，她的表白是：“現在，不管你是怎樣，我也不會強求。我需要的是你的決定。我這個女性，只要真心對我好，我會接受，并且珍惜。我并非大潮流女性，我只愛一個男人，性格開朗、懂禮貌、事業心強，最主要的是愛一顆正直善良的心。”后來他們和好了，玉梅告訴家人，他“終于肯賞臉面給我來信，我已回信去。”（信97、98）

陳芳自認自己本人（文化低）和家庭條件較差，聽說哥哥嫂嫂幫自己訂親事，“深受感動”，“望哥嫂及爸爸作主好了”“我無話可說”。這是自愿把終身托付給別人的人。（信101）

信102的打工妹21歲，因為妹妹病的事心情不好，一段時間沒有給在家的男朋友回信，可能引起男朋友的不安，她寫信說：“請你放心”（意思可能是我不會因為外出就變心的），“你相信你我是真心”，并真誠地請他象以前一樣到自己家去，“要是你對我真心真意”。這姑娘是希望她們的事情有圓滿的結果，又沒有勉強什么，她把“真心”看得更重。

由上述可見，這些打工妹們對愛情和擇偶的態度和處理辦法是很不一樣的，我們直接可以看到的是她們之間個性的差異，自信的處之泰然，柔弱的自責自卑，開朗的坦誠相見，內向的自己折磨自己，…。個性的差異直接導致愛情經歷的不同，有的風平浪靜，有的則一波三折，相信也會直接影響婚姻中兩性的感情關系和權力關系。

在千差萬別的背后，我們也可看到一些共性。

最明顯的是，她們仍然把戀愛與終身大事聯系在一起，因此都是認真的，謹慎的，基本奉守著“男婚女嫁”“互守貞操”的傳統信條，對不守本分的游戲態度持批評的立場。比如信84中提到：“我…也聽到一些關于麗愛玩朋友的話，…如果你有機會問她一下，望她自重，歲數又小，經驗也沒有，小心上當。”又如寫信51的姑娘在寫字樓工作，同鄉中有人傳言她與老板有染，她義正辭嚴：“你是知道的，我會是那樣的人嗎？…只要自己相信自己，人正不怕影子歪…”在表白自己的人格時用“我并非大潮流女性”就比較典型地反映了這種態度。

從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其它的共性，比如她們在戀愛婚姻上的自由度比較大，基本上是自主的，家長的參與是有，但沒有強權干預。這可以從她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來理解，這些打工妹盡管不是來自同一地區，但是她們的家鄉都不是那種極端貧困、極端封閉的地區，幾十年移風易俗的政治運動對婚姻自主、男女平等觀念的推行起了很大作用，近十幾年開放之風也推進到她們的家鄉，這些對父母長輩都會有一定影響。再加上年輕人外出掙錢，對家庭有不小的貢獻，父母也不好對兒女的事情橫加干涉。

九、打工妹怎么看自己的外出？

珠江三角洲不同層次的外來打工群體在當地是一大人文景觀，不僅重構著當地的社會，也建構著一種不同于廣東文化的打工文化。目前在珠江三角洲，已經出現完全以打工者和打工生活為對象的雜志，一些文化站、工廠辦有外來工的小報，再有，在打工者中還流傳著各種打工詩抄。這些詩文傳達了外來打工者的心態，有高揚著奮斗、自豪和不屈不撓的一面，也有失意、孤獨和迷茫的一面。

我們收集到的11篇傳抄的打工歌謠是打工文化的一種類型，11首詩抄是6首歌謠的不同版本：“十二月”、“做工改十二月”看來是四川籍的打工者創作，借一年12個月抒發了在外的種種困苦和思緒；“從四川到廣東”、“從四川到廣東之歌”、“回四川”訴說了對親人、對家鄉的思念之情；“莫往廣東走”、“廣東省”表達了后悔的心情；還有“汽笛一聲響”、“想家”、“人在深圳心在家”、“深圳找錢深圳花”。

11首詩抄回旋著低沉黯然之聲，向家鄉親人和打工同伴訴說在外的難處和思鄉之情。

難處是：找廠難（“出來快到半年多，今天才把廠找到”）、工作難（“整天日，把活干，晚上還要加夜班”，“天天冷得沒辦法，再冷都要去上班”）、掙錢難（“出來快到一年了，身上沒有路費錢”，“廣東掙錢廣東花，哪里有錢寄回家”）、生活難（“兩餐吃的鹽泡飯，晚上睡的木板板”，“一日倆餐吃不飽，心里真難受”）。“難”的心情在信件中也隨處可見，比如信43說：“你們要知道我的難處，我的思想很煩，今年我沒有掙到一分錢，這是主要目標。”

這些難處，不在其中的人往往想象不到。信5是在家的姑姑寫給在深圳的侄女的，她說：“你在那里是很高興，又能看到大海，看到深圳的景色。”我們在調查中有一些打工妹就是為“見見世面”出來的，但是有的說“現在不想了”。信1就說：“在家時我們把深圳幻想的是一個豪華的地方，而來到這里一見只是如此。現在我也有些后悔，不如不來。”有的歸結為自己“沒出息”：“我心里默默地想，不知為什么事要自己找麻煩呢，我的想法是沒出息才會出來受這些苦難”（信102），“那時讀書沒出息，出來下苦力”（詩抄）。“無情的打工職責使我一想起就要哭。這邊人又不好，聽說這個廠還要開晚會，到時還不是我們幾個在宿舍胡思亂想一晚上”（信84）；無奈之中有的就抱怨命運，“一個人的命運早就經定好了的。是好運的，終身好命。不幸的，永遠不幸的。我就屬于后者。（信14）”“認命”有時也不盡是悲觀，有位境遇不錯（可能當了組長）的女孩好象是“看透了”說：“其實我也不為我的命運而嚇倒，因為命運決定我將要這樣度過我人生，我也無法”（信72）。

“后悔”往往和思鄉聯系在一起。詩抄寫道，“我有難處就想家”，“想我爸媽想我弟”，“我說爸媽呀，你們的女兒想回家”。特別是到了傳統的春節不能回家，思鄉之情更強烈：“昨夜晚我做了一個夢，夢見媽媽來到我身邊，雙手摟著女兒的臉，我的眼淚掛滿眼前。臘月三十的那一天，歡渡全家來團圓。獨我一人不在家，出門就是多么艱難。”“好想回家”是打工妹的信中常掛在嘴邊的，大家互相訴說，彼此安慰。只有那位極自信的姑娘在表示充分理解朋友的思鄉之情后鼓勵說：“我希望你堅強一些，不要流淚，抗戰到底吧。”（信106）

打工妹們對打工生活評價的負面感受是多一些，這一方面是她們小小年齡出門在外，只是作為廉價勞動力被無情地榨取，得到的溫暖和關懷少之又少，她對打工生活的評價自然不會高。幾年來，我經常到珠江三角洲與打工妹交談，她們都非常歡迎，有位打工妹給我寫信說：“這是我頭一次和公社會的人打交道”，雖然用詞不當，真情令人感動。另一方面也是她們復雜情緒的一個側面。比如有位打工妹寫道：“大家離開家鄉來到五湖四海，都是為的什么呢？金錢。世上就是金錢在作怪。而讓我離開朋友，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與陌生的人打交道，滋味實在難受。”同一封信她又說；“雖說，我在這里感到陌生，但是我過得還是很好的。”（信74）

十、小結：外出－特殊的人生經歷

本文從109封信件和11首傳抄詩歌中，歸納了5個打工妹們的主要話題，并通過這些內容，分析了打工妹們的交往圈子的活動和功能，她們的工作流動的原因和策略，她們與出生家庭的關系，她們的感情和婚姻，她們對打工生活的評價。通過分析，本文的主要發現是，1，工廠打工妹的社會網的成分同質性極強，由于農村女孩在獲取社會資源（教育、參與機會）上的先天不利，這種同質交往使得她們從中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比外出男性和從事其他職業的女性打工群體更少；2，打工妹的頻繁流動盡管往往得不償失，但這是她們改善處境的最便捷的辦法；3，未婚的打工妹與出生家庭的關系基本上是休戚與共的，看不到父母“安排”、“要求”女兒為家庭做犧牲的情況。但是在家庭的溫情和打工妹的自愿奉獻中，兩性不平等的權利和利益作為背后的原則在起著作用；4，打工妹們處理自己的感情和婚姻基本上是自主的，同時她們多數人對此事持傳統的謹慎的態度。

以上只能說是一個粗略的分析，遠遠不能涵蓋書信所包含的內容。在信件中，還有一些相當重要的內容限于篇幅，沒有分析，例如，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對打工妹健康的影響（有相當一部分信提到如工作場所有毒氣、有的打工妹在外生病等），打工妹外出遇到的危機（如打工同伴死亡、受到人身威脅等）等。

即使我們的分析面面俱到，也只能說僅限于打工妹最初的打工生涯，打工時間長了，她們面對的問題會變化，她們每個人的不同努力也會使她們之間出現分化。如果更長時段地看，打工妹的故事不會隨著她們結婚或回流而結束，外出打工，作為一段特殊的人生經歷，對她們一生的命運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外出打過工的”和“當過知青的”一樣，盡管只是人生中短短的幾年，但可能正是命運的轉折點。根據我們已有的調查，打工妹外出幾年，她們雖然也思念家鄉，思念親人，但是她們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她們的愛好追求，已經與當農村姑娘時很不相同，有些人開始不適應鄉土生活；外出的成功經歷，可能增加了她們的自信，而挫折或失敗，可能使她們在面對今后的生活時出現障礙；她可能不再象她的祖母、母親一樣為人妻、為人母，她有了另外的參照系。

打工妹是一個不會完結的話題。我們從1998年，又開始了新的調查項目，研究外出務工經歷對打工妹命運的影響。也許不久，我們可以重提打工妹的新故事。

附表部分書信
　　
　　深圳打工妹家書選摘
　　
　　打工妹書信搜集者的話
　　
　　這批珍貴的信件完全是在一個極為偶然的機會中發現的。
　　
　　1993年11月19日——這是一個黑色的星期五——港商獨資企業深圳致麗玩具廠一場大火，致使84個打工妹命喪火海、50多人留下了終身殘疾和創傷。筆者是時正在深圳調研，作為研究勞工問題的學者，自然把這一事件作為關注的焦點。我通過當地的朋友，進入已被初步清理過的廠區。
　　
　　整個廠區一片狼籍，一片死寂，一片劫后廢墟的凄涼景象。三層的車間大樓，已被大火燒得斑駁陸離、滿目瘡痍。唯一能夠逃生的樓梯口，結果成為八十多個年輕生命的死亡之處。濃煙和擁擠使驚惶的逃生者堆積在樓梯的拐角處誰也動彈不了。毒氣的窒息和烈焰的焚燒，使那些剛剛從農村來到現代城市的花季女孩們的靈魂，隨著滾滾升騰的濃煙，通過樓梯上方的天窗融入藍天而杳杳西去。她們不甘就此而去，她們的生活還剛剛開始。樓梯內，似乎還回響著她們那哀切的求生呼喊和人生艱難與不幸的悲痛訴說。我站在樓梯中間，心底震顫著，仰天長嘆，熱淚橫流……我向天發問：是誰奪走了她們寶貴的生命？調查表明，此次事故的根本原因是老板為了賺錢而將打工者的生命視作兒戲，致使釀成一場人寰慘劇。天無情乎？人無情！事故所反映的是一個更為深刻的社會問題——關于現代社會的勞工保障。
　　
　　我希望能在現場發現一些死傷工友留下的東西。然而，在車間，唯一的遺留物就是逃生者拼命掙扎往外擁擠時留下的鞋子，各式各樣計有200多只。就是說，現場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是穿著兩只鞋逃出去或被抬出去的。當時逃命爭奪之慘烈，由此可見一斑。
　　
　　我又來到打工妹的宿舍尋覓。而今，這里已經是人去樓空。那些幸存逃命的人們，卷走了自己的小鋪蓋卷。那些遇難工友的行李和雜物則無人收斂。人已去，她們的親人們不愿再睹物傷情。一些紙片、飾物和女孩們喜歡的小玩意，堆積和散落在床板、地面和走廊上，隨著陣陣的西風，在雜亂不堪的地面上輕輕地飄浮、緩緩地滾動，使得這座本已森森然的建筑物更加滿目凄涼。我不經意彎腰撿起腳下的幾張紙片，原來是幾封打工妹的信件，稚嫩的筆跡還夾雜著錯別字。然而，信中的內容卻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姐姐，我累得實在受不了了……”，這種質樸和真實的關于打工妹的生活和感情的描寫，是我在任何書籍、文件或座談會上都沒有看到或聽到過的。曾讀過大學歷史系的我，立刻本能地意識到這些信件的史料和文獻價值。于是，我開始拼命地搜尋這些遺棄和散落在各處的信件，被褥底下、床鋪下面、垃圾堆里，凡是寫有字跡的紙片——包括書信、日記、工資單、請假條、歌篇、證件，我都統統斂起。我迅速把整個宿舍區掃蕩了一遍，足足裝了兩個大塑料口袋。
　　
　　回到賓館，我將這些資料簡單地作了清理，主要是信件，大約有230多封，還有一些其他的文字資料。信件絕大部分是別的廠的打工妹寄給致麗廠的遇難工友的，他們都是一起出來打工的同鄉或親戚。這是打工妹們在現代城市進行社會聯系和信息交往的主渠道。也有一部分遇難工友的往來家信，還有幾封遇難工友寫完還沒有寄出的信。這些信沒有雕飾、沒有作秀，寫的都是實情和實話，生動和真實地記錄了打工妹們由農村轉到現代工廠后的工作、收入、生活、感情等具體情況。讀著這些文字，我仿佛在看一部中國版的《野麥嶺》——那是我中學時看過的一部描寫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工人生活的日本影片。在賓館幽幽的燈光下，我進入到了打工妹的生活和內心世界。中國在市場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給這些打工妹們帶來了一種全新的生活，然而，作為代價，她們必須付出血汗、付出青春，甚至付出生命。早期原始積累的血與火，又在中國大陸上悄悄地重復演示著。生活在這一境況中的年輕的女孩們，她們痛苦著、悲傷著、希望著、奮斗著。她們用那種農村孩子特有的韌性，構筑了一個區別于所謂城市新生代的邊緣群體，這個群體不僅用她們那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她們自己的人生，而且作為工業社會的最基礎的結構群體，她們用自己的青春，托起了一個輝煌的特區經濟。可是，主流和上層社會，對于這一邊緣群體又給予了多少關心和關愛？我隨著信中的內容，興奮著、嘆息著、感慨著、憤怒著。我流著淚，一直看到凌晨三點鐘。
　　
　　應該說，如此集中地搜集到這樣多的同一題材的書信，是極為偶然和難得的。作為反映現代中國打工妹狀況的原始資料，對于研究和了解中國在轉型期的社會狀況和勞資關系狀況，特別是研究打工妹群體等中國當前的勞工問題，有著非常難得的文獻和史料意義。盡管從發現這批信件至今已有7年時間，但信中所涉及的有關社會和經濟問題，并未見有根本的改觀，或并未見有更多的社會關注。因而，這批信件的價值更顯彌足珍貴。
　　
　　現選出部分書信刊載，以饗讀者。借此機會并將書信發現的過程略加介紹，一則，對于書信的背景作些說明；再則，也是對于那些在火災中化作蝴蝶的可憐的女孩們——這些書信的主人，寄托一下筆者的緬懷和悼念。
　　
　　
　　
　　
　　遇難打工妹信件（一）
　　
　　中軍:
　　
　　你好!
　　
　　我這個不被你理解的人，現在你心中或許早已消失。誰的錯，或許不值得再提了。可是，此事對我的傷害太大了。你要是決定不跟我好，我尊重你的選擇。因為我沒有口口聲聲說"愛"你。三年來，在外打工的我，經受了多種考驗，為了不傷害一個人的心，我放棄了開關廠的（工作），進了致麗廠。不管別的人是喜歡我還是什么意思，我從不理會，只為了一句話，雖然沒有相處，大家都認為"很好"。只為這個"好"字，三年來我從沒有心考慮此事。打工，不過過得比較舒坦。可是，今年我已考慮到了這個問題，因為你已是二十大男了，選擇與放棄就應該有50%的認識與決定。時間老人會捉弄人，相處幾天時間又分開了，由于時間太緊張了。我根本沒有多話對你說，你也金口難開。
　　
　　現在不管你是怎樣，我也不會強求，我需要的是你的決定。我這個女性，只要是真心對我好，我會接受并且珍惜。我并非大潮流女性，我只愛一個男人，性格開朗，懂禮貌，事業心強，最主要的是愛一顆正直善良的心。
　　
　　我現在不想生氣，也不想賭氣。時間一長，什么事都會淡化的。
　　
　　我寫這封信，并非其他意思，只希望我自己寬大自己。我并沒有作（做）錯什么，也讓你不要為此事心煩。振作精神，生活愉快。
　　
　　好多好多的事，"想不通"就干脆不要想。我現在作（做）了不該做錯的事后，我也原諒我自己。因為近段時間太不平靜，希望我心中仍是一片靜湖。
　　
　　祝愉快
　　
　　秀云落筆
　　
　　93.10.23
　　
　　
　　
　　遇難打工妹信件（二）
　　
　　春芝小姑：
　　
　　你好!
　　
　　見信如面,近來身體健康嗎?精神愉快,工作順利吧!我于2月13日聽到程霞的老表說:你已和她們一起來到了這里。我聽到后是十分的高興,萬分的難過。高興的是你已平安的（地）到達了這里,我們這里又多了一個親人,難過的是你同我們同樣的命苦,沒能進入好廠。當我在給你寫這封信的時候,我想向您詢問一下,你是不是已經工作,工作之中有沒有困難,吃住可好,對于那里的生活環境是不是喜歡,請來信說明一下。現在我也向您介紹一下我們這里的情況。我們自從進了德誠洋傘廠,工作十分辛苦,每天最少要干十二小時,進入宿舍還睡不上覺,每天要亂到下一點甚至到兩點才能睡上覺,生活上每日三餐,晚上還有加班飯。只是一來到吃不習慣,不過現在慢慢的（地）已適應了過來。春花被分配到葵沖,今天她已向我來了一封信。春梅和詠梅我們三個在一起。她們兩個在縫傘,我在踩電機。我踩的是單線機,所以一直不想在這里,但廠方恐怕不給身份證,而我用的又是你的身份證,無論如何我也不想把你的身份證放在這里。即使轉工我也得把你的身份證要回來。但又恐怕難以要回。春芝我很想轉廠。我一天也不想在這里。在家時我們把深圳幻想的（得）是一個豪華的地方,而來到這里一見只是如此。
　　
　　現在我也有些后悔,不勝（好）不來。但又一想"(既)來之則安之"，無論是好廠還是壞廠,只要好好的（地）干,都能同樣的掙到錢。但不知您現在的心情是怎樣想的。是不是也和我的心情一樣。我有千言萬語想向你訴說,但書信不能全面表達。由于時間的關系,就此止筆。接信速回。
　　
　　再見
　　
　　此致
　　
　　侄女新峰
　　
　　3月14日
　　
　　
　　
　　遇難打工妹信件（三）
　　
　　想念的幺姑、姐姐：
　　
　　你們好！衷心的（地）問候你們的每一個時辰，想必近況挺佳吧！
　　
　　姐姐，在10月1號就開始放假了。我還沒有作出決定是否回家，還是找廠。
　　
　　姐，在短短的幾個月中，我已寄了二千元回家。作為在寶吉，我實在太累太累。今年來我才寫了兩封信回家，也真苦了爸媽，說盼天天盼月月都盼不到我的信。你想這樣累，我那（哪）有時間寫信。現在累得我身體才82斤體重。不過望姐不要擔心，人是挺好的，至少沒出毛病。連續買了三盒補品，吃了一樣補不起來。姐，7月份我在B1 B2兩線甲班名列前茅，領工資753元，再加35元的紅包，共788元。8月份工資762，加35元的紅包共797元。這紅包錢是生產部給這些超產能手的錢，并非獎金。雖然好累，但是有這樣的代價。今年工資是比較高的，因老工人走得太多，招的新人拿不起產量。在此來說老工人比較吃香，這就便宜了我們這些老工人。今年回家的探親費提高了，代（待）遇也比往年好。廠里發菊花茶、檸檬汁、夏桑菊、水果。反正今年比較可以。
　　
　　另，姐姐你什么時候回家。我是找廠還是回家，你有什么建議，請收信速回音！時間有限，暫且擱筆！
　　
　　祝
　　
　　康樂！
　　
　　
　　妹常筆
　　
　　20/9
　　
　　
　　遇難打工妹信件（四）
　　
　　親愛的姐姐：
　　
　　你好，來信無別（意），把我的情況跟你講一下吧。每次來你都在上班，也沒有心意跟（你）談。因此，我用下班一點（匆）忙的時間給你說一下。
　　
　　我于7月8日出廠，8月3日就在大鵬上班，這你也知道。不過也還是花了煙錢。說起來出來沒有流浪幾天，但是也花了幾十元，我也不知是怎用了的。我出廠一共花用了180元。現在，手中只有60多元錢只能夠8月份的生活費，9月份的生活費也沒有。還得過來拿生活費。如果我在這兒借得到就不來拿，借不到就一定要來拿的。
　　
　　姐姐你好，也許你以（為）我出來錢不當錢用，其（實）你想錯。我的錢是用在實處的。比如這到大鵬找廠，花煙錢都花了一條香煙，加上沒有宿舍，在別人床上睡，也請別（人）吃，那（哪）一樣不花錢。你以（為）是我大吃大用了的嗎。沒有這么回事。你也知道，你也看到，我出來這一年多，有幾件好衣服，有幾個好的東西。從春節來，就買了一件衣服。你也看到我的行禮（李）的，看是不是。現在我們上夜班，一個星期轉一次班。工資，聽老工人說，7.20元一天8小時，加班1元小時。有3元生活費，一天上班11小時，還是有13元錢，出（除）了生活就只有幾元了。但是，現時男工找廠也是不好找的，不得不干下去。這樣一來，可能今年我也寄不了多少錢（回家）了。請你收信后，把（給）家里寫信，我出廠的那一天，也收到家里一封信，到現在也沒回信。
　　
　　其他不想多談。
　　
　　
　　弟龍偉
　　
　　93年8月10日
　　
　　
　　遇難打工妹信件（五）
　　
　　親愛的妹妹和侄女:
　　
　　你們好!近日來身體健康嗎?生活愉快嗎?一切順利吧!萬事如意吧!我首先向你們問好!妹妹和侄女,你們給我的來信于10月9日收到,非常高興。知道情況后，妹妹,我看到你們姑子二人的信,我的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很難過。
　　
　　妹妹和侄女,我現在把我們的情況向你們談一下吧!我來到上海已經進了三個廠,都不安心地干,為什么,我現在暫時不能告訴你們。妹妹和侄女,你們要知道我的難處。我的思想很煩,今年我沒有掙到一分錢。這是主要目標。還有想到那可憐的媽媽一人在家里受苦,都是為了我們妹妹。媽媽在家里舌（舍）不得吃、穿,很節約。我想到媽媽為了我們,沒有過一天好日子,她一輩子不好受,誰（隨）時擔心我們。妹妹,我一個人想起這些,我地（的）淚水悄悄地流著。我那時不該到上海來。不知道上海不好進廠,我還是不該聽王克勝的話。我在（再回）廣東去,王克勝寫信叫我到上海去,現在進不到廠很難,注（主）要是沒有錢,怎么半（辦）,妹妹,毛朝兵（在）這里干活,我去干了3天,我就沒有去干活,為什么我不去,因為我干不下來。
　　
　　做小工，生活12元錢(一)天。天晴全部在外面干,曬,加上只有兩個女的,我就沒有去干。妹,我現在想回家,在（再）也不想出門了,又掙不到錢,好難……好難。
　　
　　妹,你在廠里和侄女們搞好團結,這么遠,只有你和春梅是親人,有什么事情,大家幫助。妹妹,你今年回不回家,請這次來信一定告訴我。我實在進不到廠,我就回家。我的想法是這樣。
　　
　　妹,你的病要去看,不要把錢看得很緊,有人,就有一切，不要節約,早餐,晚餐都要吃。你來（信）說,你們廠里缺貨是嗎?我當二姐的勸你們廠里那么多人過得下去,你們就在廠里過下去,轉廠很不安全,廣東這么亂,請你們一定注意安全,晚上不能出去,你們一定注意吧!下次再談!時間有限!筆不前馳!
　　
　　祝你們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萬事如意!
　　
　　二姐抄
　　
　　93.10.11
　　
　　
　　遇難打工妹信件（六）
　　
　　桑瓊妹:
　　
　　你好!
　　
　　工作忙罷！
　　
　　三哥首先向你說聲對不起！
　　
　　你或許在想，我怎么會回家，實話告訴你罷；自從最后一次到了你那拿了一百五十元錢以后，在坪三群鋒玩具廠沒有干上五天時間，就又出了廠。因為那個廠可以說是沒有工資，而且生活特別不好。當時想在廠里邊干邊出去聯系，可那個廠干一天只有一個半鐘頭的休息時間，我還請了假出去找過了。確實沒有辦法，準備到你那邊來，可又怕找不到廠，怕多拿路費錢，所以又到了淡水。
　　
　　在淡水，杜術成在黃淑凡的幫助下，進了沙梨酒店而我卻收到邱小華寫給杜艷的信叫我如沒有活干就到他那邊去，所以第二天又過去了，在邱小華那里(惠州)，他帶我進了一個建筑隊，但在那個建筑隊兩個月時間只干了20天時間。后來確實不能進廠，就想到了回家，所以結了賬就回到了家中。
　　
　　桑瓊妹，請原諒三哥沒有給你寫信，可能你不知道，在那個建筑隊只有結了賬才有錢，平時就連寫信寄信的錢都沒有，而且連家中，杜艷那里也沒有錢寄信，所以直到現在回了家才給你寫信。在你那里借了的錢，我準備在家中做（生意）來還。最近家中生意還可以，可二哥卻又來了，不知你知道不知道。
　　
　　聽艷說你想回來，我想對你說，暫時不要回來，因為你們廠還可以。再說回來以后又干什么呢！有兩三百元錢就有兩三百元錢罷！你是知道家中的情況的。
　　
　　你如果在什么時侯要回來，就千萬要多結交一些人一塊回家，比較安全。
　　
　　由于時間很忙，文化有限，寫得不清楚的地方請原諒。
　　
　　祝你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三哥親筆
　　
　　93.7.21早上
　　
　　
　　
　　
　　遇難打工妹信件（七）
　　
　　想念的妹妹，王麗、銀真二位好：
　　
　　見信如面
　　
　　今去信不（沒）別事，只因我來這里已經半個多月了，當時沒給你們去信，請原諒。我說沒時間，你們還是不相信。我7月14號來的吧，到17號上班。我們一起來了三個，我進了音剛半，是玩具廠。趙王麗和愛麗是20號上的班。王麗進的是樂信玩具廠，愛麗是天和玩具廠。現在愛麗頭上臉上生了瘡，在7月28號回家了，坐的是勞動局的車。銀真收到這封信，請轉告桂麗，到年底回家叫（把）愛麗的東西帶回去。銀真現在你那里很好吧！我聽說你又搬到七號房間住了，希望你要和廠里的姐妹團結好，不要因為一件小事，傷了姐妹之間的友誼。
　　
　　銀真我知道你小不懂事，說話往往讓人生氣，希望你做事要先思后行。如果在那里實在不行，抓緊時間學會電工，到時間我去接你。現在我又轉廠了，和金梅一個廠，我也踩電車。銀真我的東西給我放好。對了，我那對紅鞋在菊紅以前那個上床上放，不知你給我收了沒有。
　　
　　請給我放好，希望妹妹能理解姐姐的心情，我就放心了。王麗妹，轉眼間我們分別半個月了，回想起姐妹相處的日子里，整天說說笑笑的多么開心。現在相處在那么遠，只能通信互相了解姐妹之間的思念之語。麗妹你在長古還好嗎？現在做什么，來信告訴我。我把我的情況給你說一下。我來的時候在音剛半，在那廠做了十多天，那廠里有毒氣，李玉霞的死大概你也聽說了吧！玉霞死得很慚（慘），在7月18號病炎（嚴）重，就去了醫院，在醫院住了三天就死了。我很害怕。現在已經火葬了。因為她做事只享受著當時的快樂，沒想到后果那么嚴重。對了麗妹你讓我給你寄照片，現在不行，因為沒時間，等下封信我一定給你寄去，希望妹在那里好好工作。
　　
　　好了，由于時間關系，只好手與筆依依不舍地分開吧！不再多談。
　　
　　祝工作順利，青春常在。
　　
　　切盼來信。
　　
　　
　　汪莉
　　
　　1993.8.3
　　
　　
　　遇難打工妹信件（八）
　　
　　妨婷你好嗎？
　　
　　前幾天我給你發了封信，也許你沒收到吧。我每天盼你回信可天天沒有，心中非常掛念。我給你說一下這里的情況吧。
　　
　　來了兩個多月，分文沒發，也不發廠牌，身份證也扣下不給。現在我處在痛苦中。我每天發段子燒，燒得我想死，想蹦想跳，又貧血。現在廠里的飯我一口也不想吃，光吃米營養不良。在這異鄉沒有親人，我唯一想到的就是你。可我也知道你也很難，也不想麻煩你。為了我們曾經同過學而又是一個村的，請你幫我一次忙吧。
　　
　　曾經一塊來的兩個老鄉，在一塊都很好，后來她轉了廠，在鳳崗，是一家電子廠，很好。她說很快二樓還收人，她來叫我們，她們的廠子很好，吃的也很好。她讓我們準備一下身份證，準備把我們也介紹進去。我的身份證被這廠扣下，給家中要也來不及（就這四月份收人）。想要借你的不知行不行。那廠不扣身份證很快還你。現在我們一分錢也沒有，如你沒有的話先給（幫）我借一個，務必希望你有辦法。如你沒辦法我只好死在這廠了。代我向老鄉問好。
　　
　　友擁華
　　
　　
　　（資料提供者：常凱，學者，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