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瑪蒂亞•森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

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笫17次研討會發言之十九

阿瑪蒂亞•森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

王沖

一、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困境

理解新自由主義，應考察其思想的演進。自由主義最初源于古希臘、古羅馬思想家伯里克利、希羅多德等思想家提出的自由理念。而自由主義成為一個較為完整的學說體系，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后。新生的資產階級政權需要一整套維護其利益的理論體系，自由主義便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此時的自由主義被稱為傳統自由主義。

傳統自由主義側重于對國家和個人之間關系的論述，通過對兩者關系的界定，限制政府的權利范圍，給予個人最大程度的自由。傳統自由主義認為，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對私有產權的保護，保證公權不對私權的侵犯，同時維護個人的自由，因此對政府的限制至關重要。對此，洛克提出通過政治制度上的分權、代議以及法制來實現對政府權利的制衡。而邊沁的功利主義認為，個人追求一己私利不應受到道德的譴責，這種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與自由主義相契合，并為自由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約翰·密爾成功地將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和自由主義融合為一體，這也標志著傳統自由主義的終結。傳統自由主義都是以個人主義、個人自由為假設前提，以建立和維護新生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目的的。

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是為傳統自由主義矛盾激化的時期。作為“守夜人”的政府、以及放任自由的經濟理念面對經濟大蕭條無能為力。對現實的無法解釋，以及對蕭條的束手無策使傳統自由主義面臨窘境。傳統自由主義所信奉的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不能帶來社會整體利益的增進，反而使分配不公進而導致矛盾的激化。面對新的經濟形勢，凱恩斯一反傳統，提出了以國家干預經濟為核心的經濟思想，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西方經濟。

直至20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陷入滯脹的局面。滯脹這種新的經濟現象不僅使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走向絕境，而且助推了經濟學向傳統的復歸。以弗里德曼為首的一批經濟學家反對凱恩斯的經濟學說，并在傳統自由主義的基礎上發展形成了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是傳統自由主義的現代回歸，它汲取了傳統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以及個人主義等思想。新自由主義認為，為了維護個人自由，正確的做法應是極大程度地反對限制個人自由。政府權利會對個人自由造成侵害，因此，新自由主義反對權利集中的政府，主張建立不受政府權利約束的自由市場制度。同時，強調個人機會上的平等，而對結果的平等與否采取了一種漠視的態度。

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國家的具體實踐主要體現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推行的“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但這兩場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運動都以失敗而告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向發展中國家推廣。這種推廣的載體便是著名的《華盛頓共識》。反觀《華盛頓共識》在發展中國家的推行，蘇聯和東歐改革的失敗，1994年墨西哥爆發了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以及其后拉美國家發生的一系列危機。顯而易見，新自由主義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實踐是不能說成功的。這也使人們對新自由主義的可行性產生的懷疑。

二、一種新的發展觀

面對新自由主義的失敗，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提出了一種新的發展思路。

森是印度著名經濟學家，1998年憑借其在福利經濟學領域的杰出貢獻榮獲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阿瑪蒂亞森的理論直接來源于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關于生活質量的論述，同時吸收了馬克思與格林的一些思想。森堅持人本主義原則。他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首先，阿瑪蒂亞•森不認同新自由主義對自由的定義，并重新界定了自由的理念。當代著名思想家伊賽亞•伯林（1958）在“兩種自由概念”一文中對自由進行了跨時代的劃分，對人們理解自由的實質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認為，在思想史上，有兩種含義和意義不同的自由的概念。即消極的自由與積極的自由。其中消極的自由被定義為“免于……的自由”，即可解釋為，免于他人的干涉，不受別人干涉的范圍越大，個人所享有的自由也越廣。積極的自由則與此不同，其被定義為“去做……的自由”，即當個體是自主的，那么他將是自由的。

由于消極的自由強調主體不受外部力量的主導或束縛，因此消極的自由更強調人們權利領域的平等。伊賽亞•伯林更為倡導這種自由，而新自由主義者也將消極的自由放在了核心的位置。即當人們擁有平等的權利時，人們便實現了自由。不可否認，消極的自由強調權利的同時，便限制了國家對個人的侵犯，同時為個人的發展提供了空間。因此，消極的自由尊重個體選擇，崇尚制度和秩序，限制政府規模的思想也便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的重要理論基礎。

森對消極的自由持反對意見，他認為消極的自由將自由僅僅理解為權利有些片面，個人在把握機會的能力上存在差異，這也導致結果的差別。因此，森認為，從實質意義上來看，自由應被視為“享受人們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包括免受困苦——諸如饑餓、營養不良、可避免的疾病、過早死亡之類——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夠識字算數、享受政治參與等等的自由。”社會所賦予個人的自由權利，只有當具備擁有支配這種權利的能力時才能實現。一個人要實現更多的權利，就必須具備較多的能力。而在個人的權利一定時，個人能力的高低便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但是，在能力的保障上，能力的實現同樣也離不開權利。個人能力的獲得，取決于社會賦予個人權利以及權利的實現程度。如果人的權利遭到限制，那么其能力也難以實現。權利是個人取得能力的最基本的保障。同時，權利不僅涉及到法律維度，也包括道德維度。僅在法律范疇內考慮權利對能力的保證顯然不夠充分，維持人生存的尊嚴需要道德權利。因此，道德權利的實現同樣是獲得能力的基本保障。阿瑪蒂亞·森認為，應從權利與能力范疇同時考量自由，其實質是消極的自由與積極的自由的統一，是消極的自由基礎上對積極的自由的追求。

其次，阿瑪蒂亞森對新自由主義“小政府”的思想作了批判。并主張“積極政府”以實現發展以及人的自由。新自由主義繼承的傳統自由主義自由放任的思想。市場機制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證個人的自由。在完善的市場機制下，人們擁有平等的機會并通過自由自愿的選擇來實現自身的發展。而政府權利的擴張會威脅到自由市場制度，進而影響個人自由。因此，新自由主義者主張“小政府，大社會”，限制政府權利.

阿瑪蒂亞·森以他的以人為本的發展觀駁斥了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觀點。森認為，以往的發展觀強調國民生產總值（GNP）增長、或個人收入的提高、或工業化、技術進步、社會現代化等因素，但這種思維是狹隘的。當然，國民生產總值或個人收入的增長，作為擴展社會成員享有的自由的手段，是非常重要的。但自由還依賴與其他的決定因素，諸如社會的和經濟的安排，以及政治的和公民的權利。收入標準只能屬于工具范疇。發展的最高標準應為自由。發展是擴展人們享有實質性自由的一個過程，實質性自由包括免受痛苦——諸如饑餓、營養不良、可避免的疾病、過早死亡之類——基本可行能力，以及能夠識字算數、享受政治參與等的自由。因此可以說，自由受許多其他因素的影響。這些影響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價值觀等方方面面。發展應強調自由這一主導性目的，而不是某些促進自由的手段。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市場能夠理想化運作必須依靠完善的制度與之配套。在現實情況下，市場追求效率以及機會平等的被忽視，結果必然導致社會的不公正和環境的惡化。這正是市場天然的缺陷。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來提供基本的教育、醫療以及社會基礎設施，以此來實現機會的均等。因此，政府在在維護實質性自由方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森認為，政府可通過保證和擴大五種工具性自由來促進自由終極價值觀的實現。這五種工具性自由為：政治自由、經濟條件、社會機會、透明性保證、防護性保障。這五種工具性自由之間并非是相互獨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共同擴展實質性自由。

森重新解析了發展，并通過指出發展的最終目的，對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觀提出批判。森認為積極的政府行為并不會對個人自由產生危害。相反，如果自由的內涵被擴展并提升到道德層面，積極的政府不僅能維持和完善市場制度，還將將對自由起到促進作用。

再次，新自由主義者推崇個人權利，并認為個人權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衡量正義與否的重要標準為是否按照程序。因此，滿足市場規則的條件下，由市場競爭所引起的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差距便是合理的。森對新自由主義的這種觀點同樣提出了批判。森認為，自由既是在規則之內的活動，而且，是對規則的否定。只有當一個人能成為自身的主人時，他才是自由的。因此積極的自由才是自由的終極價值。而追求積極的自由，必須注意到個體的平等。起點的平等涉及到對資源、機會等的初始分配的平等，是個體以平等的方式參與到市場競爭中去，保證每個個體都有平等的創造收入的機會和能力。同時，還要注重結果的平等，即通過公共政策和社會保障制度，對社會產品進行再分配。森認為，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同樣重要。因此，不僅需要保證初始的權利機會的平等，也要通過社會保障制度，來實現對社會產品的再分配，實現結果的平等。只有這樣，才能從道德的維度，保障人能夠過上體面而尊嚴的生活。

阿瑪蒂亞森在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人的發展視角下的新的發展觀。這種發展觀克服了以往新自由主義的缺陷，繼承了傳統的人的需要和生活質量為目標的發展思想，并吸收馬克思的積極的自由思想，將積極的自由與消極的自由相結合，倡導消極的自由基礎上的積極的自由。阿瑪蒂亞森以人為本的發展觀為新時期的發展提供的嶄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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